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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個高潮，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个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诗歌译者，基于各自的翻译主张，译出了大量的西方诗歌作品。根据译诗的风格，可以分为三大译诗流派：白话自由体译诗派、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文言古诗体译诗派。本文将介绍五四时期三大译诗流派的主要特点以及代表人物，以期当代翻译工作者通过回顾当时历史，以客观冷静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三大流派，吸取前人之经验，在之后的翻译实践中能够不偏不倚，客观真实，引进西方文化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关键词】五四时期;译诗流派;白话体;文言体;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尹央，湖南师范大学。
一、引言
五四运动时期，在思想改革和探索救国之路的进程中，中国有识之士率先向西方学习，企图引进西方人的制度、思想改变本国落魄滞后的现状，翻译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重要的一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诗歌翻译不仅对中国近代诗歌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影响。一时间兴起西学之潮流，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通过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在社会掀起全面彻底的思想变革，自由、民主、改革等观念深入人心。
一般而言，文学界的“五四时期”由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到1927年大改良失败为止。本文“五四时期”跨度为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30年代初（文珊，王东风，2015），这段时期的诗歌翻译均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由此本文将这段时期的三大译诗流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总结出对于当代译者而言有益的一些建议。
二、五四时期三大译诗流派
1.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五四运动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白话文浪潮，激进分子更是大肆宣扬全盘废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主张破旧立新。当时出现了大量期刊或者社团，出版了大量白话文读物，其中西诗汉译作品十分常见。在新文学革命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译者采取破除诗歌格律、重内容轻形式的译法，白话自由体译诗占据当时西方诗歌翻译的主体地位。最具代表的期刊是《新青年》，据统计，《新青年》共出9卷54号，其中文学翻译总数约144篇/首，译诗91首，译诗数量在文学翻译总数的占比高达63%（文珊，王东风，2015）。
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胡适倡导“诗体大解放”（胡适，1935：295），激起很多学者的共鸣，随之形成了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其特点用词自由，强调表达原诗内容和意韵，不拘泥于形式，即得“意”忘“形”。创造社领头人郭沫若则明言“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提出译诗的“风韵译”，认为“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为佳品。”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的诗歌数量最多，涉及的国家也最多，但仍感“诗是不能译的”，他自称只能做到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原诗的主旨，即便像诗歌一样将译作分行，也不能称其为诗。
译界都知译诗难。译诗之难，主要难在内容和形式的兼顾，很多译者在翻译诗歌时会强烈地感受到原诗格律的束缚。若注重形式，内容易缺失;若追求完整、贴切的内容，形式上就难以达到完美。在诗歌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权衡上，白话自由体译诗派舍弃形式，专攻内容，译诗往往跳出原诗形式和译语文化的牢笼，诗歌的白话自由体译法为当时翻译界所拥趸。
2.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以新月派为代表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译诗不仅强调内容忠实于原诗，更强调译诗的形式美、音乐性。新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又没有固定格律的格律诗，主张诗歌应该押韵，诗行应当相对整齐，应有一定的格律形式，但这种格律形式能够变化多样。新月派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徐志摩认为“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徐志摩，1924）他强调译诗不光是译神韵，还得译出形式，神韵要化进形式，这样才能像香水瓶装下香水。闻一多早期是用文言体翻译西诗，后改变想法，极力提倡新格律体运动，1926年在《诗的格律》中系统地建立了新格律诗的主张，他要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陈丹，2008），格律应该根据内容的需要“相体裁衣”，译诗首先本身要是一首诗，因此也强调译诗形式的重要性。
3.文言古诗体译诗派。文言古诗体译诗派以学衡派为代表，在当时白话文盛行的环境中，被戴上顽固分子的帽子、划入保守派，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境地中。《学衡》杂志的创立为学衡派提供了发表译作和译论的平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光，行批判之职事”为宗旨（张贺敏，2001），代表人物有吴宓、梅光迪、刘伯明等，他们严厉批判新文化运动喜“新”厌“旧”、随波逐流的社会风气，给予当时轰轰烈烈、全盘反对旧文学的趋势猛烈的一击，坚信文言文优于白话文，主张译诗要采用传统文言体诗歌形式。
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其发表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曾用五言、七言体翻译过不少西方国家的诗歌，将译诗看成“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也”，并提出：“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效美国之自由诗……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体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吴宓，1921）因此有学者评论这种文言古诗体译法无异于旧瓶装新酒，坚持中国古体诗的格律，只不过所纳内容是新的。新文化派更是强烈反对学衡派，对其态度轻蔑，视其为复古的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总而言之，文言古诗体译诗派采取继承和维护传统诗歌文化的策略，力图支撑危机四伏的中国传统诗学，但与主流趋势背道而驰，受到了激烈的反对与严重的忽视，因此影响力在当时十分微弱。
三、总结
依据上述对于各流派的译诗主张和特点的研究，不难看出，五四运动时期的诗歌翻译，历经辉煌、争议、完善几个阶段，从国家危难之际求助西方思想、摒弃本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到继承传统、中西结合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还有与其二者并肩而行的反对白话译诗的呼声——文言古诗体译诗派。 白话自由体译诗派的主要人物堪称新文学革命史上一支士气强盛的领军队伍，白话文自由体译诗成为当时诗歌翻译的主流，但也遭到文言古诗体译诗派和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的非议，甚至现代的一些学者也提出当时将古近体英语诗歌一律翻译为中国白话诗歌的做法有失科学性。文言古诗体译诗派历来受到顽固保守主义这样一种偏见，但自上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抬头后，有学者提出，学衡派基于深厚的哲学基础——柏拉图“一多、两世界”提出的主张具有远见性和深刻性，另一西方理论来源——新人文主义不但增加了学衡派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们眼界更开阔，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旷新年在《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中还指出安诺德的文化论对学衡派的影响，表现在重视文化与批评的社会功能，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使命感。学衡派不是反对新文化，而是抨击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做法，主张中正之眼光，冷静之头脑，坚信改良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吸取新知以完善本国之文化，这种倡导民族文化自强的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当代的每一位译者而言，全面而透彻地分析、理解原作，进而尽最大努力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既不抛弃形式，更不能弃原作内容于不顾，摆正作为中国译者的姿态，不崇洋媚外，也不骄傲自大，要有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中不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色，坚守阵地，在纷杂的世界民族文化中始终站稳脚跟。
参考文献：
[1]陈丹.诗学观照下的诗歌翻译活动——以新月派的诗歌翻译为例[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7）：66-67.
[2]侯杰.巴赫金杂语视角下五四时期学衡派与新派对话关系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03）：151-153.
[3]旷新年.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6）：90-99.
[4]刘元秀.闻一多先生对白话诗歌翻译的卓越贡献[J].兰台世界， 2013（25）：130-131.
[5]苗林.1864-1966：中國英美诗歌翻译百年回顾[D].武汉理工大学， 2003.
[6]文珊，王东风.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J].中国翻译，2015，36（04）：24-31 128.
[7]张贺敏.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3）：92-100.
【关键词】五四时期;译诗流派;白话体;文言体;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尹央，湖南师范大学。
一、引言
五四运动时期，在思想改革和探索救国之路的进程中，中国有识之士率先向西方学习，企图引进西方人的制度、思想改变本国落魄滞后的现状，翻译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重要的一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诗歌翻译不仅对中国近代诗歌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影响。一时间兴起西学之潮流，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通过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在社会掀起全面彻底的思想变革，自由、民主、改革等观念深入人心。
一般而言，文学界的“五四时期”由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到1927年大改良失败为止。本文“五四时期”跨度为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30年代初（文珊，王东风，2015），这段时期的诗歌翻译均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由此本文将这段时期的三大译诗流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总结出对于当代译者而言有益的一些建议。
二、五四时期三大译诗流派
1.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五四运动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白话文浪潮，激进分子更是大肆宣扬全盘废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主张破旧立新。当时出现了大量期刊或者社团，出版了大量白话文读物，其中西诗汉译作品十分常见。在新文学革命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译者采取破除诗歌格律、重内容轻形式的译法，白话自由体译诗占据当时西方诗歌翻译的主体地位。最具代表的期刊是《新青年》，据统计，《新青年》共出9卷54号，其中文学翻译总数约144篇/首，译诗91首，译诗数量在文学翻译总数的占比高达63%（文珊，王东风，2015）。
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胡适倡导“诗体大解放”（胡适，1935：295），激起很多学者的共鸣，随之形成了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其特点用词自由，强调表达原诗内容和意韵，不拘泥于形式，即得“意”忘“形”。创造社领头人郭沫若则明言“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提出译诗的“风韵译”，认为“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为佳品。”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的诗歌数量最多，涉及的国家也最多，但仍感“诗是不能译的”，他自称只能做到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原诗的主旨，即便像诗歌一样将译作分行，也不能称其为诗。
译界都知译诗难。译诗之难，主要难在内容和形式的兼顾，很多译者在翻译诗歌时会强烈地感受到原诗格律的束缚。若注重形式，内容易缺失;若追求完整、贴切的内容，形式上就难以达到完美。在诗歌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权衡上，白话自由体译诗派舍弃形式，专攻内容，译诗往往跳出原诗形式和译语文化的牢笼，诗歌的白话自由体译法为当时翻译界所拥趸。
2.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以新月派为代表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译诗不仅强调内容忠实于原诗，更强调译诗的形式美、音乐性。新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又没有固定格律的格律诗，主张诗歌应该押韵，诗行应当相对整齐，应有一定的格律形式，但这种格律形式能够变化多样。新月派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徐志摩认为“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徐志摩，1924）他强调译诗不光是译神韵，还得译出形式，神韵要化进形式，这样才能像香水瓶装下香水。闻一多早期是用文言体翻译西诗，后改变想法，极力提倡新格律体运动，1926年在《诗的格律》中系统地建立了新格律诗的主张，他要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陈丹，2008），格律应该根据内容的需要“相体裁衣”，译诗首先本身要是一首诗，因此也强调译诗形式的重要性。
3.文言古诗体译诗派。文言古诗体译诗派以学衡派为代表，在当时白话文盛行的环境中，被戴上顽固分子的帽子、划入保守派，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境地中。《学衡》杂志的创立为学衡派提供了发表译作和译论的平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光，行批判之职事”为宗旨（张贺敏，2001），代表人物有吴宓、梅光迪、刘伯明等，他们严厉批判新文化运动喜“新”厌“旧”、随波逐流的社会风气，给予当时轰轰烈烈、全盘反对旧文学的趋势猛烈的一击，坚信文言文优于白话文，主张译诗要采用传统文言体诗歌形式。
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其发表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曾用五言、七言体翻译过不少西方国家的诗歌，将译诗看成“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也”，并提出：“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效美国之自由诗……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体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吴宓，1921）因此有学者评论这种文言古诗体译法无异于旧瓶装新酒，坚持中国古体诗的格律，只不过所纳内容是新的。新文化派更是强烈反对学衡派，对其态度轻蔑，视其为复古的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总而言之，文言古诗体译诗派采取继承和维护传统诗歌文化的策略，力图支撑危机四伏的中国传统诗学，但与主流趋势背道而驰，受到了激烈的反对与严重的忽视，因此影响力在当时十分微弱。
三、总结
依据上述对于各流派的译诗主张和特点的研究，不难看出，五四运动时期的诗歌翻译，历经辉煌、争议、完善几个阶段，从国家危难之际求助西方思想、摒弃本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到继承传统、中西结合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还有与其二者并肩而行的反对白话译诗的呼声——文言古诗体译诗派。 白话自由体译诗派的主要人物堪称新文学革命史上一支士气强盛的领军队伍，白话文自由体译诗成为当时诗歌翻译的主流，但也遭到文言古诗体译诗派和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的非议，甚至现代的一些学者也提出当时将古近体英语诗歌一律翻译为中国白话诗歌的做法有失科学性。文言古诗体译诗派历来受到顽固保守主义这样一种偏见，但自上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抬头后，有学者提出，学衡派基于深厚的哲学基础——柏拉图“一多、两世界”提出的主张具有远见性和深刻性，另一西方理论来源——新人文主义不但增加了学衡派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们眼界更开阔，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旷新年在《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中还指出安诺德的文化论对学衡派的影响，表现在重视文化与批评的社会功能，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使命感。学衡派不是反对新文化，而是抨击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做法，主张中正之眼光，冷静之头脑，坚信改良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吸取新知以完善本国之文化，这种倡导民族文化自强的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当代的每一位译者而言，全面而透彻地分析、理解原作，进而尽最大努力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既不抛弃形式，更不能弃原作内容于不顾，摆正作为中国译者的姿态，不崇洋媚外，也不骄傲自大，要有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中不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色，坚守阵地，在纷杂的世界民族文化中始终站稳脚跟。
参考文献：
[1]陈丹.诗学观照下的诗歌翻译活动——以新月派的诗歌翻译为例[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7）：66-67.
[2]侯杰.巴赫金杂语视角下五四时期学衡派与新派对话关系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03）：151-153.
[3]旷新年.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6）：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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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珊，王东风.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J].中国翻译，2015，36（04）：24-31 128.
[7]张贺敏.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3）：9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