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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现代美学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功利主义”特征。而“审美功利主义”乃无用之大用，与近现代一些美学家普遍的美育情结相关联。本文试从“审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探析我国近现代美学思想中的美育情结这一文化现象，包括它的原因及自身显现出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近现代美学；审美功利主义；美育
一、近现代美学思想的美育共性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美学思想传入中国，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和朱光潜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美学家纷纷将西学介绍入中国，或以之改造国学，或使之中西合璧，甚或用之来救国救民。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美学自身的特点，这些美学家在各自的美学思考中，有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倾向，那就是关注美育。
先从梁启超美学思想讲起。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直接把美学与思想启蒙联系起来，使美学同中国近代化进程相连接。梁启超竭力提倡审美教育，他认为“美”是人类生活诸要素中之最要者，并称之为趣味教育或情感教育[1]。但趣味和情感都有高尚与低俗，美好与丑陋的区分，这样就需要大力提倡趣味教育或情感教育，这两种教育是以培养高尚、美善的情趣，消除低俗丑恶的情趣为目的，以此来推动人类的进步。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从审美与人性拯救的角度切入。他认为美是人的无利害考虑的剩余势力，因此，美具有“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的性质。王国维在接受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的同时，有感于国家的政治腐败、科学文化落后和国民精神空虚，于是积极提倡美育。王国维视美育为拯救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2]。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大教育家。他的美学多从伦理学、社会学入手，把美与道德完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把美学理论落实到教育实践之中，并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联，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这些美学家不约而同的关注美育，思考美育，美育在中国近现代何以如此重要？
二、美育——基于一种启蒙
启蒙的意义比较宽泛，在美学上的启蒙主要是用新的美学思想去启迪，甚至打破旧的美学思想对人们的约束，使主体觉醒。自20世纪以来，“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在中国知识界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占据着重要地位[3]。启蒙既是救亡的先决条件，也是救亡的思想文化基础，启蒙和救亡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御敌强国。林毓生认为这种“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路，首先是思想文化的改造，之后才能实现各种社会的改革[4]。通过这种启蒙对思想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归根到底是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并使人们在愚昧中觉醒。
源于这种初始现代思想的中国近现代美学也面临着与美育密切相关的启蒙问题，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心的问题”的解决正需要借助于这种美学思想的启蒙。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美学家也对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的西方审美主义、怀疑理性、反对唯理论和生命哲学思想的移植和吸取，并结合儒学的乐教和诗教，形成了以“情”为基础，关注现实、关怀生存、关注国人心理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特征。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启蒙首先开启了美学进入中国民众的大门，他关注国人的“欲”，而蔡元培和朱光潜分别关注国人的“专己性”和“人心”，他们提出以审美和艺术的“无利害性”来消除国人的“各种欲望”和“利害计较”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美学家与“五四“时期某些知识分子反传统思想不同，他们并不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作为启蒙的主要内容，而是更关注人生的意义和国人心理本体的重建。这种从侧面改造社会的思想更具有建设性，因为它是从人的内心情感的改造开始，进而改造人，最后完成现实社会的改造。因此，他们都重视以启蒙为最终目的的新型教育形式，同时作为该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育”，他们也大力倡导。
基于这种启蒙的目的，这些美学家们普遍地关注美育问题，重视审美的这种“无用之用”，其实质仍是对人生的重视，对人的关注。
三、美育的精神内涵——以人为本
中国现代美学不仅仅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美学，更重要的是它借助于思想文化，具体应该是借助于美育对国人进行启蒙，直面现实中人的生存及其意义问题，并加入了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碰撞、融合，因此“审美功利主义”也就成为其重要思想。然而，在西方现代美学中的审美是非功利性的，但借鉴了康德、尼采等西方现代美学家思想的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却不经意的改造了这个现代性美学的命题。王国维在引进康德的“审美无利害”理论时，首先用“无利害性”来确立审美的独立地位，接着又对其做了功能性阐述。按王国维的理解，当全神贯注的审美时，会只在乎美德形式而忽略利害，这种高尚而纯粹的情感不仅发生在审美过程中，而且可以迁移影响到人的一生。因此，王国维认为审美和艺术的“无用之用”大于“有用之用”，因为它可以除去人生欲望，提升人生境界[5]。也就是说，王国维在强调审美和艺术的“无用”之后，又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提出“无用之用”。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貌似自相矛盾的审美功利主义的这种独特话语形式：审美—功利主义，无用—有用，出世—入世，无为—有为。这种既强调审美和艺术要远离社会功利，又将审美过程对人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的命题，明显受到传统道家思想的影响，却又超越了中国古代传统美学的意义。因此，中国美学的这种由经验层面向形而上层面的提升，是审美功利主义最富建设性的价值所在。
关注国人，重视国人的美育能力的培养，是中国近现代一些美学家的共同情结。第一，他们希望通过美育消除人生欲望，并使人的情感“脱俗”、“纯洁”、“高尚”，从而切入审美的德育功能；第二，他们都肯定德育基础前提是美育，而美育对人内在的感性生命和性情入手对人进行启发和熏陶，又是道德修养的内在体现。由此，美育问题终究与德育关联起来，与国人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20世纪上半期美育的探求启示于我们的是一条以关注国人的身心健康、探究人生的幸福为目的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之路。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583
[2]徐林祥.中国美学初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536—537
[3]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M]，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7-49
[4]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44
[5]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M]，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58
关键词：近现代美学；审美功利主义；美育
一、近现代美学思想的美育共性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美学思想传入中国，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和朱光潜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美学家纷纷将西学介绍入中国，或以之改造国学，或使之中西合璧，甚或用之来救国救民。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美学自身的特点，这些美学家在各自的美学思考中，有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倾向，那就是关注美育。
先从梁启超美学思想讲起。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直接把美学与思想启蒙联系起来，使美学同中国近代化进程相连接。梁启超竭力提倡审美教育，他认为“美”是人类生活诸要素中之最要者，并称之为趣味教育或情感教育[1]。但趣味和情感都有高尚与低俗，美好与丑陋的区分，这样就需要大力提倡趣味教育或情感教育，这两种教育是以培养高尚、美善的情趣，消除低俗丑恶的情趣为目的，以此来推动人类的进步。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从审美与人性拯救的角度切入。他认为美是人的无利害考虑的剩余势力，因此，美具有“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的性质。王国维在接受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的同时，有感于国家的政治腐败、科学文化落后和国民精神空虚，于是积极提倡美育。王国维视美育为拯救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2]。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大教育家。他的美学多从伦理学、社会学入手，把美与道德完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把美学理论落实到教育实践之中，并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联，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这些美学家不约而同的关注美育，思考美育，美育在中国近现代何以如此重要？
二、美育——基于一种启蒙
启蒙的意义比较宽泛，在美学上的启蒙主要是用新的美学思想去启迪，甚至打破旧的美学思想对人们的约束，使主体觉醒。自20世纪以来，“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在中国知识界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占据着重要地位[3]。启蒙既是救亡的先决条件，也是救亡的思想文化基础，启蒙和救亡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御敌强国。林毓生认为这种“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路，首先是思想文化的改造，之后才能实现各种社会的改革[4]。通过这种启蒙对思想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归根到底是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并使人们在愚昧中觉醒。
源于这种初始现代思想的中国近现代美学也面临着与美育密切相关的启蒙问题，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心的问题”的解决正需要借助于这种美学思想的启蒙。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美学家也对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的西方审美主义、怀疑理性、反对唯理论和生命哲学思想的移植和吸取，并结合儒学的乐教和诗教，形成了以“情”为基础，关注现实、关怀生存、关注国人心理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特征。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启蒙首先开启了美学进入中国民众的大门，他关注国人的“欲”，而蔡元培和朱光潜分别关注国人的“专己性”和“人心”，他们提出以审美和艺术的“无利害性”来消除国人的“各种欲望”和“利害计较”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美学家与“五四“时期某些知识分子反传统思想不同，他们并不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作为启蒙的主要内容，而是更关注人生的意义和国人心理本体的重建。这种从侧面改造社会的思想更具有建设性，因为它是从人的内心情感的改造开始，进而改造人，最后完成现实社会的改造。因此，他们都重视以启蒙为最终目的的新型教育形式，同时作为该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育”，他们也大力倡导。
基于这种启蒙的目的，这些美学家们普遍地关注美育问题，重视审美的这种“无用之用”，其实质仍是对人生的重视，对人的关注。
三、美育的精神内涵——以人为本
中国现代美学不仅仅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美学，更重要的是它借助于思想文化，具体应该是借助于美育对国人进行启蒙，直面现实中人的生存及其意义问题，并加入了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碰撞、融合，因此“审美功利主义”也就成为其重要思想。然而，在西方现代美学中的审美是非功利性的，但借鉴了康德、尼采等西方现代美学家思想的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却不经意的改造了这个现代性美学的命题。王国维在引进康德的“审美无利害”理论时，首先用“无利害性”来确立审美的独立地位，接着又对其做了功能性阐述。按王国维的理解，当全神贯注的审美时，会只在乎美德形式而忽略利害，这种高尚而纯粹的情感不仅发生在审美过程中，而且可以迁移影响到人的一生。因此，王国维认为审美和艺术的“无用之用”大于“有用之用”，因为它可以除去人生欲望，提升人生境界[5]。也就是说，王国维在强调审美和艺术的“无用”之后，又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提出“无用之用”。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貌似自相矛盾的审美功利主义的这种独特话语形式：审美—功利主义，无用—有用，出世—入世，无为—有为。这种既强调审美和艺术要远离社会功利，又将审美过程对人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的命题，明显受到传统道家思想的影响，却又超越了中国古代传统美学的意义。因此，中国美学的这种由经验层面向形而上层面的提升，是审美功利主义最富建设性的价值所在。
关注国人，重视国人的美育能力的培养，是中国近现代一些美学家的共同情结。第一，他们希望通过美育消除人生欲望，并使人的情感“脱俗”、“纯洁”、“高尚”，从而切入审美的德育功能；第二，他们都肯定德育基础前提是美育，而美育对人内在的感性生命和性情入手对人进行启发和熏陶，又是道德修养的内在体现。由此，美育问题终究与德育关联起来，与国人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20世纪上半期美育的探求启示于我们的是一条以关注国人的身心健康、探究人生的幸福为目的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之路。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583
[2]徐林祥.中国美学初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536—537
[3]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M]，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7-49
[4]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44
[5]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M]，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