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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刚刚全面禁用滴滴涕、氯丹等四种农药,但要真正驯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更为艰巨的挑战仍然在前
《财经》记者 张瑞丹
滴滴涕(DDT),一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杀虫剂,从5月17日起退出“历史舞台”。与其同命运的,还有氯丹、灭蚁灵和六氯苯等杀虫剂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5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5·17杀虫剂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淘汰”宣传活动中,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宣布,以上几种曾在中国广泛使用的有机化学品,从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
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这一禁令的生效时间,已经推迟五年。不过,这仍然是重要的一步,意味着中国对经济利益和环保责任,已经开始了新的权衡。
从传奇到“魔鬼”
早在1874年,人类就人工合成了滴滴涕。但直到1939年,这种化合物所具有的杀虫效果才被发现。由于滴滴涕可以有效杀死蚊子和跳蚤,依赖这两种昆虫传播的疟疾和伤寒发病率大大降低。
之后,滴滴涕又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杀虫剂,甚至被用于运载火箭燃料的添加剂。但到了1962年,传奇走到了终点: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直指滴滴涕等杀虫剂的滥用,不仅直接危害了人体健康,同时也威胁到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生存。
这本书掀开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帷幕,同时也给滴滴涕这样的有机化学品第一次敲响了警钟。
同样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另外一种名为“多氯联苯”(PCBs)的有机化学品,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PCBs油曾广泛应用于变压器、液压油以及油墨、涂料等。但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PCBs被无意混入食用米糠油后,导致大量当地居民和禽类产生中毒、病变等症状。
之后,有机化学品的安全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研究发现,除了滴滴涕和多氯联苯,还有一些其他有机化学品也身份可疑。比如主要用来杀灭白蚁的灭蚁灵,就可能对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产生干扰作用,并出现致癌、致畸等现象。
与其他污染物不同,这些化学物质进入自然界后,很难降解。据《财经》记者了解,不少此类物质的半衰期(就是分解掉一半所用的时间)长达数十年,这就使得其可以沿着生物链一步一步浓缩,并可能通过空气、水和物种迁徙在全球蔓延。
以PCBs为例,经过食物链逐级放大之后,生物体内的浓度甚至可以达到最初的2500万倍。甚至在没有人类大规模工业活动的北极地区,人们也找到了高浓度的滴滴涕。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滴滴涕们的“名单”不断加长,科学界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人们意识到,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这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采取行动。
1998年,为应对这一事态而进行的政府间谈判开始启动。经过五轮、长达三年的谈判,2001年5月22日,旨在对有毒化学品采取优先控制行动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下称《公约》),在瑞典获得通过。《公约》要求缔约国制订具体的国家实施方案,并通过必要的法律、行政和技术措施,削减、控制和淘汰POPs。
首批“上榜”的POPs共有12种,其中,滴滴涕、六氯苯、氯丹、灭蚊灵、毒杀芬、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七氯为有机氯杀虫剂(农药),多氯联苯为工业化学品,而二恶英和呋喃则是工业生产过程或燃烧产生的副产品。
警钟为谁而鸣
环保部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办公室副处长鲁成钢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参与了政府间委员会的谈判。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该《公约》。
在中国,除了艾氏剂、狄氏剂和异狄氏剂三种杀虫剂POPs或未达工业生产规模,或仅处于研制生产阶段,没有工业化生产;其他七种POPs都曾因成本低廉、效果明显被大量生产使用。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大规模生产滴滴涕。到2004年,累计产量超过了46万吨,高峰时年产量就逾2万吨。虽然从1992年中国已禁止滴滴涕农药的使用,但到了2004年,由于生产三氯杀螨醇、船舶油漆以及控制蚊虫等病媒的需求,年产量仍然接近4000吨。
正是由于POPs的使用极其广泛,一时难以禁绝,中国也为滴滴涕、氯丹、灭蚁灵和六氯苯申请了为期五年的特别豁免期,即把禁止期限延长到2009年5月。
2005年,中国正式成立了由前国家环保总局牵头、共有14个部门参与的履约协调小组,开始编制《中国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下称《国家实施计划》)。2007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国家实施计划》。
鲁成钢告诉《财经》记者,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履约工作主要集中在完善国家履约协调机制、推动法规和标准工作,持续开展清单调查与更新和分行业、分区域、分阶段的逐步淘汰,同时控制POPs的使用。
例如,环保部已完成《关于开展二恶英减排和控制的指导意见》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与监督管理地方实施计划编制指南》等编制工作。而将六氯苯、二恶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纳入《危险化学品名录》的修订工作,由国家安监总局牵头组织,也基本就绪,即将接受审查。
此外,为期三年的全国POPs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完成。环保部除了掌握了全国17类二恶英排放源、共1.5万家企业的基本信息和分布点位,还了解了其中14类二恶英排放源的实际排放特点和水平,并初步摸清了重庆、吉林、江苏、广东4个试点地区流通领域杀虫剂废弃物和库存的分布特点,以及44家生产企业POPs废弃物和污染场地现状。
除了杀虫剂类POPs,作为工业生产无意产物(或者说伴生产物)的二恶英,近年来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1999年发生在比利时的肉鸡饲料被二恶英污染事件,不仅令该国内阁倒台,更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废物处理、有色金属、钢铁、造纸和化工等是中国需重点减排的行业。此前公布的《国家实施计划》也显示,在2004年,中国有超过45%的二恶英是钢铁和其他金属加工行业排放的,位列其后的是发电和供热(18.5%)和废弃物焚烧(17.2%)。
弃旧与维新之难
在5月17日禁令生效之后,除了应对疟疾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滴滴涕将全面被禁。惟一的例外,是中国允许企业在封闭现场内(即在一个企业内部),使用滴滴涕作为中间体来生产三氯杀螨醇,直至2014年5月17日。
中国曾经从事过杀虫剂POPs生产的企业,一度遍及18个省市,总数达58家之多。到2004年,这个数目已经减少到十家。其中九家都分布在江苏和上海地区,另一家为天津化工厂。
由于在五年的豁免期中,这些企业都已逐步降低了相应的产品产量,并开始使用替代品,此次禁令对它们的经济冲击并不大。
然而,那些潜在的危险,并不会因为一纸禁令自然地随风而逝。在中国不少地区,无论是土壤中还是农作物中的滴滴涕残留,仍然偏高;要等待其自然降解,可能还要很漫长的时间。
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禁止部分POPs化学品的生产;之后,许多生产企业并没有进行生产设备和场地的清理,有的甚至只是将清理出来的有毒废弃物简单地堆放在厂区内外,或随意加以填埋暂存处理。
随着时间流逝,部分放置POPs废弃物的容器由于年久失修或生锈破损,已出现泄漏现象,成为巨大的环境隐患。
此次随着禁令生效,相应的生产线也将逐步被关停、转产或搬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避免出现新的“隐形炸弹”,是个巨大的问号。
鲁成钢承认,虽然通过三年的POPs调查工作,环保部门已经初步掌握了大概情况,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众多,全国依然存在大量尚未掌握情况的“盲区”。很多行业、企业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后承担赔偿责任,宁愿选择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谁污染,谁治理”的责任也就难以落实。
要遏制二恶英这样的污染物的继续增长,任务也十分艰巨。
按照《国家实施计划》,中国希望在2015年,实现重点行业二恶英的排放量停止增长。但二恶英的排放大户,比如钢铁、有色金属和发电、垃圾焚烧等,自2004年以来都增长迅速;鉴于排放源过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也对《财经》记者表示,要想完全解决,“比较有难度”。
《财经》记者曾致电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及多家钢铁企业,均表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以及给出更具体的削减二恶英排放时间表。
绿色和平(中国)媒体主任王亚敏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呼吁,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制定最具危害性化学物的优先名单,并给出逐步淘汰有毒化学物的时间表,以便在消除有毒化学物的进一步行动中走在各国的前列。
但鉴于目前仍缺乏足够的数据,对于中国POPs已经造成的污染进行全面的评估。再加上缺乏良好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治理和控制,远远未能如二氧化硫和COD(化学需氧量)等常规污染物一样得到足够的重视。
完成2015年的目标和任务,需投入约340亿元。目前中国主要通过国外项目投资等方式来获得资金,但也仅仅是杯水车薪,远远难以支撑庞大的POPs削减控制计划。
此外,郑明辉也对《财经》记者指出,目前中国在POPs控制和削减领域的管理工作才刚起步。虽然已有一些涉及POPs的管理制度陆续出台,但中国POPs的管理体系与履约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包括管理对象中很少涉及对环境质量有重要影响的POPs,一些管理规定也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
今年5月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四次大会上,又有林丹、六溴联苯等九种有毒化学物质,被添加到“黑名单”中。显然,对中国而言,这将是一场远未看到尽头的漫长“战争”。■
《财经》记者 张瑞丹
滴滴涕(DDT),一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杀虫剂,从5月17日起退出“历史舞台”。与其同命运的,还有氯丹、灭蚁灵和六氯苯等杀虫剂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5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5·17杀虫剂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淘汰”宣传活动中,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宣布,以上几种曾在中国广泛使用的有机化学品,从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
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这一禁令的生效时间,已经推迟五年。不过,这仍然是重要的一步,意味着中国对经济利益和环保责任,已经开始了新的权衡。
从传奇到“魔鬼”
早在1874年,人类就人工合成了滴滴涕。但直到1939年,这种化合物所具有的杀虫效果才被发现。由于滴滴涕可以有效杀死蚊子和跳蚤,依赖这两种昆虫传播的疟疾和伤寒发病率大大降低。
之后,滴滴涕又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杀虫剂,甚至被用于运载火箭燃料的添加剂。但到了1962年,传奇走到了终点: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直指滴滴涕等杀虫剂的滥用,不仅直接危害了人体健康,同时也威胁到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生存。
这本书掀开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帷幕,同时也给滴滴涕这样的有机化学品第一次敲响了警钟。
同样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另外一种名为“多氯联苯”(PCBs)的有机化学品,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PCBs油曾广泛应用于变压器、液压油以及油墨、涂料等。但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PCBs被无意混入食用米糠油后,导致大量当地居民和禽类产生中毒、病变等症状。
之后,有机化学品的安全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研究发现,除了滴滴涕和多氯联苯,还有一些其他有机化学品也身份可疑。比如主要用来杀灭白蚁的灭蚁灵,就可能对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产生干扰作用,并出现致癌、致畸等现象。
与其他污染物不同,这些化学物质进入自然界后,很难降解。据《财经》记者了解,不少此类物质的半衰期(就是分解掉一半所用的时间)长达数十年,这就使得其可以沿着生物链一步一步浓缩,并可能通过空气、水和物种迁徙在全球蔓延。
以PCBs为例,经过食物链逐级放大之后,生物体内的浓度甚至可以达到最初的2500万倍。甚至在没有人类大规模工业活动的北极地区,人们也找到了高浓度的滴滴涕。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滴滴涕们的“名单”不断加长,科学界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人们意识到,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这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采取行动。
1998年,为应对这一事态而进行的政府间谈判开始启动。经过五轮、长达三年的谈判,2001年5月22日,旨在对有毒化学品采取优先控制行动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下称《公约》),在瑞典获得通过。《公约》要求缔约国制订具体的国家实施方案,并通过必要的法律、行政和技术措施,削减、控制和淘汰POPs。
首批“上榜”的POPs共有12种,其中,滴滴涕、六氯苯、氯丹、灭蚊灵、毒杀芬、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七氯为有机氯杀虫剂(农药),多氯联苯为工业化学品,而二恶英和呋喃则是工业生产过程或燃烧产生的副产品。
警钟为谁而鸣
环保部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办公室副处长鲁成钢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参与了政府间委员会的谈判。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该《公约》。
在中国,除了艾氏剂、狄氏剂和异狄氏剂三种杀虫剂POPs或未达工业生产规模,或仅处于研制生产阶段,没有工业化生产;其他七种POPs都曾因成本低廉、效果明显被大量生产使用。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大规模生产滴滴涕。到2004年,累计产量超过了46万吨,高峰时年产量就逾2万吨。虽然从1992年中国已禁止滴滴涕农药的使用,但到了2004年,由于生产三氯杀螨醇、船舶油漆以及控制蚊虫等病媒的需求,年产量仍然接近4000吨。
正是由于POPs的使用极其广泛,一时难以禁绝,中国也为滴滴涕、氯丹、灭蚁灵和六氯苯申请了为期五年的特别豁免期,即把禁止期限延长到2009年5月。
2005年,中国正式成立了由前国家环保总局牵头、共有14个部门参与的履约协调小组,开始编制《中国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下称《国家实施计划》)。2007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国家实施计划》。
鲁成钢告诉《财经》记者,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履约工作主要集中在完善国家履约协调机制、推动法规和标准工作,持续开展清单调查与更新和分行业、分区域、分阶段的逐步淘汰,同时控制POPs的使用。
例如,环保部已完成《关于开展二恶英减排和控制的指导意见》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与监督管理地方实施计划编制指南》等编制工作。而将六氯苯、二恶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纳入《危险化学品名录》的修订工作,由国家安监总局牵头组织,也基本就绪,即将接受审查。
此外,为期三年的全国POPs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完成。环保部除了掌握了全国17类二恶英排放源、共1.5万家企业的基本信息和分布点位,还了解了其中14类二恶英排放源的实际排放特点和水平,并初步摸清了重庆、吉林、江苏、广东4个试点地区流通领域杀虫剂废弃物和库存的分布特点,以及44家生产企业POPs废弃物和污染场地现状。
除了杀虫剂类POPs,作为工业生产无意产物(或者说伴生产物)的二恶英,近年来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1999年发生在比利时的肉鸡饲料被二恶英污染事件,不仅令该国内阁倒台,更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废物处理、有色金属、钢铁、造纸和化工等是中国需重点减排的行业。此前公布的《国家实施计划》也显示,在2004年,中国有超过45%的二恶英是钢铁和其他金属加工行业排放的,位列其后的是发电和供热(18.5%)和废弃物焚烧(17.2%)。
弃旧与维新之难
在5月17日禁令生效之后,除了应对疟疾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滴滴涕将全面被禁。惟一的例外,是中国允许企业在封闭现场内(即在一个企业内部),使用滴滴涕作为中间体来生产三氯杀螨醇,直至2014年5月17日。
中国曾经从事过杀虫剂POPs生产的企业,一度遍及18个省市,总数达58家之多。到2004年,这个数目已经减少到十家。其中九家都分布在江苏和上海地区,另一家为天津化工厂。
由于在五年的豁免期中,这些企业都已逐步降低了相应的产品产量,并开始使用替代品,此次禁令对它们的经济冲击并不大。
然而,那些潜在的危险,并不会因为一纸禁令自然地随风而逝。在中国不少地区,无论是土壤中还是农作物中的滴滴涕残留,仍然偏高;要等待其自然降解,可能还要很漫长的时间。
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禁止部分POPs化学品的生产;之后,许多生产企业并没有进行生产设备和场地的清理,有的甚至只是将清理出来的有毒废弃物简单地堆放在厂区内外,或随意加以填埋暂存处理。
随着时间流逝,部分放置POPs废弃物的容器由于年久失修或生锈破损,已出现泄漏现象,成为巨大的环境隐患。
此次随着禁令生效,相应的生产线也将逐步被关停、转产或搬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避免出现新的“隐形炸弹”,是个巨大的问号。
鲁成钢承认,虽然通过三年的POPs调查工作,环保部门已经初步掌握了大概情况,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众多,全国依然存在大量尚未掌握情况的“盲区”。很多行业、企业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后承担赔偿责任,宁愿选择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谁污染,谁治理”的责任也就难以落实。
要遏制二恶英这样的污染物的继续增长,任务也十分艰巨。
按照《国家实施计划》,中国希望在2015年,实现重点行业二恶英的排放量停止增长。但二恶英的排放大户,比如钢铁、有色金属和发电、垃圾焚烧等,自2004年以来都增长迅速;鉴于排放源过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也对《财经》记者表示,要想完全解决,“比较有难度”。
《财经》记者曾致电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及多家钢铁企业,均表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以及给出更具体的削减二恶英排放时间表。
绿色和平(中国)媒体主任王亚敏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呼吁,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制定最具危害性化学物的优先名单,并给出逐步淘汰有毒化学物的时间表,以便在消除有毒化学物的进一步行动中走在各国的前列。
但鉴于目前仍缺乏足够的数据,对于中国POPs已经造成的污染进行全面的评估。再加上缺乏良好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治理和控制,远远未能如二氧化硫和COD(化学需氧量)等常规污染物一样得到足够的重视。
完成2015年的目标和任务,需投入约340亿元。目前中国主要通过国外项目投资等方式来获得资金,但也仅仅是杯水车薪,远远难以支撑庞大的POPs削减控制计划。
此外,郑明辉也对《财经》记者指出,目前中国在POPs控制和削减领域的管理工作才刚起步。虽然已有一些涉及POPs的管理制度陆续出台,但中国POPs的管理体系与履约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包括管理对象中很少涉及对环境质量有重要影响的POPs,一些管理规定也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
今年5月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四次大会上,又有林丹、六溴联苯等九种有毒化学物质,被添加到“黑名单”中。显然,对中国而言,这将是一场远未看到尽头的漫长“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