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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贤街有一座古建筑，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先师孔子的地方，叫做孔庙。走进孔庙的先师门，就看到门内左右两侧排列着198座高大的石碑，这就是记载元、明、清三代51624名进士的题名碑。其中有一座是1930年立的碑，碑上刊载着进士350人的姓名。其中二甲第38名是浙江省仁和县人，他叫陈敬第（即陈叔通）。
追求维新 热心组织政党
陈敬第，字叔通。1876年8月7日出生于杭州府仁和县的一家书香世家。杭州习俗以6月24日为荷花生日，他的生日在荷花生日前6天，因而平生以“清净天成孰与伦”的高洁品质来勉励自己。
陈叔通幼承家学，在经、书、古文、诗词上用过工夫。26岁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夏，陈叔通东渡日本，进日本法政大学学习，1906年毕业后回京供职。一年以后，调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他以民选议员在清廷资政院任职。当时，他热心社会改革，在杭州办学校，办报纸，提倡妇女解放，反对缠足恶习。他是杭州女中和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
在辛亥革命以前，他是梁启超所组织的“宪友会”会员，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但他同情革命，和革命党人颇有往来，特别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有深交。1915年年初，袁世凯复辟帝制野心日益暴露，陈叔通早有耳闻袁世凯有复辟帝制阴谋，曾与梁启超密谋反袁策略。当时陈叔通还担任着《北京日报》的经理职务，他感到在袁世凯压迫下，报纸是办不下去了。国会既已解散，也就决定辞职离京。同年8月，替袁世凯筹备帝制的“筹安会”公然锣鼓登场了，陈叔通也就离京南下。接着，他在上海马霍路（现黄陂北路）德福里租赁房子作为反袁的秘密联络点。
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梁启超开始频繁地密商讨袁计划。他的学生蔡锷几乎每周由京赴津向梁“请示大计”。接着又把戴戡找到天津，密议军事部署。密议既定，蔡锷、戴戡先后分赴滇黔发动军事，梁启超也潜赴上海，策动西南各省起兵讨袁。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戴戡等在云南吹响了讨袁号角。
讨袁号角已经吹响，但西南各省军政要人有的还在迟疑观望。当时江苏都督兼参谋本部总长冯国璋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瑗是陈叔通的同科翰林，友谊颇深。陈叔通和黄群密商，由黄赴京劝冯国璋做内应，并从胡嗣瑗那里借得冯国璋的“华密”电本，通电响应讨袁。各省尚在迟疑的军政要人鉴于形势剧变，袁世凯内部众叛亲离，乃先后宣布独立；四川的陈宦和湖南的汤芗铭都是袁的“心腹之臣”，也先后倒戈。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称帝，只做了83天的皇帝，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延至6月6日就忧急身死。陈叔通高兴地作了一首诗以表心志，诗云：
宪制金陵似拱辰，
紫花印忽电传频。
孔璋先遁曹瞒死，
蚁梦俄空未九旬。
忧时感怀 寄情田园山水
陈叔通虽然在出版界、金融界先后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他仍然认为“年年生日同虚度”，因为当时军阀交战，生灵涂炭。他忧国忧民，百忧萦怀。
为了消愁忘忧，他只好寄情花木。他不爱富丽华贵的牡丹，却爱疏影横斜的梅花。他说：“梅花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因为爱梅，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达百幅之多，并把他的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每届寒冬来临，花蕾初放的时候，他就把书斋弄成梅室。双罂插梅，四壁张画，邀请三五知心朋友赏梅赋诗。
为了消愁忘忧，他还寄情山水，足迹踏遍东南、西南各地名山大川，留下了志游诗近百首之多。他在《游雪窦》诗中写道：“厌苦战伐尘，遐心在泽数。”但在“不堪兵火苦相煎”的岁月里，哪里是世外桃源呢！有一年，他去成都游览，来到工部草堂瞻仰诗圣遗迹，忧时感怀，挥泪赋诗：
一掬忧时泪，
西来渴杜祠。
不堪风雨叹，
终与日星垂。
丧乱谈天宝，
飘零老拾遗。
两贤心迹似，
异代有同悲。
陈叔通从1915年从事商务印书馆的实业后，经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两个时期，对于当权者始终没有存过任何幻想。他拒绝当局一切邀请，立志不再做官。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凤攀龙”，所以他又把书斋命名为“有所不为斋”。
日寇侵略〓 痛感河山破碎
陈叔通隐居在“有所不为斋”里，以百梅图自娱；时或寄情山水，效屈子泽畔行吟。但是国事日非，日寇进侵益急，他对于当时国民党一些要人抱着十分厌恶的心情，他有诗写道：“世故见已熟，举目尽魑魅”,“平居每深念，愤慨恒裂眦”。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向淞沪地区发动进攻时，陈叔通与夏敬观同居莫干山，他给夏敬观的诗中有句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这年他已是61岁的老人，从诗句中可以窥见老人涕泪交流的悲苦情境。
1937年冬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久，汪精卫逃到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叔老以“太息咨磋吾老矣”,“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悲凉心境写下了诗篇《卢沟桥行》，其中有句云：“卢沟桥祸有由始，始弃北都竟南徙。”
陈叔通认为，卢沟桥事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放松了北方战备的缘故。
无端兵祸肇萧墙，
煮豆燃箕彼忽此。
昨日袍泽今仇雠，
雨云翻覆果谁是！
诗人谴责蒋介石翻云覆雨，同室操戈，因而引起了“九·一八”事变。事变以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更促成了敌人的侵略野心。
沙场白骨积如陵，
流亡井邑生荆杞。
大官酒肉小朝廷，
怙宠椒房政多秕。
沙场白骨如山，百姓颠沛流离，政府迁都重庆以后，贪侈如故，裙带专权，政治腐败。诗人不胜愤慨，发出了“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严厉指责。
陈叔通从1915年弃政从商以来，24年中5次迁居，住屋越迁越小。1939年，他迁居吉羊村，有友人来讯问移居近况，他赋诗作答：
岂意到衰迟，
乃复厄阳九。
无国自为民，
有仇孰为后？
此痛正难言，
傫然丧家狗。
纵使得寄生，
形神已沮忸。
破闲徒咏诗，
涤愁且饮酒。
剥复著羲经，
忍死观厥后。
叔老以迟暮之年，遭受亡国之痛，形神沮丧。但他相信剥极必复，所以要挣扎活下去，盼望胜利的到来。他抱着沉痛心情，磨砺意志，以保持晚节自誓。当时敌伪一再挽邀他出来担任伪职，他闭门谢客，坚决拒绝。
1938年，他在给李拔可的诗中写道：“眼底兵戈今何时？相期珍重到晚节。”对于投敌叛国的汉奸，他加以无情的鞭笞，在《书海藏楼诗后》中写道：
聊且快一朝，
遑计唾骂免。
美镒与多金，
泉路应颜腼。
这首诗疾恶如仇，使人读来称快。
资寇仍观衅，
焚身错已成。
人心同赴敌，
天道戒居盈。
于我终为利，
从今始有盟。
吁嗟果何日？
了此一棋秤。
这是1941年12月8日诗人所作题为《日本与美英宣战》的五言律诗。“于我终为利”，是当时人民群众的普遍想法。但是从这一天起，日寇就侵占了上海英、法租界。敌伪肆虐，民不聊生。他在《辛巳除夕》诗中写道：“隔宵便是明年事，纵脱龙蛇尚大难。”
诗人是说，抗战虽然度过了庚辰、辛巳两年，抗战前途，仍是大难。
太平洋事变的翌年，他的友人刘放园（道铿）携眷从香港避难到上海，在酬答诗中，他写道：
安忍视众生，
匍匐赴水火。
俯仰百无聊，
长日为愁锁。
相见各吞声，
余固愧惊坐。
国难临头，水深火热，长日愁锁，百无聊赖，“匍匐”、“吞声”,诗人写出了满怀沉痛。
1943年，太平洋战场敌我形势有了改观，陈叔通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写下了《后卢沟桥行》一首长诗。诗人虽然认定国民党“党质已变且腐朽”，但仍提出了可贵的意见，希望国民党能够接受忠告，“下诏省愆”。他在诗的收尾一段中写道：
以民为贵探治本，
乘势疏导毋壅川。
怙恶勿悛悔何及！
为丛驱雀鱼驱渊。
越果复霸终贻患，
有如虎狼逼处边。
外攘须自内安始，
狂夫之言圣择焉。
诗人自注：“越果复霸”两句指“日本”,“内安”系指“国共合作”。诗人是说，大战以后，如果日本再次称霸，必将成为中国的祸患。国共两党必须紧密合作，才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当时蒋介石正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陈叔通希望他采纳“狂夫之言”，显然是不可能的。
1944年7月，蒋介石从黄河河防撤走抗日军队，转而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河防空虚，使洛衡一带很快陷入敌手。陈叔通叹息说：“阻河谁揖盗？同室转寻仇。岂仅藩篱撤，从何麦稻收？”他愤愤地指出：“此为蒋介石防共不抗日之一证。”倒行逆施，使陈叔通怒不可遏。不久桂林沦陷，陈叔通发出了“蹙地频惊咎孰尸”的严厉指责。
抗战胜利 投身民主运动
1945年8月10日夜，上海宣传日寇乞降的消息。八载困顿，一旦复苏，七旬老人，喜而不寐。他写了《日寇乞降喜而不寐枕上作》七律一首，其中有句云：“明知后事纷难说，纵带惭颜喜欲狂。”
他对国民党毫无信心，在狂喜之中抱着忧虑情绪。当时有友人邀他出来做官，他坚决谢绝，复信云：“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以后时局的发展，完全证明他的忧虑并不是无病呻吟。
日寇投降后不久，大批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了上海。这些大员，大多骄横跋扈，盛气凌人，以胜利者自居，而且纵欲贪污，争抢胜利果实，饱人私囊。“劫收大员，五子登科”，道路为之侧目。“但恐奏凯班师日，恃功骄悠争喧阗。”陈叔通在胜利前夕的预料，竟不幸而言中，使他感到愤慨。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早已为全国人民所厌弃。抗战胜利以后，实行民主、废止一党专政，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但国民党继续压制民主，实行独裁统治，特务横行，迫害民主人士。这种违反全国人民愿望的做法，不能不使陈叔通加倍愤慨。
最使他愤怒的是，在经受了8年抗战，备尝颠沛流离之苦的全国人民，正需要安定团结，休养生息，渴望过和平生活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却把全面内战的灾难强加在全国人民的头上。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身到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中去了。
他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又参加了上海赵主教路大通别墅包达三家中的聚餐会。经常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鳌、马寅初、许广平、盛丕华、张纟冋伯、包达三、沈子槎、邱文奎等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这个聚餐会当时成为上海一部分民主人士交流情况，研究形势，交换意见，开展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联络点。
1947年5月4日起，上海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正义斗争，陈叔通积极支持，并向各方面募捐衣服、米面和钱物，交给上海学生会分配救济。同年5月底，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嫌疑分子”的罪名，肆意逮捕大批爱国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等10位老人共同具名于6月3日分函吴国祯（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张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当时社会上盛传的“十老上书”。
迫于舆论，当局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陆续释放出狱。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大中城市。
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密令上海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达30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就商请张菊生救济，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被解聘教授。他还和盛丕华、包达三、张纟冋 伯等共同支持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的正义活动，并资助一部分活动经费。
当时，解放战争正在各个战场激烈进行，解放军已开始转入全面进攻。爱国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发展，成为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失败，加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野蛮镇压。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取缔民主人士的政治活动。接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特务日益猖獗，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这一年，秋行夏令，上海闷热异常。陈叔通写了题为《秋热》的七言律诗一首，诗曰：
事事年来反故常，
倒行夏令太荒唐。
巳无多日犹为厉，
不到穷时总是狂。
谚语有微嗟猛虎，
吟怀无奈诉啼螿。
相随霰雪须防冷，
老去忧深苦昼长。
秋阳肆虐，为日无多，但“不到穷时总是狂”，反动派还要作最后挣扎。“苛政猛于虎”，陈叔通不胜忧伤。
不避艰险〓 迎接解放曙光
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刻，当时在上海的一部分革命同志和民主人士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或撤离上海。与陈叔通有深厚交谊的民主革命斗士马叙伦老人也于1947年底离沪赴港。陈叔通仍留在上海，团结一部分进步人士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他营救被捕学生并支援进步青年投奔解放区，其中很多是大学生，交大、同济学生就去得不少。他把当时上海方面的斗争情况、斗争策略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经常用秘密通讯方法，告诉当时在香港的马叙伦，通过马叙伦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密切联系。
1948年，陈叔通给马叙伦的书札达15件之多。其中短札有不到一百字的，长的有达一二千字的。当时他在上海参加民主反蒋运动的情况、他对解放事业的关切与设想的周密，在这些书札中可见一斑。书札往返都由可靠熟友传递，根本不经邮局投递。正像他在1947年底给马叙伦的一次信里所说：“近来（国民党）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愈甚，此间已成恐怖时期。”在另一次信里他又说：“邮局检查甚严……信件上除妥人带不可付邮。”“我处门牌已由警备司令抄走，通信万万不可。”
白色恐怖虽然严重，但他对于个人安危处之泰然。一天，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救了你，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闻讯后一笑置之，托人转告陈布雷说：“你的好意，我感谢！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1948年，陈叔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并对新政协的组织程序、议题、组成成员以及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得到中共的采纳。他在1948年7月23日的信里说：“近闻新协商有提早开，且在哈尔滨开之说。弟则断为谣言。新协商为一种号召，不可轻易摊牌；摊牌即不值钱，更易惹起纠纷，总须与军事配合，军事至相当程度。地点尤须有全国性，如四川之类，不能在黄河以北，何况关外！否则适予对方以口实。”之后，解放战争进展顺利，他就建议“新政协开在北平”，他说：“军事进行愈顺利，愈可迟开。我此议自以为极有价值，不可忽视。”翌年九月，新政协在北平召开，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陈叔通是一位虚怀若谷的人。虽然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环境里，他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但他认为自己对解放事业没有尽力，不愿听恭维的话。他在1948年10月25日的信里谈到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选问题，认为自己没有多大用处，比他好的人很多。他列举了黄任之、张表方、马寅初等人，认为都比他有代表性。
经过中共的一再敦促，他终于在1949年1月潜离上海，于同月22日到达香港。2月27日，他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王芸生等一起，搭“华中”轮离港北上，于3月18日到达北平。3月2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从西柏坡迁回北平，他到西郊机场参加欢迎。在北上途中，他写下了豪情满怀的诗篇：
迟暮长征两鬓皤，
未除元恶肯投戈！
画疆王气成狐鼠，
夹岸军声乱鸭鹅。
姑息终贻他日患，
纵谈遥忆故人多。
正如夜尽方迎曙，
回首中原发浩歌。
茫茫长夜已到尽头，诗人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烈欢呼胜利曙光的到来。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陈叔通立志要为人民再做一番事业。
紧跟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陈叔通北上以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共商建国大事和施政方针。他的远见卓识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重视。不久，上海解放，他又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安定人心，并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进行慰劳解放军工作。
1949年6月15日，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担任副主任。他以“万分光荣和万分欣幸”的心情发表讲话，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人民解放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要求各民主阶层、各民主党派诚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加强并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给予民族叛徒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以致命的打击，并将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从中国境内彻底清除。”他呼吁全国产业界“尽量发挥爱国的创造与牺牲精神”，为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加紧努力，来表现对新政协的热烈支持”。
1949年9月21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共同纲领》。接着又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年他73岁。他感到欢欣鼓舞，高歌唱道：
七十三前不计年，
我犹未冠志腾骞。
溯从解放更生日，
始见辉煌革命天。
大好前程能到眼，
未来盛业共加肩。
乐观便是延龄诀，
翻笑秦皇妄学仙。
没有共产党，不可能有他的新生。前程似锦，大有可为。他决心以古稀之年，投身于新中国的建国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不辞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陈叔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是坚信不疑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时，他写下了热情歌颂的七绝四首。兹录其二如下：
马列东来奏凯歌，
而今非复原山河。
英雄血汗知多少，
革命精神永不磨。
人间无限好楼台，
万岁声中毛主席，
远瞻高瞩到眼来。
面临群众笑颜开。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追求维新 热心组织政党
陈敬第，字叔通。1876年8月7日出生于杭州府仁和县的一家书香世家。杭州习俗以6月24日为荷花生日，他的生日在荷花生日前6天，因而平生以“清净天成孰与伦”的高洁品质来勉励自己。
陈叔通幼承家学，在经、书、古文、诗词上用过工夫。26岁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夏，陈叔通东渡日本，进日本法政大学学习，1906年毕业后回京供职。一年以后，调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他以民选议员在清廷资政院任职。当时，他热心社会改革，在杭州办学校，办报纸，提倡妇女解放，反对缠足恶习。他是杭州女中和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
在辛亥革命以前，他是梁启超所组织的“宪友会”会员，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但他同情革命，和革命党人颇有往来，特别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有深交。1915年年初，袁世凯复辟帝制野心日益暴露，陈叔通早有耳闻袁世凯有复辟帝制阴谋，曾与梁启超密谋反袁策略。当时陈叔通还担任着《北京日报》的经理职务，他感到在袁世凯压迫下，报纸是办不下去了。国会既已解散，也就决定辞职离京。同年8月，替袁世凯筹备帝制的“筹安会”公然锣鼓登场了，陈叔通也就离京南下。接着，他在上海马霍路（现黄陂北路）德福里租赁房子作为反袁的秘密联络点。
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梁启超开始频繁地密商讨袁计划。他的学生蔡锷几乎每周由京赴津向梁“请示大计”。接着又把戴戡找到天津，密议军事部署。密议既定，蔡锷、戴戡先后分赴滇黔发动军事，梁启超也潜赴上海，策动西南各省起兵讨袁。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戴戡等在云南吹响了讨袁号角。
讨袁号角已经吹响，但西南各省军政要人有的还在迟疑观望。当时江苏都督兼参谋本部总长冯国璋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瑗是陈叔通的同科翰林，友谊颇深。陈叔通和黄群密商，由黄赴京劝冯国璋做内应，并从胡嗣瑗那里借得冯国璋的“华密”电本，通电响应讨袁。各省尚在迟疑的军政要人鉴于形势剧变，袁世凯内部众叛亲离，乃先后宣布独立；四川的陈宦和湖南的汤芗铭都是袁的“心腹之臣”，也先后倒戈。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称帝，只做了83天的皇帝，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延至6月6日就忧急身死。陈叔通高兴地作了一首诗以表心志，诗云：
宪制金陵似拱辰，
紫花印忽电传频。
孔璋先遁曹瞒死，
蚁梦俄空未九旬。
忧时感怀 寄情田园山水
陈叔通虽然在出版界、金融界先后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他仍然认为“年年生日同虚度”，因为当时军阀交战，生灵涂炭。他忧国忧民，百忧萦怀。
为了消愁忘忧，他只好寄情花木。他不爱富丽华贵的牡丹，却爱疏影横斜的梅花。他说：“梅花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因为爱梅，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达百幅之多，并把他的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每届寒冬来临，花蕾初放的时候，他就把书斋弄成梅室。双罂插梅，四壁张画，邀请三五知心朋友赏梅赋诗。
为了消愁忘忧，他还寄情山水，足迹踏遍东南、西南各地名山大川，留下了志游诗近百首之多。他在《游雪窦》诗中写道：“厌苦战伐尘，遐心在泽数。”但在“不堪兵火苦相煎”的岁月里，哪里是世外桃源呢！有一年，他去成都游览，来到工部草堂瞻仰诗圣遗迹，忧时感怀，挥泪赋诗：
一掬忧时泪，
西来渴杜祠。
不堪风雨叹，
终与日星垂。
丧乱谈天宝，
飘零老拾遗。
两贤心迹似，
异代有同悲。
陈叔通从1915年从事商务印书馆的实业后，经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两个时期，对于当权者始终没有存过任何幻想。他拒绝当局一切邀请，立志不再做官。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凤攀龙”，所以他又把书斋命名为“有所不为斋”。
日寇侵略〓 痛感河山破碎
陈叔通隐居在“有所不为斋”里，以百梅图自娱；时或寄情山水，效屈子泽畔行吟。但是国事日非，日寇进侵益急，他对于当时国民党一些要人抱着十分厌恶的心情，他有诗写道：“世故见已熟，举目尽魑魅”,“平居每深念，愤慨恒裂眦”。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向淞沪地区发动进攻时，陈叔通与夏敬观同居莫干山，他给夏敬观的诗中有句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这年他已是61岁的老人，从诗句中可以窥见老人涕泪交流的悲苦情境。
1937年冬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久，汪精卫逃到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叔老以“太息咨磋吾老矣”,“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悲凉心境写下了诗篇《卢沟桥行》，其中有句云：“卢沟桥祸有由始，始弃北都竟南徙。”
陈叔通认为，卢沟桥事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放松了北方战备的缘故。
无端兵祸肇萧墙，
煮豆燃箕彼忽此。
昨日袍泽今仇雠，
雨云翻覆果谁是！
诗人谴责蒋介石翻云覆雨，同室操戈，因而引起了“九·一八”事变。事变以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更促成了敌人的侵略野心。
沙场白骨积如陵，
流亡井邑生荆杞。
大官酒肉小朝廷，
怙宠椒房政多秕。
沙场白骨如山，百姓颠沛流离，政府迁都重庆以后，贪侈如故，裙带专权，政治腐败。诗人不胜愤慨，发出了“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严厉指责。
陈叔通从1915年弃政从商以来，24年中5次迁居，住屋越迁越小。1939年，他迁居吉羊村，有友人来讯问移居近况，他赋诗作答：
岂意到衰迟，
乃复厄阳九。
无国自为民，
有仇孰为后？
此痛正难言，
傫然丧家狗。
纵使得寄生，
形神已沮忸。
破闲徒咏诗，
涤愁且饮酒。
剥复著羲经，
忍死观厥后。
叔老以迟暮之年，遭受亡国之痛，形神沮丧。但他相信剥极必复，所以要挣扎活下去，盼望胜利的到来。他抱着沉痛心情，磨砺意志，以保持晚节自誓。当时敌伪一再挽邀他出来担任伪职，他闭门谢客，坚决拒绝。
1938年，他在给李拔可的诗中写道：“眼底兵戈今何时？相期珍重到晚节。”对于投敌叛国的汉奸，他加以无情的鞭笞，在《书海藏楼诗后》中写道：
聊且快一朝，
遑计唾骂免。
美镒与多金，
泉路应颜腼。
这首诗疾恶如仇，使人读来称快。
资寇仍观衅，
焚身错已成。
人心同赴敌，
天道戒居盈。
于我终为利，
从今始有盟。
吁嗟果何日？
了此一棋秤。
这是1941年12月8日诗人所作题为《日本与美英宣战》的五言律诗。“于我终为利”，是当时人民群众的普遍想法。但是从这一天起，日寇就侵占了上海英、法租界。敌伪肆虐，民不聊生。他在《辛巳除夕》诗中写道：“隔宵便是明年事，纵脱龙蛇尚大难。”
诗人是说，抗战虽然度过了庚辰、辛巳两年，抗战前途，仍是大难。
太平洋事变的翌年，他的友人刘放园（道铿）携眷从香港避难到上海，在酬答诗中，他写道：
安忍视众生，
匍匐赴水火。
俯仰百无聊，
长日为愁锁。
相见各吞声，
余固愧惊坐。
国难临头，水深火热，长日愁锁，百无聊赖，“匍匐”、“吞声”,诗人写出了满怀沉痛。
1943年，太平洋战场敌我形势有了改观，陈叔通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写下了《后卢沟桥行》一首长诗。诗人虽然认定国民党“党质已变且腐朽”，但仍提出了可贵的意见，希望国民党能够接受忠告，“下诏省愆”。他在诗的收尾一段中写道：
以民为贵探治本，
乘势疏导毋壅川。
怙恶勿悛悔何及！
为丛驱雀鱼驱渊。
越果复霸终贻患，
有如虎狼逼处边。
外攘须自内安始，
狂夫之言圣择焉。
诗人自注：“越果复霸”两句指“日本”,“内安”系指“国共合作”。诗人是说，大战以后，如果日本再次称霸，必将成为中国的祸患。国共两党必须紧密合作，才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当时蒋介石正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陈叔通希望他采纳“狂夫之言”，显然是不可能的。
1944年7月，蒋介石从黄河河防撤走抗日军队，转而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河防空虚，使洛衡一带很快陷入敌手。陈叔通叹息说：“阻河谁揖盗？同室转寻仇。岂仅藩篱撤，从何麦稻收？”他愤愤地指出：“此为蒋介石防共不抗日之一证。”倒行逆施，使陈叔通怒不可遏。不久桂林沦陷，陈叔通发出了“蹙地频惊咎孰尸”的严厉指责。
抗战胜利 投身民主运动
1945年8月10日夜，上海宣传日寇乞降的消息。八载困顿，一旦复苏，七旬老人，喜而不寐。他写了《日寇乞降喜而不寐枕上作》七律一首，其中有句云：“明知后事纷难说，纵带惭颜喜欲狂。”
他对国民党毫无信心，在狂喜之中抱着忧虑情绪。当时有友人邀他出来做官，他坚决谢绝，复信云：“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以后时局的发展，完全证明他的忧虑并不是无病呻吟。
日寇投降后不久，大批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了上海。这些大员，大多骄横跋扈，盛气凌人，以胜利者自居，而且纵欲贪污，争抢胜利果实，饱人私囊。“劫收大员，五子登科”，道路为之侧目。“但恐奏凯班师日，恃功骄悠争喧阗。”陈叔通在胜利前夕的预料，竟不幸而言中，使他感到愤慨。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早已为全国人民所厌弃。抗战胜利以后，实行民主、废止一党专政，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但国民党继续压制民主，实行独裁统治，特务横行，迫害民主人士。这种违反全国人民愿望的做法，不能不使陈叔通加倍愤慨。
最使他愤怒的是，在经受了8年抗战，备尝颠沛流离之苦的全国人民，正需要安定团结，休养生息，渴望过和平生活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却把全面内战的灾难强加在全国人民的头上。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身到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中去了。
他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又参加了上海赵主教路大通别墅包达三家中的聚餐会。经常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鳌、马寅初、许广平、盛丕华、张纟冋伯、包达三、沈子槎、邱文奎等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这个聚餐会当时成为上海一部分民主人士交流情况，研究形势，交换意见，开展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联络点。
1947年5月4日起，上海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正义斗争，陈叔通积极支持，并向各方面募捐衣服、米面和钱物，交给上海学生会分配救济。同年5月底，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嫌疑分子”的罪名，肆意逮捕大批爱国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等10位老人共同具名于6月3日分函吴国祯（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张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当时社会上盛传的“十老上书”。
迫于舆论，当局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陆续释放出狱。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大中城市。
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密令上海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达30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就商请张菊生救济，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被解聘教授。他还和盛丕华、包达三、张纟冋 伯等共同支持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的正义活动，并资助一部分活动经费。
当时，解放战争正在各个战场激烈进行，解放军已开始转入全面进攻。爱国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发展，成为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失败，加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野蛮镇压。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取缔民主人士的政治活动。接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特务日益猖獗，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这一年，秋行夏令，上海闷热异常。陈叔通写了题为《秋热》的七言律诗一首，诗曰：
事事年来反故常，
倒行夏令太荒唐。
巳无多日犹为厉，
不到穷时总是狂。
谚语有微嗟猛虎，
吟怀无奈诉啼螿。
相随霰雪须防冷，
老去忧深苦昼长。
秋阳肆虐，为日无多，但“不到穷时总是狂”，反动派还要作最后挣扎。“苛政猛于虎”，陈叔通不胜忧伤。
不避艰险〓 迎接解放曙光
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刻，当时在上海的一部分革命同志和民主人士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或撤离上海。与陈叔通有深厚交谊的民主革命斗士马叙伦老人也于1947年底离沪赴港。陈叔通仍留在上海，团结一部分进步人士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他营救被捕学生并支援进步青年投奔解放区，其中很多是大学生，交大、同济学生就去得不少。他把当时上海方面的斗争情况、斗争策略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经常用秘密通讯方法，告诉当时在香港的马叙伦，通过马叙伦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密切联系。
1948年，陈叔通给马叙伦的书札达15件之多。其中短札有不到一百字的，长的有达一二千字的。当时他在上海参加民主反蒋运动的情况、他对解放事业的关切与设想的周密，在这些书札中可见一斑。书札往返都由可靠熟友传递，根本不经邮局投递。正像他在1947年底给马叙伦的一次信里所说：“近来（国民党）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愈甚，此间已成恐怖时期。”在另一次信里他又说：“邮局检查甚严……信件上除妥人带不可付邮。”“我处门牌已由警备司令抄走，通信万万不可。”
白色恐怖虽然严重，但他对于个人安危处之泰然。一天，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救了你，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闻讯后一笑置之，托人转告陈布雷说：“你的好意，我感谢！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1948年，陈叔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并对新政协的组织程序、议题、组成成员以及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得到中共的采纳。他在1948年7月23日的信里说：“近闻新协商有提早开，且在哈尔滨开之说。弟则断为谣言。新协商为一种号召，不可轻易摊牌；摊牌即不值钱，更易惹起纠纷，总须与军事配合，军事至相当程度。地点尤须有全国性，如四川之类，不能在黄河以北，何况关外！否则适予对方以口实。”之后，解放战争进展顺利，他就建议“新政协开在北平”，他说：“军事进行愈顺利，愈可迟开。我此议自以为极有价值，不可忽视。”翌年九月，新政协在北平召开，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陈叔通是一位虚怀若谷的人。虽然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环境里，他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但他认为自己对解放事业没有尽力，不愿听恭维的话。他在1948年10月25日的信里谈到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选问题，认为自己没有多大用处，比他好的人很多。他列举了黄任之、张表方、马寅初等人，认为都比他有代表性。
经过中共的一再敦促，他终于在1949年1月潜离上海，于同月22日到达香港。2月27日，他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王芸生等一起，搭“华中”轮离港北上，于3月18日到达北平。3月2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从西柏坡迁回北平，他到西郊机场参加欢迎。在北上途中，他写下了豪情满怀的诗篇：
迟暮长征两鬓皤，
未除元恶肯投戈！
画疆王气成狐鼠，
夹岸军声乱鸭鹅。
姑息终贻他日患，
纵谈遥忆故人多。
正如夜尽方迎曙，
回首中原发浩歌。
茫茫长夜已到尽头，诗人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烈欢呼胜利曙光的到来。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陈叔通立志要为人民再做一番事业。
紧跟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陈叔通北上以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共商建国大事和施政方针。他的远见卓识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重视。不久，上海解放，他又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安定人心，并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进行慰劳解放军工作。
1949年6月15日，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担任副主任。他以“万分光荣和万分欣幸”的心情发表讲话，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人民解放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要求各民主阶层、各民主党派诚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加强并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给予民族叛徒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以致命的打击，并将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从中国境内彻底清除。”他呼吁全国产业界“尽量发挥爱国的创造与牺牲精神”，为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加紧努力，来表现对新政协的热烈支持”。
1949年9月21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共同纲领》。接着又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年他73岁。他感到欢欣鼓舞，高歌唱道：
七十三前不计年，
我犹未冠志腾骞。
溯从解放更生日，
始见辉煌革命天。
大好前程能到眼，
未来盛业共加肩。
乐观便是延龄诀，
翻笑秦皇妄学仙。
没有共产党，不可能有他的新生。前程似锦，大有可为。他决心以古稀之年，投身于新中国的建国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不辞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陈叔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是坚信不疑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时，他写下了热情歌颂的七绝四首。兹录其二如下：
马列东来奏凯歌，
而今非复原山河。
英雄血汗知多少，
革命精神永不磨。
人间无限好楼台，
万岁声中毛主席，
远瞻高瞩到眼来。
面临群众笑颜开。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