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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玛拉沁夫中短篇小说创作深受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论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统一，还是以夸张的写作手法塑造“现代英雄”，或是对“正义”与“邪恶”始终对立，“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思想（法则）的生动体现，无一不展现了作家对《江格尔》的传承与发扬。
关键词：玛拉沁夫；小说；《江格尔》；传承；发扬
作者简介：乌日嘎，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1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中外读者所熟知，以江格尔汗率领十二位雄狮、三十二位虎将、六千多名勇士征战四方，降妖伏魔，建立宝木巴圣地为主要内容。玛拉沁夫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不仅对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瑰宝有所传承，更是将其发扬，使其发光。
《江格尔》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语言优美精炼，用几近夸张的手法塑造一系列英雄形象，同时描写紧张激烈的战争场面，具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玛拉沁夫灵活运用这一方法，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小说中加入了适当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两者形成了有机统一。《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开篇便描写道：
“夕阳被遥远的大地吞没了。西北风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变成了奔腾的海洋；空中密布着乌云，好似一张青牛皮盖在头顶。人们都知道：草原的秋雨将要来临了。”[1]
这不是一段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后续故事的铺垫，也让人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蟒古斯”的故事，给读者一种魔鬼即将到来的错觉。《江格尔》总以英雄获得胜利，蟒古斯战败为结局，这与小说最后反革命分子宝鲁被缉拿，荒火被熄灭的结局是一样的。小说结尾写道：
“弥天的乌云一团一团地向南飞去，草原的东边天际显出了黎明的光；遍地的花朵微笑着抬起头来，鸿雁在高空歌唱。太阳出来了。”[2]
这段景物描写，使开头与结尾相呼应，让整篇小说形成了一个整体。“乌云”飞去，“黎明”尽显，草原的危机解除，人民生活复归平静安宁。如同《江格尔》中“英雄”击败“蟒古斯”，英雄们继续饮酒作乐，宝木巴圣地复归欢声笑语。
蒙古族英雄史诗崇尚力量，惯用夸张的手法塑造英雄人物，《江格尔》中的英雄们个个体态魁梧，力量惊人。例如江格尔，“他生就一双七十五尺的肩膀，//他生就一个八十五尺的宽腰；//他那结实的双肩，//有着七十只大鹅的气力；//他那粗犷的双臂，//有着二十只大鹏的气力；//他那乳白的十指，//有着十只雄狮的气力”[3]蒙古汉子们崇尚力量，认为魁梧的身躯才是健康的、美丽的，瘦弱的身躯是病态的、丑陋的。玛拉沁夫无疑传承了这一民族心理，在作品中借助夸张的写作手法描绘出了很多体态魁梧，充满力量的形象。例如《山大王》中对主人公山大王的描绘：
“这个人，个儿不高，满身是一塊块肌肉，看上去他的身体仿佛是许多山岭组成的。黝黑的脸膛，总是光闪闪的，表明他生命的火是那么旺盛！两条眉，更是别具风格，又宽又直，仅在紧上梢时才有个下弯，好像眉毛里面垫着两块钢板似的。……”[4]
又如《暴风在草原上呼啸》中的巴拉珠尔：
“旁边，坐着一位披着羊皮大衣的人，看上去三十几岁，身材高大魁梧，胸部隆起，好像揣着两座大山。看见他，人们都会毫不迟疑地说他一定是个著名的摔跤手。”[5]
巴拉珠尔此行是为了看望妻子与新生素未谋面的儿子，但在暴风雪来临，电铲操作遭遇困难的时刻，他以自己的身躯为电铲司机挡住风雪，以至于在脊背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现代社会更多的是这种无私奉献的“英雄”，可以将其称之为“现代英雄”。而这种以夸张、白描似的写作手法凸显英雄人物的伟岸，赞颂力量之美，便是作家对《江格尔》的传承。
在《江格尔》中，“正义”总与“邪恶”相对立，习惯以“蟒古斯”的战败凸显“英雄”的胜利。蟒古斯总以半人半兽甚至魔鬼的形象出现，与宝鲁“瘦得像黄羊”、“蓬松着长发（好像头发里生有九九八十一条长尾巴虱子）”、“麻子脸”的丑恶形象相契合。
蟒古斯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在江格尔两岁时，凶狠暴戾的蟒古斯就杀害了他的父母，侵占了他的家园；宝鲁横行霸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为一己私利甚至点燃草原人民视为“生命”的苇塘，引起了民众（英雄）强烈的愤恨。他们是万恶之源，是“邪恶”的代表。
《江格尔》中也从始至终贯穿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思想，这是蒙古族人民从古至今信奉的法则。《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生动地体现了作家对这一思想的传承，这部小说以萨仁高娃与反革命分子宝鲁之间的英勇斗争为主线，桑布只身救火的无畏精神为副线，一方面以萨仁高娃的不惜牺牲英勇斗争的行为赞颂了草原人民无畏艰险，奋勇反抗的精神，另一方面以桑布等人救火成功，反革命分子宝鲁被缉拿的结局暗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革命终将胜利，草原终将迎来光明。
“作家文化个性的形成和培养，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需要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丰富养料。而真正的作家在其成长与创造的历程中，总是对文化环境中所弥漫的文化氛围、所表现的文化现象和所体现的文化问题特别敏感。”[6]玛拉沁夫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传承与发扬，无疑是作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敏感的认知度的体现，更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更具深度的民族文化内涵，也是令其作品至今仍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因素。
注释：
[1][2]玛拉沁夫，《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玛拉沁夫小说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3、20页。
[3]黑勒、丁师浩译，《江格尔》汉文全译版（第四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827页。
[4]玛拉沁夫，《山大王》，《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75页。
[5]玛拉沁夫，《暴风在草原上呼啸》，《玛拉沁夫文集》，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三卷，第213页。
[6]畅广元，《文学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20页。
关键词：玛拉沁夫；小说；《江格尔》；传承；发扬
作者简介：乌日嘎，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1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中外读者所熟知，以江格尔汗率领十二位雄狮、三十二位虎将、六千多名勇士征战四方，降妖伏魔，建立宝木巴圣地为主要内容。玛拉沁夫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不仅对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瑰宝有所传承，更是将其发扬，使其发光。
《江格尔》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语言优美精炼，用几近夸张的手法塑造一系列英雄形象，同时描写紧张激烈的战争场面，具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玛拉沁夫灵活运用这一方法，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小说中加入了适当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两者形成了有机统一。《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开篇便描写道：
“夕阳被遥远的大地吞没了。西北风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变成了奔腾的海洋；空中密布着乌云，好似一张青牛皮盖在头顶。人们都知道：草原的秋雨将要来临了。”[1]
这不是一段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后续故事的铺垫，也让人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蟒古斯”的故事，给读者一种魔鬼即将到来的错觉。《江格尔》总以英雄获得胜利，蟒古斯战败为结局，这与小说最后反革命分子宝鲁被缉拿，荒火被熄灭的结局是一样的。小说结尾写道：
“弥天的乌云一团一团地向南飞去，草原的东边天际显出了黎明的光；遍地的花朵微笑着抬起头来，鸿雁在高空歌唱。太阳出来了。”[2]
这段景物描写，使开头与结尾相呼应，让整篇小说形成了一个整体。“乌云”飞去，“黎明”尽显，草原的危机解除，人民生活复归平静安宁。如同《江格尔》中“英雄”击败“蟒古斯”，英雄们继续饮酒作乐，宝木巴圣地复归欢声笑语。
蒙古族英雄史诗崇尚力量，惯用夸张的手法塑造英雄人物，《江格尔》中的英雄们个个体态魁梧，力量惊人。例如江格尔，“他生就一双七十五尺的肩膀，//他生就一个八十五尺的宽腰；//他那结实的双肩，//有着七十只大鹅的气力；//他那粗犷的双臂，//有着二十只大鹏的气力；//他那乳白的十指，//有着十只雄狮的气力”[3]蒙古汉子们崇尚力量，认为魁梧的身躯才是健康的、美丽的，瘦弱的身躯是病态的、丑陋的。玛拉沁夫无疑传承了这一民族心理，在作品中借助夸张的写作手法描绘出了很多体态魁梧，充满力量的形象。例如《山大王》中对主人公山大王的描绘：
“这个人，个儿不高，满身是一塊块肌肉，看上去他的身体仿佛是许多山岭组成的。黝黑的脸膛，总是光闪闪的，表明他生命的火是那么旺盛！两条眉，更是别具风格，又宽又直，仅在紧上梢时才有个下弯，好像眉毛里面垫着两块钢板似的。……”[4]
又如《暴风在草原上呼啸》中的巴拉珠尔：
“旁边，坐着一位披着羊皮大衣的人，看上去三十几岁，身材高大魁梧，胸部隆起，好像揣着两座大山。看见他，人们都会毫不迟疑地说他一定是个著名的摔跤手。”[5]
巴拉珠尔此行是为了看望妻子与新生素未谋面的儿子，但在暴风雪来临，电铲操作遭遇困难的时刻，他以自己的身躯为电铲司机挡住风雪，以至于在脊背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现代社会更多的是这种无私奉献的“英雄”，可以将其称之为“现代英雄”。而这种以夸张、白描似的写作手法凸显英雄人物的伟岸，赞颂力量之美，便是作家对《江格尔》的传承。
在《江格尔》中，“正义”总与“邪恶”相对立，习惯以“蟒古斯”的战败凸显“英雄”的胜利。蟒古斯总以半人半兽甚至魔鬼的形象出现，与宝鲁“瘦得像黄羊”、“蓬松着长发（好像头发里生有九九八十一条长尾巴虱子）”、“麻子脸”的丑恶形象相契合。
蟒古斯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在江格尔两岁时，凶狠暴戾的蟒古斯就杀害了他的父母，侵占了他的家园；宝鲁横行霸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为一己私利甚至点燃草原人民视为“生命”的苇塘，引起了民众（英雄）强烈的愤恨。他们是万恶之源，是“邪恶”的代表。
《江格尔》中也从始至终贯穿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思想，这是蒙古族人民从古至今信奉的法则。《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生动地体现了作家对这一思想的传承，这部小说以萨仁高娃与反革命分子宝鲁之间的英勇斗争为主线，桑布只身救火的无畏精神为副线，一方面以萨仁高娃的不惜牺牲英勇斗争的行为赞颂了草原人民无畏艰险，奋勇反抗的精神，另一方面以桑布等人救火成功，反革命分子宝鲁被缉拿的结局暗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革命终将胜利，草原终将迎来光明。
“作家文化个性的形成和培养，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需要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丰富养料。而真正的作家在其成长与创造的历程中，总是对文化环境中所弥漫的文化氛围、所表现的文化现象和所体现的文化问题特别敏感。”[6]玛拉沁夫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传承与发扬，无疑是作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敏感的认知度的体现，更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更具深度的民族文化内涵，也是令其作品至今仍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因素。
注释：
[1][2]玛拉沁夫，《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玛拉沁夫小说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3、20页。
[3]黑勒、丁师浩译，《江格尔》汉文全译版（第四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827页。
[4]玛拉沁夫，《山大王》，《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75页。
[5]玛拉沁夫，《暴风在草原上呼啸》，《玛拉沁夫文集》，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三卷，第213页。
[6]畅广元，《文学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