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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首任军长行列里，第十军首任军长算是一个特例。大多数首任军长都是从“纵队”改称“军”后，由纵队司令员改任军长的，而杜义德成为第十军首任军长却不是这样。第十军是由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的，而杜义德在由“纵队”改“军”之前，则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个中故事耐人寻味，值得探根问底。
毛泽东对杜义德说：我们的原则永远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杜义德，1912年5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年底，杜义德升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三营营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战略指挥上出现错误，红四方面军经过4个月的英勇奋战，未能打破“围剿”，于10月底被迫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后来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
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杜义德下达了命令：负责架设浮桥，维护交通秩序，担任大部队过江总指挥。
杜义德指挥指战员们，用了一个小时就把浮桥架起来了，大部队在杜义德的指挥下，正快速通过嘉陵江。
这时，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带着一群刚刚缴获的战马，直插江边，准备过桥，两匹战马已上了浮桥。毛竹扎的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原来就摇摇晃晃，过人都很勉强，哪能经得起战马的折腾？！
杜义德发现桥头堵住了，后面的部队开始拥挤不堪。杜义德大声道：“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趟！”
原本，战马趟水本属正常。可是，王近山不乐意：“他娘的，不行，得从桥上过！”
“砰！砰！”杜义德气急中掏出手枪对准战马就是两枪。上了桥的两匹战马当着王近山的面，翻入江中……
王近山看着嘉陵江江面上的鲜红血色，顿时心疼地破口大骂：“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杜义德也不是吃素的，还口道：“几匹马算个球！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
王近山是出了名的“王疯子”，你敢毙我的马，我就敢毙你的人。王近山拔出手枪，顶到了杜义德的脑门上。
大敌当前，两位指挥员为了两匹马动起了“火”。
赶巧得很，徐向前及时地出现在现场。徐向前问明情况后，狠狠地批评了王近山。
两个“二杆子”为战马要毙人的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毛泽东也从中知道了红四方面军有两个“二杆子”。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及骑兵师等2．1万人，在兰州以北西渡黄河，组建了红军西路军。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杜义德为西路军骑兵师师长。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被打散。
在镇原，援西军第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接到突围成功的杜义德。杜义德见到宋任穷时，差点哭出声来：“我们把部队都打光了。张国焘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还是让我回延安再说吧！”
回到延安后，李富春首先找杜义德谈话：“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才造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失败。”
杜义德说：“西征失败了，西路军主力部队不存在了，右支队也跑散了。我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护送王副总指挥回延安的。”
杜义德说的“王副总指挥”是指王树声。不久，王树声回到延安，向党中央作了说明。李富春再次找杜义德谈话：“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你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但是，四方面军也确实存在着张国焘的影响。你作为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高级干部，要带头认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李富春还告诉杜义德，“毛主席要见见你”。
杜义德忐忑不安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请杜义德坐，还给杜义德递了一支烟。杜义德见毛泽东这么和蔼、亲切，不由得想起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想起西征路上的九死一生。杜义德难过地说：“主席，我掩护王树声同志回到延安……”
毛泽东没有让杜义德继续说下去，接过了话题：“我已经知道了。西路军打得很英勇，西路军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
听毛泽东这么说，杜义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继续说：“义德同志，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知道你杜义德，打仗是员猛将，你会打夜仗，还是夜老虎呢。我还知道，你和王近山都有一个不雅的共同绰号。‘二杆子’没有什么不好，打仗就需要这种精神！”
说到这里，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缓慢地说：“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是有感情的。无论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你们南下以后，我就说过，早晚我们还会走到一起的。”
杜义德斗胆说：“主席，我们南下后走了一个大弯路，损失不小。这次西征更是兵败如山倒。”
毛泽东站起来，说：“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们英勇苦战，不怕牺牲，打了不少好仗，可歌可泣。”接着，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问题出在张国焘那里。中央正要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到毛儿盖后，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的路线，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更是最大的污点。”
杜义德赶忙说：“主席，现在好了。你放心，今后我们不会离开党中央了，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毛泽东说：“实际上，部队不离开中央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打仗，要远行。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原则永远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杜义德说：“主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毛泽东欣慰地笑了，接着说：“杜义德，你才二十多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我看，你是不是去住一段学校？”
杜义德站起来说：“主席，还是让我去前线打仗吧。”
毛泽东笑了，说：“仗是有得你打的。学习不是撤职，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今后的对手是更加凶狠的日本鬼子，会有你用武之地的。”
杜义德说：“主席，听你的。让打仗就打仗，让学习就学习。”
毛泽东温和地说：“那好，我看你就去抗大住一段时间吧。”
邓小平对杜义德说：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对敌作战，都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
1939年9月，杜义德从抗大被派往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
杜义德到达一二九师师部的当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共同叫他去谈话。
杜义德兴高采烈地去见刘邓首长。一进门，邓小平让杜义德坐，刘伯承则开门见山：“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副校长就是负责主持学校的全面教育工作。
刚从抗大出来，又要回到学校去，杜义德有点不愿意。于是，杜义德直率地说：“我没有办学经验，当副校长真的难以胜任，我恐怕挑不起来。”
邓小平接过话：“义德同志，你住过抗大，又担任过大队长，办学校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决定了你就去吧。”
杜义德还是想上前线，说：“还是派我到前方打仗比较合适！”
邓小平笑了：“将来有的是打仗的机会。”
既然都这样了，再说也没有用了。杜义德只好说：“组织上决定了，我去试一试。不过，请师长、政委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
刘伯承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这才像个样子嘛！”
邓小平卷起一支烟，缓缓地吸了一口，对杜义德说：“第六期学员快要毕业了，要准备招收第七期学员，工作任务很重。明年将是斗争很残酷的一年。你去随营学校以后，一定要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抓好学校的建设。学校是培养干部的熔炉，首先要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加强革命意志锻炼。其次要加强军事教育，提高组织指挥能力。一定要学员放下架子来学习，昨天是指挥员，今天是学生，要过战士生活，特别要守纪律。总之，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对敌作战，都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
毛泽东对杜义德说：我们的原则永远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杜义德，1912年5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年底，杜义德升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三营营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战略指挥上出现错误，红四方面军经过4个月的英勇奋战，未能打破“围剿”，于10月底被迫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后来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
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杜义德下达了命令：负责架设浮桥，维护交通秩序，担任大部队过江总指挥。
杜义德指挥指战员们，用了一个小时就把浮桥架起来了，大部队在杜义德的指挥下，正快速通过嘉陵江。
这时，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带着一群刚刚缴获的战马，直插江边，准备过桥，两匹战马已上了浮桥。毛竹扎的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原来就摇摇晃晃，过人都很勉强，哪能经得起战马的折腾？！
杜义德发现桥头堵住了，后面的部队开始拥挤不堪。杜义德大声道：“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趟！”
原本，战马趟水本属正常。可是，王近山不乐意：“他娘的，不行，得从桥上过！”
“砰！砰！”杜义德气急中掏出手枪对准战马就是两枪。上了桥的两匹战马当着王近山的面，翻入江中……
王近山看着嘉陵江江面上的鲜红血色，顿时心疼地破口大骂：“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杜义德也不是吃素的，还口道：“几匹马算个球！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
王近山是出了名的“王疯子”，你敢毙我的马，我就敢毙你的人。王近山拔出手枪，顶到了杜义德的脑门上。
大敌当前，两位指挥员为了两匹马动起了“火”。
赶巧得很，徐向前及时地出现在现场。徐向前问明情况后，狠狠地批评了王近山。
两个“二杆子”为战马要毙人的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毛泽东也从中知道了红四方面军有两个“二杆子”。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及骑兵师等2．1万人，在兰州以北西渡黄河，组建了红军西路军。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杜义德为西路军骑兵师师长。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被打散。
在镇原，援西军第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接到突围成功的杜义德。杜义德见到宋任穷时，差点哭出声来：“我们把部队都打光了。张国焘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还是让我回延安再说吧！”
回到延安后，李富春首先找杜义德谈话：“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才造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失败。”
杜义德说：“西征失败了，西路军主力部队不存在了，右支队也跑散了。我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护送王副总指挥回延安的。”
杜义德说的“王副总指挥”是指王树声。不久，王树声回到延安，向党中央作了说明。李富春再次找杜义德谈话：“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你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但是，四方面军也确实存在着张国焘的影响。你作为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高级干部，要带头认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李富春还告诉杜义德，“毛主席要见见你”。
杜义德忐忑不安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请杜义德坐，还给杜义德递了一支烟。杜义德见毛泽东这么和蔼、亲切，不由得想起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想起西征路上的九死一生。杜义德难过地说：“主席，我掩护王树声同志回到延安……”
毛泽东没有让杜义德继续说下去，接过了话题：“我已经知道了。西路军打得很英勇，西路军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
听毛泽东这么说，杜义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继续说：“义德同志，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知道你杜义德，打仗是员猛将，你会打夜仗，还是夜老虎呢。我还知道，你和王近山都有一个不雅的共同绰号。‘二杆子’没有什么不好，打仗就需要这种精神！”
说到这里，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缓慢地说：“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是有感情的。无论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你们南下以后，我就说过，早晚我们还会走到一起的。”
杜义德斗胆说：“主席，我们南下后走了一个大弯路，损失不小。这次西征更是兵败如山倒。”
毛泽东站起来，说：“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们英勇苦战，不怕牺牲，打了不少好仗，可歌可泣。”接着，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问题出在张国焘那里。中央正要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到毛儿盖后，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的路线，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更是最大的污点。”
杜义德赶忙说：“主席，现在好了。你放心，今后我们不会离开党中央了，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毛泽东说：“实际上，部队不离开中央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打仗，要远行。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原则永远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杜义德说：“主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毛泽东欣慰地笑了，接着说：“杜义德，你才二十多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我看，你是不是去住一段学校？”
杜义德站起来说：“主席，还是让我去前线打仗吧。”
毛泽东笑了，说：“仗是有得你打的。学习不是撤职，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今后的对手是更加凶狠的日本鬼子，会有你用武之地的。”
杜义德说：“主席，听你的。让打仗就打仗，让学习就学习。”
毛泽东温和地说：“那好，我看你就去抗大住一段时间吧。”
邓小平对杜义德说：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对敌作战，都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
1939年9月，杜义德从抗大被派往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
杜义德到达一二九师师部的当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共同叫他去谈话。
杜义德兴高采烈地去见刘邓首长。一进门，邓小平让杜义德坐，刘伯承则开门见山：“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副校长就是负责主持学校的全面教育工作。
刚从抗大出来，又要回到学校去，杜义德有点不愿意。于是，杜义德直率地说：“我没有办学经验，当副校长真的难以胜任，我恐怕挑不起来。”
邓小平接过话：“义德同志，你住过抗大，又担任过大队长，办学校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决定了你就去吧。”
杜义德还是想上前线，说：“还是派我到前方打仗比较合适！”
邓小平笑了：“将来有的是打仗的机会。”
既然都这样了，再说也没有用了。杜义德只好说：“组织上决定了，我去试一试。不过，请师长、政委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
刘伯承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这才像个样子嘛！”
邓小平卷起一支烟，缓缓地吸了一口，对杜义德说：“第六期学员快要毕业了，要准备招收第七期学员，工作任务很重。明年将是斗争很残酷的一年。你去随营学校以后，一定要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抓好学校的建设。学校是培养干部的熔炉，首先要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加强革命意志锻炼。其次要加强军事教育，提高组织指挥能力。一定要学员放下架子来学习，昨天是指挥员，今天是学生，要过战士生活，特别要守纪律。总之，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对敌作战，都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