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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因纬度低，无雪，于是向往雪山。雪山下，有平坦的草地和溪流，还有一群曾被遗忘的少年，他们70年前叫“红小鬼”，后来的身份叫“失散红军”。据民政部门统计，这些散落在雪山草地的少年曾数以千计，今天已寥寥无几。人的生命毕竟有限！
“你想听听会师歌吗”
我邂逅的第一个“少年”，已经86岁，地点在小金县。小金县古称懋功，是长征的重要节点，“懋功会师”亦成为亲历者们心中珍藏的经典。
2005年的一天上午，川西高原阳光灿烂。小金县红军会师广场纪念碑前，一位老人一边凝视着雕像，一边抹眼泪，还不停地鞠躬、敬军礼，这位老人叫王顺生，康定人，16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35团传令兵，目睹了两大主力盛大的会师场面。
“到处人山人海呀，可今天，能到这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了！”老人长叹一声，突然泪流满面，“民国24年，我老家康定还叫打箭炉。我们村跑出来几十个年轻人闹红（军），现在只剩我一个了！”沉默许久，又一声长叹：“1995年，天宝主席（原中央委员，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是从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的藏族同胞，‘天宝’是毛泽东在延安时给他取的名字）来康定慰问老红军时，我们一共坐了两桌，大家好激动，慰问活动搞了3天。10年过去了，如今，那两桌人也只剩我一个了！”
说罢，王顺生再次热泪长流：“我今天来这里，是想会会老战友啊，可惜，一个都见不到喽！”老人的儿子王达胜告诉我，他父亲过草地时被打散了，在外流浪多年，不敢回家，上世纪80年代才落实“失散红军”的身份，“这次是专程陪他到小金县来看看”。
王达胜不讳言这可能是父亲最后的心愿：“四川老话叫收脚印，再过几年，川西的老红军可能一个都没有喽！”
王顺生说，由于他是传令兵，会师期间进出过中央各大机关，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他们都好年轻哟，人长得高大，精神十足……”说罢，老人眯缝起眼睛，心绪似飞回逝去的燃情岁月。突然，他睁开眼问我：“你想听听会师歌吗？”
嗓音居然很亮。歌的过门很长，旋律铿锵有力: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老人说，这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我惊叹他的记忆力，他回答说:“怎么忘得了呢？它都刻进我骨头里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王顺生，您老还健在吗？
“他是真正的红军”
川西红军史学者杨继宗介绍，长征时红军征兵是放宽了年龄的：“因为沿途战事激烈，兵员损耗很大，譬如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6万人，进入川西只剩2万人，这还包括在云贵山地扩红后的数千汉苗彝胞。而许多少年因为接受了扩红宣传，为改变命运或只想吃口饱饭，于是跟着这支队伍走……”
这些10多岁的少年来自山地、消失在山地或幸运地走出山地，曾演绎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很多人并未能走出雪山草地，成为“失散红军”。杨继宗说：“川西的‘失散红军’特别多，最主要是松潘草地太难走，导致非战斗失散人员剧增。如今他们差不多都过世了，活着的寥若晨星！”
我在阿坝红原草地深处的瓦切乡，拜访了在草原上生活了70年的侯德明。他已不大会说汉话，给我当翻译的是他的大儿媳、在县广播电视台工作的阿尔基。
阿尔基说，侯德明是过草地时掉队后在瓦切定居的，当年16岁，现在他只记得“贺龙”“湖南”“大庸”等几个汉语词汇。当地藏胞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意思是“宝贝”。在瓦切，侯德明的人品被一个叫奇美拉姆的藏族女孩看上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有了4个孩子。侯德明或许并不知晓更多的革命道理，但却有做人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红卫兵们抄来的各家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清点抄家物品时惊讶地发现，所有财物一件未少！侯德明没拿乡亲们的宝贝，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真正的宝贝。1984年，当落实红军流失人员优抚政策时，所有藏胞都出面作证：他是真正的红军！
在草原生活多年，侯德明十分想念家乡大庸和亲人。有一年夏天，一个叫靳延谣的画家到瓦切写生，得知这事后，非常感动。在靳延谣的帮助下这位80多岁的老人得以与家人团聚，那一刻侯德明与家人抱头痛哭，70年的思念化成奔涌的泪水……
此后，侯德明回到了他梦绕魂牵的家乡，当地人民用夹道欢迎的隆重仪式迎接失散70年的儿子，很多人哭了，侯德明也哭了。“但看得出，那是幸福的泪水。”阿尔基告诉我，“这不，他从湖南回来后，将父母亲的照片也请来了。”
果然，在侯德明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两位汉族老人的画像。他闭着眼睛，在画像下默默转动经筒，脸上几乎没有表情。那是一种淡然、超脱还是恬静？我无法窥探他内心深处对故乡、父母、红军还有怎样的感情。这情景，让我突然想起唐师曾在北非阿拉曼盟军战士墓看到的一块碑，那是一位母亲给儿子立的，碑文是：
对世界，他仅是一名士兵
对母亲，他是整个世界
“红军就是从这里去的哈达铺”
从腊子口到铁尺梁还有55公里，山道险峻崎岖，峭峰欲合，一路上有许多像腊子口一样的隘口。当我终于登上海拔3185米的铁尺梁峰顶后，远眺群山绵延，云雾下森林逶迤无边，最远处是岷山著名的光盖山，起伏的石峰绵延百里，峰顶积雪闪闪发亮，清代诗人陈仲秀曾有诗云：“迭山南望白无边，雪积遥峰远接天。”而毛泽东则大气磅礴地吟唱：“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翻过铁尺梁，下山的地貌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一路几乎无树，但草好，多山羊，不时能见到头扎白羊肚帕的放羊老汉，从衣着看已是汉族。其实，铁尺梁原本就是汉藏分界线，下梁后即一马平川，可直抵甘南名镇哈达铺。我在铁尺梁山脚下遇到一个放羊老汉，叫李中清。老汉裹着羊皮背心，身体健壮。他身边草地青绿，悠闲散落着几十只安静的羊，远处是绵延的麦田。“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去的哈达铺，”李老汉告诉我，“当时我也在放羊，把鞭子一甩就跟他们走了，一直走到哈达铺。那年我14岁，跟着他们在哈达铺吃了几餐饱饭，要不是我三伯硬把我拖回来，我肯定跟他们到陕北去了。”又说，自己只是跟着大军走了一遭，并没真正入伍，不能瞎编参加过红军:“我这辈子只是当农民的命哩，得认！”
“要是当初你跟着大部队去了陕北，早就当上将军了！”我感慨道。
老汉大笑，然后坦然说：“可能是吧，也可能早就不在了。这世上，哪来后悔药呢？”
我心中一动，眼睛有些潮湿。前面，微风吹拂，麦浪滚滚。
摘自《时代邮刊》2009.3
“你想听听会师歌吗”
我邂逅的第一个“少年”，已经86岁，地点在小金县。小金县古称懋功，是长征的重要节点，“懋功会师”亦成为亲历者们心中珍藏的经典。
2005年的一天上午，川西高原阳光灿烂。小金县红军会师广场纪念碑前，一位老人一边凝视着雕像，一边抹眼泪，还不停地鞠躬、敬军礼，这位老人叫王顺生，康定人，16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35团传令兵，目睹了两大主力盛大的会师场面。
“到处人山人海呀，可今天，能到这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了！”老人长叹一声，突然泪流满面，“民国24年，我老家康定还叫打箭炉。我们村跑出来几十个年轻人闹红（军），现在只剩我一个了！”沉默许久，又一声长叹：“1995年，天宝主席（原中央委员，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是从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的藏族同胞，‘天宝’是毛泽东在延安时给他取的名字）来康定慰问老红军时，我们一共坐了两桌，大家好激动，慰问活动搞了3天。10年过去了，如今，那两桌人也只剩我一个了！”
说罢，王顺生再次热泪长流：“我今天来这里，是想会会老战友啊，可惜，一个都见不到喽！”老人的儿子王达胜告诉我，他父亲过草地时被打散了，在外流浪多年，不敢回家，上世纪80年代才落实“失散红军”的身份，“这次是专程陪他到小金县来看看”。
王达胜不讳言这可能是父亲最后的心愿：“四川老话叫收脚印，再过几年，川西的老红军可能一个都没有喽！”
王顺生说，由于他是传令兵，会师期间进出过中央各大机关，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他们都好年轻哟，人长得高大，精神十足……”说罢，老人眯缝起眼睛，心绪似飞回逝去的燃情岁月。突然，他睁开眼问我：“你想听听会师歌吗？”
嗓音居然很亮。歌的过门很长，旋律铿锵有力: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老人说，这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我惊叹他的记忆力，他回答说:“怎么忘得了呢？它都刻进我骨头里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王顺生，您老还健在吗？
“他是真正的红军”
川西红军史学者杨继宗介绍，长征时红军征兵是放宽了年龄的：“因为沿途战事激烈，兵员损耗很大，譬如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6万人，进入川西只剩2万人，这还包括在云贵山地扩红后的数千汉苗彝胞。而许多少年因为接受了扩红宣传，为改变命运或只想吃口饱饭，于是跟着这支队伍走……”
这些10多岁的少年来自山地、消失在山地或幸运地走出山地，曾演绎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很多人并未能走出雪山草地，成为“失散红军”。杨继宗说：“川西的‘失散红军’特别多，最主要是松潘草地太难走，导致非战斗失散人员剧增。如今他们差不多都过世了，活着的寥若晨星！”
我在阿坝红原草地深处的瓦切乡，拜访了在草原上生活了70年的侯德明。他已不大会说汉话，给我当翻译的是他的大儿媳、在县广播电视台工作的阿尔基。
阿尔基说，侯德明是过草地时掉队后在瓦切定居的，当年16岁，现在他只记得“贺龙”“湖南”“大庸”等几个汉语词汇。当地藏胞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意思是“宝贝”。在瓦切，侯德明的人品被一个叫奇美拉姆的藏族女孩看上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有了4个孩子。侯德明或许并不知晓更多的革命道理，但却有做人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红卫兵们抄来的各家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清点抄家物品时惊讶地发现，所有财物一件未少！侯德明没拿乡亲们的宝贝，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真正的宝贝。1984年，当落实红军流失人员优抚政策时，所有藏胞都出面作证：他是真正的红军！
在草原生活多年，侯德明十分想念家乡大庸和亲人。有一年夏天，一个叫靳延谣的画家到瓦切写生，得知这事后，非常感动。在靳延谣的帮助下这位80多岁的老人得以与家人团聚，那一刻侯德明与家人抱头痛哭，70年的思念化成奔涌的泪水……
此后，侯德明回到了他梦绕魂牵的家乡，当地人民用夹道欢迎的隆重仪式迎接失散70年的儿子，很多人哭了，侯德明也哭了。“但看得出，那是幸福的泪水。”阿尔基告诉我，“这不，他从湖南回来后，将父母亲的照片也请来了。”
果然，在侯德明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两位汉族老人的画像。他闭着眼睛，在画像下默默转动经筒，脸上几乎没有表情。那是一种淡然、超脱还是恬静？我无法窥探他内心深处对故乡、父母、红军还有怎样的感情。这情景，让我突然想起唐师曾在北非阿拉曼盟军战士墓看到的一块碑，那是一位母亲给儿子立的，碑文是：
对世界，他仅是一名士兵
对母亲，他是整个世界
“红军就是从这里去的哈达铺”
从腊子口到铁尺梁还有55公里，山道险峻崎岖，峭峰欲合，一路上有许多像腊子口一样的隘口。当我终于登上海拔3185米的铁尺梁峰顶后，远眺群山绵延，云雾下森林逶迤无边，最远处是岷山著名的光盖山，起伏的石峰绵延百里，峰顶积雪闪闪发亮，清代诗人陈仲秀曾有诗云：“迭山南望白无边，雪积遥峰远接天。”而毛泽东则大气磅礴地吟唱：“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翻过铁尺梁，下山的地貌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一路几乎无树，但草好，多山羊，不时能见到头扎白羊肚帕的放羊老汉，从衣着看已是汉族。其实，铁尺梁原本就是汉藏分界线，下梁后即一马平川，可直抵甘南名镇哈达铺。我在铁尺梁山脚下遇到一个放羊老汉，叫李中清。老汉裹着羊皮背心，身体健壮。他身边草地青绿，悠闲散落着几十只安静的羊，远处是绵延的麦田。“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去的哈达铺，”李老汉告诉我，“当时我也在放羊，把鞭子一甩就跟他们走了，一直走到哈达铺。那年我14岁，跟着他们在哈达铺吃了几餐饱饭，要不是我三伯硬把我拖回来，我肯定跟他们到陕北去了。”又说，自己只是跟着大军走了一遭，并没真正入伍，不能瞎编参加过红军:“我这辈子只是当农民的命哩，得认！”
“要是当初你跟着大部队去了陕北，早就当上将军了！”我感慨道。
老汉大笑，然后坦然说：“可能是吧，也可能早就不在了。这世上，哪来后悔药呢？”
我心中一动，眼睛有些潮湿。前面，微风吹拂，麦浪滚滚。
摘自《时代邮刊》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