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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深陷低增长漩涡。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试图以“积极财政政策、激进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目前看，“安倍经济学”效果有限，日本经济在持续疲弱中趋于停滞，中长期发展前景极为黯淡。中日建交以来，基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以互补性为主导，以东亚生产网络为依托，中日建立了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在“购岛”事件的冲击下，中日经贸关系呈现出双边贸易震荡萎缩、日本对华投资规模正当增加比重大幅下降的新特点，中长期看，这些新特点可能逐渐演变为长期趋势。
一、“安倍经济学”难挽颓势，日本经济在持续疲弱中趋于停滞
（一）日本经济深陷低增长漩涡，增速渐趋停滞
自1992年以来，日本实际GDP增速再未升至3%以上（2010年除外，当年GDP增长4.7%，在上年萎缩5.5%的基础上反弹），2014年零增长，2015年增长0.5%。以10年期为一个阶段，2006—2015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0.052%，1996—2005年为1.04%，1986—1995年为2.71%，日本经济在长期疲弱中趋于停滞的趋势非常明显。
（二）“安倍经济学”短期对日本经济带来些许提振，总体成效不大
2013年初，日本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宏伟的结构性改革框架，4月日本央行推出激进的“数量和质量双宽松”货币政策，上述政策组合被称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日本官方概括为“激进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战略”。“安倍经济学”对经济带来提振效应，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1.4%，CPI由上年的0.0%转为上涨0.4%，不包括食品的核心CPI由-0.1%转为0.4%。然而，宏观政策带来的利好并未持续。受实际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消费税提高、产能过剩等因素制约，私人消费和投资表现疲弱。以2005年为基期，2015年占GDP约60%的私人消费支出较十年前仅增长4.1%，占GDP约14%的私人非住宅投资较十年前缩减1.3%。
从近两年经济运行情况看，距安倍政府的期望值相差甚远：①GDP增速。2013年6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未来10年力争实现每年2%的实际GDP增速目标，然而，2013年实际GDP增长1.5%，2014年零增长，2015年仅增长0.5%。②通胀。2013年初日本央行设立了“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2014年CPI、不包括食品的核心CPI一度升至2.7%和2.6%，但2015年分别降至0.8%和0.5%，日本央行已将通胀目标推迟至2017财年上半年。③结构性改革。安倍政府提出涵盖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企业部门、贸易、金融部门、工资政策等广泛内容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实现振兴。目前除了降低企业税和电力系统改革外，其它进展缓慢。特别是安倍政府热切期待的企业加薪—消费扩张—物价上涨的良性循环不见踪迹。内阁府调查显示，2016年以来，日本家庭平均月收入同比仍呈现下降主流态势。总体看，结构性改革成效不大。
（三）日本经济增长动力缺失，中长期发展前景黯淡
1、安倍政府“新三支箭”难有成效
2016年底安倍新改组内阁提出了将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战略，以“经济发展、育儿支援、社会保障”为施政抓手（新三支箭），力争2020年实现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目标。为此，政府计划2016年将企业实际税率下调2.14%，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和加薪；每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3%促进消费。从内容看，安倍政府的“新三支箭”并无新意，仍是延续此前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和实施手段。按照安倍政府设立的2020年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较2015年529万亿日元增长13.4%），未来5年日本实际GDP需年均增长2.5%。从此前经济增长表现和趋势看，安倍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2、宏观政策调控空间已近极限
2015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已达250%，较1997—2006年的十年均值高出100个百分点，IMF预计2017年还将升至252%。负利率（2016年1月底推出）和“量质双宽松”促使货币政策步入困境。截至10月底，日本央行已经持有近40%的国债，创历史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于2月9日起步入负值区间。目前看，日本政府财政状况不可持续，金融市场严重扭曲，风险如何释放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空间接近极限。
3、人口老龄化对供需两端带来长期制约
日本政府2月份公布的国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总人口2015年减少0.7%，是自1920年启动调查以来首次减少。65岁以上人口占比27%（远高于国际通行标准7%），综合生育率降至1.39，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是日本需求乏力、产能过剩、创新动力不足的核心制约因素，在严格控制移民的情况下，日本老龄化还会加重，私人消费和投资长期萎靡的趋势仍将持续。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增长动力难觅，前景黯淡。IMF测算，2017—2021年，日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将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实际GDP年均增速为0.47%，CPI年均上涨1.07%。可以预见，未来5—10年日本彻底摆脱经济停滞和通缩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二、中日经贸关系新特点
中日建交以来，基于双方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以互补性为主导，以东亚生产网络为依托，中日建立了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在“购岛”事件的冲击下，中日贸易和投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中长期看，这些特点可能逐渐演变为长期趋势。 （一）中日双边贸易受金融危机和“购岛”事件的双重打击呈现震荡萎缩态势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的对外贸易均带来巨大冲击。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自2011年增速缓慢、2015年下降8%（按美元计值），日本自2011年持续下滑，2015年大幅萎缩15.7%。在此大趋势下，2012年“购岛”事件进一步加大了中日双边贸易下滑幅度（参见图1）。根据中方统计，2015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787亿美元，较2011年下降18.7%。其中，对日出口下降3.6%，从日本进口下降26.5%。
（二）双边贸易在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分别呈现持续下滑和基本稳定的不同趋势
对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自2011年降至10%以后持续下滑，2015年为7%。与此同时，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则一直比较稳定，2012年曾跌下20%，2015年逐渐回升至21.2%。
分进出口看，2011—2015年，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由7.68%降至5.97%，从日本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比重由12.7%降至8.51%。根据日方统计，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比重19.4%降至17.5%，从中国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比重由22.1%升至24.8%。
（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震荡增长，比重则大幅下降
自2004年起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缓慢增长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也未打破此趋势。2011、2012年对华投资大幅增长与当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日本大地震推动产能加快转移有关。自201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2015年略微回升至88亿美元，较2012年低35%，但较2010年仍高21%。2008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历史高点1308亿美元，经过两年大幅下滑后，2011年大幅增长90%至1088亿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12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2015年为1321亿美元。长期看，日本对华投资已步入缓慢增长的稳定期。与日本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趋势相比，对华投资在日本对外投资中的比重较金融危机前已大幅下降，2014、2015年对华投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的比重分别为5.6%和6.7%，远低于2004、2005年的19%和14.5%。
（四）日本加快对东盟投资，中国在日本亚洲直接投资中的份额缩减
与金融危机前相比，日本对亚洲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的比重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然维持在30%—35%左右。不同的是，日本加大了对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的投资力度（参见图2），缩减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份额。2014、2015年对华投资占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净流量比重分别为19%和27.7%，低于2006、2007年的36%和32%。目前看，日本对外投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趋势，预示着东亚生产网络正在发生重大调整。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
一、“安倍经济学”难挽颓势，日本经济在持续疲弱中趋于停滞
（一）日本经济深陷低增长漩涡，增速渐趋停滞
自1992年以来，日本实际GDP增速再未升至3%以上（2010年除外，当年GDP增长4.7%，在上年萎缩5.5%的基础上反弹），2014年零增长，2015年增长0.5%。以10年期为一个阶段，2006—2015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0.052%，1996—2005年为1.04%，1986—1995年为2.71%，日本经济在长期疲弱中趋于停滞的趋势非常明显。
（二）“安倍经济学”短期对日本经济带来些许提振，总体成效不大
2013年初，日本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宏伟的结构性改革框架，4月日本央行推出激进的“数量和质量双宽松”货币政策，上述政策组合被称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日本官方概括为“激进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战略”。“安倍经济学”对经济带来提振效应，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1.4%，CPI由上年的0.0%转为上涨0.4%，不包括食品的核心CPI由-0.1%转为0.4%。然而，宏观政策带来的利好并未持续。受实际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消费税提高、产能过剩等因素制约，私人消费和投资表现疲弱。以2005年为基期，2015年占GDP约60%的私人消费支出较十年前仅增长4.1%，占GDP约14%的私人非住宅投资较十年前缩减1.3%。
从近两年经济运行情况看，距安倍政府的期望值相差甚远：①GDP增速。2013年6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未来10年力争实现每年2%的实际GDP增速目标，然而，2013年实际GDP增长1.5%，2014年零增长，2015年仅增长0.5%。②通胀。2013年初日本央行设立了“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2014年CPI、不包括食品的核心CPI一度升至2.7%和2.6%，但2015年分别降至0.8%和0.5%，日本央行已将通胀目标推迟至2017财年上半年。③结构性改革。安倍政府提出涵盖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企业部门、贸易、金融部门、工资政策等广泛内容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实现振兴。目前除了降低企业税和电力系统改革外，其它进展缓慢。特别是安倍政府热切期待的企业加薪—消费扩张—物价上涨的良性循环不见踪迹。内阁府调查显示，2016年以来，日本家庭平均月收入同比仍呈现下降主流态势。总体看，结构性改革成效不大。
（三）日本经济增长动力缺失，中长期发展前景黯淡
1、安倍政府“新三支箭”难有成效
2016年底安倍新改组内阁提出了将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战略，以“经济发展、育儿支援、社会保障”为施政抓手（新三支箭），力争2020年实现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目标。为此，政府计划2016年将企业实际税率下调2.14%，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和加薪；每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3%促进消费。从内容看，安倍政府的“新三支箭”并无新意，仍是延续此前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和实施手段。按照安倍政府设立的2020年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较2015年529万亿日元增长13.4%），未来5年日本实际GDP需年均增长2.5%。从此前经济增长表现和趋势看，安倍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2、宏观政策调控空间已近极限
2015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已达250%，较1997—2006年的十年均值高出100个百分点，IMF预计2017年还将升至252%。负利率（2016年1月底推出）和“量质双宽松”促使货币政策步入困境。截至10月底，日本央行已经持有近40%的国债，创历史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于2月9日起步入负值区间。目前看，日本政府财政状况不可持续，金融市场严重扭曲，风险如何释放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空间接近极限。
3、人口老龄化对供需两端带来长期制约
日本政府2月份公布的国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总人口2015年减少0.7%，是自1920年启动调查以来首次减少。65岁以上人口占比27%（远高于国际通行标准7%），综合生育率降至1.39，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是日本需求乏力、产能过剩、创新动力不足的核心制约因素，在严格控制移民的情况下，日本老龄化还会加重，私人消费和投资长期萎靡的趋势仍将持续。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增长动力难觅，前景黯淡。IMF测算，2017—2021年，日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将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实际GDP年均增速为0.47%，CPI年均上涨1.07%。可以预见，未来5—10年日本彻底摆脱经济停滞和通缩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二、中日经贸关系新特点
中日建交以来，基于双方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以互补性为主导，以东亚生产网络为依托，中日建立了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在“购岛”事件的冲击下，中日贸易和投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中长期看，这些特点可能逐渐演变为长期趋势。 （一）中日双边贸易受金融危机和“购岛”事件的双重打击呈现震荡萎缩态势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的对外贸易均带来巨大冲击。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自2011年增速缓慢、2015年下降8%（按美元计值），日本自2011年持续下滑，2015年大幅萎缩15.7%。在此大趋势下，2012年“购岛”事件进一步加大了中日双边贸易下滑幅度（参见图1）。根据中方统计，2015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787亿美元，较2011年下降18.7%。其中，对日出口下降3.6%，从日本进口下降26.5%。
（二）双边贸易在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分别呈现持续下滑和基本稳定的不同趋势
对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自2011年降至10%以后持续下滑，2015年为7%。与此同时，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则一直比较稳定，2012年曾跌下20%，2015年逐渐回升至21.2%。
分进出口看，2011—2015年，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由7.68%降至5.97%，从日本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比重由12.7%降至8.51%。根据日方统计，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比重19.4%降至17.5%，从中国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比重由22.1%升至24.8%。
（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震荡增长，比重则大幅下降
自2004年起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缓慢增长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也未打破此趋势。2011、2012年对华投资大幅增长与当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日本大地震推动产能加快转移有关。自201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2015年略微回升至88亿美元，较2012年低35%，但较2010年仍高21%。2008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历史高点1308亿美元，经过两年大幅下滑后，2011年大幅增长90%至1088亿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12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2015年为1321亿美元。长期看，日本对华投资已步入缓慢增长的稳定期。与日本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趋势相比，对华投资在日本对外投资中的比重较金融危机前已大幅下降，2014、2015年对华投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的比重分别为5.6%和6.7%，远低于2004、2005年的19%和14.5%。
（四）日本加快对东盟投资，中国在日本亚洲直接投资中的份额缩减
与金融危机前相比，日本对亚洲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的比重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然维持在30%—35%左右。不同的是，日本加大了对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的投资力度（参见图2），缩减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份额。2014、2015年对华投资占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净流量比重分别为19%和27.7%，低于2006、2007年的36%和32%。目前看，日本对外投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趋势，预示着东亚生产网络正在发生重大调整。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