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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辂.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关理论问题辨析[J].南方农业，2021，15（24）：-151，154.
摘 要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不是对传统的消解，也不意味着乡村共同体的消亡。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城市与农村二元对立格局下的命题，它不是对现代模式的复制，而是在现代环境之下展现“善治”的本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因应时代变化而实现治理的过程。乡村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摆脱僵化、封闭的思维，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消除社会矛盾、改善民生，实现“善治”。
关键词 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辨析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24.071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指在现代环境下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过程，它不是复制某种特定的模式，而是因地、因时实现善治。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格局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容、目标和实现路径都会出现偏差，成为现实之外的想象。在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上，存在很多模糊性的认知，需要加以辨析。
1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善治”理念的现代展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控制、操纵、掌舵等传统含义被剥离，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成为“治理”的本质内涵。“治理”词义的更新，不但是理念的更新，同时也是适应现实变化的产物。社会成员不但是治理的客体，还是治理的主体，从垂直性的管理和被管理的主客体关系，走向水平式的主体间共治，这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本质。这种理念与中华传统的“善治”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传统的善治将主体的“自我治理”视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强调“修教化与制礼法的统一”。在自我治理的基础上，多元的治理主体才能相互协同、各适其宜。现代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治，消解了主客体管控模式，然而，平等合作的新型关系不是强调多中心就能解决，如果没有主体的自我治理，没有基本的价值认同，就只有多元而没有合作。各尽其分、协同于理，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善治”[1]。
现代化意味着创新，但創新不是与传统割裂，而是“随时变异以从道”。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追逐所谓“现代”模式，而是顺应现实变化，在现代环境下找到与时代相应并合情合理的治理方式。不能以一种怀旧、恋古的心理审视乡村治理问题[2]，这虽然是正确的，但如果将现代与传统割裂开来，以喜新厌旧的心理审视乡村治理问题，同样会陷入另一种浪漫主义空想之中。这种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浪漫主义”将时间的延续等同于“进化”，在现代与传统割裂的语境下思考问题，将固有的模式视为现代的标志，在同一时空内区分现代与非现代，脱离了善治的本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治善”，在现代条件下落实“善治”理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现代化。
2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而不是消灭“三农”
“现代化、城市化必然带来乡村的消失”，这种观点不但在理论界有一定的市场，在现实中也经常成为一些地方的决策依据，这其实是两端思维的一种表现。现代化、城市化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人类社会对农业的依赖，也不可能“消灭”农村、农民。现代化应该解决“三农”问题，而不是消灭“三农”，不能以所谓的历史趋势为借口而刻意摒弃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传统乡村，相反，它应是现代环境下追求的内容。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城市代表着“先进”，而乡村则意味着“落后”，这种思维方式与政绩需求结合在一起，很容易产生消灭乡村的冲动。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这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之策，然而这种策略的出发点却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依靠行政手段人为地将乡村变为城镇，将农民变为市民，这同样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下的取舍，其中隐含着这样的思维范式，即乡村与城镇、农民与市民是传统与现代的相对关系，只有城镇化、市民化才能推动城乡一体化。这种思维范式实际上是以城镇一元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在城乡对立之下的选择。正因为这种对立思维在起作用，所以在实践中往往把城镇化视为可以制造出来的东西。“就地城镇化”变成了“就是要地”的城镇化，城镇化“引领”变异为城镇化“硬领”，种种以建设新型社区的名义“赶农民上楼”行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将城乡一体化视为城镇一元化，表面上看是消除二元结构，但从本质上说，恰恰是在二元对立的格局中只取其一。从理论上说，若没有农村，一体化无从谈起;从实践上说，若只有城市，一体化将不知从何而来。若将“变农村为城市、变农民为市民”视为一体化，那么一体化的过程就是人为消灭农村、农民的过程，这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是典型的“伪现代化”和“伪城市化”。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镇人口会逐渐增加，农村人口会逐渐减少，从事现代工业、服务业的人口会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会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口会消失，也不意味着人类能够摆脱对农业的依赖。在某些大都市，乡村人口被逐渐扩展的城市消化，但从系统或整体上看，农村、农业、农民不会消失。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会无限扩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从城乡融合的理念出发，消除制度性、政策性分割造成的城乡割裂，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障碍。在现代社会，传统的单一的“村落型”社区正在发生变化，现代农村、农业、农民与过去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乡村却不会消失，正因为如此，才存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总之，“就地城镇化”并不能带来现代化，以消灭“三农”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必然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3 乡村治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精神的消失
滕尼斯将“共同体”的基础看成是“本质意志”，即共同的情感、态度、经验及习俗;与此相对的“社会”则是由“选择意志”、理性权衡组成的[3]。共同体是有机组合的整体，体现了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而社会却是基于契约而组成的机械联合体，建立在手段与目的分离基础之上，缺乏生命统一性。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生成的基础是同根性和天然统一性。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人与人可以成为相互守望的有机体。然而，滕尼斯并没有深入到同根性和天然统一性的本质。家庭、亲族并非同根性的本质，也不是天然统一性的真正来源，其背后的真情实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根性或天然统一性。如果将家庭中的慈孝亲睦扩而充之，则不但家庭、亲族、邻里之间可以成为共同体，国家乃至世界都能够变成共同体，虽然在不同层面的表现方式及关系的紧密程度不一样，但本质却别无二致。这些不同层面的共同体并非私利的聚集，而具有本然的同一性，是有形无碍的有机体。如果存在共同体精神，则家庭、社区、社会就不再是禁锢封闭的团体，形式上的不同并不妨碍共通性的发挥。 “共同体”不但是对血缘亲族的描述，更是一种理念，体现了对人类共同体的向往。共同体的概念在后来被大量应用，但含义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较典型者有利益共同体（由个体私利聚合而成的共同体）和种族共同体（由相同种族血统组成的共同体）。这两种共同体在现实中容易产生变异，前者可能演变为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后者可能演变为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冲突。这其实都是与“共同体”理念相悖的。共同体的本质是共通性，缺乏这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就无法形成。社区是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生活共同体，就其内部关系来说，它比家庭松散但又比社会紧密，个人生活的轨迹是从家庭到社区再到社会，缺少社区这一环节，对个人和社会都是不利的。家庭、社区、社会只是系统的不同层面，这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过程，家庭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区的建设，而社区建设的成败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4]。乡村治理现代化并非对乡村社区的瓦解，而恰恰是共同体精神的重建。
4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各种治理力量的统合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这种转变体现了治理社会与治理社会化的统一。乡村治理需要提升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形成治理共同体，也需要激活各种治理力量，完成各种治理要素的整合。
1）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治理不是对物的管理，而是主体之间的协同，文化因素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乡村是中华文化的有形之根，其背后是中华文化的无形之理[5]。中华文化的本质是人文化成来自于人心之大同，其与“梗化”相对，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治理力量。以中华文化复兴推动乡村治理，实现文化与治理的良性互动，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治理体系是一个整体，它包含着“治之本”与“治之法”。发挥文化的力量、匡正风气是“治之本”，制度、规则建设是“治之法”，“治之本”与“治之法”结合在一起，治理的本质才会显现。
2）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标志。单一的主体不但不能满足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也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及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产生原因及影响是社会性的，其解决方式也应该是社会性的，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就无法达到治理的局面。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社会组织乃至居民个体都成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主体间的平等互动、协同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控制，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3）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自治、法治、德治是3种治理力量，但3者同归于“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治强调村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性，是巩固基层民主的关键所在。法治的本质是“良法善治”，其作用是化解利益纠纷、保障人际交往的基本秩序，防止乡村治理体系向下滑落。德治是基础，突出“为治之本”，可以起到优化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彰显自治、法治、德治本质的基础上实现3者的有机融合，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4）鄉村治理现代化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治理力量的融合。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体现的是自发性，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突出的是顶层设计与政府治理。尊重民众的智慧，完善乡村自治，发挥社会组织、志愿者的力量，拓宽村民参与渠道，这是自下而上的治理力量。完善制度、改善管理方式、提升服务质量，这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力量。两种治理力量的融合，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关键，也是破解乡村治理“碎片化”和“条块矛盾”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殷辂.善治：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路径[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3）：43-47.
[2] 任剑涛，姜晓萍，贺雪峰，等.乡村治理现代化（笔谈一）[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1）：1-23.
[3]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
[4] 童星.单位与社区，在社会治理中各自扮演着什么角色[J].人民论坛，2017（7）：56-58.
[5]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13.
（责任编辑：刘宁宁）
摘 要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不是对传统的消解，也不意味着乡村共同体的消亡。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城市与农村二元对立格局下的命题，它不是对现代模式的复制，而是在现代环境之下展现“善治”的本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因应时代变化而实现治理的过程。乡村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摆脱僵化、封闭的思维，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消除社会矛盾、改善民生，实现“善治”。
关键词 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辨析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24.071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指在现代环境下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过程，它不是复制某种特定的模式，而是因地、因时实现善治。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格局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容、目标和实现路径都会出现偏差，成为现实之外的想象。在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上，存在很多模糊性的认知，需要加以辨析。
1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善治”理念的现代展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控制、操纵、掌舵等传统含义被剥离，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成为“治理”的本质内涵。“治理”词义的更新，不但是理念的更新，同时也是适应现实变化的产物。社会成员不但是治理的客体，还是治理的主体，从垂直性的管理和被管理的主客体关系，走向水平式的主体间共治，这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本质。这种理念与中华传统的“善治”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传统的善治将主体的“自我治理”视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强调“修教化与制礼法的统一”。在自我治理的基础上，多元的治理主体才能相互协同、各适其宜。现代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治，消解了主客体管控模式，然而，平等合作的新型关系不是强调多中心就能解决，如果没有主体的自我治理，没有基本的价值认同，就只有多元而没有合作。各尽其分、协同于理，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善治”[1]。
现代化意味着创新，但創新不是与传统割裂，而是“随时变异以从道”。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追逐所谓“现代”模式，而是顺应现实变化，在现代环境下找到与时代相应并合情合理的治理方式。不能以一种怀旧、恋古的心理审视乡村治理问题[2]，这虽然是正确的，但如果将现代与传统割裂开来，以喜新厌旧的心理审视乡村治理问题，同样会陷入另一种浪漫主义空想之中。这种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浪漫主义”将时间的延续等同于“进化”，在现代与传统割裂的语境下思考问题，将固有的模式视为现代的标志，在同一时空内区分现代与非现代，脱离了善治的本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治善”，在现代条件下落实“善治”理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现代化。
2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而不是消灭“三农”
“现代化、城市化必然带来乡村的消失”，这种观点不但在理论界有一定的市场，在现实中也经常成为一些地方的决策依据，这其实是两端思维的一种表现。现代化、城市化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人类社会对农业的依赖，也不可能“消灭”农村、农民。现代化应该解决“三农”问题，而不是消灭“三农”，不能以所谓的历史趋势为借口而刻意摒弃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传统乡村，相反，它应是现代环境下追求的内容。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城市代表着“先进”，而乡村则意味着“落后”，这种思维方式与政绩需求结合在一起，很容易产生消灭乡村的冲动。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这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之策，然而这种策略的出发点却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依靠行政手段人为地将乡村变为城镇，将农民变为市民，这同样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下的取舍，其中隐含着这样的思维范式，即乡村与城镇、农民与市民是传统与现代的相对关系，只有城镇化、市民化才能推动城乡一体化。这种思维范式实际上是以城镇一元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在城乡对立之下的选择。正因为这种对立思维在起作用，所以在实践中往往把城镇化视为可以制造出来的东西。“就地城镇化”变成了“就是要地”的城镇化，城镇化“引领”变异为城镇化“硬领”，种种以建设新型社区的名义“赶农民上楼”行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将城乡一体化视为城镇一元化，表面上看是消除二元结构，但从本质上说，恰恰是在二元对立的格局中只取其一。从理论上说，若没有农村，一体化无从谈起;从实践上说，若只有城市，一体化将不知从何而来。若将“变农村为城市、变农民为市民”视为一体化，那么一体化的过程就是人为消灭农村、农民的过程，这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是典型的“伪现代化”和“伪城市化”。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镇人口会逐渐增加，农村人口会逐渐减少，从事现代工业、服务业的人口会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会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口会消失，也不意味着人类能够摆脱对农业的依赖。在某些大都市，乡村人口被逐渐扩展的城市消化，但从系统或整体上看，农村、农业、农民不会消失。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会无限扩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从城乡融合的理念出发，消除制度性、政策性分割造成的城乡割裂，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障碍。在现代社会，传统的单一的“村落型”社区正在发生变化，现代农村、农业、农民与过去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乡村却不会消失，正因为如此，才存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总之，“就地城镇化”并不能带来现代化，以消灭“三农”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必然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3 乡村治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精神的消失
滕尼斯将“共同体”的基础看成是“本质意志”，即共同的情感、态度、经验及习俗;与此相对的“社会”则是由“选择意志”、理性权衡组成的[3]。共同体是有机组合的整体，体现了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而社会却是基于契约而组成的机械联合体，建立在手段与目的分离基础之上，缺乏生命统一性。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生成的基础是同根性和天然统一性。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人与人可以成为相互守望的有机体。然而，滕尼斯并没有深入到同根性和天然统一性的本质。家庭、亲族并非同根性的本质，也不是天然统一性的真正来源，其背后的真情实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根性或天然统一性。如果将家庭中的慈孝亲睦扩而充之，则不但家庭、亲族、邻里之间可以成为共同体，国家乃至世界都能够变成共同体，虽然在不同层面的表现方式及关系的紧密程度不一样，但本质却别无二致。这些不同层面的共同体并非私利的聚集，而具有本然的同一性，是有形无碍的有机体。如果存在共同体精神，则家庭、社区、社会就不再是禁锢封闭的团体，形式上的不同并不妨碍共通性的发挥。 “共同体”不但是对血缘亲族的描述，更是一种理念，体现了对人类共同体的向往。共同体的概念在后来被大量应用，但含义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较典型者有利益共同体（由个体私利聚合而成的共同体）和种族共同体（由相同种族血统组成的共同体）。这两种共同体在现实中容易产生变异，前者可能演变为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后者可能演变为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冲突。这其实都是与“共同体”理念相悖的。共同体的本质是共通性，缺乏这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就无法形成。社区是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生活共同体，就其内部关系来说，它比家庭松散但又比社会紧密，个人生活的轨迹是从家庭到社区再到社会，缺少社区这一环节，对个人和社会都是不利的。家庭、社区、社会只是系统的不同层面，这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过程，家庭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区的建设，而社区建设的成败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4]。乡村治理现代化并非对乡村社区的瓦解，而恰恰是共同体精神的重建。
4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各种治理力量的统合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这种转变体现了治理社会与治理社会化的统一。乡村治理需要提升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形成治理共同体，也需要激活各种治理力量，完成各种治理要素的整合。
1）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治理不是对物的管理，而是主体之间的协同，文化因素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乡村是中华文化的有形之根，其背后是中华文化的无形之理[5]。中华文化的本质是人文化成来自于人心之大同，其与“梗化”相对，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治理力量。以中华文化复兴推动乡村治理，实现文化与治理的良性互动，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治理体系是一个整体，它包含着“治之本”与“治之法”。发挥文化的力量、匡正风气是“治之本”，制度、规则建设是“治之法”，“治之本”与“治之法”结合在一起，治理的本质才会显现。
2）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标志。单一的主体不但不能满足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也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及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产生原因及影响是社会性的，其解决方式也应该是社会性的，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就无法达到治理的局面。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社会组织乃至居民个体都成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主体间的平等互动、协同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控制，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3）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自治、法治、德治是3种治理力量，但3者同归于“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治强调村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性，是巩固基层民主的关键所在。法治的本质是“良法善治”，其作用是化解利益纠纷、保障人际交往的基本秩序，防止乡村治理体系向下滑落。德治是基础，突出“为治之本”，可以起到优化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彰显自治、法治、德治本质的基础上实现3者的有机融合，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4）鄉村治理现代化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治理力量的融合。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体现的是自发性，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突出的是顶层设计与政府治理。尊重民众的智慧，完善乡村自治，发挥社会组织、志愿者的力量，拓宽村民参与渠道，这是自下而上的治理力量。完善制度、改善管理方式、提升服务质量，这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力量。两种治理力量的融合，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关键，也是破解乡村治理“碎片化”和“条块矛盾”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殷辂.善治：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路径[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3）：43-47.
[2] 任剑涛，姜晓萍，贺雪峰，等.乡村治理现代化（笔谈一）[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1）：1-23.
[3]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
[4] 童星.单位与社区，在社会治理中各自扮演着什么角色[J].人民论坛，2017（7）：56-58.
[5]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13.
（责任编辑：刘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