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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敬琏：社保滞后是改革三十年来最大遗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谈改革三十年成果时和厉以宁教授一致认为，社保制度建设的滞后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遗憾。吴敬琏指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过于迟缓，这本是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且有一些部门当时非常积极，但是碰到了很多阻碍。而遭遇阻碍的原因也不只是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以至于它迟迟不能实现。（摘自：新浪财经2008年1月15日）
二、张维迎：中国企业家比西方同行活的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工作就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
他认为，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多地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
因此，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消费者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摘自：《学习时报》2007年12月28日）
三、郎咸平：应遏制公务员合谋犯罪
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郎咸平日前就公务员犯罪问题强调，要高度重视公权力跨部门联手贪污犯罪。他指出，多部门公务员挪用公权力协同作案，其危险之处在于，哪怕每个部门都是做一点小恶，但是叠加起来，就能形成极大的危害。对于受害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富人，还是大企业，都难以抗衡数个挪用来的红章所带来的杀伤力。这种本来不该出现的杀伤力，最后损害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因此，贪腐之中最可怕的，就要数这种贪腐公务员联手挪用公权作案、再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行为作“合法”解释的方式。因为这类裹挟行政、司法、工商以及警察权力的犯罪，基本上等于是形成一个地方独立王国，动摇国本。而且，这种合谋犯罪还有强烈的传染性，腐蚀干部。往往犯事之初，只是两三个部门数人涉及，到后来就牵连多个部门数十人，彻底腐蚀掉地方的公务员系统，瓜分掉的利益也是天文数字。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恶果，就像这次的松江交通枢纽土地腐败案一样，几乎无可收拾。（摘自：《财经文摘》2007年12月07日）
四、张五常：新劳动法养懒人 将搞垮经济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认为无固定期合同“结果是维护懒人”。张以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任教职的经历为例，认为美国大学的终身雇佣制导致了更多“短工”的出现，他说“因为上头‘满座’，原来的计划是终身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张五常更认为新劳动法可能“搞垮经济”，张提出中国90年代经济“虽然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但经济增长保持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是得益于合约自由。张认为“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如果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
张五常认为真正从新劳动法中得益的是“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使舵的人”，“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他指出政府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法律知识，而非硬性规定。（摘自：《新快报》2007年12月24日）
五、茅于轼：现行学费是富人搭了穷人便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日前旗帜鲜明地表示，赞成提高高校学费。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他指出，现在学生学费国家是给补贴的，平均下来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是7000元，国家补贴14000元。但这14000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老百姓纳的税。在现有条件下，这14000元补贴给谁，这是个问题。不该补贴给交得起学费的人，而是补贴给交不起的人。所以要提高学费，要让交得起学费的人自己承担。这部分多承担的钱，拿来帮助穷困的人。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现在的政策大都如此：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最后富人是最大受益者。（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5日）
六、王东京：政府应将名牌大学改为私有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日前发表文章提出，有关方面应调整高等教育改革思路，构建一个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具体地说，就是将大学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私立大学主要靠收费，而公立大学则主要靠国家。
王东京认为，高等教育两条腿走路，是国外通行的做法。而国内一些名牌高校，拿着国家的教育经费去开公司、办企业，教职工既拿国家的工资，又拿学校的补贴。而更多的高校，则化缘无门，捉襟见肘，人才留不住，办学质量上不来。没有办法，收费标准只好一提再提，搞得家长不堪重负，各方怨声载道。将一部分名牌大学推向市场，国家就可以腾出手来，去支持更多的一般性高校改善办学条件，降低收费标准，尽量不收费或少收费，让更多学生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一部分高校改为私立，它们就得靠市场来谋生存。一家大学，只有集聚一批最优秀的教授，把自己的牌子做响，才能招到更多优秀的学生，取得更多的社会赞助和办学经费。很多院校进行调整效果均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权制度没到位。
王东京认为，单一的供给方式，同时兼顾两个目标是困难的。以公立大学来保证教育的公平，以多元化的办学格局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双管齐下，也许是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可行之策。（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4日 编辑：李毅）
点评：使公立名牌大学私有化，从而将其推向市场，这是学界自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注定了它要将包括国民教育在内的所有社会要素悉数攥在手中。传统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民国时中国第一所私立名牌大学南开大学，在文化名流的眼中也只是野鸡大学；抗战时期盛极一时的西南联大，其核心力量还是公立大学。因此，王东京先生的设想虽好，但在体制与传统的双重压力下，其可行性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谈改革三十年成果时和厉以宁教授一致认为，社保制度建设的滞后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遗憾。吴敬琏指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过于迟缓，这本是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且有一些部门当时非常积极，但是碰到了很多阻碍。而遭遇阻碍的原因也不只是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以至于它迟迟不能实现。（摘自：新浪财经2008年1月15日）
二、张维迎：中国企业家比西方同行活的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工作就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
他认为，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多地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
因此，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消费者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摘自：《学习时报》2007年12月28日）
三、郎咸平：应遏制公务员合谋犯罪
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郎咸平日前就公务员犯罪问题强调，要高度重视公权力跨部门联手贪污犯罪。他指出，多部门公务员挪用公权力协同作案，其危险之处在于，哪怕每个部门都是做一点小恶，但是叠加起来，就能形成极大的危害。对于受害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富人，还是大企业，都难以抗衡数个挪用来的红章所带来的杀伤力。这种本来不该出现的杀伤力，最后损害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因此，贪腐之中最可怕的，就要数这种贪腐公务员联手挪用公权作案、再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行为作“合法”解释的方式。因为这类裹挟行政、司法、工商以及警察权力的犯罪，基本上等于是形成一个地方独立王国，动摇国本。而且，这种合谋犯罪还有强烈的传染性，腐蚀干部。往往犯事之初，只是两三个部门数人涉及，到后来就牵连多个部门数十人，彻底腐蚀掉地方的公务员系统，瓜分掉的利益也是天文数字。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恶果，就像这次的松江交通枢纽土地腐败案一样，几乎无可收拾。（摘自：《财经文摘》2007年12月07日）
四、张五常：新劳动法养懒人 将搞垮经济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认为无固定期合同“结果是维护懒人”。张以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任教职的经历为例，认为美国大学的终身雇佣制导致了更多“短工”的出现，他说“因为上头‘满座’，原来的计划是终身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张五常更认为新劳动法可能“搞垮经济”，张提出中国90年代经济“虽然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但经济增长保持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是得益于合约自由。张认为“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如果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
张五常认为真正从新劳动法中得益的是“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使舵的人”，“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他指出政府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法律知识，而非硬性规定。（摘自：《新快报》2007年12月24日）
五、茅于轼：现行学费是富人搭了穷人便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日前旗帜鲜明地表示，赞成提高高校学费。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他指出，现在学生学费国家是给补贴的，平均下来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是7000元，国家补贴14000元。但这14000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老百姓纳的税。在现有条件下，这14000元补贴给谁，这是个问题。不该补贴给交得起学费的人，而是补贴给交不起的人。所以要提高学费，要让交得起学费的人自己承担。这部分多承担的钱，拿来帮助穷困的人。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现在的政策大都如此：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最后富人是最大受益者。（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5日）
六、王东京：政府应将名牌大学改为私有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日前发表文章提出，有关方面应调整高等教育改革思路，构建一个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具体地说，就是将大学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私立大学主要靠收费，而公立大学则主要靠国家。
王东京认为，高等教育两条腿走路，是国外通行的做法。而国内一些名牌高校，拿着国家的教育经费去开公司、办企业，教职工既拿国家的工资，又拿学校的补贴。而更多的高校，则化缘无门，捉襟见肘，人才留不住，办学质量上不来。没有办法，收费标准只好一提再提，搞得家长不堪重负，各方怨声载道。将一部分名牌大学推向市场，国家就可以腾出手来，去支持更多的一般性高校改善办学条件，降低收费标准，尽量不收费或少收费，让更多学生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一部分高校改为私立，它们就得靠市场来谋生存。一家大学，只有集聚一批最优秀的教授，把自己的牌子做响，才能招到更多优秀的学生，取得更多的社会赞助和办学经费。很多院校进行调整效果均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权制度没到位。
王东京认为，单一的供给方式，同时兼顾两个目标是困难的。以公立大学来保证教育的公平，以多元化的办学格局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双管齐下，也许是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可行之策。（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4日 编辑：李毅）
点评：使公立名牌大学私有化，从而将其推向市场，这是学界自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注定了它要将包括国民教育在内的所有社会要素悉数攥在手中。传统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民国时中国第一所私立名牌大学南开大学，在文化名流的眼中也只是野鸡大学；抗战时期盛极一时的西南联大，其核心力量还是公立大学。因此，王东京先生的设想虽好，但在体制与传统的双重压力下，其可行性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