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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几天里,双方为了真诚地体现“对等”原则,在会谈的每个细节安排上都用心良苦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世人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降下帷幕。如今,两岸关系转向缓和,但人们依旧可以感受到那次历史性会谈的余波。
那次到新加坡采访,我除了得以在一线目睹“汪辜会谈”全过程柳暗花明的精彩场面,还采撷到不少与会谈主题相涉的轶事。
场上
“汪辜会谈”,顾名思义,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平等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几天里,双方为了真诚地体现“对等”原则,在会谈的每个细节安排上都用心良苦。
就说会谈最后签署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及其他三份具体协议。因为大陆方面称此次会谈是“汪辜会谈”,台湾方面则称之为“辜汪会谈”,再加上双方隔绝几十年,文字用语也不尽相同,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双方最后确定:四份协议的一式四份文本,由两会工作人员分别打印制作。大陆海协会留存的一套,采用大陆通行的简体字,全文横排,文件中在两会并称时,海协会在前,并称此次会谈为“汪辜会谈”;而台湾海基会留存的一套采用繁体字,全文竖排,文件中两会并称时,海基会在前,会谈也被称为“辜汪会谈”。这样,就照顾了双方的习惯。
此外,在会谈签署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包含知识产权、法院联系等内容。由于两岸在这方面用语不同,为了表述精确,双方也在两种版本中给予了区分。大陆一方的文件中,采用“知识产权保护”“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助”的提法,而台湾方面采用“智慧财产权保护”“两岸司法机关之相互协助”的提法。在双方各自留存的协议文本中,对方的提法则被记载在括号里。
不过,大陆目前采用公元纪年,台湾仍采用民国纪年,会谈文件的签署时间怎么表示呢?签署协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好奇的记者们蜂拥而上时,才发现《汪辜会谈共同协议》最后仅仅写道:“本共同协议于四月二十九日签署,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根本没有标明年份!
为此,台湾一家报纸半开玩笑地评论道:1993年可记为会谈元年。
会外
在新加坡,大陆海协会代表团的下榻场所是丽晶酒店。那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大厅宽敞华美,服务细致周密,在当地已属豪华级。酒店客房价格经过打折,仍在每天100美元上下。以当时大陆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且仍实行外汇额度管制的背景,房价已相当高。不过台湾报纸事先报道说,台湾海基会垂青另一家最为奢华的莱弗士酒店,房钱要400美元一天。
然而,海基会的代表们最终并没有住进莱弗士,而是住进了一家和丽晶酒店标准接近的威信酒店。到了新加坡,笔者问一位相熟的台湾记者:“他们不是要住莱弗士吗?”对方笑答:“看他敢?瞎摆阔气,报纸不‘哄’死他!”
威信就与莱弗士隔街而对,流线型现代摩天大楼,映衬着具有19世纪风格的英式建筑。在我们当时看来已相当不错。不过辜振甫抵新当晚,台湾驻新加坡代表处仍在莱弗士酒店举办了大型鸡尾酒会,与会宾客有500多人。相比之下,头一天汪道涵一行抵新后,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仅在大使官邸举行了小规模宴请。
当然,台湾人对两岸关系谁“大”谁“小”格外敏感,生怕大陆“人多势众,以大欺小”,便也尽量避免给人以“财大气粗,以小压大”的印象。所以,除了上面提到的双方为自己代表举办的接风宴会规格差别较大,在两会平时礼尚往来的活动中,双方代表团都在竭力做到“对等平衡”。
此次整个谈判过程中,有两次相互宴请。一次是唐邱初抵新时,两位“二号人物”主持互请;另一次是会谈正式开始后,在汪辜主持下互请。据说,唐树备4月23日晚在新加坡一家上等酒楼宴请邱进益后,次日,台湾方面专门到这家酒楼询问了大陆方面的宴请标准,然后,选择对过街上一间规格相近的酒楼,以同等标准回请大陆海协会。
汪道涵会长4月25日抵新,与台方约定27日晚宴请辜振甫及海基会随行人员一行。宴会安排在新加坡很著名的董宫,菜谱设计别有情致,九道菜的名字分别是:“情同手足”“龙族一脉”“琵琶琴瑟”“喜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及第”“兄弟之谊”“燕语华堂”“前程似锦”。宴后,两岸出席宴会的22人全部在菜单上签名留念。
4月28日,辜振甫出面回请海协会一行,地点改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虽然菜名不可能同样寓意深远,但是,菜肴标准与前日十分相似,所上菜数也是九道。宴后,两会代表再次留下了各自签名的菜单。
在会谈日程中,双方为汪辜二老在27日下午安排了一次茶叙,地点是新加坡的松林俱乐部。这次家庭氛围的茶叙全与会谈议题无关,气氛轻松愉快。近一小时的茶叙之后,两家还互送了礼物。汪道涵夫人赠送给辜振甫夫人一帧双面绣品和一本画册,并请她转送给儿子、儿媳一盏玉香炉和一套抽纱台布;辜振甫夫人送给汪道涵夫人及子女的,是台北“琉璃工房”制作的各种水晶及玻璃饰品。
这次家庭茶叙,付款方式“AA制”,即两家各付一半。这显然并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但双方出于对对方的尊敬,便“洋为中用”了。
安保
“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东道主付出了善意盛情,也承担着保证会谈安全、顺利举行的重大责任。所以,此次会谈,算是忙煞了新加坡警方及谈判场所海皇大厦的保安人员。
从4月23日下午唐邱预备性磋商开始,海皇大厦便一直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会谈正式举行的27日,警方的保安措施更是登峰造极。大厦中至少布置了50名制服警察和数目不详的便衣警察。
会谈定于上午10点开始。从9点起,新加坡警方即已对会谈会场、电梯、前厅及楼前草坪展开了严格的安全检查,更有便衣警探携警犬反复嗅闻汪辜二人的必经路线。在汪辜二人及双方代表到来时,警察组成人墙作为警戒线,善于见缝插针、紧追不舍的记者们统统被挡在线外。
面对如此严格的秩序,记者们只能“望人兴叹”。很难讲富于警觉的新加坡警方到底把何人想象成假想敌,但是,由于台湾反对会谈的民进党“宣达团”12人已于4月26日下午抵达新加坡,这些人的活动确实成了警方的防范重点。
26日当晚,正当台湾驻新代表处为辜振甫一行举行隆重的欢迎酒会时,十余名民进党人进入会场,当场举起了“反对国共统一会谈”的标语牌。未等在场的台湾官方人员及海基会代表有所表示,台湾另一家右翼反對党“反共爱国统一战线”代表团团长许承宗即冲过去,向民进党高声抗议。围观者中,一名“爱阵”成员振臂高呼:“打倒台独!”立即有十多人跟着大喊口号。一时间,“中华民国万岁”“台独汉奸”等口号声响成一片,民进党的抗议声夹杂其中。
高效的新方警察不知何时已来到现场。许承宗又用英语高声叫道:“他们这是违法行为!”最后,警察较为礼貌地把举着标语的民进党人请出酒会大厅,两个反对党的公开骂架才停止下来。
或许正由于新方警察在此次冲突中总结了经验,会谈正式开始后,警方举措相当主动,民进党“宣达团”的所谓“抗议行动”再未引起这样大的混乱。4月27日会谈当天上午,民进党人也曾到现场抗议静坐。事后听说,在汪道涵一行人入场时,他们还举起了“坚持一中一台,反对国共和谈”的标语。不过,标语打开后旋即被警方收走,许多在场记者甚至都未察觉。
在以后的几天中,民进党也主要是在海皇大厦楼前采取了此类相对温和的举动。警方的公开态度也非常明确:你要是举标语、游行,我就立即阻止,把你驱散;你要是只在那里待着,我就不睬你。
真正的警惕还是表现在内部警卫上。民进党人并没有公然试图进入海皇大厦,但是,反对派既然存在,就更须防止不测。所以,警方对于进入大厦人员的检查极其严格:记者进门时,要先后两次按新方专发的证件验明正身,然后,按指定电梯上楼。所乘电梯也由专职警卫人员驾驶,直达会场所在楼层,不可中途下梯。
在会场门外,所有记者又需排队接受警方对所带物品的盘查。最后,再经男警或女警以手持扫描仪探测后,方可进入室内。因为现场采访对于记者们至关重要,最初许多人在排队等待检查时急得直跳脚。到后来,见新方警察毫不动容,绝对地公事公办,大家只能争取下次早些到会场了。
27日至29日共两天半,记者们至少需进入会场十次。警方每一次均一丝不苟,不仅坚持要求每个人打开随身背包检查,而且还要打开背包的每一道拉链窥个究竟。笔者有两次提了笔记本电脑赶往会场,每一回都需打开机器盖子通过检查,对方才放行。
万幸的是,采访“汪辜会谈”的各国记者至少有250人,估算下来警察的例行检查最少进行了2000次,终究没有发现任何潜在的危险因素。
须知当时是在“9·11”之前,“汪辜会议”已使众记者领教了何谓“安检”。■
胡舒立:《财经》主编。时任《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世人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降下帷幕。如今,两岸关系转向缓和,但人们依旧可以感受到那次历史性会谈的余波。
那次到新加坡采访,我除了得以在一线目睹“汪辜会谈”全过程柳暗花明的精彩场面,还采撷到不少与会谈主题相涉的轶事。
场上
“汪辜会谈”,顾名思义,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平等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几天里,双方为了真诚地体现“对等”原则,在会谈的每个细节安排上都用心良苦。
就说会谈最后签署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及其他三份具体协议。因为大陆方面称此次会谈是“汪辜会谈”,台湾方面则称之为“辜汪会谈”,再加上双方隔绝几十年,文字用语也不尽相同,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双方最后确定:四份协议的一式四份文本,由两会工作人员分别打印制作。大陆海协会留存的一套,采用大陆通行的简体字,全文横排,文件中在两会并称时,海协会在前,并称此次会谈为“汪辜会谈”;而台湾海基会留存的一套采用繁体字,全文竖排,文件中两会并称时,海基会在前,会谈也被称为“辜汪会谈”。这样,就照顾了双方的习惯。
此外,在会谈签署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包含知识产权、法院联系等内容。由于两岸在这方面用语不同,为了表述精确,双方也在两种版本中给予了区分。大陆一方的文件中,采用“知识产权保护”“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助”的提法,而台湾方面采用“智慧财产权保护”“两岸司法机关之相互协助”的提法。在双方各自留存的协议文本中,对方的提法则被记载在括号里。
不过,大陆目前采用公元纪年,台湾仍采用民国纪年,会谈文件的签署时间怎么表示呢?签署协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好奇的记者们蜂拥而上时,才发现《汪辜会谈共同协议》最后仅仅写道:“本共同协议于四月二十九日签署,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根本没有标明年份!
为此,台湾一家报纸半开玩笑地评论道:1993年可记为会谈元年。
会外
在新加坡,大陆海协会代表团的下榻场所是丽晶酒店。那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大厅宽敞华美,服务细致周密,在当地已属豪华级。酒店客房价格经过打折,仍在每天100美元上下。以当时大陆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且仍实行外汇额度管制的背景,房价已相当高。不过台湾报纸事先报道说,台湾海基会垂青另一家最为奢华的莱弗士酒店,房钱要400美元一天。
然而,海基会的代表们最终并没有住进莱弗士,而是住进了一家和丽晶酒店标准接近的威信酒店。到了新加坡,笔者问一位相熟的台湾记者:“他们不是要住莱弗士吗?”对方笑答:“看他敢?瞎摆阔气,报纸不‘哄’死他!”
威信就与莱弗士隔街而对,流线型现代摩天大楼,映衬着具有19世纪风格的英式建筑。在我们当时看来已相当不错。不过辜振甫抵新当晚,台湾驻新加坡代表处仍在莱弗士酒店举办了大型鸡尾酒会,与会宾客有500多人。相比之下,头一天汪道涵一行抵新后,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仅在大使官邸举行了小规模宴请。
当然,台湾人对两岸关系谁“大”谁“小”格外敏感,生怕大陆“人多势众,以大欺小”,便也尽量避免给人以“财大气粗,以小压大”的印象。所以,除了上面提到的双方为自己代表举办的接风宴会规格差别较大,在两会平时礼尚往来的活动中,双方代表团都在竭力做到“对等平衡”。
此次整个谈判过程中,有两次相互宴请。一次是唐邱初抵新时,两位“二号人物”主持互请;另一次是会谈正式开始后,在汪辜主持下互请。据说,唐树备4月23日晚在新加坡一家上等酒楼宴请邱进益后,次日,台湾方面专门到这家酒楼询问了大陆方面的宴请标准,然后,选择对过街上一间规格相近的酒楼,以同等标准回请大陆海协会。
汪道涵会长4月25日抵新,与台方约定27日晚宴请辜振甫及海基会随行人员一行。宴会安排在新加坡很著名的董宫,菜谱设计别有情致,九道菜的名字分别是:“情同手足”“龙族一脉”“琵琶琴瑟”“喜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及第”“兄弟之谊”“燕语华堂”“前程似锦”。宴后,两岸出席宴会的22人全部在菜单上签名留念。
4月28日,辜振甫出面回请海协会一行,地点改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虽然菜名不可能同样寓意深远,但是,菜肴标准与前日十分相似,所上菜数也是九道。宴后,两会代表再次留下了各自签名的菜单。
在会谈日程中,双方为汪辜二老在27日下午安排了一次茶叙,地点是新加坡的松林俱乐部。这次家庭氛围的茶叙全与会谈议题无关,气氛轻松愉快。近一小时的茶叙之后,两家还互送了礼物。汪道涵夫人赠送给辜振甫夫人一帧双面绣品和一本画册,并请她转送给儿子、儿媳一盏玉香炉和一套抽纱台布;辜振甫夫人送给汪道涵夫人及子女的,是台北“琉璃工房”制作的各种水晶及玻璃饰品。
这次家庭茶叙,付款方式“AA制”,即两家各付一半。这显然并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但双方出于对对方的尊敬,便“洋为中用”了。
安保
“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东道主付出了善意盛情,也承担着保证会谈安全、顺利举行的重大责任。所以,此次会谈,算是忙煞了新加坡警方及谈判场所海皇大厦的保安人员。
从4月23日下午唐邱预备性磋商开始,海皇大厦便一直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会谈正式举行的27日,警方的保安措施更是登峰造极。大厦中至少布置了50名制服警察和数目不详的便衣警察。
会谈定于上午10点开始。从9点起,新加坡警方即已对会谈会场、电梯、前厅及楼前草坪展开了严格的安全检查,更有便衣警探携警犬反复嗅闻汪辜二人的必经路线。在汪辜二人及双方代表到来时,警察组成人墙作为警戒线,善于见缝插针、紧追不舍的记者们统统被挡在线外。
面对如此严格的秩序,记者们只能“望人兴叹”。很难讲富于警觉的新加坡警方到底把何人想象成假想敌,但是,由于台湾反对会谈的民进党“宣达团”12人已于4月26日下午抵达新加坡,这些人的活动确实成了警方的防范重点。
26日当晚,正当台湾驻新代表处为辜振甫一行举行隆重的欢迎酒会时,十余名民进党人进入会场,当场举起了“反对国共统一会谈”的标语牌。未等在场的台湾官方人员及海基会代表有所表示,台湾另一家右翼反對党“反共爱国统一战线”代表团团长许承宗即冲过去,向民进党高声抗议。围观者中,一名“爱阵”成员振臂高呼:“打倒台独!”立即有十多人跟着大喊口号。一时间,“中华民国万岁”“台独汉奸”等口号声响成一片,民进党的抗议声夹杂其中。
高效的新方警察不知何时已来到现场。许承宗又用英语高声叫道:“他们这是违法行为!”最后,警察较为礼貌地把举着标语的民进党人请出酒会大厅,两个反对党的公开骂架才停止下来。
或许正由于新方警察在此次冲突中总结了经验,会谈正式开始后,警方举措相当主动,民进党“宣达团”的所谓“抗议行动”再未引起这样大的混乱。4月27日会谈当天上午,民进党人也曾到现场抗议静坐。事后听说,在汪道涵一行人入场时,他们还举起了“坚持一中一台,反对国共和谈”的标语。不过,标语打开后旋即被警方收走,许多在场记者甚至都未察觉。
在以后的几天中,民进党也主要是在海皇大厦楼前采取了此类相对温和的举动。警方的公开态度也非常明确:你要是举标语、游行,我就立即阻止,把你驱散;你要是只在那里待着,我就不睬你。
真正的警惕还是表现在内部警卫上。民进党人并没有公然试图进入海皇大厦,但是,反对派既然存在,就更须防止不测。所以,警方对于进入大厦人员的检查极其严格:记者进门时,要先后两次按新方专发的证件验明正身,然后,按指定电梯上楼。所乘电梯也由专职警卫人员驾驶,直达会场所在楼层,不可中途下梯。
在会场门外,所有记者又需排队接受警方对所带物品的盘查。最后,再经男警或女警以手持扫描仪探测后,方可进入室内。因为现场采访对于记者们至关重要,最初许多人在排队等待检查时急得直跳脚。到后来,见新方警察毫不动容,绝对地公事公办,大家只能争取下次早些到会场了。
27日至29日共两天半,记者们至少需进入会场十次。警方每一次均一丝不苟,不仅坚持要求每个人打开随身背包检查,而且还要打开背包的每一道拉链窥个究竟。笔者有两次提了笔记本电脑赶往会场,每一回都需打开机器盖子通过检查,对方才放行。
万幸的是,采访“汪辜会谈”的各国记者至少有250人,估算下来警察的例行检查最少进行了2000次,终究没有发现任何潜在的危险因素。
须知当时是在“9·11”之前,“汪辜会议”已使众记者领教了何谓“安检”。■
胡舒立:《财经》主编。时任《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