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临终之前，吕后泪汪汪地问夫君，萧相国之后，谁可以继任丞相？西汉初年的丞相总理国政，权力很大。刘邦说，曹参可。据说曹参当时在齐国，辅佐刘邦长子齐王刘肥。汉初实行“一国两制”，齐国是大国，齐国的稳定事关全局，曹参在那里，刘邦对东方的事情就放心了。曹参在齐国工作了九年，拜胶西的盖公为师，学习黄老无为之术。
　　公元前193年，刘邦去世后两年，萧何病逝，死前推荐曹参接替自己的职位。据说，曹参在齐国听说萧相国去世，就收拾行李说，我要回到长安当丞相啰。曹参尽管与萧何是沛县的同僚，但是，后来刘邦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尽管曹参战功第一，还是被排在了萧何之后，萧何只是在后方组织粮草、补充兵员，曹参却是前线杀敌、功绩最高的人。刘邦说，战场的功劳虽然重要，但是，只是像猎狗抓捕野兔一样，萧何才是指挥猎狗抓捕野兽的人。这就是所谓“功狗”、“功人”的说法。因此，两人之间难免有些不快。但是，萧何死前，仍然推荐了曹参。这就是英雄惜英雄！
　　曹参出任丞相之后，清静治国，崇尚无为。官员前来报告情况，他总是说先喝酒，喝着喝着，就把事情放到一边了。在朝堂上也很少建言。年轻的惠帝刘盈看不下去了，就让在宫中上班的曹窋趁回家休沐时，向父亲询问，为什么无所作为。父亲揍了儿子一顿。
　　这一来，惠帝不高兴了。在曹参上朝的时候，就对曹伯伯说，是我让你儿子去问你的，曹伯伯出任丞相以来，无所作为，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年轻的皇帝。曹参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道，陛下您能与父亲高祖相比吗？惠帝说，我怎么能与父皇相比呢！曹参又问，陛下觉得我与萧相国比如何？惠帝笑了笑，说，您好像也不如已故的萧相国。曹参说，这不就得了吗？您不如高祖，我不如萧相国，我们就按照他们制定的方针办不就行了吗？这就是所谓“萧规曹随”。
　　萧规曹随的关键是，西汉初年所制定的“萧规”是什么？这就是极其自由的经济社会政策。

　　当年刘邦初进咸阳，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偷盗抵罪。除了杀人越货，政府要加以惩处之外，汉初实行了极其自由的社会与经济政策。实现这一政策的背景是秦朝严酷的法律和苛刻的管制，窒息了社会的活力。所谓“天下苦秦久矣”的呐喊，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火，并没有从秦朝短短15年的统一得到复苏，楚汉之间的铁血厮杀，社会经济与民生疮痍满目。刘邦及其后继领导人，顺应了这种时代诉求，采取“负面列表”的做法。政府所做的就是提供大的政策环境。主要有三条：
　　一是轻徭薄赋。汉文帝就是节俭出名的皇帝。听说有皇家工程会耗费中人家产，宁愿放弃。税收始终保持在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低水平。
　　二是保证耕者有其田。上个世纪80年代在荆州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记载了汉高工祖五年到吕后二年的律令制度，表明在官府主持下，朝廷曾经认真推行过为百姓授田的政策，从而让老百姓得到看得见的实惠。
　　三是清静无为的治理国策的长期执行。刘邦时期的“进城干部”陆贾，最早向皇帝提出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说“治以道德（即道家的无为）为上，行以仁义为本”。天下大治的关键，是把“仁义为本”的德治和“无为为用”结合起来。
　　什么是“仁义为本”？就是减轻刑罚，以德治不是以刑杀来治国理民。什么叫“无为为用”呢？在政策实践上，就是国家尽量减少大型劳民的工程建设，减少对于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朝廷允许民间自行采矿、炼铁、煮盐。对于商业活动也并不强行管制，只是对于商人的奢华消费，予以限制。所以明朝学者钱福（1461～1504）称赞陆贾《新语》一书“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钱福：《新语序》）
　　当然，刘邦在位七年，一方面对于匈奴采取和平的和親政策，另一方面在国内尽量排除不安定因素，韩信等诸位异姓王的被清除，都是刘邦时期完成的。刘邦用一生的代价，为文景时期的“天下刑措”（几乎没有严酷的刑法）创造了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