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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年冬天，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美国一家媒体报道这条新闻时，刊登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照片，选用的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而斯大林则是穿着华丽元帅服的标准像。这在一些西方人眼中，前者看上去颇像“土八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打江山到坐江山。形势的变化，也反映在刻画领袖面貌的美学取向上：既要保有延安美学质朴刚健的一面，更要凸显出一个大国领袖的威仪，这背后其实是新时期国家形象建构的需要。
从建国起至文革结束，毛泽东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意识形态的符号，成为红色影像中最有代表性的拍摄对象。新世纪以来，毛主席像已经去意识形态化，但原版老照片的拍卖价格屡创新高。西泠印社2012年春拍中，一张带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标准照（第一幅）拍出了172.5万元的高价。此前的华辰2007年春季拍卖会中，当年作为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母本的毛泽东标准照（第四幅）拍出72.6万元。而今年，由江青拍摄的《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庐山仙人洞》两幅照片分别在春拍和秋拍中拍出了34.5万和39.1万元的价格，比估价高出近20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公布过四次毛泽东标准像，展示了毛泽东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这四幅毛泽东标准像版本的选片、修整、技术加工和制片，均出自时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陈石林之手，由此他被称为中国摄影界“一代暗房宗师”，“制作毛泽东标准照第一人”。
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BQ记者特别走访了陈石林在新华社家属院的家，听他讲述了在伟人幕后的这段岁月情缘。
陈石林口述：
1929年，我出生在扬州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那个时代的主题是抗战与救亡，读国小时，课余老师都会教些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当时我会唱的有 20首之多。1937年日军占领扬州。扬州童谣有唱“扬州城呀十二门，四水关来六吊桥……”我当时受姐姐影响，帮着往城外给新四军运东西。有一次还被敌人发现了，幸而有惊无险。
15岁时我考入了扬州中学。当时学校被日本人控制，日语是必修课，我当时觉得中国人讲日本话就是汉奸，考试时故意交了白卷。督校（校监类职务）是日本人，就把我开除了。这样我就来到城里“镜中天”照相馆做学徒，两年的时间主要还是在暗房修照片。民国女性的照片，她们一般希望修眉毛，“柳叶弯眉”是当时的审美取向，有些是希望把皱纹要修平，洗印过程中出现的白点也要修掉。翻修照片这个活计是个“童子功”，当时我用一支毛笔修，后来这支笔的笔毛都掉光了。
1946年初，我希望去南京闯荡下。哥哥陈仲山就把我引荐给摄影界的大家高岭梅先生。我翻修照片的技术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大提高，给照片上颜色就是在那学的。当时我就住在高先生家里，张大千也在他家寓居。有一次我正给一张照片加工着色，张大千看了一眼后，连声叫好，拍着我肩头笑眯眯地说：“你的着色水平很高，颜色很鲜艳，是我的小老师哟！”之后他就请我帮忙为他收藏的古画补色。为了答谢我，张大千送了我一些他题词的画作。有幅他画的扇面我曾带回内地，“文革”时张大千被定为“反动画家”，太太就把它烧掉了。
高岭梅先生是爱国人士，曾受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广大华行负责人杨延修的请托，把一批价值两百万美元的“维他保命丸”、盘尼西林从长江边检通关，后利用蒋纬国所在装甲兵司令部高级参谋派车把药品运往广大华行药店的仓库。疏通的过程中，大家不敢写信、打电话，怕落在特务手里成为把柄。高先生看我年龄小，又长得伶俐，就派我在其间传口信。后来这批药品几经辗转送到了解放区，挽救了很多受伤战士的生命。1952年“审干”，时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就说，“陈石林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党，组织研究结果是党派他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我一听还莫名其妙。上世纪 80年代见到了杨延修老人，他给我一讲才明白。
修补毛泽东像
1948年时，高先生让我跟他去港台办公司发展业务。为了赶工，我曾在台湾公司的暗房中连续工作了一百天，吃住都在里面，现在想来对自己技术的精修大有好处。1949年，我在香港大光明影业公司结识了很多进步的电影人士，比如欧阳予倩、顾也鲁，言谈间他们对毛主席都很崇拜。夏衍还为我们传达过毛主席 1947年所做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毛主席的图像：一张徐肖冰拍摄的电影正片，画面上，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研究作战。欧阳予倩说这是找遍全香港仅有的毛泽东图像，大家自然非常珍视。我发现这张 16毫米的电影正片影像反差很大，层次感不强，由于多次放映还有很多划痕，把正片制作成负片，最终冲印成标准的照片，有一定难度。我和两名同事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修补后的照片画面清晰、反差正常、眼睛传神。照片后来通过香港智源书局出售后受到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海外和港澳地区的有识之士、科技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放弃了优厚待遇，在 1950 年夏天回到内地。来到北京后，我被分到中央新闻总署摄影局工作。当时是和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在一起工作，吃饭是“开小灶”的。1955年评工资，一个月的收入就是 110块。1956年，我和太太结婚了，她当时是新华社的机要员。1959年的时候，我要求入党，萨空了就让我找人写证明信，我就想到了杨延修。写信给他，他马上就回信了，说自己已经被打成右派……所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入了党。
翻修不是粉饰 我前后翻修过五次毛主席的标准像，第三张标准像是我最欣赏的，它清晰度最高，放多大都没问题。但是这张照片后来在解读上出现了些问题，照片中毛主席只露出了一边耳朵，而且左眼稍稍有些上瞟，这个神态竟然被人解读出了“偏听偏信”的意味！后来有关部门就决定再制作一幅毛主席正面双耳标准像，这就是第四张标准像的来历。在“文革”中，我还制作过第五张毛主席标准像，可惜那时的毛主席已经年逾古稀，虽然进行了局部修饰，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掩饰其老态，最后无奈只能放弃了。
1970年，我被调离领袖照片工作组，下放到干校劳动，之后调到了民族画报社工作。1976年 4月 5日早晨，像每天一样，我照旧路过人民大会堂去单位上班。看到首都数万群众自发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总理，我当时非常激动，就拿出照相机，站在自己的自行车上抓拍了两张现场的情景，当时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四五运动”得到平反，我的这两张照片也得见天日。《解放军画报》就曾选用过其中一张作为封底刊出，据说这是当天惟一用进口彩色胶片（柯达胶片）拍摄的画面，后来这张照片还被命名为“人民的悼念”在 1979年“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摄影展上展出并引起轰动。
现在社会上有些说法，称过去很多照片是摆拍造假。这个说法不适合用来讲毛主席标准像的制作。翻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真实地再现主席的面貌，不是为了拔高粉饰，而是去掉各种客观因素对原像的干扰。照相术发展至今并不完善，它受镜头的影响，靠得近靠得远都会有视差，光线特别是点光源会放大人脸部的皱纹，感光材料影调还原也需要做调整，曝光过量或者曝光不足也会带来影响……这些都是技术不可克服而带来的失真，所以才需要翻修。修整好领袖照片的前提是真实，就是照片的影像结构不能动，在这一前提下的适当加工。
1950
第一版标准照
背景：这张照片的原片是由时任新闻总署摄影处副处长的陈正青在 1950年 6月底拍摄的毛主席与部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合影。这张照片经毛泽东审阅圈定后，在 1950年 10月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成为第一张官方正式公布的毛泽东标准像。这张标准像后来又被中国人民银行采用手工雕刻凹版印刷在第五套一百元人民币和二十元人民币上。
幕后：陈石林回到国内正式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从报道毛主席的新闻、合影以及工作照等资料图片中挑选出一张照片制作标准像。陈石林在资料室一张张翻看新中国成立后的毛主席照片，经过多次比较，选中了一张合影来制作。
在这张照片上，毛主席是半侧面，后面幕布的影调也比较深。陈石林把这张照片中的毛主席像从第三枚纽扣以上裁下，把图中毛主席左侧的其他人头像修除，阴影部分补画上幕布，翻拍成 6×4.5厘米的底片，然后再放大成照片。
摄影师陈正青
1951
第二版标准照
背景：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二张毛主席标准像从上世纪 50年代初一直挂到1959年，由于只有“五一”和“十一”才挂出来，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这张照片还被用在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陈石林后来曾去大北照相馆寻找这张照片的原底片，最终未能找到。
幕后：1951年春天，在第一版标准像面世不久，陈石林又接到了加工制作第二版毛泽东标准像的任务，这次要求必须是正面标准像。陈石林好不容易在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是用美国制造的 7英寸黑白航空胶片拍摄的，画面反差大，层次感差，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显然行不通。这次，陈石林将毛主席头像从合影中单独裁剪下来，放大成 12英寸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纸基的基础上，把膜面的黑色背景一点一点刮干净，修成白色的背景，烘托出毛主席面部形象。
大北照相馆摄影师
1959
第三版标准照
背景：1959年 9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 1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拍摄制作反映毛主席风采的标准像。新华社派了侯波和孟庆彪两位摄影师带了灯光去中南海拍摄毛主席，当时的摄影师使用的是“林哈夫”相机和“依尔富”FP3胶卷，几乎是当时最好的设备了。
幕后：为了保护原始底片，陈石林开始在复制底片上修版，他用减薄液把强烈的反射光修掉，对面部的条纹和光斑用黑灰水色涂淡，又适当加大了高低光部位的密度，衣服上的扣子和褶皱部分也都一一修过了，最后用修整后的复制底片放大的照片已经看不出任何修整痕迹了。
这张照片曾拿给中国照相馆的修片师傅修，但效果并不理想，最终还是陈石林修得更符合要求。国庆节当天的《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张标准像。1960年至 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也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
摄影师侯波、孟庆彪
1964
第四版标准照
背景：1964年，有人对第三张标准照提出质疑：毛主席为什么只露出了一只耳朵？左边的眼睛为什么有些偏上？这是不是“偏听偏信”？后来有关部门就决定再制作一幅毛主席正面双耳标准像，这就是第四张标准像的来历。
幕后：新华社派了摄影记者郑景康去拍，结果摄影师太紧张了，拿回来的照片很不理想，主席的影像在底片上的比例很小，光线也很暗。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陈石林使用“透正拷负”的方法，在暗房中修整了一个星期才完工。
第四幅标准像发布后一直沿用至今，从 1967年元旦以来 ，天安门悬挂的巨幅毛泽东正面标准像 ，就是以这幅照片为摹本 ，按比例放大绘制的。1998年，陈石林见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她说：“第四幅标准像真好，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主席都在看着你，他老人家很喜欢，当年是他亲自圈定的。” 这张标准照也是目前使用得最多、最普遍的一张了。
摄影师郑景康
从建国起至文革结束，毛泽东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意识形态的符号，成为红色影像中最有代表性的拍摄对象。新世纪以来，毛主席像已经去意识形态化，但原版老照片的拍卖价格屡创新高。西泠印社2012年春拍中，一张带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标准照（第一幅）拍出了172.5万元的高价。此前的华辰2007年春季拍卖会中，当年作为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母本的毛泽东标准照（第四幅）拍出72.6万元。而今年，由江青拍摄的《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庐山仙人洞》两幅照片分别在春拍和秋拍中拍出了34.5万和39.1万元的价格，比估价高出近20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公布过四次毛泽东标准像，展示了毛泽东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这四幅毛泽东标准像版本的选片、修整、技术加工和制片，均出自时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陈石林之手，由此他被称为中国摄影界“一代暗房宗师”，“制作毛泽东标准照第一人”。
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BQ记者特别走访了陈石林在新华社家属院的家，听他讲述了在伟人幕后的这段岁月情缘。
陈石林口述：
1929年，我出生在扬州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那个时代的主题是抗战与救亡，读国小时，课余老师都会教些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当时我会唱的有 20首之多。1937年日军占领扬州。扬州童谣有唱“扬州城呀十二门，四水关来六吊桥……”我当时受姐姐影响，帮着往城外给新四军运东西。有一次还被敌人发现了，幸而有惊无险。
15岁时我考入了扬州中学。当时学校被日本人控制，日语是必修课，我当时觉得中国人讲日本话就是汉奸，考试时故意交了白卷。督校（校监类职务）是日本人，就把我开除了。这样我就来到城里“镜中天”照相馆做学徒，两年的时间主要还是在暗房修照片。民国女性的照片，她们一般希望修眉毛，“柳叶弯眉”是当时的审美取向，有些是希望把皱纹要修平，洗印过程中出现的白点也要修掉。翻修照片这个活计是个“童子功”，当时我用一支毛笔修，后来这支笔的笔毛都掉光了。
1946年初，我希望去南京闯荡下。哥哥陈仲山就把我引荐给摄影界的大家高岭梅先生。我翻修照片的技术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大提高，给照片上颜色就是在那学的。当时我就住在高先生家里，张大千也在他家寓居。有一次我正给一张照片加工着色，张大千看了一眼后，连声叫好，拍着我肩头笑眯眯地说：“你的着色水平很高，颜色很鲜艳，是我的小老师哟！”之后他就请我帮忙为他收藏的古画补色。为了答谢我，张大千送了我一些他题词的画作。有幅他画的扇面我曾带回内地，“文革”时张大千被定为“反动画家”，太太就把它烧掉了。
高岭梅先生是爱国人士，曾受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广大华行负责人杨延修的请托，把一批价值两百万美元的“维他保命丸”、盘尼西林从长江边检通关，后利用蒋纬国所在装甲兵司令部高级参谋派车把药品运往广大华行药店的仓库。疏通的过程中，大家不敢写信、打电话，怕落在特务手里成为把柄。高先生看我年龄小，又长得伶俐，就派我在其间传口信。后来这批药品几经辗转送到了解放区，挽救了很多受伤战士的生命。1952年“审干”，时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就说，“陈石林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党，组织研究结果是党派他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我一听还莫名其妙。上世纪 80年代见到了杨延修老人，他给我一讲才明白。
修补毛泽东像
1948年时，高先生让我跟他去港台办公司发展业务。为了赶工，我曾在台湾公司的暗房中连续工作了一百天，吃住都在里面，现在想来对自己技术的精修大有好处。1949年，我在香港大光明影业公司结识了很多进步的电影人士，比如欧阳予倩、顾也鲁，言谈间他们对毛主席都很崇拜。夏衍还为我们传达过毛主席 1947年所做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毛主席的图像：一张徐肖冰拍摄的电影正片，画面上，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研究作战。欧阳予倩说这是找遍全香港仅有的毛泽东图像，大家自然非常珍视。我发现这张 16毫米的电影正片影像反差很大，层次感不强，由于多次放映还有很多划痕，把正片制作成负片，最终冲印成标准的照片，有一定难度。我和两名同事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修补后的照片画面清晰、反差正常、眼睛传神。照片后来通过香港智源书局出售后受到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海外和港澳地区的有识之士、科技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放弃了优厚待遇，在 1950 年夏天回到内地。来到北京后，我被分到中央新闻总署摄影局工作。当时是和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在一起工作，吃饭是“开小灶”的。1955年评工资，一个月的收入就是 110块。1956年，我和太太结婚了，她当时是新华社的机要员。1959年的时候，我要求入党，萨空了就让我找人写证明信，我就想到了杨延修。写信给他，他马上就回信了，说自己已经被打成右派……所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入了党。
翻修不是粉饰 我前后翻修过五次毛主席的标准像，第三张标准像是我最欣赏的，它清晰度最高，放多大都没问题。但是这张照片后来在解读上出现了些问题，照片中毛主席只露出了一边耳朵，而且左眼稍稍有些上瞟，这个神态竟然被人解读出了“偏听偏信”的意味！后来有关部门就决定再制作一幅毛主席正面双耳标准像，这就是第四张标准像的来历。在“文革”中，我还制作过第五张毛主席标准像，可惜那时的毛主席已经年逾古稀，虽然进行了局部修饰，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掩饰其老态，最后无奈只能放弃了。
1970年，我被调离领袖照片工作组，下放到干校劳动，之后调到了民族画报社工作。1976年 4月 5日早晨，像每天一样，我照旧路过人民大会堂去单位上班。看到首都数万群众自发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总理，我当时非常激动，就拿出照相机，站在自己的自行车上抓拍了两张现场的情景，当时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四五运动”得到平反，我的这两张照片也得见天日。《解放军画报》就曾选用过其中一张作为封底刊出，据说这是当天惟一用进口彩色胶片（柯达胶片）拍摄的画面，后来这张照片还被命名为“人民的悼念”在 1979年“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摄影展上展出并引起轰动。
现在社会上有些说法，称过去很多照片是摆拍造假。这个说法不适合用来讲毛主席标准像的制作。翻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真实地再现主席的面貌，不是为了拔高粉饰，而是去掉各种客观因素对原像的干扰。照相术发展至今并不完善，它受镜头的影响，靠得近靠得远都会有视差，光线特别是点光源会放大人脸部的皱纹，感光材料影调还原也需要做调整，曝光过量或者曝光不足也会带来影响……这些都是技术不可克服而带来的失真，所以才需要翻修。修整好领袖照片的前提是真实，就是照片的影像结构不能动，在这一前提下的适当加工。
1950
第一版标准照
背景：这张照片的原片是由时任新闻总署摄影处副处长的陈正青在 1950年 6月底拍摄的毛主席与部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合影。这张照片经毛泽东审阅圈定后，在 1950年 10月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成为第一张官方正式公布的毛泽东标准像。这张标准像后来又被中国人民银行采用手工雕刻凹版印刷在第五套一百元人民币和二十元人民币上。
幕后：陈石林回到国内正式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从报道毛主席的新闻、合影以及工作照等资料图片中挑选出一张照片制作标准像。陈石林在资料室一张张翻看新中国成立后的毛主席照片，经过多次比较，选中了一张合影来制作。
在这张照片上，毛主席是半侧面，后面幕布的影调也比较深。陈石林把这张照片中的毛主席像从第三枚纽扣以上裁下，把图中毛主席左侧的其他人头像修除，阴影部分补画上幕布，翻拍成 6×4.5厘米的底片，然后再放大成照片。
摄影师陈正青
1951
第二版标准照
背景：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二张毛主席标准像从上世纪 50年代初一直挂到1959年，由于只有“五一”和“十一”才挂出来，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这张照片还被用在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陈石林后来曾去大北照相馆寻找这张照片的原底片，最终未能找到。
幕后：1951年春天，在第一版标准像面世不久，陈石林又接到了加工制作第二版毛泽东标准像的任务，这次要求必须是正面标准像。陈石林好不容易在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是用美国制造的 7英寸黑白航空胶片拍摄的，画面反差大，层次感差，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显然行不通。这次，陈石林将毛主席头像从合影中单独裁剪下来，放大成 12英寸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纸基的基础上，把膜面的黑色背景一点一点刮干净，修成白色的背景，烘托出毛主席面部形象。
大北照相馆摄影师
1959
第三版标准照
背景：1959年 9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 1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拍摄制作反映毛主席风采的标准像。新华社派了侯波和孟庆彪两位摄影师带了灯光去中南海拍摄毛主席，当时的摄影师使用的是“林哈夫”相机和“依尔富”FP3胶卷，几乎是当时最好的设备了。
幕后：为了保护原始底片，陈石林开始在复制底片上修版，他用减薄液把强烈的反射光修掉，对面部的条纹和光斑用黑灰水色涂淡，又适当加大了高低光部位的密度，衣服上的扣子和褶皱部分也都一一修过了，最后用修整后的复制底片放大的照片已经看不出任何修整痕迹了。
这张照片曾拿给中国照相馆的修片师傅修，但效果并不理想，最终还是陈石林修得更符合要求。国庆节当天的《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张标准像。1960年至 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也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
摄影师侯波、孟庆彪
1964
第四版标准照
背景：1964年，有人对第三张标准照提出质疑：毛主席为什么只露出了一只耳朵？左边的眼睛为什么有些偏上？这是不是“偏听偏信”？后来有关部门就决定再制作一幅毛主席正面双耳标准像，这就是第四张标准像的来历。
幕后：新华社派了摄影记者郑景康去拍，结果摄影师太紧张了，拿回来的照片很不理想，主席的影像在底片上的比例很小，光线也很暗。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陈石林使用“透正拷负”的方法，在暗房中修整了一个星期才完工。
第四幅标准像发布后一直沿用至今，从 1967年元旦以来 ，天安门悬挂的巨幅毛泽东正面标准像 ，就是以这幅照片为摹本 ，按比例放大绘制的。1998年，陈石林见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她说：“第四幅标准像真好，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主席都在看着你，他老人家很喜欢，当年是他亲自圈定的。” 这张标准照也是目前使用得最多、最普遍的一张了。
摄影师郑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