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的只是不久必将死去，我最不了解的便是无法避免的死亡”。法国思想家巴斯卡的这句名言为我们当下对死亡的认知状态做出了最好注解。作为命定的结局，死亡或许算不上悲剧，但被死亡剥夺人的尊严、以亲情之名绑架活着的亲人，却是一种沉重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时刻在上演着。
　　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曾推出“死亡质量报告”，对40个主要经济体关于死亡前看护质量做出评估并进行排名，中国位居倒数第四。
　　老龄化社会的快速来临，人口峰值一代生育率的下降，传统的以孝为先的家庭养老模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使活着的人心安，将死之人了却遗憾，生死两相安。
　　狭隘的孝道是第一冲击波
　　讲述人：晓梅，肿瘤科医生，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志愿者
　　我大学学的是肿瘤专业，起先是外科医生，可慢慢我发现，很多病人在接受外科手术后半年或一年癌症又复发了。于是我又去学化疗、放疗、分子生物治疗，在接触这些知识后又明白，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所有疾病，如果治不好了或者没法治了，病人就只能痛苦地活着。如果想在最后的日子里有尊严、有质量地活着，只能在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那里找答案。所以最终我成了姑息治疗的主张者和松堂关怀医院的志愿者。
　　松堂是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这里住着三百多名老人、中年人、青年人甚至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作为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尊严”是个经常被忽略的东西，而横亘在患者和亲属之间的关于“孝”的认知，更是很多时候无法逾越的鸿沟。
　　85岁的周奶奶是我照顾时间最长的老人，也是活得最通透的一位。周奶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退休前是一名教师，丈夫去世后一直和独生子同住，直到一年前被查出肺癌晚期。
　　查出患病后，周奶奶先是选择了姑息治疗，接着选择住进松堂。“虽然我有自己的房子，有退休金，但我呆在家的话，还是会让儿子分心。儿子工作很忙，我不想呆在家里给他添麻烦。”
　　所以从一年多前来到松堂，即便身体情况允许她回家小住，周奶奶也没再走出过松堂的大门，她总说：“我在这里很好，安安静静地度过剩下的每一天就好。等到上帝愿意把我带走了，我儿子就不用跑来跑去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周奶奶的儿子一直很尊重她的每一个决定，哪怕是住进松堂。周奶奶的儿子一直说，真正的孝，就是让即将离开的亲人在最后的时间里有尊严、有尊重，在他那里，周奶奶获得了生命中最后的幸福。
　　只是这样的幸福例子终归是少数。比如87岁的张大爷，独生子必须一个月在美国办公，一个月在中国工作，即便如此，张大爷也只在松堂住了不到一个月，因为儿子不愿意担负“不孝”的罪名。最终张大爷在缺乏随时的专业护理中痛苦地走完了最后一程，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着。
　　做医生久了，很痛恨临终前的过度治疗；做志愿者久了，更痛心亲属的“愚孝”。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有什么比“尊严”和“尊重”更重要呢？
　　专家点评：
　　“孝”的观念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百善孝为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社会观念是：如果老人罹患无法治疗的疾病，子女却不竭尽全力救治，就是不孝子孙；如果子女到了老人临终的时候，不能够亲自去侍候和照顾，就是不孝儿女；如果把老人送到临终关怀机构去，哪怕是迫于现实形势，也是不孝。
　　所以现实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类似的镜头：家属一再央求医生想尽一切办法延续病人的生命，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长期照顾病患的家属哪怕再苦再累，也不敢轻易求助养老机构、临终关怀机构，只能一味地咬紧牙关“死扛”；当病患亡故，家属不是沉浸在无比愧疚的悲痛中，就是开始寻找医院的各种麻烦，或者亲属间互相撕扯，为亡故者各种未尽的事宜烦恼不已……
　　如何让人平静地接受无法治愈地走向死亡这个事实，我们的孝道没有答案，我们的传统教育也一直回避。而事实上，无望地耗尽家财，去拯救一个痛苦的生命，对病人对家人都是折磨。“孝”在现实中的最佳体现是，当医疗机构明确放弃治愈性治疗，建议以安详宁静的方式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时，家属须接受事实，尊重病患的意愿；当形势所迫无法全部或部分亲自照护时，应该考虑求助专业护理机构，为病患、为家属减轻身体、心理上的苦痛。（许琼，武汉市夕阳红养老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