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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初冬的清晨，空气中已经多了一份浓重的凛冽。王振耀从位于北京师范大学西门的家走到京师大厦，正好是与记者约好的时间，8点整，几乎分毫不差。一落座，他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院长比司长影响力大多了。”王振耀不止一次这样说。2010年6月，他弃官治学，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推动的事情越过职权范围，被人过度揣测意图或无限解读。他办各种各样的论坛，大讲公益，甚至提倡让亿万富翁每年捐款100万。这如果在司长的位子上，恐怕想都不敢想。
而他也坦言，让他特别振奋的壹基金转型，也有赖于自己几十年的从政经历和影响力，是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优势。官与学的气质，在王振耀身上依然交错在一起，亦如双生花。
王振耀是主动走出体制的为数不多的官员，他对体制内原则的“解密”或许满足了公众对政治去神秘化的欲望。
“低薪高薪都不是公务员腐败的理由，只有好的制度才可以避免坏官的出现。如果把道德与法律对立起来，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那样的官德，如何靠得住？”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未必没道理。“如果我们的文化对每个人的日常需求不给予一定的重视，那么我们的一些政策就难免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有些高尚的口号可能不近人情，甚至违反人性。”
强烈的时间观念，话语间的干脆利落，思维的敏捷深刻，无不昭示着王振耀在官学之间的游刃有余。出仕途，入学界，他认为这两种身份的转变如同旋转门一样自然，而倘若无法能上能下，才不正常。
“慈善一定姓民”
王振耀辞官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他失去了公车，损失了正司级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蓝卡”，与之作为“交换”的则是二级教授的头衔。“没有优厚的福利待遇，那些教授还不是一样活”，在56岁时，他换了个活法。
有人说他“下海”了，亦有人说他“上岸”了。对王振耀来说，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帮人家“出主意，想办法”，只要慈善领域有需求，他就一刻停不下来。只不过这一次是从民间出发。
在王振耀当院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壹基金转型让他特别振奋。在中国做慈善，民间组织多受身份之困。它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又要寻找政府机关或党政部门做主管单位。李连杰的壹基金就一度因“身份不明”而遭到即将中断的危险。后来，在王振耀的穿针引线下，壹基金终于在深圳拿到了渴求已久的“身份证”。而壹基金与深圳市民政局的合作过程，被王振耀用“巧合”一言蔽之。
壹基金的转型给了全社会一个积极信号，民间组织可以公开面向社会募款。王振耀认为，此举越过了长久以来难以逾越的边界。但他也坦言，他横跨政学两界的特殊身份，也是促成此事的关窍。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壹基金的转型仅仅是一个个案，法律不改，民间慈善组织的困局仍旧无法解除。
慈善组织的亦官亦民，引发了慈善究竟姓官还是姓民之争。“慈善一定姓民，”王振耀仍坚定地认为，“所谓民，既不是与官截然对立，又不能尾随政府，而应该引导政府。”
2011年公益慈善界发生的大事颇多，王振耀从中看出了慈善回归民间的大玄机。
“郭美美事件”在网络上被披露并迅速形成舆论，在慈善领域，民间的评判标准已成为国家的评判标准。这让这位老官员感慨不已：“社会评价标准悄悄地发生了转移。至少在慈善领域，各级政府对民意的敬畏已成惯例。”
普通公民参与慈善的浪潮波澜壮阔，甚至开始自下而上影响制度的建立。王振耀说：“邓飞倡导的免费午餐行动，就让政府也参与了进来，160亿元学生营养补助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前民间难以占主导，总是抱有圣上英明、皇恩浩荡的陈腐观念。近年来，慈善越来越归于本真，民间完全可以引领政府，只不过这个过程仍然漫长，最需要的还是行动者。
而王振耀却不喜欢这些行动者以“草根”组织自居。“我当司长时，一听草根组织，第一反应就是你没钱，或许还跟政府有点摩擦。”这一称谓也许能唤起民间的身份认同，但在与政府公关时却是极为失败的形象设计。归根结底，草根与民间仍存在距离，它亟待补上“专业化”这一课。
有人说王振耀“替穷人说话”，又“替富人说话”。他也因此遭受争议。“首善”陈光标事件后，他一句“原谅有缺点的企业家”，被无数网友斥责为“替富人开脱”；倡议5.5万个亿万富翁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100万，引来了“异想天开”的质疑声。
王振耀无暇理会争议，他忧虑的是，富人的善款如何敲开慈善的大门。
“两把税把多少善款生生挡在门外啊！”王振耀紧皱眉头说道，曹德旺以股票形式捐赠，市值超35亿，按照现行制度征税，须缴纳6亿左右税款。对善款征重税，无疑让全球通用的股票捐赠在中国遇到了大门槛。一个曹德旺的问题不解决，几千亿的股票捐赠就无法用于慈善。
此外，基金会也要如企业一样，每年缴纳25%的所得税。王振耀追问道，对用于社会的善款征税，那么是否也要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收税呢？他认为，对前者征税和对后者收税一样荒诞。
过去我们使出各种绊子抑制民营企业，如今同样的逻辑对准了民间慈善机构，这是个心结。王振耀说，他们研究院现在就是要帮人们解开这个结，要说清楚太难了，但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离开官位看官位
20年的仕途生涯，在王振耀看来，还是干出了点名堂的：推动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和发展，让“海选”成为9亿农民的共识；建立四级灾害应急管理体系，汶川大地震检验了其效果；把各地民政官员“关”在京城，落实低保金；建立涵盖200余项标准的孤儿最低养育制度。
在任时，王振耀做事的逻辑与其他官员有些迥异，难免让人在背后说他“另类”。无论他如何不按牌理出牌，也只是变动了行事方法而已。至于规则，始终未曾改变。而机关规则，既是媒体喜欢追逐谈论的焦点，又是普通公众乐于窥探的“机密”。官转民的王振耀，受一名图书编辑邀约，索性执笔再次回望官场，细说规则。
在王振耀担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期间，他发现，按照灾情大小，划分灾害等级，实行灾害分级管理制度，已经提了10多年之久，却一直没什么地方执行。2003年“非典”期间，他和同事发现，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该制度。原来“这不是下面对付上面，而是上面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下面抵制或拖延执行上面政策的事情，他也不是头一遭碰到。“说到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真正病灶，就是我国缺乏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机制，不认为地方利益存在着正当性，更不习惯于在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进行公开的谈判。”王振耀说。
而在机关内部，靠投票选先进的规则，也同样被王振耀认为“极为不妥”。这样评选的依据可能是人际关系，而非业务水平。王振耀担任司长之时，所倡导的考核办法是将个人一年的工作评价，划分为10多个项目，然后来进行分别评价，最后综合计算总分。当然，领导亦会参与打分，最后司长还会说一些决定性意见，考评委员会是要尊重的。这样，承担了很多工作但原来票数不多的人总分就上去了。
王振耀对评选先进方法的革新并非有意培养“自己人”。由于机关的政治化倾向，衍生出了一个普遍的用人规则，即谁是谁的人，就要听谁的话。同样在王振耀从政期间，也有人规劝他注意用自己人。“谁是自己人？”他得出的结论则是，职位或岗位的关系构成，异化为“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这绝对是政府机关建设的一大弊端。
与用人同样敏感的恐怕就是资源分配了，常年担任“赈灾大员”的王振耀深知，政府资源分配在各国同属敏感问题，只是一些国家的解决方式是公开讨论，而我国的现状则是，行政部门独自解决本需社会公开讨论的问题，这种体制性的弊端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官员也不是神，都有七情六欲，手一偏，心一动，可能就影响到了大事。”王振耀认为，推动体制改良才是规避敏感的良方，但如何具体界定敏感岗位又是一道新难题。
尽管体制内外的规则林林总总，但在已经跳出体制的王振耀看来，这两者有着质的区别。体制外的规则，也就是社会大众的规则，相对公开直接，利益关系比较明确。“而在体制内，事实上是存在双重规则的。”王振耀说，一是原则性规则，另一个则是潜规则。他深知自己曾被称为“学者型官员”，是因为他不熟悉官场潜规则之故。
“那些潜规则不是不可学，而是不能学，因为学会那个，就会失掉自身，就会将一生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不过王振耀眼中的官场也不是那么黑暗，他在任期间有所作为也是因为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他说绝大多数人还是有正气有理想的，只是有时候体制让他们有些无奈。
两大命题
王振耀身上有着典型“77级”的特点，喜欢做理论思考，习惯于不断追问和反思。王振耀是地道的农家子弟，1954年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的一个村庄。他那一代人几乎经历了新政权缔造初期的种种苦难和动荡，养成了他们能忍也求变的品格。
他们那一代人在火红的年代中，释放和燃烧着青春，保证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解放全世界2/3的受苦人民，这样的理想之于他们，那是真真切切的伟大事业。如果有人“唱反调”，就要批判、打倒。“当时的思维模式是，我们认为最好的事情就不允许别人说不好。”王振耀说。
“文革”之后对社会种种问题的追问，让他们惊觉自己怀揣美好愿望却做了多么荒唐的事情，至今王振耀还在追问：“把中国折腾成那个样子，难道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责任吗？”
他大胆提出了一个命题：轰轰烈烈，原地踏步。这也是王振耀为“中国几千年为什么老走不出去”找到的症结之一。“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每一次都想彻底解决问题，革命要彻底，消灭对手更要斩草除根。”王振耀在新书中也写道，越是所谓的彻底，反而越是以新的方式来恢复更为陈旧的东西。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典型，刚刚破除了帝王思想，又来一套“万寿无疆”。良好的愿望和极端的行动是不行的，最终只有尊重每一个人，才能拿到大国的入场券。
王振耀提出的第二大命题是，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他上学多，考试也多，有一次考试后，一位老教授说，标准答案有5条，他只答对了4条，最后一条是自己创造性的答案。虽然很有创意，但是与标准答案不符，必须扣分。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方式，以为背好了标准答案就能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王振耀说，社会急速前进，对静态知识的掌握无疑是在刻舟求剑。郎咸平曾提到，他的助手基本都来自香港；很多外企在内地最愁的是招不到熟练的管理者。
如同学习方式一样，研究方式也难逃这个“怪圈”。研究者比写文章，比对现实的理解，“意义”、“作用”满篇皆是，而对问题是什么，如何分类，怎样解决却少着笔墨。
“假设那些为国家设计宏观转型的人，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思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就不会设计方案，即便设计出来也多是在拽词。”王振耀不无忧虑地说。
转变知识生产方式，我们还忽视了一座“富矿”。王振耀深有感触，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位老师曾当过18年参议员，而这种从政又治学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比比皆是。而我们的退休官员，同样是经验丰富的实践者，这些财富通常被浪费掉了。
都说“旋转门”在中国很难，王振耀则不太认同。美国有些兼职教授本身就是官员，他们就是讲自己领域中的一点心得体会，而不一定都要去做理论文章。“知识界要先打开封闭的大门，肯定实践的心得也是知识，这扇门旋转起来自然就容易了。”
“院长比司长影响力大多了。”王振耀不止一次这样说。2010年6月，他弃官治学，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推动的事情越过职权范围，被人过度揣测意图或无限解读。他办各种各样的论坛，大讲公益，甚至提倡让亿万富翁每年捐款100万。这如果在司长的位子上，恐怕想都不敢想。
而他也坦言，让他特别振奋的壹基金转型，也有赖于自己几十年的从政经历和影响力，是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优势。官与学的气质，在王振耀身上依然交错在一起，亦如双生花。
王振耀是主动走出体制的为数不多的官员，他对体制内原则的“解密”或许满足了公众对政治去神秘化的欲望。
“低薪高薪都不是公务员腐败的理由，只有好的制度才可以避免坏官的出现。如果把道德与法律对立起来，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那样的官德，如何靠得住？”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未必没道理。“如果我们的文化对每个人的日常需求不给予一定的重视，那么我们的一些政策就难免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有些高尚的口号可能不近人情，甚至违反人性。”
强烈的时间观念，话语间的干脆利落，思维的敏捷深刻，无不昭示着王振耀在官学之间的游刃有余。出仕途，入学界，他认为这两种身份的转变如同旋转门一样自然，而倘若无法能上能下，才不正常。
“慈善一定姓民”
王振耀辞官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他失去了公车，损失了正司级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蓝卡”，与之作为“交换”的则是二级教授的头衔。“没有优厚的福利待遇，那些教授还不是一样活”，在56岁时，他换了个活法。
有人说他“下海”了，亦有人说他“上岸”了。对王振耀来说，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帮人家“出主意，想办法”，只要慈善领域有需求，他就一刻停不下来。只不过这一次是从民间出发。
在王振耀当院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壹基金转型让他特别振奋。在中国做慈善，民间组织多受身份之困。它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又要寻找政府机关或党政部门做主管单位。李连杰的壹基金就一度因“身份不明”而遭到即将中断的危险。后来，在王振耀的穿针引线下，壹基金终于在深圳拿到了渴求已久的“身份证”。而壹基金与深圳市民政局的合作过程，被王振耀用“巧合”一言蔽之。
壹基金的转型给了全社会一个积极信号，民间组织可以公开面向社会募款。王振耀认为，此举越过了长久以来难以逾越的边界。但他也坦言，他横跨政学两界的特殊身份，也是促成此事的关窍。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壹基金的转型仅仅是一个个案，法律不改，民间慈善组织的困局仍旧无法解除。
慈善组织的亦官亦民，引发了慈善究竟姓官还是姓民之争。“慈善一定姓民，”王振耀仍坚定地认为，“所谓民，既不是与官截然对立，又不能尾随政府，而应该引导政府。”
2011年公益慈善界发生的大事颇多，王振耀从中看出了慈善回归民间的大玄机。
“郭美美事件”在网络上被披露并迅速形成舆论，在慈善领域，民间的评判标准已成为国家的评判标准。这让这位老官员感慨不已：“社会评价标准悄悄地发生了转移。至少在慈善领域，各级政府对民意的敬畏已成惯例。”
普通公民参与慈善的浪潮波澜壮阔，甚至开始自下而上影响制度的建立。王振耀说：“邓飞倡导的免费午餐行动，就让政府也参与了进来，160亿元学生营养补助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前民间难以占主导，总是抱有圣上英明、皇恩浩荡的陈腐观念。近年来，慈善越来越归于本真，民间完全可以引领政府，只不过这个过程仍然漫长，最需要的还是行动者。
而王振耀却不喜欢这些行动者以“草根”组织自居。“我当司长时，一听草根组织，第一反应就是你没钱，或许还跟政府有点摩擦。”这一称谓也许能唤起民间的身份认同，但在与政府公关时却是极为失败的形象设计。归根结底，草根与民间仍存在距离，它亟待补上“专业化”这一课。
有人说王振耀“替穷人说话”，又“替富人说话”。他也因此遭受争议。“首善”陈光标事件后，他一句“原谅有缺点的企业家”，被无数网友斥责为“替富人开脱”；倡议5.5万个亿万富翁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100万，引来了“异想天开”的质疑声。
王振耀无暇理会争议，他忧虑的是，富人的善款如何敲开慈善的大门。
“两把税把多少善款生生挡在门外啊！”王振耀紧皱眉头说道，曹德旺以股票形式捐赠，市值超35亿，按照现行制度征税，须缴纳6亿左右税款。对善款征重税，无疑让全球通用的股票捐赠在中国遇到了大门槛。一个曹德旺的问题不解决，几千亿的股票捐赠就无法用于慈善。
此外，基金会也要如企业一样，每年缴纳25%的所得税。王振耀追问道，对用于社会的善款征税，那么是否也要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收税呢？他认为，对前者征税和对后者收税一样荒诞。
过去我们使出各种绊子抑制民营企业，如今同样的逻辑对准了民间慈善机构，这是个心结。王振耀说，他们研究院现在就是要帮人们解开这个结，要说清楚太难了，但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离开官位看官位
20年的仕途生涯，在王振耀看来，还是干出了点名堂的：推动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和发展，让“海选”成为9亿农民的共识；建立四级灾害应急管理体系，汶川大地震检验了其效果；把各地民政官员“关”在京城，落实低保金；建立涵盖200余项标准的孤儿最低养育制度。
在任时，王振耀做事的逻辑与其他官员有些迥异，难免让人在背后说他“另类”。无论他如何不按牌理出牌，也只是变动了行事方法而已。至于规则，始终未曾改变。而机关规则，既是媒体喜欢追逐谈论的焦点，又是普通公众乐于窥探的“机密”。官转民的王振耀，受一名图书编辑邀约，索性执笔再次回望官场，细说规则。
在王振耀担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期间，他发现，按照灾情大小，划分灾害等级，实行灾害分级管理制度，已经提了10多年之久，却一直没什么地方执行。2003年“非典”期间，他和同事发现，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该制度。原来“这不是下面对付上面，而是上面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下面抵制或拖延执行上面政策的事情，他也不是头一遭碰到。“说到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真正病灶，就是我国缺乏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机制，不认为地方利益存在着正当性，更不习惯于在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进行公开的谈判。”王振耀说。
而在机关内部，靠投票选先进的规则，也同样被王振耀认为“极为不妥”。这样评选的依据可能是人际关系，而非业务水平。王振耀担任司长之时，所倡导的考核办法是将个人一年的工作评价，划分为10多个项目，然后来进行分别评价，最后综合计算总分。当然，领导亦会参与打分，最后司长还会说一些决定性意见，考评委员会是要尊重的。这样，承担了很多工作但原来票数不多的人总分就上去了。
王振耀对评选先进方法的革新并非有意培养“自己人”。由于机关的政治化倾向，衍生出了一个普遍的用人规则，即谁是谁的人，就要听谁的话。同样在王振耀从政期间，也有人规劝他注意用自己人。“谁是自己人？”他得出的结论则是，职位或岗位的关系构成，异化为“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这绝对是政府机关建设的一大弊端。
与用人同样敏感的恐怕就是资源分配了，常年担任“赈灾大员”的王振耀深知，政府资源分配在各国同属敏感问题，只是一些国家的解决方式是公开讨论，而我国的现状则是，行政部门独自解决本需社会公开讨论的问题，这种体制性的弊端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官员也不是神，都有七情六欲，手一偏，心一动，可能就影响到了大事。”王振耀认为，推动体制改良才是规避敏感的良方，但如何具体界定敏感岗位又是一道新难题。
尽管体制内外的规则林林总总，但在已经跳出体制的王振耀看来，这两者有着质的区别。体制外的规则，也就是社会大众的规则，相对公开直接，利益关系比较明确。“而在体制内，事实上是存在双重规则的。”王振耀说，一是原则性规则，另一个则是潜规则。他深知自己曾被称为“学者型官员”，是因为他不熟悉官场潜规则之故。
“那些潜规则不是不可学，而是不能学，因为学会那个，就会失掉自身，就会将一生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不过王振耀眼中的官场也不是那么黑暗，他在任期间有所作为也是因为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他说绝大多数人还是有正气有理想的，只是有时候体制让他们有些无奈。
两大命题
王振耀身上有着典型“77级”的特点，喜欢做理论思考，习惯于不断追问和反思。王振耀是地道的农家子弟，1954年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的一个村庄。他那一代人几乎经历了新政权缔造初期的种种苦难和动荡，养成了他们能忍也求变的品格。
他们那一代人在火红的年代中，释放和燃烧着青春，保证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解放全世界2/3的受苦人民，这样的理想之于他们，那是真真切切的伟大事业。如果有人“唱反调”，就要批判、打倒。“当时的思维模式是，我们认为最好的事情就不允许别人说不好。”王振耀说。
“文革”之后对社会种种问题的追问，让他们惊觉自己怀揣美好愿望却做了多么荒唐的事情，至今王振耀还在追问：“把中国折腾成那个样子，难道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责任吗？”
他大胆提出了一个命题：轰轰烈烈，原地踏步。这也是王振耀为“中国几千年为什么老走不出去”找到的症结之一。“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每一次都想彻底解决问题，革命要彻底，消灭对手更要斩草除根。”王振耀在新书中也写道，越是所谓的彻底，反而越是以新的方式来恢复更为陈旧的东西。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典型，刚刚破除了帝王思想，又来一套“万寿无疆”。良好的愿望和极端的行动是不行的，最终只有尊重每一个人，才能拿到大国的入场券。
王振耀提出的第二大命题是，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他上学多，考试也多，有一次考试后，一位老教授说，标准答案有5条，他只答对了4条，最后一条是自己创造性的答案。虽然很有创意，但是与标准答案不符，必须扣分。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方式，以为背好了标准答案就能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王振耀说，社会急速前进，对静态知识的掌握无疑是在刻舟求剑。郎咸平曾提到，他的助手基本都来自香港；很多外企在内地最愁的是招不到熟练的管理者。
如同学习方式一样，研究方式也难逃这个“怪圈”。研究者比写文章，比对现实的理解，“意义”、“作用”满篇皆是，而对问题是什么，如何分类，怎样解决却少着笔墨。
“假设那些为国家设计宏观转型的人，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思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就不会设计方案，即便设计出来也多是在拽词。”王振耀不无忧虑地说。
转变知识生产方式，我们还忽视了一座“富矿”。王振耀深有感触，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位老师曾当过18年参议员，而这种从政又治学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比比皆是。而我们的退休官员，同样是经验丰富的实践者，这些财富通常被浪费掉了。
都说“旋转门”在中国很难，王振耀则不太认同。美国有些兼职教授本身就是官员，他们就是讲自己领域中的一点心得体会，而不一定都要去做理论文章。“知识界要先打开封闭的大门，肯定实践的心得也是知识，这扇门旋转起来自然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