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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50-70年代，陕西工业经济形成重工业化结构。其形成原因为：苏联工业化模式在陕西的仿行；抗日战争时期陕西重工业的崛起；新中国需求与陕西重工业化结构；陕西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重工业化结构的形成、发展，对陕西工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重工业化结构 苏联工业化模式 陕西工业布局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6-0073-05
陕西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工业呈现出以重工业化结构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过程。陕西重工业化结构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在陕西布局的24个全是重加工业。1957-1965年，陕西配套安排的50个大型骨干项目中，重加工业42个，机械工业占到1/3。“三线”建设时期，新建的100多个项目中，重加工业88个，其中机械工业（包括军工）占到2/3以上
(注:曹钢：《陕西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陕西的重工行业涉及石油、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制造等。20世纪70年代，陕西建立了以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材料开发为重点，以高压输变电、石油钻采设备等重型机械制造业为重点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配套发展的重工业格局。
长期以来，陕西工业结构轻重失衡，重工业过于优先和超前发展，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采掘工业与资源错位、重型化存量结构调整难度大、重工业内部自殖机制差，造成陕西工业的高投入、低产出，严重影响了陕西经济的发展。
探析20世纪50-70年代陕西重工业化结构成因，有利于合理调整陕西工业结构，也是工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之一。
一、苏联工业化模式示范与陕西的仿行
中国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环境是陕西重工业化的重要成因之一。新中国建立初年，加强重工业的建设与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认识。1950年，陈云基于“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的主导思想，提出下一年的全国财经工作的指导方针。“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和收缩。”(注:《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16页。)把国防工业建设摆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首位。1952年5-8月，李富春、周恩来都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心应当围绕着重工业来发展。(注:《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金冲及：《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0页。)
经历了抗美援朝，中国军事工业及其相关的重工业的发展更为迫切。195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又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要造飞机、坦克，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必须发展重工业。
在国家安全决定一切的原则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把重工业确定为国家建设的重点，确定了军工、煤炭、电力、机械、冶金、石油和化工等重点建设项目。1956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陕西就占到15%。
新中国建立初期，建设者所面临的是一个经济薄弱国家；轻、重工业比例极不平衡，而要实现工业化，必须有生产资料，有动力和原材料，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的决策者认为“苏联过去所走的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苏联因为建立了重工业，就有了机器制造业，有了汽车、飞机、拖拉机等工业，就有了现代国防工业，就能使交通运输业、轻工业获得不断有力地发展，就能使农业获得各种新式机器和化学肥料，迅速地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6-707页。)为此，陈云指出“五年计划规定，轻工业投资与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三，即百分之十二比百分之八十八。”(注:《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以苏联工业化模式为样板，实际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苏联在计划经济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模式。
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均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贷款给中国，连援建陕西项目的厂址选择，施工设计、设备安装、试运行，提供技术指导等一系列生产建设活动，都给予了援助和指导。
二、抗日战争时期陕西重工业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加速开发西北和抗战中的企业内迁，迫使位居大后方的陕西承担起支援前线的重任。因而，陕西不得不优先建立、发展与战争息息相关的重工业，而很少顾及与民众生活消费有关的轻工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西利用国家政策导向和政府资助、内迁企业资金、实业家带有政治性的投资和当地人士的爱国投资，在很短时间里迅速动员和集中较大数额的资金，建立了陕西工业。陕西的机器制造业是在军火工业整顿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军用物资，兼生产纺织用机械。甚至，上海利用五金厂迁到延安后，便并入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主要修理军械及制造军火设备。1945年底，陕西共有机器工厂49家，包括机器制造厂、修理厂、翻砂厂等(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26页。)。化工业也是陕西重要的工业部门。抗战爆发后，西安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机制碱、硫酸、硝酸、盐酸、药品、染料及火药工厂，其中较大的有西安集成三酸厂、西北化学制药厂等。陕西逐渐形成西安、宝鸡、铜川等规模较大的重工业城市；近代工业部门是典型的人为地嵌入陕西传统经济体系的。由于战时经济的需求和引导，重工业发展异军突起，形成了陕西重工业化结构。抗战结束后，随着内迁企业的回迁，陕西纺织、加工工业发展出现停滞。由于内迁企业多为轻工业，因而重工业部门受其影响不大。
20世纪以来，陕西的工业化不属于自然演进式的早发内生型工业化的范畴，这是由于陕西经济落后、人口素质低下、观念陈旧，自身内部近代性积累的条件不足所造成的。陕西工业的发轫与发展属于在外部条件的刺激或逼迫下，为解决外部威胁和摆脱落后状态的强行启动的后发外生型工业化。由于陕西工业化动因的特殊性，自身工业化因素基础较差及其地域的特殊性，又决定了陕西工业发展的类型。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投资陕西铁路建设和工业化是从支持战争的重工业开始的，使得陕西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大后方近代重工业。陕西工业化始于投资类工业，以投资类工业的发展促进消费类工业的增长。陕西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促使国民经济显著增长，提高了陕西的战略地位和大后方的作用，也为新中国陕西工业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新中国的需求与陕西重工业化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强了中国人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意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为了尽快发展内地工业，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建设。陕西被国家列为新工业区之一，由国家直接投资进行建设。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建设项目，陕西占全国重点工程的15.4%。其中，电力工业2个，煤炭工业1个，机械工业(包括国防工业)21项。国家投资总额为18.25亿元。(注:章泽等：《当代中国的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03页。)
与此同时，国家还在陕西安排了50个大中型工业项目。先后建成投产的有国营秦川、华山、东方、昆仑机械厂、惠安化工厂、西北光学仪器厂等兵器工业企业；有远东机械厂、庆安公司、秦岭电气公司、宝成仪表厂等航空工业企业；有黄河机器制造厂、长岭机器厂和西北机器厂等电子工业企业；有户县、灞桥热电厂等电力工业企业和铜川矿务局，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的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仪表厂等机械工业企业……是“一五”期间新建投产的工业企业。(注:陕西省统计局：《陕西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1.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6.7亿元；施工建设大中型项目254个，到1957年底有47个大中型建设工程全部建成投产。1957年与1952年相比较，燃料工业增长了26.7%，电力工业增长了99.2%，机器制造工业增长了79.1%，化工工业增长的幅度最高达248.1%……(注:李平安：《陕西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陕西重工业化结构初步形成，为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初步基础，为陕西工业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的工业建设是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国家在考虑合理安排中国经济建设布局时，根据毛泽东“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认识，以及“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的工业的迅速发展”的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271页。)鉴于对国际关系以及周边环境的考虑。国家在经济建设布局时，将国防安全和建设放在经济结构建设合理化之首，以国防工业为主的三线建设成为重中之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陕西进行了巨额密集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大规模迁入，把现代工业经济又一次植入陕西，使陕西省进入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扩张。1963-1978年，国家对陕西全民所有制工业实行强投入，仅基本建设投资就达91.07亿元，其中，对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84.5亿元。(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819页。)
这一时期，陕西上马了一大批国防工业建设，主要有航空微电机厂、航空液压泵厂、航空助力器厂、航空自动控制厂、中程警戒雷达厂等企业，并在汉中投资兴建了大型运输机制造公司。至1978年，陕西航空工业系统形成，拥有生产企业28个，科研所6个，高等院校和技工学校4所的配套体系。电子工业形成从元件、器件、仪器、仪表、专用设备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体系。与此同时，国家在陕西新建的航天工业形成了科研、设计、试制、生产的完整体系。陕西航天工业的发展为中国卫星、导弹发射，以及电视卫星的接收、转播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期，陕西省配合军工需求，投资12.8亿元，重点开发了民用机械工业，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20个。其中，有16个大中型企业，由机械工业部系统沿海企业援建、搬迁陕西而形成。(注:张宝通、裴成荣：《中国西部概览—陕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陕西压延设备厂形成重型机械生产能力8600吨。20世纪70年代末，民用机械工业已成为陕西第一大工业部门。
陕西对冶金工业进行了重点投资。新建了略阳钢铁厂、陕西焦化厂、西北耐火材料厂、陕西精密合金厂，并对原有的陕西钢厂、西安钢铁厂等冶金工业进行了改造和完善。国家在陕西投资兴建了金堆城钼业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西安冶金勘察公司。地方投资建立了八一铜矿、潼关金矿等企业，奠定了开发利用陕西有色金属资源的基础。其中，金堆城钼业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钼业生产基地和科学研究中心。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及有色金属加工研究所，形成加工生产钛、锆、钼、铌、钨等多种稀有金属及合金材料，规格品种达500多个。(注:章泽等：《当代中国的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7页。)
由于陕西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煤、电等能源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促使能源工业得到重点投资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陕西以开发渭北黑腰带的丰富资源为重点，继续扩建铜川矿区。同时，对韩城、蒲白、澄合等矿区也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关中煤炭生产基地基本形成。另外，1966—1979年，先后建成秦岭(一期工程总装机容量65万千瓦)、韩城、渭河、略阳等大中型火力发电厂；陕西省梯级开发汉江水力资源的第一大型项目——石泉水力发电厂，在陕西电网中发挥着调峰、调频和事故备水的重要作用。架设了西起甘肃刘家峡水电站，东至陕西眉县汤峪的国内第一条33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注:何金铭、赵炳章主编：《当代陕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192页。)使甘肃、陕西的电网连接在一起，形成陕西、甘肃、青海大电网，互调余缺，发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978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96.48亿元，是1965年工业总产值的3.25倍。(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811页。)其中，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的产值为47739万元、43746万元、30156万元、1118万元、77755万元、361897万元。1965-1978年，这些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分别为21.83%、11.78%、12.28%、5.44%、22.81%、12.79%。(注:徐炳文主编：《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表3-2。)陕西重工业化结构得到加强。
至20世纪70年代末，陕西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工业结构。能源工业、宇航工业、飞机制造工业、电子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有色金属与压延加工业、核工业、仪器仪表业的建立，形成为国民经济提供能源、原材料的超重工业化的过程。陕西建立了以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材料开发为重点，以高压输变电、石油钻采设备等重型机械制造业为重点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配套发展的重工业格局。
20世纪80年代之前，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与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局势变化以及社会需求息息相关。
四、陕西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
1949年，国家为了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工业布局，采取了均衡发展工业的区域经济政策，工业投资重点向内陆地区倾斜。由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建设离不开资源的开发，陕西是中国各种资源蕴藏量丰富、品种较齐全的地区，有计划的开采和利用这些资源，成为陕西重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国家又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所以陕西形成了以原材料、能源和重加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体系。
自然资源是生产力布局和陕西省重工业化结构形成、发展的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社会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自然资源及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主要特征的资源型产业，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陕西进行的24个重点建设项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资源开发型项目，包括煤炭采掘、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等。特别是“三线建设”对国防工业力度的加强，增进了陕西重工业的发展。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陕西的资源状况，决定在陕西建设工业化的资源供给基地。
陕西的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对陕西重工业工业结构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陕西矿产资源的数量和分布对采掘工业的发展规模以及方向具有决定作用；矿产资源的组合特征又影响原材料加工体系和加工工艺线路的选择；资源的品种和质量也影响自身利用方向和加工工业技术经济指标。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加大，加大了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力度。陕西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的蕴藏极为丰富。陕西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不断加大，将再次加强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发展。
长期以来，陕西工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重工业超“重”，轻工业过“轻”。但是，陕西丰富的矿能资源和雄厚的重工业化结构基础是自然和历史所造就的结果。
20世纪50-70年代，陕西重工业化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下，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地区经济模式的方法，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阶段（水平），“跳跃”进入现代工业化。陕西工业在极不发达的状况下，在多个工业部门建立起一批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工业企业，跳过了社会专业化分工以及工业组织结构试验的逐渐演进过程，在很短的时间推进，并实现了重工业化。而这种模仿致命的缺陷在于：只能模仿而不能创新。也就是说，陕西缺乏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的真正具备一批具有专业化高水平的工业企业，以及依据陕西的经济特点，经过各个不同的组织所作的不同的组织试验。因此，很难创造出符合省情的工业化模式。如不进行根本上的改革，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调整只能是一个空泛的口号。
经过50多年的经济建设，陕西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陕西工业发展和资源开发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陕西工业结构是否合理与工业增长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合理的工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工业高速发展和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重工业，重工业的作用在于不断用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生产生产资料，装备轻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国家对陕西工业建设的大量投资，其中大部分为重工行业；重工业技术基础不亚于东部地区，陕西重工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很大。因而，向重工业要效益，调整陕西工业结构，应是调整当前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在重振陕西重工业的同时，为轻工业发展“补课”，为高加工度工业“加油”，推动陕西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20世纪50-70年代，陕西重工业化优先战略产生的弊端不容置疑，深入剖析陕西重工业工业结构形成中错综复杂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源头及其演变。对于重新启动和加速陕西的重工业化进程，以工业结构的高级化来带动陕西经济结构优化，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北经济发展模式研究”（2001ZDXM790012）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
关键词 重工业化结构 苏联工业化模式 陕西工业布局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6-0073-05
陕西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工业呈现出以重工业化结构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过程。陕西重工业化结构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在陕西布局的24个全是重加工业。1957-1965年，陕西配套安排的50个大型骨干项目中，重加工业42个，机械工业占到1/3。“三线”建设时期，新建的100多个项目中，重加工业88个，其中机械工业（包括军工）占到2/3以上
(注:曹钢：《陕西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陕西的重工行业涉及石油、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制造等。20世纪70年代，陕西建立了以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材料开发为重点，以高压输变电、石油钻采设备等重型机械制造业为重点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配套发展的重工业格局。
长期以来，陕西工业结构轻重失衡，重工业过于优先和超前发展，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采掘工业与资源错位、重型化存量结构调整难度大、重工业内部自殖机制差，造成陕西工业的高投入、低产出，严重影响了陕西经济的发展。
探析20世纪50-70年代陕西重工业化结构成因，有利于合理调整陕西工业结构，也是工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之一。
一、苏联工业化模式示范与陕西的仿行
中国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环境是陕西重工业化的重要成因之一。新中国建立初年，加强重工业的建设与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认识。1950年，陈云基于“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的主导思想，提出下一年的全国财经工作的指导方针。“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和收缩。”(注:《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16页。)把国防工业建设摆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首位。1952年5-8月，李富春、周恩来都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心应当围绕着重工业来发展。(注:《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金冲及：《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0页。)
经历了抗美援朝，中国军事工业及其相关的重工业的发展更为迫切。195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又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要造飞机、坦克，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必须发展重工业。
在国家安全决定一切的原则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把重工业确定为国家建设的重点，确定了军工、煤炭、电力、机械、冶金、石油和化工等重点建设项目。1956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陕西就占到15%。
新中国建立初期，建设者所面临的是一个经济薄弱国家；轻、重工业比例极不平衡，而要实现工业化，必须有生产资料，有动力和原材料，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的决策者认为“苏联过去所走的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苏联因为建立了重工业，就有了机器制造业，有了汽车、飞机、拖拉机等工业，就有了现代国防工业，就能使交通运输业、轻工业获得不断有力地发展，就能使农业获得各种新式机器和化学肥料，迅速地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6-707页。)为此，陈云指出“五年计划规定，轻工业投资与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三，即百分之十二比百分之八十八。”(注:《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以苏联工业化模式为样板，实际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苏联在计划经济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模式。
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均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贷款给中国，连援建陕西项目的厂址选择，施工设计、设备安装、试运行，提供技术指导等一系列生产建设活动，都给予了援助和指导。
二、抗日战争时期陕西重工业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加速开发西北和抗战中的企业内迁，迫使位居大后方的陕西承担起支援前线的重任。因而，陕西不得不优先建立、发展与战争息息相关的重工业，而很少顾及与民众生活消费有关的轻工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西利用国家政策导向和政府资助、内迁企业资金、实业家带有政治性的投资和当地人士的爱国投资，在很短时间里迅速动员和集中较大数额的资金，建立了陕西工业。陕西的机器制造业是在军火工业整顿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军用物资，兼生产纺织用机械。甚至，上海利用五金厂迁到延安后，便并入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主要修理军械及制造军火设备。1945年底，陕西共有机器工厂49家，包括机器制造厂、修理厂、翻砂厂等(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26页。)。化工业也是陕西重要的工业部门。抗战爆发后，西安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机制碱、硫酸、硝酸、盐酸、药品、染料及火药工厂，其中较大的有西安集成三酸厂、西北化学制药厂等。陕西逐渐形成西安、宝鸡、铜川等规模较大的重工业城市；近代工业部门是典型的人为地嵌入陕西传统经济体系的。由于战时经济的需求和引导，重工业发展异军突起，形成了陕西重工业化结构。抗战结束后，随着内迁企业的回迁，陕西纺织、加工工业发展出现停滞。由于内迁企业多为轻工业，因而重工业部门受其影响不大。
20世纪以来，陕西的工业化不属于自然演进式的早发内生型工业化的范畴，这是由于陕西经济落后、人口素质低下、观念陈旧，自身内部近代性积累的条件不足所造成的。陕西工业的发轫与发展属于在外部条件的刺激或逼迫下，为解决外部威胁和摆脱落后状态的强行启动的后发外生型工业化。由于陕西工业化动因的特殊性，自身工业化因素基础较差及其地域的特殊性，又决定了陕西工业发展的类型。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投资陕西铁路建设和工业化是从支持战争的重工业开始的，使得陕西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大后方近代重工业。陕西工业化始于投资类工业，以投资类工业的发展促进消费类工业的增长。陕西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促使国民经济显著增长，提高了陕西的战略地位和大后方的作用，也为新中国陕西工业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新中国的需求与陕西重工业化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强了中国人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意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为了尽快发展内地工业，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建设。陕西被国家列为新工业区之一，由国家直接投资进行建设。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建设项目，陕西占全国重点工程的15.4%。其中，电力工业2个，煤炭工业1个，机械工业(包括国防工业)21项。国家投资总额为18.25亿元。(注:章泽等：《当代中国的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03页。)
与此同时，国家还在陕西安排了50个大中型工业项目。先后建成投产的有国营秦川、华山、东方、昆仑机械厂、惠安化工厂、西北光学仪器厂等兵器工业企业；有远东机械厂、庆安公司、秦岭电气公司、宝成仪表厂等航空工业企业；有黄河机器制造厂、长岭机器厂和西北机器厂等电子工业企业；有户县、灞桥热电厂等电力工业企业和铜川矿务局，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的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仪表厂等机械工业企业……是“一五”期间新建投产的工业企业。(注:陕西省统计局：《陕西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1.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6.7亿元；施工建设大中型项目254个，到1957年底有47个大中型建设工程全部建成投产。1957年与1952年相比较，燃料工业增长了26.7%，电力工业增长了99.2%，机器制造工业增长了79.1%，化工工业增长的幅度最高达248.1%……(注:李平安：《陕西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陕西重工业化结构初步形成，为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初步基础，为陕西工业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的工业建设是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国家在考虑合理安排中国经济建设布局时，根据毛泽东“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认识，以及“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的工业的迅速发展”的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271页。)鉴于对国际关系以及周边环境的考虑。国家在经济建设布局时，将国防安全和建设放在经济结构建设合理化之首，以国防工业为主的三线建设成为重中之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陕西进行了巨额密集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大规模迁入，把现代工业经济又一次植入陕西，使陕西省进入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扩张。1963-1978年，国家对陕西全民所有制工业实行强投入，仅基本建设投资就达91.07亿元，其中，对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84.5亿元。(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819页。)
这一时期，陕西上马了一大批国防工业建设，主要有航空微电机厂、航空液压泵厂、航空助力器厂、航空自动控制厂、中程警戒雷达厂等企业，并在汉中投资兴建了大型运输机制造公司。至1978年，陕西航空工业系统形成，拥有生产企业28个，科研所6个，高等院校和技工学校4所的配套体系。电子工业形成从元件、器件、仪器、仪表、专用设备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体系。与此同时，国家在陕西新建的航天工业形成了科研、设计、试制、生产的完整体系。陕西航天工业的发展为中国卫星、导弹发射，以及电视卫星的接收、转播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期，陕西省配合军工需求，投资12.8亿元，重点开发了民用机械工业，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20个。其中，有16个大中型企业，由机械工业部系统沿海企业援建、搬迁陕西而形成。(注:张宝通、裴成荣：《中国西部概览—陕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陕西压延设备厂形成重型机械生产能力8600吨。20世纪70年代末，民用机械工业已成为陕西第一大工业部门。
陕西对冶金工业进行了重点投资。新建了略阳钢铁厂、陕西焦化厂、西北耐火材料厂、陕西精密合金厂，并对原有的陕西钢厂、西安钢铁厂等冶金工业进行了改造和完善。国家在陕西投资兴建了金堆城钼业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西安冶金勘察公司。地方投资建立了八一铜矿、潼关金矿等企业，奠定了开发利用陕西有色金属资源的基础。其中，金堆城钼业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钼业生产基地和科学研究中心。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及有色金属加工研究所，形成加工生产钛、锆、钼、铌、钨等多种稀有金属及合金材料，规格品种达500多个。(注:章泽等：《当代中国的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7页。)
由于陕西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煤、电等能源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促使能源工业得到重点投资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陕西以开发渭北黑腰带的丰富资源为重点，继续扩建铜川矿区。同时，对韩城、蒲白、澄合等矿区也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关中煤炭生产基地基本形成。另外，1966—1979年，先后建成秦岭(一期工程总装机容量65万千瓦)、韩城、渭河、略阳等大中型火力发电厂；陕西省梯级开发汉江水力资源的第一大型项目——石泉水力发电厂，在陕西电网中发挥着调峰、调频和事故备水的重要作用。架设了西起甘肃刘家峡水电站，东至陕西眉县汤峪的国内第一条33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注:何金铭、赵炳章主编：《当代陕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192页。)使甘肃、陕西的电网连接在一起，形成陕西、甘肃、青海大电网，互调余缺，发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978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96.48亿元，是1965年工业总产值的3.25倍。(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811页。)其中，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的产值为47739万元、43746万元、30156万元、1118万元、77755万元、361897万元。1965-1978年，这些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分别为21.83%、11.78%、12.28%、5.44%、22.81%、12.79%。(注:徐炳文主编：《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表3-2。)陕西重工业化结构得到加强。
至20世纪70年代末，陕西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工业结构。能源工业、宇航工业、飞机制造工业、电子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有色金属与压延加工业、核工业、仪器仪表业的建立，形成为国民经济提供能源、原材料的超重工业化的过程。陕西建立了以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材料开发为重点，以高压输变电、石油钻采设备等重型机械制造业为重点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配套发展的重工业格局。
20世纪80年代之前，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与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局势变化以及社会需求息息相关。
四、陕西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
1949年，国家为了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工业布局，采取了均衡发展工业的区域经济政策，工业投资重点向内陆地区倾斜。由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建设离不开资源的开发，陕西是中国各种资源蕴藏量丰富、品种较齐全的地区，有计划的开采和利用这些资源，成为陕西重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国家又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所以陕西形成了以原材料、能源和重加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体系。
自然资源是生产力布局和陕西省重工业化结构形成、发展的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社会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自然资源及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主要特征的资源型产业，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陕西进行的24个重点建设项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资源开发型项目，包括煤炭采掘、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等。特别是“三线建设”对国防工业力度的加强，增进了陕西重工业的发展。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陕西的资源状况，决定在陕西建设工业化的资源供给基地。
陕西的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对陕西重工业工业结构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陕西矿产资源的数量和分布对采掘工业的发展规模以及方向具有决定作用；矿产资源的组合特征又影响原材料加工体系和加工工艺线路的选择；资源的品种和质量也影响自身利用方向和加工工业技术经济指标。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加大，加大了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力度。陕西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的蕴藏极为丰富。陕西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不断加大，将再次加强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发展。
长期以来，陕西工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重工业超“重”，轻工业过“轻”。但是，陕西丰富的矿能资源和雄厚的重工业化结构基础是自然和历史所造就的结果。
20世纪50-70年代，陕西重工业化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下，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地区经济模式的方法，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阶段（水平），“跳跃”进入现代工业化。陕西工业在极不发达的状况下，在多个工业部门建立起一批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工业企业，跳过了社会专业化分工以及工业组织结构试验的逐渐演进过程，在很短的时间推进，并实现了重工业化。而这种模仿致命的缺陷在于：只能模仿而不能创新。也就是说，陕西缺乏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的真正具备一批具有专业化高水平的工业企业，以及依据陕西的经济特点，经过各个不同的组织所作的不同的组织试验。因此，很难创造出符合省情的工业化模式。如不进行根本上的改革，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调整只能是一个空泛的口号。
经过50多年的经济建设，陕西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陕西工业发展和资源开发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陕西工业结构是否合理与工业增长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合理的工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工业高速发展和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重工业，重工业的作用在于不断用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生产生产资料，装备轻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国家对陕西工业建设的大量投资，其中大部分为重工行业；重工业技术基础不亚于东部地区，陕西重工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很大。因而，向重工业要效益，调整陕西工业结构，应是调整当前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在重振陕西重工业的同时，为轻工业发展“补课”，为高加工度工业“加油”，推动陕西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20世纪50-70年代，陕西重工业化优先战略产生的弊端不容置疑，深入剖析陕西重工业工业结构形成中错综复杂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源头及其演变。对于重新启动和加速陕西的重工业化进程，以工业结构的高级化来带动陕西经济结构优化，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北经济发展模式研究”（2001ZDXM790012）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