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象到抽象
　　在西方近代画派中，我很喜欢抽象画派。每次在巴黎，望着莫奈的“日出”的真迹，我的心都会与那红红的太阳融在一起，化在朝霞之中。但我更喜欢梵高的画。当你看到“星空”，你会感到，在闪烁的星空下，风在揪动着你的衣襟，使你久久地站在那里，成为这大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创造，这就是创新！我苦苦地追寻着他所走过的道路，从阿姆斯特丹到阿尔勒，从尼姆到巴黎郊外。短短的十年，他把绘画推向了顶峰，可自己走向了人生的谷底。他不断地创新，却身无分文。他那墓地上的碑，没有丝毫的艺术气息，只有外面被他画过的麦田还在留住抽象的痕迹。从具象到抽象，一切都在升华中！
　　徐二明的平和与达观总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脸温和的笑，言谈间没有过多的抑扬顿挫，无论是陈述还是激辩，都极为耐心与谦和，淡然释之。
　　
　　“机会总会出现，关键在于积累”
　　
　　不记得从什么地方看过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经历越多，豁达便会成为他直面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可以解释徐二明的达观与平易近人。
　　从9岁开始，徐二明就独自“南漂”在北京。那时，身在东北工作的父母，为了使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便把他送到了北京盔甲厂一小（原汇文小学）。
　　当时，由于修建新的北京火车站，盔甲厂一小从东面搬到了北京26中（原汇文中学）的校园。一时间，汇文学校原来的三个部分（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又共生在中西合璧的大校园里了。开放的办学理念，很好的教育资源，革命的斗争传统让这个校园生气盎然。
　　作为一名小小的寄宿生，徐二明在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的同时，更体会到了深切的关怀和父母般的呵护。这成了他后来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缘由。在26中，每一个老师对于徐二明来讲，都是一个传奇的故事，都是他百科全书的一章。他有机会汲取了更多传统文化、革命精神的营养，也潜移默化地具有了开放的思想。
　　作为那一代人中的一个，徐二明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那似乎是蹉跎岁月的10年。刚刚19岁的他，插队落户到了陕西省宜君县荛生公社桃村大队下桃小队。那是一个幽静而美丽且距县城100里地的小山村。在那个三县交界的山沟里，只有26户人家，没有电，甚至没有牲口，被徐二明戏称为“纯绿色”。当时，寄一封信都需要两条腿走路，往返80多里山路，用去整整一天的时间。
　　在那里，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粗犷豪放的陕北农民，接触到了农村底层人民的淳朴与率性。后来，他因病回京被安排到一家集体工厂，工厂里有被下放的国家高级干部，也有最底层的城市百姓，形形色色不同身份的人，让徐二明再一次深刻地认识了社会的多元，真正从寄宿学校的塔中走出。
　　同许许多多经历过那十年运动的人一样，恢复高考是他们命运重要的转折点。1978年，得知一个朋友前一年考上大学，认为自己水平更高的徐二明，只准备了几个月就匆匆参加了高考。他的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革命传统很深的学校会收留他这样出身不是很好的人吗？命运这次站在了他这一边，他收到了人大工业经济系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实现了他十年来“我要上学”的梦。他默默收拾了陪伴自己多年的十多箱书，留恋地看了看工厂，走向了新的道路。
　　每当徐二明回忆起在陕北以及在工厂那段“并不如烟”的往事时，他总是把其中的痛苦与悲伤轻轻抹去，称那是一段深入的“社会实践”。他更愿意这样认为，那是他真正了解中国社会、了解底层生活的十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增加知识和阅历的十年。而谈起高考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时，他归结为：人生的机会总会出现，关键在于一个人平时的积累，在于他是否能够乐观地对待逆境。
　　
　　“一个成功的人并不是每件事都做到最好”
　　
　　1982年，本科毕业后，徐二明被留校任教。1984年，由于中国–加拿大管理教育项目，徐二明开始从加拿大教授那里接触到战略课程。在那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战略管理对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很“虚”的东西。但自小就有开放理念的徐二明对战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认真研读了波特的《竞争战略》，并对其做了部分地翻译和推介。
　　1988年，徐二明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去做访问学者。麦吉尔大学对战略非常重视，MBA学生要上一年的战略课。为了更好地了解战略的研究与教学，徐二明听了从本科到博士绝大部分的课程，也学习了战略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先生的课程。明茨伯格教授对于他来讲，更像一位哲人。在课上，明茨伯格非常注意对学生创意思维的培养，并用各种办法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让已身为教师的徐二明受益匪浅—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战略，更因此而激发出了关于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的新的火花。
　　经明茨伯格的推介，徐二明又结识了丹尼·米勒等管理大师。尽管当时他对这些管理大师们的文章的理解还在朦胧状态，但一扇扇的门打开了，了解了管理学的真谛所在！徐二明如饥似渴地汲取管理学的营养，开始研究思考、寻找适合中国的管理理论与案例。他在“不经意间涉猎到了一个前沿的领域”。
　　为了推动国内管理学的发展进程，给学生传授最新最有价值的知识，徐二明又多次到加拿大与美国等管理学发展较为前沿的国家，进行国际学术研讨和交流。1994—1995年，徐二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2001—2002年，徐二明在美国宾州斯克兰顿大学任富布赖特驻校学者。此后，徐二明又先后到澳大利亚、法国与日本等商学院任访问学者。由于心态开放，看问题具有全局的视野—徐二明将其归结为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他还多次登上国外的讲台，阐释他对战略理论的理念与观点。
　　“一个成功的人，永远只能是某些方面的成功，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徐二明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管理学家，不过是在战略理论方面“有一点想法而已”。
　　
　　“战略是一种取舍”
　　
　　在徐二明看来，战略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取舍。“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规则，但也都需要有对付突发事件的那么几招，因此，取舍和灵活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只有通过理性的取舍才能使企业达到平衡，从而能顺利行驶在发展的轨道上。”
　　徐二明说，战略正如明茨伯格所说的那样，是由艺术、科学和手艺构成的一个三角形。其中，艺术是创新和领导力，需要管理者在随机和不确定的条件下，熟练运用知识和经验，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洞察；而科学是指管理在数据化、定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准确决策，规划的制定和规划的执行是科学的；手艺则是指经验及经验的指导意义。徐二明强调，企业制定战略决策必须在这三角当中找到平衡，并进行取舍。
　　徐二明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企业进行战略选择时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其中制度因素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最为重大。他认为，时至今日，企业的战略不能仅仅借助经济学的概念，也要关注社会学的理念。管理学离开了社会学，就像植物离开土壤一样。我们的学者要跟踪学术上最新的研究成果，扩大我们的视野，敢于走新的路子。目前，制度基础的战略观念正在兴起，要跟上研究，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现在是大举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了，要找出它的一般规律性。
　　“如今，战略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词语，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这也意味着企业家和学者需要在更高层面更深层次上进行沟通和互动。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战略应包含有关如何成功竞争的理论。而企业的成功竞争，需要从‘经验主义’到‘本本主义’，再到新的‘经验主义’。单纯的‘经验主义’、‘本本主义’都不可取，二者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很好地契合，企业的发展就会是一个上升的螺旋。”
　　
　　商学院教育：一定要说中国话
　　
　　做过多年商学院院长的徐二明，对中国的管理教育，特别是MBA教育一直非常关注。他认为，二十多年来，中国商学院教育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积累了一些成功的中国企业案例。“应该说，中国商学院的教育和研究，与中国的管理水平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此之快，我们的管理研究与教育也要跟上这一步伐，为世界的管理研究做出我们的贡献。”
　　然而，徐二明在肯定商学院成绩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反思商学院的教育，特别是MBA教育。反思，意味着要暂时跳出以往的思维模式，换一种角度、换一种身份来审视历史，审视自身。徐二明认为：MBA教育本身是为了培养能够胜任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一些毕业生与实际需求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家需要具有某些特定的素质，这种素质需要经过一定的社会历练方能显现，而象牙塔里显然缺乏这样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教育与实践之间尚有距离。很多老师讲课的时候过度地使用了一些不为大家所共知的词语，使老师在不经意间不自觉地与学生和企业现状具有了“语言差距”。“要提高商学院的教育质量，就一定要说中国话。”
　　对于颇受争议的案例教育，徐二明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认为，要深入思考案例教学的目的与背景，如果不这样，案例教学的结果就难免会事与愿违，患上水土不服的毛病。徐二明谈到，MBA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学生将来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经理人或领导人。这就要通过锻炼与培养，使学生具有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堂上积极配合老师的思路，感同身受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彼此沟通，教学互长。这与传统的师生模式—坐听教师论道，显然不同。然而在现实中，总有一些学生不愿演讲，不愿动脑筋分析问题，这使得案例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徐二明强调说：“MBA教育并不会给学生一个经理人、领导人的位置，而是使他具备这样的能力，然后在实际工作中，将这种抽象的能力，还原成具象的工作方法。”
　　更进一步，徐二明认为，MBA的案例教学法是我们从美国学来的，目前也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方法。然而，他发现学生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很不习惯案例教学的形式，而更喜欢教师的讲授。如果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其实讲授才是中国人习得新知的更好方法呢？记得刘文瑞教授在探讨汉语特色时，也谈到西方语言爱举例，汉语爱比喻。这和徐二明教授的新想法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