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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转型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阶段，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在经受各个方面的考验，人们亟待找到一个精神家园。而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各种媒介也在经受来自社会经济、受众分化、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多个领域社会变量的冲击。这些社会变量随着社会发展在不断发生变化，导致媒介伦理失范行为，甚至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媒介伦理；社会变量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1-0118-04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到快速转型期。“经济发展带动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整个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的特点。”[1 ]最明显的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传播媒介，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受众分化、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多个领域，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衍变。这些社会变量直接影响媒介伦理，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一、经济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经济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的重心，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核心。经济激起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甚至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可控与不可控变量逐渐增加，对社会制度、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等方面都形成冲击。作为“负有舆论引导重任的媒介传播也在经历巨大变革”[ 2]。一方面，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传媒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媒介伦理失落现象频生；另一方面媒体现行的“双重”体制，使媒介伦理陷入相互掣肘的境地。
（一）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媒介企业的主体是经济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走向市场化运营是必然趋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已成为当今媒介企业运营的主要模式，也是市场化机制所决定的。由于市场因素对大众传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正面影响来看，追求经济利益激活了大众传媒企业的活力，迫使这些企业越来越重视媒介产品的创新与内容，重视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也带动了整个行业由传统的“传播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模式转变。
但仍然不能忽视经济利益对媒介伦理的负面影响。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要想生存下去，实现健康发展，企业首当其冲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问题。“作为企业来讲，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这是企业生存本能；但作为负有大众传媒重任的媒介企业来讲，不得不考虑媒介伦理与职业操守问题，这是大众传媒责任与自由之间无可避免的矛盾。”[ 3]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传媒企业为生存下去，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以吸引受众眼球为经营目标，传播不良信息、甚至虚假信息，以达到发行量、点击率的激增，比如有偿新闻的出现，正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进而导致媒介伦理失范。
（二）媒体“双重”体制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赋予了媒体具有“双重”体制的属性，既保有事业单位性质，又进行企业化运营管理。所以我国媒介产业在考虑市场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企业所承担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从正面影响来看，“双重”体制运作使得很多传媒企业仍然肩负党政“喉舌”的使命，有助于规避媒介伦理的失范现象，保持媒介产品的纯洁性。
但“双重”机制对媒介伦理存在的负面影响更多。一是我国传媒行业进入市场化运营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而并非行政性的强制手段，目前绝大多数奉行“双重”机制的传媒企业都存在事业性质与企业性质难以整合的矛盾，两种体制在执行过程中，不但没有发挥相互促进的作用，反而在相互掣肘使媒介伦理疏于监管，导致了不良信息、过度报导等现象出现。二是市场化运作的最大特点是奉行买方市场原则，也就是媒介产品应充分考虑受众喜好，导致传媒企业的经营理念、媒介产品的编辑方针都不得不向商業化偏移，尤其在实际工作中，执法天平总是最终倾向于市场需求一方，很难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也就使得媒介伦理肩负的责任与义务难以统一。
在影响媒介伦理的诸多社会变量中，经济变量是影响力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变量。可以说，绝大多数媒介传播企业都或多或少地经受经济变量的影响，且很难彻底解决。因为媒介传播企业要生存，就要依赖市场经济，而市场认可度又成为制约媒介伦理走向的风向标。那么，发挥媒介传播企业的传播，在强化其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对市场行为采取规范措施，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监控媒介传播过程中的失范现象，才能有效降低经济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保障大众传播媒介健康发展下去，不仅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媒介行业培养更多具备职业操守的人才，使媒介产业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二、分众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传媒行业属于服务性行业，其服务对象正是社会中的自然人，也就是广大“受众”。传统媒介产品的特点是以“传播者”为主体的，而随着市场化机制的运行，媒介产品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这是“传媒行业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4]。这标志着细分受众群体成为媒介产品生存的重要策略，媒介产品开始由大众化向小众化转变，由向普遍性向专业化转型。因而，受众分化继经济变量后成为影响媒介伦理的第二大因素。
（一）传播公正性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社会群体根据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形成了高低不同的社会地位。”[ 5]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成为重心，带来了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占有社会大多数的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各个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距也影响了其它社会资源的占比。
由于我国社会结构调整还远远未达到现代化需求，因此呈现出上层群体和中下层群体占有社会资源较多、中层群体占有社会资源偏少的局面。这一现象在媒介传播中体现得更加突出。社会上层群体购买力强，面向这一群体的媒介产品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经济效益，故而媒介产品自觉偏向这一群体的需求。中下层群体购买力差，但人数多，总体市场仍不容小觑，但却并非传媒企业的重点客户，在接收媒介信息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而中层群体由于人数少、购买较为理智，属于被传媒企业所忽视的群体。从传媒企业对各个阶层群体的重视程度来看，存在传播不公正的现象。 （二）“知识沟”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受社会结构分化的影响，不同群体间存在“知识沟”[6]。上层群体由于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多，获取的信息量较大，较其他群体的知识量更加丰富，所能接受的媒介产品层次和对媒介产品内涵的需求也更高。而中下层群体受经济地位的影响，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获取信息渠道大致相似，知识储备量不多，因此对媒介产品内涵层次的需求不是很高。这是导致两大群体间存在“知识沟”的主要原因。
作为负有社会舆论引导、公众道德传播等责任的传媒企业，有义务填平这个“知识沟”，缩小不同阶层间的知识差距。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媒介产品没有顾及这一点，甚至间接地扩大了“知识沟”，这是媒介伦理失落的另一个重要现象。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变化，利益群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随着社会日趋开放，受众接受舆论信息的渠道和需求走向多元化，媒介产品逐渐向小众化和专业化发展，这是传媒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受众分化也给媒介伦理失范提供了温床。为追求经济利益，传媒企业更青睐于中、高层次的受众群体，并提供多样化服务，对弱视群体的轻视导致传播公正性难在保障。社会分层使大众传媒失去了舆论引导的根本作用，不同群体间的“知识沟”越来越大。提高媒介产品的覆盖率和多样化，尤其在满足广大普通受众需求方面下足工夫，才能有效弱化社会分层对媒介伦理产生的影响，保持媒介传播的公正性。
三、文化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7]。物质财富往往与经济基础挂钩，而精神财富则涵盖了人类的宗教信仰、道德情操、人文风俗、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与媒介传播最为息息相关。变化变量成为影响媒介伦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更多地从文化方面呈现出来，而传播媒介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媒介伦理的规范性直接体现出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作为社会道德风尚、文化传播等领域的引导者，传媒企业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一）文化娱乐主义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娱乐作为媒介产品的重要社会功能，不仅是受众对媒介产品的心理期许，也是商业化运作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媒介产品呈现出娱乐化特质，以求吸引更多受众。但娱乐并不代表媒介产品的市场价值，它仅仅是满足受众和市场需要的一项功能。越是社会责任感淡薄的媒体，越注重媒介产品的娱乐性，对追求经济利益以外的产品功能反而忽略了。
文化娛乐主义本身并无过错，但在媒介产品中过度宣扬娱乐性，以刺激受众感官神经、一味提升媒介产品的趣味性和煽情效果，以致忽略了传媒行业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使社会道德被弱化，传播内容出现不实和不良信息，将受众的情感、观念引向低俗的文化空间，尽管收获了短暂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媒介产品是无法长期健康地发展下去的。过度追求娱乐性和经济效益，反而使媒介产品各项功能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必将导致媒介伦理走向失范。
（二）文化消费主义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文化消费主义是近年来媒介产品消费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文化消费”并非是基于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消费行为，而是单纯地为了消费而消费，这种行为本身更加注重媒介产品的符号价值，而并非其真正的使用价值。文化消费主义的滋生基于两大诱因：一是由于消费者自身购买力的提高，当然不排除一部分消费者存在“沽名钓誉”心理；二是制作媒介产品的商业利益集团，当媒介产品被赋予过多的商业内涵，其社会功能也就相对减弱。
可见，“文化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8]相较而言，传媒企业更喜欢运用文化消费主义来打动受众。不仅因为文化消费主义所存在的盲目性和跟风特点，更重要的是鼓动文化消费主义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消费欲望，便于在媒介产品中加入更多的商业元素。媒介产品作为精神文化产品，不仅肩负人文关怀属性，更肩负政治理想贯彻等重任，过度突出其商业内涵，也是媒介伦理失范的表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变革。初尝变化，人们往往出现各种不适应症，这是由于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在承受各种各样的考验。人们在面对竞争、面对挫折时，一方面需要压力释放，另一方面亟待寻找一个“精神家园”。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和精神归园的港湾。然而，人们所释放出的不良情绪和负面情感，也反过来促使文化娱乐主义与文化消费主义的滋长。传媒行业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既传播文化价值观念，也引导社会价值变迁，是社会文化变革的风向标。严控媒介伦理行为，监察传媒信息的正能量，可有效减少文化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四、制度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诚如前面分析所言，社会制度对媒介伦理的影响也是导致媒介伦理失范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发展。但作为舆论浪尖的传媒行业，仅依靠市场化运作来制衡其职业规范还远远达不到要求，还需要社会制度的监督与监察。一方面要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要“监控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失范现象，才能保障媒介伦理的纯洁性与健康性”[9]。
（一）监管无力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我国传媒行业在执行“双重”机制的同时，也具有“双重”身份，即“信息传播”和“媒介官办”。“信息传播”是指传媒行业的经济效益，而“媒介官办”是指传媒行业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我国不断健全传媒行业制定的法律法规，以保持媒介产品的规范性和纯洁性。比如《广告法》，国家广电总局对电视产品、电影产品、广播产品的审查，等等。
尽管制度在不断健全，但从实际执行力度来看，执行无力给媒介伦理失范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基于对媒介产品的各级审查部门，审查力度是否到位，审查标准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是否起到了引导舆论走向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大众对媒介产品的道德审查，对于不良信息是否采取向政府举报等措施。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监管力度。 （二）道德失范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无论媒介产品的制作，还是信息传播，都离不开传媒行业的从业者。其职业道德失范也是影响媒介伦理的重要因素。由于传媒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对新闻报导的时效性、媒介产品的娱乐性和消费性等要求越来越严苛，致使部分从业者不得不制造虚假新闻来吸引受众眼球，甚至出现有偿新闻、过度报道等新闻腐败事件，使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失范的边缘。其中较为明显的失范行为有几大类：
一是虚假广告现象。广告作为传媒行业重要的媒介产品，不仅与商业联系紧密，更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虚假广告、侵权广告、强迫广告，甚至色情广告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广告产品市场混乱，受众对广告产品产生了抵触心理，毁掉了不少品牌。广告产品违反了《广告基本法》中对广告内容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变成了不法商家牟取暴利的手段。
二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是“人肉搜索”失范行为。“人肉搜索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生，继承与传统的人工调查方式，具有匿名性、虛拟性、盲从性等特点。”[10]尽管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人肉搜索”并未体现民主政治的进步性，这种游走于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媒介行为，反而严重触及了大众的道德底线，使人人自危，更使媒介产品走上了歧路，无视社会伦理学、无视传统文化，大大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
三是从业者自身职业素养不高。很多传媒从业人员属于“无证上岗”，甚至没有进行过任何职业培训，对于媒介产品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功能并不了解，盲目模仿他人作品，一味迎合大众欣赏品位，使得媒介产品存在低俗、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对社会舆论和道德规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对于媒介伦理的监管，既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又离不开道德文化的规范。尽管我国建立法制社会多年，但传统文化的浸润，使我国社会呈现出浓郁的人情社会特点，对于道德规范的重视较社会制度尤甚。虽然某些媒介产品所包含的不良信息或不实报导，尚未触及法律法规，但已然触及了大众的道德底线，其中尤以近年来流行的“人肉搜索”行为为最。大多数受众对此类媒介产品存在抵触心理，但一小部分受众，特别是心理扭曲或是遇到挫折的受众，对此类产品缺乏“抵抗力”，无疑为此类媒介产品的生存提供了空间。故需要社会制度和大众的监督监察，以保护媒介产品的道德传播功能和舆论导向功能。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时刻，作为人们探寻“精神家园”重要途径的媒介，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大到社会经济、道德规范、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小到一条新闻、一则广告、一件小事，都具有舆论影响力，也都是制约媒介伦理的社会变量。要降低社会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力，使媒介伦理朝导人向善、净化道德的方向转型，一是要明确媒介的伦理价值；二是要规范媒介伦理行为，杜绝媒介传播中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出现；三是提高从业人员思想道德和职业素养。总之，在社会转型期，要激发社会变量中蕴含的正能量，使之成为媒介伦理走向规范化的底蕴。
参考文献：
[1]张欧，江昀.浅析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与规范重建——以危害儿童安全事件为例[J]. 魅力中国， 2011（02）：91.
[2]任梦.新媒体时代媒介伦理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 视听， 2015 （07） ：158-159.
[3]朱玲一.转型期中国媒介伦理问题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4]郝兵.小议受众细分与电视媒体的差异化竞争策略[J].辽宁广播电视学刊， 2013 （04）：29.
[5]李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M].学术前沿丛谈.2008：166.
[6]黄炎宁.新媒体知识沟与数字鸿沟的融合[J]. 当代传播， 2012 （06） ）：31-35.
[7]陈亦冰.说说“文化”这档子事[J]. 上海教育， 2015 （09）：53.
[8]程政博.文化消费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的构建——基于文艺座谈会谈话精神的思考[J]. 大众文艺：学术版， 2015 （02）：267-268.
[9]崔建雪.勿忘初心，守住底线——浅析网络新闻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失范现象[J]. 新闻研究导刊， 2015 （05） ：97-98.
[10]马松建.论恶意“人肉搜索”的刑法规制[J]. 中州学刊， 2015 （07）：53-58.
责任编辑：孙瑶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媒介伦理；社会变量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1-0118-04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到快速转型期。“经济发展带动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整个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的特点。”[1 ]最明显的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传播媒介，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受众分化、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多个领域，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衍变。这些社会变量直接影响媒介伦理，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一、经济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经济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的重心，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核心。经济激起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甚至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可控与不可控变量逐渐增加，对社会制度、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等方面都形成冲击。作为“负有舆论引导重任的媒介传播也在经历巨大变革”[ 2]。一方面，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传媒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媒介伦理失落现象频生；另一方面媒体现行的“双重”体制，使媒介伦理陷入相互掣肘的境地。
（一）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媒介企业的主体是经济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走向市场化运营是必然趋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已成为当今媒介企业运营的主要模式，也是市场化机制所决定的。由于市场因素对大众传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正面影响来看，追求经济利益激活了大众传媒企业的活力，迫使这些企业越来越重视媒介产品的创新与内容，重视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也带动了整个行业由传统的“传播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模式转变。
但仍然不能忽视经济利益对媒介伦理的负面影响。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要想生存下去，实现健康发展，企业首当其冲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问题。“作为企业来讲，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这是企业生存本能；但作为负有大众传媒重任的媒介企业来讲，不得不考虑媒介伦理与职业操守问题，这是大众传媒责任与自由之间无可避免的矛盾。”[ 3]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传媒企业为生存下去，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以吸引受众眼球为经营目标，传播不良信息、甚至虚假信息，以达到发行量、点击率的激增，比如有偿新闻的出现，正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进而导致媒介伦理失范。
（二）媒体“双重”体制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赋予了媒体具有“双重”体制的属性，既保有事业单位性质，又进行企业化运营管理。所以我国媒介产业在考虑市场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企业所承担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从正面影响来看，“双重”体制运作使得很多传媒企业仍然肩负党政“喉舌”的使命，有助于规避媒介伦理的失范现象，保持媒介产品的纯洁性。
但“双重”机制对媒介伦理存在的负面影响更多。一是我国传媒行业进入市场化运营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而并非行政性的强制手段，目前绝大多数奉行“双重”机制的传媒企业都存在事业性质与企业性质难以整合的矛盾，两种体制在执行过程中，不但没有发挥相互促进的作用，反而在相互掣肘使媒介伦理疏于监管，导致了不良信息、过度报导等现象出现。二是市场化运作的最大特点是奉行买方市场原则，也就是媒介产品应充分考虑受众喜好，导致传媒企业的经营理念、媒介产品的编辑方针都不得不向商業化偏移，尤其在实际工作中，执法天平总是最终倾向于市场需求一方，很难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也就使得媒介伦理肩负的责任与义务难以统一。
在影响媒介伦理的诸多社会变量中，经济变量是影响力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变量。可以说，绝大多数媒介传播企业都或多或少地经受经济变量的影响，且很难彻底解决。因为媒介传播企业要生存，就要依赖市场经济，而市场认可度又成为制约媒介伦理走向的风向标。那么，发挥媒介传播企业的传播，在强化其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对市场行为采取规范措施，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监控媒介传播过程中的失范现象，才能有效降低经济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保障大众传播媒介健康发展下去，不仅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媒介行业培养更多具备职业操守的人才，使媒介产业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二、分众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传媒行业属于服务性行业，其服务对象正是社会中的自然人，也就是广大“受众”。传统媒介产品的特点是以“传播者”为主体的，而随着市场化机制的运行，媒介产品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这是“传媒行业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4]。这标志着细分受众群体成为媒介产品生存的重要策略，媒介产品开始由大众化向小众化转变，由向普遍性向专业化转型。因而，受众分化继经济变量后成为影响媒介伦理的第二大因素。
（一）传播公正性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社会群体根据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形成了高低不同的社会地位。”[ 5]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成为重心，带来了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占有社会大多数的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各个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距也影响了其它社会资源的占比。
由于我国社会结构调整还远远未达到现代化需求，因此呈现出上层群体和中下层群体占有社会资源较多、中层群体占有社会资源偏少的局面。这一现象在媒介传播中体现得更加突出。社会上层群体购买力强，面向这一群体的媒介产品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经济效益，故而媒介产品自觉偏向这一群体的需求。中下层群体购买力差，但人数多，总体市场仍不容小觑，但却并非传媒企业的重点客户，在接收媒介信息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而中层群体由于人数少、购买较为理智，属于被传媒企业所忽视的群体。从传媒企业对各个阶层群体的重视程度来看，存在传播不公正的现象。 （二）“知识沟”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受社会结构分化的影响，不同群体间存在“知识沟”[6]。上层群体由于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多，获取的信息量较大，较其他群体的知识量更加丰富，所能接受的媒介产品层次和对媒介产品内涵的需求也更高。而中下层群体受经济地位的影响，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获取信息渠道大致相似，知识储备量不多，因此对媒介产品内涵层次的需求不是很高。这是导致两大群体间存在“知识沟”的主要原因。
作为负有社会舆论引导、公众道德传播等责任的传媒企业，有义务填平这个“知识沟”，缩小不同阶层间的知识差距。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媒介产品没有顾及这一点，甚至间接地扩大了“知识沟”，这是媒介伦理失落的另一个重要现象。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变化，利益群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随着社会日趋开放，受众接受舆论信息的渠道和需求走向多元化，媒介产品逐渐向小众化和专业化发展，这是传媒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受众分化也给媒介伦理失范提供了温床。为追求经济利益，传媒企业更青睐于中、高层次的受众群体，并提供多样化服务，对弱视群体的轻视导致传播公正性难在保障。社会分层使大众传媒失去了舆论引导的根本作用，不同群体间的“知识沟”越来越大。提高媒介产品的覆盖率和多样化，尤其在满足广大普通受众需求方面下足工夫，才能有效弱化社会分层对媒介伦理产生的影响，保持媒介传播的公正性。
三、文化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7]。物质财富往往与经济基础挂钩，而精神财富则涵盖了人类的宗教信仰、道德情操、人文风俗、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与媒介传播最为息息相关。变化变量成为影响媒介伦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更多地从文化方面呈现出来，而传播媒介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媒介伦理的规范性直接体现出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作为社会道德风尚、文化传播等领域的引导者，传媒企业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一）文化娱乐主义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娱乐作为媒介产品的重要社会功能，不仅是受众对媒介产品的心理期许，也是商业化运作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媒介产品呈现出娱乐化特质，以求吸引更多受众。但娱乐并不代表媒介产品的市场价值，它仅仅是满足受众和市场需要的一项功能。越是社会责任感淡薄的媒体，越注重媒介产品的娱乐性，对追求经济利益以外的产品功能反而忽略了。
文化娛乐主义本身并无过错，但在媒介产品中过度宣扬娱乐性，以刺激受众感官神经、一味提升媒介产品的趣味性和煽情效果，以致忽略了传媒行业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使社会道德被弱化，传播内容出现不实和不良信息，将受众的情感、观念引向低俗的文化空间，尽管收获了短暂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媒介产品是无法长期健康地发展下去的。过度追求娱乐性和经济效益，反而使媒介产品各项功能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必将导致媒介伦理走向失范。
（二）文化消费主义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文化消费主义是近年来媒介产品消费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文化消费”并非是基于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消费行为，而是单纯地为了消费而消费，这种行为本身更加注重媒介产品的符号价值，而并非其真正的使用价值。文化消费主义的滋生基于两大诱因：一是由于消费者自身购买力的提高，当然不排除一部分消费者存在“沽名钓誉”心理；二是制作媒介产品的商业利益集团，当媒介产品被赋予过多的商业内涵，其社会功能也就相对减弱。
可见，“文化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8]相较而言，传媒企业更喜欢运用文化消费主义来打动受众。不仅因为文化消费主义所存在的盲目性和跟风特点，更重要的是鼓动文化消费主义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消费欲望，便于在媒介产品中加入更多的商业元素。媒介产品作为精神文化产品，不仅肩负人文关怀属性，更肩负政治理想贯彻等重任，过度突出其商业内涵，也是媒介伦理失范的表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变革。初尝变化，人们往往出现各种不适应症，这是由于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在承受各种各样的考验。人们在面对竞争、面对挫折时，一方面需要压力释放，另一方面亟待寻找一个“精神家园”。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和精神归园的港湾。然而，人们所释放出的不良情绪和负面情感，也反过来促使文化娱乐主义与文化消费主义的滋长。传媒行业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既传播文化价值观念，也引导社会价值变迁，是社会文化变革的风向标。严控媒介伦理行为，监察传媒信息的正能量，可有效减少文化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四、制度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诚如前面分析所言，社会制度对媒介伦理的影响也是导致媒介伦理失范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发展。但作为舆论浪尖的传媒行业，仅依靠市场化运作来制衡其职业规范还远远达不到要求，还需要社会制度的监督与监察。一方面要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要“监控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失范现象，才能保障媒介伦理的纯洁性与健康性”[9]。
（一）监管无力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我国传媒行业在执行“双重”机制的同时，也具有“双重”身份，即“信息传播”和“媒介官办”。“信息传播”是指传媒行业的经济效益，而“媒介官办”是指传媒行业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我国不断健全传媒行业制定的法律法规，以保持媒介产品的规范性和纯洁性。比如《广告法》，国家广电总局对电视产品、电影产品、广播产品的审查，等等。
尽管制度在不断健全，但从实际执行力度来看，执行无力给媒介伦理失范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基于对媒介产品的各级审查部门，审查力度是否到位，审查标准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是否起到了引导舆论走向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大众对媒介产品的道德审查，对于不良信息是否采取向政府举报等措施。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监管力度。 （二）道德失范对媒介伦理的影响
无论媒介产品的制作，还是信息传播，都离不开传媒行业的从业者。其职业道德失范也是影响媒介伦理的重要因素。由于传媒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对新闻报导的时效性、媒介产品的娱乐性和消费性等要求越来越严苛，致使部分从业者不得不制造虚假新闻来吸引受众眼球，甚至出现有偿新闻、过度报道等新闻腐败事件，使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失范的边缘。其中较为明显的失范行为有几大类：
一是虚假广告现象。广告作为传媒行业重要的媒介产品，不仅与商业联系紧密，更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虚假广告、侵权广告、强迫广告，甚至色情广告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广告产品市场混乱，受众对广告产品产生了抵触心理，毁掉了不少品牌。广告产品违反了《广告基本法》中对广告内容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变成了不法商家牟取暴利的手段。
二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是“人肉搜索”失范行为。“人肉搜索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生，继承与传统的人工调查方式，具有匿名性、虛拟性、盲从性等特点。”[10]尽管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人肉搜索”并未体现民主政治的进步性，这种游走于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媒介行为，反而严重触及了大众的道德底线，使人人自危，更使媒介产品走上了歧路，无视社会伦理学、无视传统文化，大大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
三是从业者自身职业素养不高。很多传媒从业人员属于“无证上岗”，甚至没有进行过任何职业培训，对于媒介产品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功能并不了解，盲目模仿他人作品，一味迎合大众欣赏品位，使得媒介产品存在低俗、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对社会舆论和道德规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对于媒介伦理的监管，既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又离不开道德文化的规范。尽管我国建立法制社会多年，但传统文化的浸润，使我国社会呈现出浓郁的人情社会特点，对于道德规范的重视较社会制度尤甚。虽然某些媒介产品所包含的不良信息或不实报导，尚未触及法律法规，但已然触及了大众的道德底线，其中尤以近年来流行的“人肉搜索”行为为最。大多数受众对此类媒介产品存在抵触心理，但一小部分受众，特别是心理扭曲或是遇到挫折的受众，对此类产品缺乏“抵抗力”，无疑为此类媒介产品的生存提供了空间。故需要社会制度和大众的监督监察，以保护媒介产品的道德传播功能和舆论导向功能。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时刻，作为人们探寻“精神家园”重要途径的媒介，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大到社会经济、道德规范、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小到一条新闻、一则广告、一件小事，都具有舆论影响力，也都是制约媒介伦理的社会变量。要降低社会变量对媒介伦理的影响力，使媒介伦理朝导人向善、净化道德的方向转型，一是要明确媒介的伦理价值；二是要规范媒介伦理行为，杜绝媒介传播中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出现；三是提高从业人员思想道德和职业素养。总之，在社会转型期，要激发社会变量中蕴含的正能量，使之成为媒介伦理走向规范化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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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