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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看到两套年代剧,名字都有“大漠”二字。剧中人的衣着、枪战场景,都在套用美国西部片。女的都像印第安人那样戴个绳串的发箍。男的多是皮鞋、左轮枪、西服式马甲,还有大沿牛仔皮礼帽——虽说戴在头上挺有型,细看还是有股子串了种的别扭。有的剧里,人物甚至还戴着美式的警徽标记,这就有点过了,连带让人对剧情也产生出一种面对“转基因”产品式的反感。
人们过去约定俗成的认识,凡好的影视,通过命运塑造人物,通过人物揭示编导意欲弘扬的精神,从台词、表演,到镜头、造型……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核心目的。可从近年内地的影视作品来看,似乎绝大多数影视作品都在这方面出了些问题。而且越是大投资、大明星主演的,问题就越扎眼。
影视剧集中的中国味道到哪儿去了?这不是在台词里提两回炸酱面,让剧中人住几十年四合院,就能够简单解决的。当然,要毁起来就比较容易,比方说导演们可以让七八十年前、甚至更早的中国男人,见面或分别时跟现代人一样,紧紧拥抱到一起。导演们忘了(或者从来就没知道过)除了特殊情境,即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男人之间也还没有这种礼仪。
剧中人的衣着和举动如此,氛围的渲染就更加糟糕。年代戏的市井冲突、甚至有的特务执行任务,都是照着《教父》的场景来安排。快结尾时也一边报复一边上教堂听讲《圣经》。连《美国往事》和《好家伙》都顾不上抄。要是古装戏就更简单了,直接让骑兵每人身上插着一面竖旗,非常的“黑泽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分析过:我们古代老祖先的生活,绝对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日韩师从中国的习俗是两码事儿。从邻国的风俗中追寻我们已经渺茫了的祖上风骨,并不像我们从邻国搜寻失散的古代典籍那么轻而易举。
我们目前在影视中所看到的、那些有着近现代背景的故事,无论是人物对话、剧情发展,还是道具、服装风格,甭管投资额度多大,有不少都可被视为“土版美剧”“生硬版港剧(或韩剧)”。国产影视在审美上缺乏独特的识别体系。类似《甄缳传》那样,能留下被模仿句式或语体的剧集,到底还是少了些。当然逼急了,导演们也弄出些诸如难民逃荒的苦情题材来震撼大伙儿。可问题是,今天观众对“沉重”的接受方式,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已有了巨大变化。对痛苦的描述一旦宏大或说教,它就变成了缺少体温的标本。
相比之下,国外《悲惨世界》《雾都孤儿》这类影视对痛苦元素的把握可以借鉴。尤其是前者,明明有让-保罗·李塞诺执导的1958年经典版本在先,勒鲁什后来拍贝尔蒙多的版本时,竟把冉阿让的遭遇放到了20世纪!经典的故事和震撼感都保留了,甚至有所增强,更为难得的是,导演没有因为是名著翻拍,而丢失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关注。而这,又不仅仅是对原著所包含的“法国味道”的成功保留了,它还有一种对法国文艺“求新”“求变”味道的承袭。
而从上述角度来苛求,近年华语影视里,除了电影里的李仁港(《见龙卸甲》《鸿门宴传奇》)和刁亦男(《夜车》《白日焰火》),剧集里的阎建钢(《赵氏孤儿案》)、姜伟(《沉默的证人》《潜伏》)、李俊(《落地,请开手机》)、刘江(《黎明之前》)等少数人士及其作品能够较好地传递“中国味道”以外,大部分热映、热播作品,显然离这项指标还有不小的差距。
人们过去约定俗成的认识,凡好的影视,通过命运塑造人物,通过人物揭示编导意欲弘扬的精神,从台词、表演,到镜头、造型……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核心目的。可从近年内地的影视作品来看,似乎绝大多数影视作品都在这方面出了些问题。而且越是大投资、大明星主演的,问题就越扎眼。
影视剧集中的中国味道到哪儿去了?这不是在台词里提两回炸酱面,让剧中人住几十年四合院,就能够简单解决的。当然,要毁起来就比较容易,比方说导演们可以让七八十年前、甚至更早的中国男人,见面或分别时跟现代人一样,紧紧拥抱到一起。导演们忘了(或者从来就没知道过)除了特殊情境,即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男人之间也还没有这种礼仪。
剧中人的衣着和举动如此,氛围的渲染就更加糟糕。年代戏的市井冲突、甚至有的特务执行任务,都是照着《教父》的场景来安排。快结尾时也一边报复一边上教堂听讲《圣经》。连《美国往事》和《好家伙》都顾不上抄。要是古装戏就更简单了,直接让骑兵每人身上插着一面竖旗,非常的“黑泽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分析过:我们古代老祖先的生活,绝对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日韩师从中国的习俗是两码事儿。从邻国的风俗中追寻我们已经渺茫了的祖上风骨,并不像我们从邻国搜寻失散的古代典籍那么轻而易举。
我们目前在影视中所看到的、那些有着近现代背景的故事,无论是人物对话、剧情发展,还是道具、服装风格,甭管投资额度多大,有不少都可被视为“土版美剧”“生硬版港剧(或韩剧)”。国产影视在审美上缺乏独特的识别体系。类似《甄缳传》那样,能留下被模仿句式或语体的剧集,到底还是少了些。当然逼急了,导演们也弄出些诸如难民逃荒的苦情题材来震撼大伙儿。可问题是,今天观众对“沉重”的接受方式,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已有了巨大变化。对痛苦的描述一旦宏大或说教,它就变成了缺少体温的标本。
相比之下,国外《悲惨世界》《雾都孤儿》这类影视对痛苦元素的把握可以借鉴。尤其是前者,明明有让-保罗·李塞诺执导的1958年经典版本在先,勒鲁什后来拍贝尔蒙多的版本时,竟把冉阿让的遭遇放到了20世纪!经典的故事和震撼感都保留了,甚至有所增强,更为难得的是,导演没有因为是名著翻拍,而丢失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关注。而这,又不仅仅是对原著所包含的“法国味道”的成功保留了,它还有一种对法国文艺“求新”“求变”味道的承袭。
而从上述角度来苛求,近年华语影视里,除了电影里的李仁港(《见龙卸甲》《鸿门宴传奇》)和刁亦男(《夜车》《白日焰火》),剧集里的阎建钢(《赵氏孤儿案》)、姜伟(《沉默的证人》《潜伏》)、李俊(《落地,请开手机》)、刘江(《黎明之前》)等少数人士及其作品能够较好地传递“中国味道”以外,大部分热映、热播作品,显然离这项指标还有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