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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的战略地位不仅体现在现代政党增强执政能力和遵循执政规律之中，而且还体现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布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战略布局之中。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灵魂与旗帜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原动力与内驱力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党内文化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布局、发展环境。
［关键词］党内文化；执政能力；执政规律；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3－0021－04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1］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力已经越来越成为民族竞争力、政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部分，是每一个民族、政党和国家一切力量来源的核心和灵魂。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文化将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建设之中。
一、党内文化与现代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规律
党内文化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党的兴衰成败这个执政规律至关重要的问题。党内文化先进与否，既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强弱的一把重要标尺，也是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需求。
（一）党内文化是衡量和影响现代政党执政能力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执政能力是任何政党执政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党的存在、发展和壮大。“一般地说，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完成自己执政目标和任务的能力。按照执政主体的层次，可分为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以及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评价和判断党的执政能力，要考察执政活动的全过程，综合分析党的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体制是否健全，执政方式是否科学，执政绩效是否明显。”［2］也就是说，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作用过程，衡量现代政党执政能力也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质的、体制的、精神的各项成果都是判定执政能力高低的基本要素。党内文化之所以会成为现代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部分，就与党内文化本身在党内所发生的具体作用有关。众所周知，由于任何政党在执政之前总是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都会提倡一定的价值体系，并以此来召唤民众和获得民众的支持，在执政过程中，也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当作党执政的工具，而这些东西都是党内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文化是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党内文化先进与否本身就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基本部分。另外，由于党内文化在党的建设中具有统领性、导向性的基本功能，这也就决定了党内文化还是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健全的执政体制、有效的执政方式、显著的执政绩效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就执政理念而言，党内文化本身就包含着执政理念的基本内容，执政理念是否科学，最直接的就是由党内文化规定造成的。因为党内文化本身就是一套价值体系，它综合地体现在党的整体、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都反映了党内文化的价值取向。
二是就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而言，它涉及的是执政的合理性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执政体制和方式是否合理，也是在一定价值理念的主导下进行的，党内文化的状况也关系到党的执政体制的建构与执政方式的选择。
三是就执政绩效而言，执政绩效是指一个执政主体的业绩和效能，是执政能力在现实层面的具体体现。执政绩效在政治层面上主要包括政治驾驭力、社会调控力、民众认同力、经济发展力、目标实现力五个方面。其中，民众认同力，反映的是“民心”、“公意”、“执政信任”等执政民意基础和支持率，高绩效的执政是民众认同度高的执政，是民意支持率高的执政。［3］虽然执政绩效的好坏不是执政党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是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以及执政的历史前提等外部环境这些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执政党党内文化的基本状况，都对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包括执政绩效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既为它们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又为它们提供了现实性的动力。
（二）党内文化是反映现代政党兴衰成败这个执政规律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价值引导和规范，文化的力量也深深地影响着价值体系的维系和创造、政党的存在与发展、社会的稳定和变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每当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领域的发展总是社会变革的前奏和先导。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从世界政党的历史来看，党内外群众的价值认同始终是政党政治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党内文化先进与否是影响政党兴衰成败带有普遍性的关键问题。从世界政党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出的执政规律看，任何政党兴衰存亡的表面原因可能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透过这些表层的现象，可以发现其本质上都与政党党内文化的现实状况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世界范围的执政实践来看，许多执政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究其原因，可以说党内文化都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有些执政党往往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失去人心并丧失政权的。比如，印度人民党自1996年执政到2004年第14届大选期间，每年都实现7％左右的增长率，但最终仍然在竞选中败北，就不能不说与该党长期以来忽视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有关。有些执政党在长期执政后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从此或一蹶不振、日渐式微、乏力回天，或分崩离析、灰飞烟灭、销声匿迹。苏联共产党在连续执政74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71年、日本自民党在连续执政38年、印尼专业集团在连续执政35年后纷纷倒台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党执政后期党内缺乏创新精神，腐败之风盛行，党内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够，党的执政能力不强也不能说与党内文化失去先进性、不能有效整合党内外群众的利益、党内所提倡的价值体系不能获得社会认同无关。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出现各种危机，就与党内文化中思想僵化、脱离群众、民主不足、教条主义泛滥的价值取向有关。东德统一社会党在执政长达40多年的时间后倒台，也与其党内存在着思想僵化、特权思想盛行、未能遏止自身的腐败等落后文化有关。苏联共产党倒台也与党内文化中难以消除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思想路线混乱、创新活力不足、忽视党群关系和群众利益、官僚主义弥漫、腐败丛生、特权主义严重等理念痼疾密切关联。中国国民党在上世纪40年代末失去民心、丧失政权，根本上也是由于党内文化落后，致使派系丛生、腐败横行、民主不足、政令不畅。
二、党内文化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
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体布局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党内文化不仅是党的灵魂和旗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还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原动力和内驱力，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最根本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
（一）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灵魂与旗帜
对于任何组织而言，文化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组织的旗帜。一方面，文化作为灵魂，指挥着组织及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文化作为旗帜，将各个分散的个体吸引和积聚到特定的组织中来。同样，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也是党的灵魂，统领和引导着党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党内文化的灵魂，它对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牵头管总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对于党本身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向党内外群众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党内外群众都依此来判定党的性质和作用。
（二）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原动力与内驱力
自觉的文化意识，任何时候都是人类一切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正如康德所说的：“在一个有理性存在者那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文化。”［4］在现实中，文化以其思想方式、意识形态、情感方式等形式体现着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既促使实践主体不断地进行自觉的、深层的文化思考，又促进实践主体去进行一定的价值追求。这种自觉的文化反省，可以促使实践主体克服工具理性的狭隘与片面，从合理性层面不断审视自身的实践是否体现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乎物性与合乎人性的统一，引导着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朝着更为高尚的价值理念不断完善，并产生持久不懈的内在动力。对于一个组织而言，组织文化在实现组织目标和远景方面能产生巨大的原动力，同时，还能够推动组织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对于组织变革与创新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艰辛实践。这项实践，既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前提，也受到共产党人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党内文化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和实践的价值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对于党内同志自觉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然产生强大的原动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文化自觉必将促使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和实践合理性的深刻反思，必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地调整自身的价值体系，并以此来推动这项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三）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最根本的组成部分
党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由于系统内部的这些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也不是独立进行的，相反，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以“一条主线、五大建设”为重点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协同论也认为，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能产生出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统一作用和联合作用。而要协同发展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有一套统领性的价值体系来发挥协调的作用，使得党的各个方面的建设能够不偏离既定目标所指向的轨道。作为党内文化组成部分的党内所倡导的价值体系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它既能够范导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的内容、原则、目标，又能够从整体上指导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之间连成一体、相互配合，发挥各个方面建设的合力作用。另外，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之所以新就新在环境和实践的变化对党的建设不断提出新要求、新任务，使得党的建设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必然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决定着党的建设不是在某个方面修修补补就可以了事，相反，它首先也从最根本上要求党内文化必须适应这些新变化、新要求，从而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进而从全局上去指导、制定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的具体部署。因此，党内文化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最根本性的作用，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
三、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办好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党的这一性质、宗旨和目标定位，决定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作用与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可以说，党内文化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一）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
从哲学层面来讲，党内文化也属于社会意识的一个特殊部分，既受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决定和影响，同时又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有着统帅和指导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文化，是党内所提倡的价值体系以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行为方式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的总和。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也直接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一方面，党内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个灵魂，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方向，确定了在世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努力建设先进的党内文化，党内所提倡的价值体系以及各级党组织、党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都直接反映在中国社会事业发展的过程之中，党内文化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着导向的作用，党外群众在参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必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党内文化的影响。另外，在新世纪新阶段，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的文化安全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当前，西方敌对势力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和全球计算机网络系统、文化产品贩卖等手段，以更隐蔽性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试图在获取暴利的同时进行价值观渗透。从国内环境来看，在我国社会中，随着多种所有制的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党内文化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坚持党内文化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有助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防范腐朽思想侵蚀、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
（二）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理念
由于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利益观，不同的阶级有着他们不同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决定了党内文化必须始终坚持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治立场。党内文化的这一本质规定性，也决定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基本的发展理念。另外，党内文化中党内所倡导的价值体系，虽然是对党内同志提出的要求，但也必然影响着社会其他成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党内同志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也必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具体实践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比如，我们党提出“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也都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理念的基调。
（三）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动力
文化的革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论断：“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6］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客体，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既创造着文化，又深受文化的影响，具有一定文化的人则成了文化的载体。1980年，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7］现实中，中国共产党以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自觉，党内文化也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实践品格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充分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党内文化随着实践的发展也不断得到发展，从而为推进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把党内文化的一些先进理念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并着力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党内文化对党内外群众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四）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布局
发展什么，是任何发展观在面对具体实践时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事业。党内文化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党内文化的发展状况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顺应广大人民对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强烈愿望，在党内文化中提倡独立思考的价值理念，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发展要求，并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处理工农业关系的基本思路，之后，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具体方针，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布局。“文革”期间，由于党内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这种张力造成了党内价值理念十分混乱，尽管党内仍然有许多同志坚持进步的社会发展理念，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探索还是基本中断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发展格局也遭到巨大的破坏。“文革”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在两年的徘徊期中度过，其根本原因就是党内所提倡的价值体系本身还不统一，党内文化内部的矛盾仍然在延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价值取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一套新的价值理念，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命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和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两手抓”的发展思路、“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判断等重要思想，使得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更加科学、内涵更加丰富、思路更加宽广、后劲更加充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负邓小平关于抓好党的建设的政治嘱托，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命题，实现了党内文化的再次与时俱进，也再次促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目标，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布局出现新的拓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为了让最广大的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的崭新战略布局，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由此可见，有什么样的党内文化，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布局，党内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布局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的探索和展开
（五）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环境
文化的影响，往往不单单是针对某个人、某个组织、某个政党、某个国家。在世界交往越来越普遍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国家执政党的党内文化，不仅仅是在对政党内部以及所领导的国家内部有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执政党党内所倡导的价值体系，决定了该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该党在发展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看法和主张。现实中，有些国家的执政党因为能够妥善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也赢得了本国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有些国家则因价值理念失误，不能正确地处理和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从而制造了不少的冲突、矛盾甚至战争。如今，在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面临着如何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党是否能够确立起处理外部环境的科学理念。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8］建国初期，由于党内文化中存在着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以此来确立发展外部关系的原则，从而影响了我们与世界进行广泛接触的机会，丧失了几十年的良好发展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把握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9］，并提出了“不扛大旗、不出风头”、“韬光养晦”以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等外交战略思想，从而不断改善了同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也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今，我们党为了抓住本世纪头20年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赞誉，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友好、和谐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王长江等．党的建设十五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3］秦德君．执政绩效探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9］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魏子扬
［关键词］党内文化；执政能力；执政规律；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3－0021－04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1］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力已经越来越成为民族竞争力、政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部分，是每一个民族、政党和国家一切力量来源的核心和灵魂。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文化将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建设之中。
一、党内文化与现代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规律
党内文化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党的兴衰成败这个执政规律至关重要的问题。党内文化先进与否，既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强弱的一把重要标尺，也是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需求。
（一）党内文化是衡量和影响现代政党执政能力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执政能力是任何政党执政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党的存在、发展和壮大。“一般地说，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完成自己执政目标和任务的能力。按照执政主体的层次，可分为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以及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评价和判断党的执政能力，要考察执政活动的全过程，综合分析党的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体制是否健全，执政方式是否科学，执政绩效是否明显。”［2］也就是说，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作用过程，衡量现代政党执政能力也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质的、体制的、精神的各项成果都是判定执政能力高低的基本要素。党内文化之所以会成为现代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部分，就与党内文化本身在党内所发生的具体作用有关。众所周知，由于任何政党在执政之前总是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都会提倡一定的价值体系，并以此来召唤民众和获得民众的支持，在执政过程中，也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当作党执政的工具，而这些东西都是党内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文化是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党内文化先进与否本身就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基本部分。另外，由于党内文化在党的建设中具有统领性、导向性的基本功能，这也就决定了党内文化还是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健全的执政体制、有效的执政方式、显著的执政绩效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就执政理念而言，党内文化本身就包含着执政理念的基本内容，执政理念是否科学，最直接的就是由党内文化规定造成的。因为党内文化本身就是一套价值体系，它综合地体现在党的整体、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都反映了党内文化的价值取向。
二是就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而言，它涉及的是执政的合理性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执政体制和方式是否合理，也是在一定价值理念的主导下进行的，党内文化的状况也关系到党的执政体制的建构与执政方式的选择。
三是就执政绩效而言，执政绩效是指一个执政主体的业绩和效能，是执政能力在现实层面的具体体现。执政绩效在政治层面上主要包括政治驾驭力、社会调控力、民众认同力、经济发展力、目标实现力五个方面。其中，民众认同力，反映的是“民心”、“公意”、“执政信任”等执政民意基础和支持率，高绩效的执政是民众认同度高的执政，是民意支持率高的执政。［3］虽然执政绩效的好坏不是执政党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是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以及执政的历史前提等外部环境这些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执政党党内文化的基本状况，都对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包括执政绩效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既为它们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又为它们提供了现实性的动力。
（二）党内文化是反映现代政党兴衰成败这个执政规律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价值引导和规范，文化的力量也深深地影响着价值体系的维系和创造、政党的存在与发展、社会的稳定和变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每当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领域的发展总是社会变革的前奏和先导。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从世界政党的历史来看，党内外群众的价值认同始终是政党政治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党内文化先进与否是影响政党兴衰成败带有普遍性的关键问题。从世界政党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出的执政规律看，任何政党兴衰存亡的表面原因可能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透过这些表层的现象，可以发现其本质上都与政党党内文化的现实状况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世界范围的执政实践来看，许多执政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究其原因，可以说党内文化都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有些执政党往往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失去人心并丧失政权的。比如，印度人民党自1996年执政到2004年第14届大选期间，每年都实现7％左右的增长率，但最终仍然在竞选中败北，就不能不说与该党长期以来忽视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有关。有些执政党在长期执政后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从此或一蹶不振、日渐式微、乏力回天，或分崩离析、灰飞烟灭、销声匿迹。苏联共产党在连续执政74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71年、日本自民党在连续执政38年、印尼专业集团在连续执政35年后纷纷倒台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党执政后期党内缺乏创新精神，腐败之风盛行，党内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够，党的执政能力不强也不能说与党内文化失去先进性、不能有效整合党内外群众的利益、党内所提倡的价值体系不能获得社会认同无关。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出现各种危机，就与党内文化中思想僵化、脱离群众、民主不足、教条主义泛滥的价值取向有关。东德统一社会党在执政长达40多年的时间后倒台，也与其党内存在着思想僵化、特权思想盛行、未能遏止自身的腐败等落后文化有关。苏联共产党倒台也与党内文化中难以消除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思想路线混乱、创新活力不足、忽视党群关系和群众利益、官僚主义弥漫、腐败丛生、特权主义严重等理念痼疾密切关联。中国国民党在上世纪40年代末失去民心、丧失政权，根本上也是由于党内文化落后，致使派系丛生、腐败横行、民主不足、政令不畅。
二、党内文化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
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体布局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党内文化不仅是党的灵魂和旗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还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原动力和内驱力，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最根本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
（一）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灵魂与旗帜
对于任何组织而言，文化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组织的旗帜。一方面，文化作为灵魂，指挥着组织及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文化作为旗帜，将各个分散的个体吸引和积聚到特定的组织中来。同样，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也是党的灵魂，统领和引导着党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党内文化的灵魂，它对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牵头管总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对于党本身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向党内外群众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党内外群众都依此来判定党的性质和作用。
（二）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原动力与内驱力
自觉的文化意识，任何时候都是人类一切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正如康德所说的：“在一个有理性存在者那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文化。”［4］在现实中，文化以其思想方式、意识形态、情感方式等形式体现着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既促使实践主体不断地进行自觉的、深层的文化思考，又促进实践主体去进行一定的价值追求。这种自觉的文化反省，可以促使实践主体克服工具理性的狭隘与片面，从合理性层面不断审视自身的实践是否体现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乎物性与合乎人性的统一，引导着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朝着更为高尚的价值理念不断完善，并产生持久不懈的内在动力。对于一个组织而言，组织文化在实现组织目标和远景方面能产生巨大的原动力，同时，还能够推动组织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对于组织变革与创新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艰辛实践。这项实践，既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前提，也受到共产党人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党内文化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和实践的价值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对于党内同志自觉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然产生强大的原动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文化自觉必将促使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和实践合理性的深刻反思，必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地调整自身的价值体系，并以此来推动这项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三）党内文化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最根本的组成部分
党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由于系统内部的这些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也不是独立进行的，相反，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以“一条主线、五大建设”为重点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协同论也认为，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能产生出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统一作用和联合作用。而要协同发展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有一套统领性的价值体系来发挥协调的作用，使得党的各个方面的建设能够不偏离既定目标所指向的轨道。作为党内文化组成部分的党内所倡导的价值体系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它既能够范导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的内容、原则、目标，又能够从整体上指导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之间连成一体、相互配合，发挥各个方面建设的合力作用。另外，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之所以新就新在环境和实践的变化对党的建设不断提出新要求、新任务，使得党的建设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必然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决定着党的建设不是在某个方面修修补补就可以了事，相反，它首先也从最根本上要求党内文化必须适应这些新变化、新要求，从而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进而从全局上去指导、制定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的具体部署。因此，党内文化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最根本性的作用，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
三、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办好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党的这一性质、宗旨和目标定位，决定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作用与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可以说，党内文化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一）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
从哲学层面来讲，党内文化也属于社会意识的一个特殊部分，既受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决定和影响，同时又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有着统帅和指导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文化，是党内所提倡的价值体系以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行为方式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的总和。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也直接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一方面，党内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个灵魂，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方向，确定了在世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努力建设先进的党内文化，党内所提倡的价值体系以及各级党组织、党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都直接反映在中国社会事业发展的过程之中，党内文化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着导向的作用，党外群众在参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必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党内文化的影响。另外，在新世纪新阶段，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的文化安全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当前，西方敌对势力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和全球计算机网络系统、文化产品贩卖等手段，以更隐蔽性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试图在获取暴利的同时进行价值观渗透。从国内环境来看，在我国社会中，随着多种所有制的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党内文化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坚持党内文化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有助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防范腐朽思想侵蚀、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
（二）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理念
由于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利益观，不同的阶级有着他们不同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决定了党内文化必须始终坚持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治立场。党内文化的这一本质规定性，也决定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基本的发展理念。另外，党内文化中党内所倡导的价值体系，虽然是对党内同志提出的要求，但也必然影响着社会其他成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党内同志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也必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具体实践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比如，我们党提出“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也都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理念的基调。
（三）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动力
文化的革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论断：“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6］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客体，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既创造着文化，又深受文化的影响，具有一定文化的人则成了文化的载体。1980年，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7］现实中，中国共产党以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自觉，党内文化也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实践品格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充分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党内文化随着实践的发展也不断得到发展，从而为推进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把党内文化的一些先进理念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并着力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党内文化对党内外群众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四）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布局
发展什么，是任何发展观在面对具体实践时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事业。党内文化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党内文化的发展状况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顺应广大人民对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强烈愿望，在党内文化中提倡独立思考的价值理念，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发展要求，并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处理工农业关系的基本思路，之后，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具体方针，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布局。“文革”期间，由于党内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这种张力造成了党内价值理念十分混乱，尽管党内仍然有许多同志坚持进步的社会发展理念，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探索还是基本中断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发展格局也遭到巨大的破坏。“文革”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在两年的徘徊期中度过，其根本原因就是党内所提倡的价值体系本身还不统一，党内文化内部的矛盾仍然在延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价值取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一套新的价值理念，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命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和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两手抓”的发展思路、“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判断等重要思想，使得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更加科学、内涵更加丰富、思路更加宽广、后劲更加充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负邓小平关于抓好党的建设的政治嘱托，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命题，实现了党内文化的再次与时俱进，也再次促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目标，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布局出现新的拓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为了让最广大的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的崭新战略布局，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由此可见，有什么样的党内文化，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布局，党内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布局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的探索和展开
（五）党内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环境
文化的影响，往往不单单是针对某个人、某个组织、某个政党、某个国家。在世界交往越来越普遍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国家执政党的党内文化，不仅仅是在对政党内部以及所领导的国家内部有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执政党党内所倡导的价值体系，决定了该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该党在发展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看法和主张。现实中，有些国家的执政党因为能够妥善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也赢得了本国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有些国家则因价值理念失误，不能正确地处理和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从而制造了不少的冲突、矛盾甚至战争。如今，在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面临着如何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党是否能够确立起处理外部环境的科学理念。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8］建国初期，由于党内文化中存在着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以此来确立发展外部关系的原则，从而影响了我们与世界进行广泛接触的机会，丧失了几十年的良好发展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把握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9］，并提出了“不扛大旗、不出风头”、“韬光养晦”以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等外交战略思想，从而不断改善了同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也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今，我们党为了抓住本世纪头20年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赞誉，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友好、和谐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王长江等．党的建设十五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3］秦德君．执政绩效探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9］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魏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