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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虔诚的心愿，山高水远见一面……”2016年2月6日，猴年春节前夕，南京火车站候车厅播放着蔡琴的歌曲《团圆》。
拿着刚打印出来的车票，听着应景的歌曲，一股暖流涌向老罗心间：“终于踏实了！”
他的家，沿着蜿蜒的轨道，就在前方。
归心似箭
老罗的家在四川省隆昌县，他家世代都是耕耘土地的农民。
2003年初，女儿罗阳出生，为了全家的生计，老罗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在一家装修公司做木工。
对常年在外打拼的老罗而言，春节回家，是一年之中翘首期盼的时刻。
14点46分，候车厅里人潮涌动。老罗把车票含在嘴里，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跟在人群的后面，一步一步地挤上火车。
这趟K1156列车始发站是上海，1140多人上车，到达南京时人数增加至1800余人。最拥挤时，硬座车厢无座乘客人数已占到有座乘客人数的70%。老罗属于前者，他笑着说：“站就站吧，只要能回家！”
15点16分，列车驶出站台，穿过山岭，越过江河，路过村庄……老罗的归家之心跟着列车一路狂奔。
20点30分，距离家还有1500多公里，老罗饿得有些胃痛。几番纠结之后，他向餐车车厢走去。路不长，只有百余米。“老乡，帮忙让个路！”走走停停，用了20多分钟，老罗终于挤到了餐车。
“老乡”，这样的称呼，不是随口一叫。他们与老罗一样，都是背井离乡的人。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到经济发达的城市，成为建筑工人、环卫师傅、餐厅厨师……一头挑起“小家”生计，一头担起“大家”建设，这样的人，在中国，有2.47亿。
老罗说：“‘老乡’的称呼，让人感到亲切。”
看了看餐车里的饭菜价格，老罗又有些舍不得，只点了一个菜。吃完饭，他也不着急回去，有多次“春运经验”的他知道，餐车或许能容他度过一晚。老罗侥幸地趴在餐桌上，一觉直到天明。
2月7日，除夕，15点16分，在颠簸了24个小时之后，K1156次列车到达成都东站。
下火车之后，老罗直奔地铁站，经过两次换乘，赶到位于成都北站的客运中心。几经询问，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最后一班直达隆昌的大巴车已经开走。
老罗擦了擦脸上的汗，感到背上的行李越发沉重。“再晚都要回家！”他折回成都东站，买了就近班次的列车，又开始一路狂奔。
23点45分，老罗推开家门，女儿罗阳激动地冲向前，给老罗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妻子赶紧接过他背上的行李，一桌美味佳肴已经上桌，电视里的春晚还在直播……
“10，9，8，7，6，5，4，3，2，1，新年快乐，猴年吉祥！”回到家，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享受着团聚的时刻，一路的折腾，一年的辛苦，在老罗心里都化着了甘甜。
“不管家在哪里，不管家有多远，每逢春节，总要回家。”老罗说，“不管社会怎样变迁，那些扎进基因的骨肉召唤，不会泯灭。”
逆向迁徙
老罗从成都东站向隆昌县城狂奔时，北京西三环北路25号，刘静怡家的饺子刚刚出锅。
饺子皮是父亲亲手擀的，饺子馅是母亲亲手拌的，味道与老家的一模一样。端出热腾腾的饺子，挤在客厅的木桌旁，三口之家幸福四溢。
“北漂十年，第一次在他乡吃团圆饭，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刘静怡说。
2005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刘静怡选择留在北京打拼，在一家金融公司从事翻译工作。刚工作时，一年之中有“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黄金周”，刘静怡至少能够保证每年回家两次。
2008年，“五一黄金周”缩短，分别设了清明、端午、中秋三次短假。放假的总时间变长，但对于像她这样远离家乡的人来说，“掰碎的假期”令回家变成了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
网上争抢往返车票，倒班争取提前回家，返岗之后加班补假……一连串“折腾”，换来的是与家人短暂的相处时光。
“回家路上累，回到家更累。”刘静怡说。
很多时候，刚刚踏上返乡的路途，刘静怡的微信就热闹起来，用 “炸开了锅”形容也不为过。同学聚会、闺蜜聚餐……春节七天，饭局连连，没有得到休息，没有真正地陪伴父母，“当夜深人静时，明明有很多话想絮叨，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乡土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的根脉，滋养根脉繁茂的是至亲。俗语说，“年年新年过故乡，才使人生无憾事”，讲的便是“至亲陪伴”。当两亿多人同时奔赴异乡时，有人说，是越来越快的发展稀释了乡土的厚重。
可那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与情感真的这么经不住打磨吗？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放在两年前，刘静怡是不会同意父母到北京团圆的。坐不惯飞机的父母，坐火车来北京，至少需要23个小时。她舍不得他们如此奔波。
这次同意父母来，不是刘静怡的妥协，而是因为京渝高铁的开通。去年1月，京渝高铁通车后，往返两地的时间减半，当天出发当天就能抵达。
“难道不是社会的变迁、交通的发展，让乡土的厚重得到了更好的延续？”刘静怡说，“我们都是有福的人。”
那一个除夕夜，有家乡的味道，有父亲的臂膀，有妈妈的唠叨，有儿时快乐的回忆……
那一个除夕夜，刘静怡的父母第一次来到女儿生活的城市，走过她每天行走的路，体会她的喜怒哀乐。
心的距离近了，团圆的路有多远？
“三百六十日云终，故乡还与异乡同。”有家人的地方，便是家乡。
异乡的暖
刘静怡、老罗是可以归乡的人，但老甘不算。
2015年底，何苦陪着老甘，回到他在四川省邻水县的老家。
由于常年没有人居住，房屋的土墙出现了裂缝，显得有些支离破碎。走进厨房，揭开锅，一群蜘蛛沿着布满的蜘蛛网往外爬……除了红薯，家里什么都没有。别说团圆饭，想吃一顿热乎饭都是难事。
何苦是纪录片《最后的“棒棒”》的拍攝者，老甘跟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从2014年初何苦体验当“棒棒”开始，他就与老甘同住在重庆市渝中区自力巷52号，他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上街揽活。
在老甘的老家，何苦跟着老甘吃了七天的烤红薯，并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有出版社的朋友看见后，给他发来200元的红包，请他转交给老甘。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红包相继而来，他都交给了老甘。
老甘是一个惜财的人，但绝非贪财。
在重庆，与老甘经历相似的“棒棒”还有不少。何苦跟老甘商量，不再接受朋友的红包，把红包里多出的8000元钱用来搞一次团年宴，请60岁以上的“棒棒”来相聚。对这个提议，老甘一口答应。
年轻的时候，老甘离开四川到重庆闯荡，当起了“棒棒”。那时候，独特的地貌造就了“棒棒”这份职业，很是火爆。
老甘是重庆最早一批“棒棒”，也是最后一批“棒棒”。2015年底，老甘决定“退休”。
既然要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又何必颇费周折地邀请那些可能今后往来很少的人？
因为，人情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寡淡。
中国的团圆文化，强调以家为中心，而“家人”的定义却多种多样。骨肉至亲、左邻右舍、老乡密友……那些相互给予慰藉、产生归属的人都被称为家人。女儿、妻子、父亲……是老罗、刘静怡的家人，对于老甘来说，这群“棒棒”便是家人，他们都是用肩膀挑起家庭重担的人。
2016年1月28日，猴年春节前夕。在重庆铁山坪的一个农家乐里，300多个“棒棒”围坐一起，享用了一餐饱含温情的团年饭。
“这是异乡的团年饭，”老甘很感谢何苦，“吃着，幸福！”
不止“棒棒”老甘，不止拍摄者何苦。其他城市，其他行业都有着各自的老甘、各自的何苦，每逢春节，他们在异乡吃着团圆饭，感受着异乡的暖。那些乡间里的“坝坝宴”，那些社区里的“百家宴”，或许，是最好的印证。
随着岁月更替、社会变迁，人们相聚的方式或许会变，但他们爱家乡、爱家人的情怀却不会变。
拿着刚打印出来的车票，听着应景的歌曲，一股暖流涌向老罗心间：“终于踏实了！”
他的家，沿着蜿蜒的轨道，就在前方。
归心似箭
老罗的家在四川省隆昌县，他家世代都是耕耘土地的农民。
2003年初，女儿罗阳出生，为了全家的生计，老罗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在一家装修公司做木工。
对常年在外打拼的老罗而言，春节回家，是一年之中翘首期盼的时刻。
14点46分，候车厅里人潮涌动。老罗把车票含在嘴里，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跟在人群的后面，一步一步地挤上火车。
这趟K1156列车始发站是上海，1140多人上车，到达南京时人数增加至1800余人。最拥挤时，硬座车厢无座乘客人数已占到有座乘客人数的70%。老罗属于前者，他笑着说：“站就站吧，只要能回家！”
15点16分，列车驶出站台，穿过山岭，越过江河，路过村庄……老罗的归家之心跟着列车一路狂奔。
20点30分，距离家还有1500多公里，老罗饿得有些胃痛。几番纠结之后，他向餐车车厢走去。路不长，只有百余米。“老乡，帮忙让个路！”走走停停，用了20多分钟，老罗终于挤到了餐车。
“老乡”，这样的称呼，不是随口一叫。他们与老罗一样，都是背井离乡的人。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到经济发达的城市，成为建筑工人、环卫师傅、餐厅厨师……一头挑起“小家”生计，一头担起“大家”建设，这样的人，在中国，有2.47亿。
老罗说：“‘老乡’的称呼，让人感到亲切。”
看了看餐车里的饭菜价格，老罗又有些舍不得，只点了一个菜。吃完饭，他也不着急回去，有多次“春运经验”的他知道，餐车或许能容他度过一晚。老罗侥幸地趴在餐桌上，一觉直到天明。
2月7日，除夕，15点16分，在颠簸了24个小时之后，K1156次列车到达成都东站。
下火车之后，老罗直奔地铁站，经过两次换乘，赶到位于成都北站的客运中心。几经询问，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最后一班直达隆昌的大巴车已经开走。
老罗擦了擦脸上的汗，感到背上的行李越发沉重。“再晚都要回家！”他折回成都东站，买了就近班次的列车，又开始一路狂奔。
23点45分，老罗推开家门，女儿罗阳激动地冲向前，给老罗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妻子赶紧接过他背上的行李，一桌美味佳肴已经上桌，电视里的春晚还在直播……
“10，9，8，7，6，5，4，3，2，1，新年快乐，猴年吉祥！”回到家，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享受着团聚的时刻，一路的折腾，一年的辛苦，在老罗心里都化着了甘甜。
“不管家在哪里，不管家有多远，每逢春节，总要回家。”老罗说，“不管社会怎样变迁，那些扎进基因的骨肉召唤，不会泯灭。”
逆向迁徙
老罗从成都东站向隆昌县城狂奔时，北京西三环北路25号，刘静怡家的饺子刚刚出锅。
饺子皮是父亲亲手擀的，饺子馅是母亲亲手拌的，味道与老家的一模一样。端出热腾腾的饺子，挤在客厅的木桌旁，三口之家幸福四溢。
“北漂十年，第一次在他乡吃团圆饭，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刘静怡说。
2005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刘静怡选择留在北京打拼，在一家金融公司从事翻译工作。刚工作时，一年之中有“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黄金周”，刘静怡至少能够保证每年回家两次。
2008年，“五一黄金周”缩短，分别设了清明、端午、中秋三次短假。放假的总时间变长，但对于像她这样远离家乡的人来说，“掰碎的假期”令回家变成了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
网上争抢往返车票，倒班争取提前回家，返岗之后加班补假……一连串“折腾”，换来的是与家人短暂的相处时光。
“回家路上累，回到家更累。”刘静怡说。
很多时候，刚刚踏上返乡的路途，刘静怡的微信就热闹起来，用 “炸开了锅”形容也不为过。同学聚会、闺蜜聚餐……春节七天，饭局连连，没有得到休息，没有真正地陪伴父母，“当夜深人静时，明明有很多话想絮叨，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乡土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的根脉，滋养根脉繁茂的是至亲。俗语说，“年年新年过故乡，才使人生无憾事”，讲的便是“至亲陪伴”。当两亿多人同时奔赴异乡时，有人说，是越来越快的发展稀释了乡土的厚重。
可那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与情感真的这么经不住打磨吗？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放在两年前，刘静怡是不会同意父母到北京团圆的。坐不惯飞机的父母，坐火车来北京，至少需要23个小时。她舍不得他们如此奔波。
这次同意父母来，不是刘静怡的妥协，而是因为京渝高铁的开通。去年1月，京渝高铁通车后，往返两地的时间减半，当天出发当天就能抵达。
“难道不是社会的变迁、交通的发展，让乡土的厚重得到了更好的延续？”刘静怡说，“我们都是有福的人。”
那一个除夕夜，有家乡的味道，有父亲的臂膀，有妈妈的唠叨，有儿时快乐的回忆……
那一个除夕夜，刘静怡的父母第一次来到女儿生活的城市，走过她每天行走的路，体会她的喜怒哀乐。
心的距离近了，团圆的路有多远？
“三百六十日云终，故乡还与异乡同。”有家人的地方，便是家乡。
异乡的暖
刘静怡、老罗是可以归乡的人，但老甘不算。
2015年底，何苦陪着老甘，回到他在四川省邻水县的老家。
由于常年没有人居住，房屋的土墙出现了裂缝，显得有些支离破碎。走进厨房，揭开锅，一群蜘蛛沿着布满的蜘蛛网往外爬……除了红薯，家里什么都没有。别说团圆饭，想吃一顿热乎饭都是难事。
何苦是纪录片《最后的“棒棒”》的拍攝者，老甘跟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从2014年初何苦体验当“棒棒”开始，他就与老甘同住在重庆市渝中区自力巷52号，他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上街揽活。
在老甘的老家，何苦跟着老甘吃了七天的烤红薯，并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有出版社的朋友看见后，给他发来200元的红包，请他转交给老甘。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红包相继而来，他都交给了老甘。
老甘是一个惜财的人，但绝非贪财。
在重庆，与老甘经历相似的“棒棒”还有不少。何苦跟老甘商量，不再接受朋友的红包，把红包里多出的8000元钱用来搞一次团年宴，请60岁以上的“棒棒”来相聚。对这个提议，老甘一口答应。
年轻的时候，老甘离开四川到重庆闯荡，当起了“棒棒”。那时候，独特的地貌造就了“棒棒”这份职业，很是火爆。
老甘是重庆最早一批“棒棒”，也是最后一批“棒棒”。2015年底，老甘决定“退休”。
既然要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又何必颇费周折地邀请那些可能今后往来很少的人？
因为，人情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寡淡。
中国的团圆文化，强调以家为中心，而“家人”的定义却多种多样。骨肉至亲、左邻右舍、老乡密友……那些相互给予慰藉、产生归属的人都被称为家人。女儿、妻子、父亲……是老罗、刘静怡的家人，对于老甘来说，这群“棒棒”便是家人，他们都是用肩膀挑起家庭重担的人。
2016年1月28日，猴年春节前夕。在重庆铁山坪的一个农家乐里，300多个“棒棒”围坐一起，享用了一餐饱含温情的团年饭。
“这是异乡的团年饭，”老甘很感谢何苦，“吃着，幸福！”
不止“棒棒”老甘，不止拍摄者何苦。其他城市，其他行业都有着各自的老甘、各自的何苦，每逢春节，他们在异乡吃着团圆饭，感受着异乡的暖。那些乡间里的“坝坝宴”，那些社区里的“百家宴”，或许，是最好的印证。
随着岁月更替、社会变迁，人们相聚的方式或许会变，但他们爱家乡、爱家人的情怀却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