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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他的时候，我20岁，在艺术学院读本科，上课时喜欢坐第三排——这个位置，好听的课程不妨碍听课，无趣的课程不妨碍走神。
他那年也就40岁出头，第一次见面，站在讲台上，说“我姓李”。我抬头，看见一个很儒雅的老师，声音也好听，笑起来的样子很温和。送他进来的系主任介绍“李老师曾经在电视台做过10年文艺部主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云云，我歪着脑袋看看，只觉得这个老师年轻时一定特别帅。
他给我们讲传播学。
2001年9月12日早晨，我叼着煎饼果子在教室里等上课。 8点半的时候他走进教室，开投影仪，往电脑光驱里塞了张光盘。我这里最后一口煎饼果子还没咽下去，就听见一阵快节奏的音乐声响起，全班不约而同往投影幕布看，刚开始甚至都没明白自己究竟在看什么：一栋楼、一架飞机、一团火光……直到看见字幕写着“今天美国发生一起全国性的灾难，两架飞机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相撞……”
他站在讲台上，伴随视频中的背景音乐，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美国世贸中心，两座摩天大楼顷刻坍塌，金融中心变成人间地狱。
我们都惊呆了。几秒钟后，教室里响起欢呼声——是的，今时今日，我们都已知道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狭隘、自私、缺乏人道主义关怀……但，有人或许会记得，就在“9·11”事件前不久，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位新华社记者罹难。为此，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
他应当是记得那时学生们的义愤填膺，所以他并没有批评我们。他只是先冷静地告诉我们，因为国内主流媒体信息尚不丰富，他是连夜从凤凰卫视下载直播视频、剪辑、刻录，以便第一时间呈现给我们事件全貌……那天，他用这样的方式，首先告诉我们“传播”的意义：不是法官、不是上帝，而是借助一种媒介，将尽量客观、全面的信息传送，使其抵达。
然后，他才用后半段鲜血淋漓的人物采访、一线报道，展现给我们一个尘烟滚滚中，惨绝人寰的纽约——教室里的欢呼声渐渐沉寂下来，渐渐，有女生开始不忍地别开目光。
从头到尾，他一句批评都没有。但很多年后，我们都记得，他是怎样通过对信息的重组与表达，唤醒一群热血青年藏于激愤背后的理性。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为了给我们做那份视频，他忙到凌晨两点。
我们是他从电视台转行回高校后教授的第一批本科生。那是14年前，他已经开始手把手教我们这群非设计类学生使用Photoshop、ImageReady等应用软件。小小机房里人手一台电脑，一群菜鸟们同一个操作问题能问20遍，他会好脾气地回答20遍。期末考试，每人设计一个网页，里面要有小动画和P过的图，我们一群人从下午一点多进机房，一直考到晚上10点才恋恋不舍爬出来——他就那么陪着我们，从正午到深夜。末了，判成绩，他赞赏所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再创造，于是我们班这门课的成绩就出现了107分、114分、118分……
我就是那个107分——不算太复杂的网页里，有幅喜气洋洋的结婚照，我画了一个戴宝蓝色围巾的小男孩和一个戴绛红色围巾的小女孩，围巾是渐变色的，在音乐背景下一晃一晃地动。他看见了，慈爱地笑，说：你这小脑瓜还挺浪漫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没敢告诉他，其实我只是觉得这样构图比较对称而已。
又过一年，我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他不是我导师，却也担着那一级艺术学研究生的基础课。我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除了资料堆里的深入浅出，还有许多来自媒体圈的第一手信息——他的职业背景，让他的视野能够跳出象牙塔的理想化审美。
只是，他的课真心很累——彼时身高165厘米的我体重大约在51公斤左右，摄像课大家轮着扛机器，我还记得机型是索尼250，死沉。那时，只要机器到了我肩膀上，他就会在我身后大笑：“快，你们谁从后头接着点，太瘦了，别把我们的机器摔了，很贵的！”
我装模作样拍一圈，再哆嗦着胳膊放下机器，悲愤地看他一眼。他好心地塞给我一个灯：“看这镜头晃得……不然你做灯光师吧！”
我拎了拎——噗，也很沉啊！
但是好玩的课程不怕累，我就这么屁颠屁颠地拎着灯跟在大家身后满校园地跑，实地模拟韩剧用光。后来他看不过去我这种废物架势，决定给我加个任务：演女一号。
我是史上最像一棵树的女一号——“站在那里，别动，哎大家看见了吗，这个角度的人，她的棱角和脸上的光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衣服色彩很重要，你看她裙子的颜色和上衣颜色效果就反差很大，那谁，上反光板，对，侧一点，笑一笑……”
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是“自嗨”——我在镜头里演回头一笑百媚生，媚没看见，身后那群人快笑疯了。
我们是彼此的骄傲。
2016年，我要出版新书了，是本随笔集。里面有篇文章写到了他、他们的故事——当我还是一个怯懦、自卑、小气的女孩子时，我的恩师们，曾经用怎样或严厉或温和的方式，引导我、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我想，这本书出版后，我一定要去给他和师母送一本！
可是，春暖花开，新书插图正在紧锣密鼓地绘制，那个清早，突然好友就打来电话，接通第一句：你知道吗，李老师不在了！
我瞬间蒙了。
我反复问了两遍：“你说什么？谁？怎么可能！”
是啊，怎么可能呢——前几天还通过电话，他问我电视台有个项目敢不敢接，我说让制片人跟我联系吧，然后又问老师您身体还好吧，他特别爽朗地答没有问题，体检一直很好。我说您不要那么累了、不要再熬夜了，他说不累不累，只要忙起来就很精神……
那天，我的朋友圈被成片的蜡烛刷屏。
与我同宿舍的四姐回忆说：曾经，如果不是李老师教了我们很多剪辑技能，后来出国留学，我也不会选择多媒体制作方向。
我点头，是，曾经若不是他教我那么多与电影电视有关的知识、技能，后来我不会有勇气参与相关节目的编剧策划工作；他教我的那些立场、态度，我后来在“新闻写作”课上悉数传递给我的学生；他带我们打过的拍子、听过的曲子，后来让许多人有了听古典乐的习惯……
许多改变，其实都在不经意间。
未来路长，我们不会怠慢。
亲爱的老师，请安息。
他那年也就40岁出头，第一次见面，站在讲台上，说“我姓李”。我抬头，看见一个很儒雅的老师，声音也好听，笑起来的样子很温和。送他进来的系主任介绍“李老师曾经在电视台做过10年文艺部主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云云，我歪着脑袋看看，只觉得这个老师年轻时一定特别帅。
他给我们讲传播学。
2001年9月12日早晨，我叼着煎饼果子在教室里等上课。 8点半的时候他走进教室，开投影仪，往电脑光驱里塞了张光盘。我这里最后一口煎饼果子还没咽下去，就听见一阵快节奏的音乐声响起，全班不约而同往投影幕布看，刚开始甚至都没明白自己究竟在看什么：一栋楼、一架飞机、一团火光……直到看见字幕写着“今天美国发生一起全国性的灾难，两架飞机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相撞……”
他站在讲台上，伴随视频中的背景音乐，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美国世贸中心，两座摩天大楼顷刻坍塌，金融中心变成人间地狱。
我们都惊呆了。几秒钟后，教室里响起欢呼声——是的，今时今日，我们都已知道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狭隘、自私、缺乏人道主义关怀……但，有人或许会记得，就在“9·11”事件前不久，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位新华社记者罹难。为此，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
他应当是记得那时学生们的义愤填膺，所以他并没有批评我们。他只是先冷静地告诉我们，因为国内主流媒体信息尚不丰富，他是连夜从凤凰卫视下载直播视频、剪辑、刻录，以便第一时间呈现给我们事件全貌……那天，他用这样的方式，首先告诉我们“传播”的意义：不是法官、不是上帝，而是借助一种媒介，将尽量客观、全面的信息传送，使其抵达。
然后，他才用后半段鲜血淋漓的人物采访、一线报道，展现给我们一个尘烟滚滚中，惨绝人寰的纽约——教室里的欢呼声渐渐沉寂下来，渐渐，有女生开始不忍地别开目光。
从头到尾，他一句批评都没有。但很多年后，我们都记得，他是怎样通过对信息的重组与表达，唤醒一群热血青年藏于激愤背后的理性。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为了给我们做那份视频，他忙到凌晨两点。
我们是他从电视台转行回高校后教授的第一批本科生。那是14年前，他已经开始手把手教我们这群非设计类学生使用Photoshop、ImageReady等应用软件。小小机房里人手一台电脑，一群菜鸟们同一个操作问题能问20遍，他会好脾气地回答20遍。期末考试，每人设计一个网页，里面要有小动画和P过的图，我们一群人从下午一点多进机房，一直考到晚上10点才恋恋不舍爬出来——他就那么陪着我们，从正午到深夜。末了，判成绩，他赞赏所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再创造，于是我们班这门课的成绩就出现了107分、114分、118分……
我就是那个107分——不算太复杂的网页里，有幅喜气洋洋的结婚照，我画了一个戴宝蓝色围巾的小男孩和一个戴绛红色围巾的小女孩，围巾是渐变色的，在音乐背景下一晃一晃地动。他看见了，慈爱地笑，说：你这小脑瓜还挺浪漫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没敢告诉他，其实我只是觉得这样构图比较对称而已。
又过一年，我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他不是我导师，却也担着那一级艺术学研究生的基础课。我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除了资料堆里的深入浅出，还有许多来自媒体圈的第一手信息——他的职业背景，让他的视野能够跳出象牙塔的理想化审美。
只是，他的课真心很累——彼时身高165厘米的我体重大约在51公斤左右，摄像课大家轮着扛机器，我还记得机型是索尼250，死沉。那时，只要机器到了我肩膀上，他就会在我身后大笑：“快，你们谁从后头接着点，太瘦了，别把我们的机器摔了，很贵的！”
我装模作样拍一圈，再哆嗦着胳膊放下机器，悲愤地看他一眼。他好心地塞给我一个灯：“看这镜头晃得……不然你做灯光师吧！”
我拎了拎——噗，也很沉啊！
但是好玩的课程不怕累，我就这么屁颠屁颠地拎着灯跟在大家身后满校园地跑，实地模拟韩剧用光。后来他看不过去我这种废物架势，决定给我加个任务：演女一号。
我是史上最像一棵树的女一号——“站在那里，别动，哎大家看见了吗，这个角度的人，她的棱角和脸上的光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衣服色彩很重要，你看她裙子的颜色和上衣颜色效果就反差很大，那谁，上反光板，对，侧一点，笑一笑……”
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是“自嗨”——我在镜头里演回头一笑百媚生，媚没看见，身后那群人快笑疯了。
我们是彼此的骄傲。
2016年，我要出版新书了，是本随笔集。里面有篇文章写到了他、他们的故事——当我还是一个怯懦、自卑、小气的女孩子时，我的恩师们，曾经用怎样或严厉或温和的方式，引导我、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我想，这本书出版后，我一定要去给他和师母送一本！
可是，春暖花开，新书插图正在紧锣密鼓地绘制，那个清早，突然好友就打来电话，接通第一句：你知道吗，李老师不在了！
我瞬间蒙了。
我反复问了两遍：“你说什么？谁？怎么可能！”
是啊，怎么可能呢——前几天还通过电话，他问我电视台有个项目敢不敢接，我说让制片人跟我联系吧，然后又问老师您身体还好吧，他特别爽朗地答没有问题，体检一直很好。我说您不要那么累了、不要再熬夜了，他说不累不累，只要忙起来就很精神……
那天，我的朋友圈被成片的蜡烛刷屏。
与我同宿舍的四姐回忆说：曾经，如果不是李老师教了我们很多剪辑技能，后来出国留学，我也不会选择多媒体制作方向。
我点头，是，曾经若不是他教我那么多与电影电视有关的知识、技能，后来我不会有勇气参与相关节目的编剧策划工作；他教我的那些立场、态度，我后来在“新闻写作”课上悉数传递给我的学生；他带我们打过的拍子、听过的曲子，后来让许多人有了听古典乐的习惯……
许多改变，其实都在不经意间。
未来路长，我们不会怠慢。
亲爱的老师，请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