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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不仅仅是大国逐鹿天下的工具，也经常成为弱小国家谋生的手段。
不知从何时开始，“制衡”成了时政新闻的流行词汇。“美国重返亚太就是为了制衡中国”、“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联合其他域内外国家制衡崛起的中国”、“中俄联合演习是对美国的软制衡”……如此等等，制衡似乎无所不在。但是，究竟什么是制衡？人们似乎又不甚了了。说起来，人类历史就好比国际政治的实验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发展状况，却经常发生类似的事件，制衡便是其中之一。可有时又有异常：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然而却没有出现在逻辑上应该发生的其他国家联合制衡美国的事情。难道制衡不是无所不在的么？本文将为大家讲解制衡的故事。
顾名思义，制衡的基本含义就是制约对手发展、寻求权力均衡。如果各因素之间不存在平衡状态，也就意味着其中一个因素会居于主宰地位，侵害其他因素的利益和权利，最终可能毁灭后者。因此制衡的实质就是任何一股势力都不能强大到完全压倒其他势力，但却又必须强大到足以防止别人来压倒它自己。制衡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持现状不被打破，预防其他势力最终可能影响到自身的生存抑或霸权。
确实无所不在
制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政治中都是反复出现的。我国战国时期的“合纵”之策就是典型的制衡，六国联合对抗强秦以维系诸侯争霸、列国逐鹿的现状。同样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关系也十分微妙。赤壁之战时吴蜀联合制衡曹魏，一旦曹操赤壁兵败，吴蜀联军立刻分崩离析。而蜀国尽得汉中之后，吴魏则开始修好，制衡蜀国。因为很多复杂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制衡手段没有阻止中国走向大一统。但在欧洲历史上，从古希腊时期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极对抗、罗马时期罗马、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欧洲大陆始终没有出现过完全统一的大帝国，这不能不说是制衡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世纪后期已降，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企图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受到法国的阻挠，法王路易十四的类似野心的也因引起了欧洲的联合反对而壮志未酬；“天之骄子”拿破仑志在实现世界霸权，必然遭致列强反对；拿破仑最强劲的敌国——奥地利和俄国带头建立起名为集体安全、实为维系现状、借机夺取世界霸权的“神圣同盟”；不久普鲁士逐渐支配了德意志，德国开始左右欧洲，同时日本在亚洲也上升到类似地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日被战胜国从大国俱乐部中开除后，美国与苏联的两极冷战随之而至。这就是制衡的历史，也几乎是国际关系的全部历史。
玩弄制衡手段的高手是“不贞的英格兰”，多少年来英国依靠其灵活的对外政策不断变换身份，抛弃、“出卖”和寻找新的盟友，争夺和维持了自己凌驾于欧洲均势之上的霸权地位。都铎王朝著名的亨利八世曾经要人为其作画，画中他右手执一个绝对不偏不倚的天平，两端的秤盘则分别是法国和奥地利。其左手拿一砝码，准备随时投放到天平的任何一端。随后他留下了那著名的宣言：“我支持谁，谁就取胜。”人们也曾这样评价过伊利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宛如欧洲天平的两端，英国则是那天平之上的指针和支架。” 显然，在这种情势之下，真正的胜利者只会是英国。丘吉尔曾经对英国的制衡政策做出过极为雄辩的概括：“400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我们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它是谁，不管它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实际上，制衡不仅仅是大国逐鹿天下的工具，也经常成为弱小国家谋生的手段。这些小国充分利用大国想要相互制衡的目的而甘愿充当砝码，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利时和瑞士。它们在不同时期都充分利用了其地理位置同时接近几个主要大国的优势，依靠其长袖善舞的外交艺术而作为缓冲国生存下来。
而在各国国内政治中，制衡的运用也随处可见。在中国，帝王的重要御臣之术就是利用党争，平衡朝野各派势力。而在西方的宪政制度之下，无论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总会有两个主要集团处于对抗状态，这时投票的结果往往取决于第三派的选择。显然，第三派经常倾向于加入潜在的或事实上的较弱一方，从而形成制衡。
真的无所不在吗
如上文所述，制衡似乎无处不在，但正如笔者在文首提到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一家独大的时代，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采用强制衡手段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专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论证。目前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冷战后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过于巨大了，其他国家采用过于明显的制衡手段很容易遭到美国有针对性的打击，换言之，制衡从来都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其代价通常十分高昂，而当国家付出的代价可能大于收益之时，便会放弃这个选择，转而追随强者“搭便车”。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后的世界，也就是各国均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且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之下进行国际政治的游戏，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美国的霸权体系，慢慢积累实力。
其实，这种慢慢积累实力的过程也是一种制衡的表现，但因其针对性不强而且缓慢，所以不会招致美国类似遏制苏联一样的反制措施。一般情况下，制衡包括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种，因为制衡是一种旨在增强实施军事行动的能力，为了威慑或者打败另一个国家而设计的抗衡政策，所以我们通常忽略了内部制衡，即指有目的地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军费和军事科技能力等，通过增加自身实力来达到制衡目的；外部制衡就是我们熟知的结盟，即通过拉拢其他国家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以针对其他势力。
类似于冷战后其他国家追随美国的例子并不少，例如战国时期与“合纵”齐名的“连横”策略就是追随强者的行为，魏、韩甚至包括楚都曾与秦连横。在整个冷战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选边站”的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是制衡的滞后，在秦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制衡滞后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秦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而在拿破仑战争中，制衡滞后现象也非常明显。前六次反法联盟中仅有英国在表面上参与了所有行动，俄国则数次推卸责任；直到第六次反法联盟英俄普奥才真正组织起四国联军，而其中的奥地利在战争开始后并未行动，直到拿破仑拒绝调停，才“被迫”加入联盟对法宣战。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叫做“集体行动的困难”，即集体安全机制中的参与者会因为各种利益考量并未在第一时间作出选择。这又是为什么呢？
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者卢梭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群饥饿的猎人围捕一只鹿，终于在几乎到达极限时将那只鹿围困在一片森林之中。于是这几个猎人约定从不同的方向进入树林，这样鹿就无处可逃了。可是当猎人们步入森林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森林中还有一种非常容易捕杀的动物——兔子，只要抓住一只兔子，那个猎人就可以果腹了。另一方面，他又惧怕自己遵守了约定，而其他人都去抓兔子了，这样凭自己一个人肯定无法将鹿捕杀。于是不论最开始大家是否想要遵守约定，都会因为兔子的诱惑或者对其他人是否能够继续遵守约定的怀疑而背信弃义。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猎鹿困境”，实际上故事中的“兔子”就是一个干扰因素，可以是任何其他的利益考虑。而我们前面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难”正是“猎鹿困境”在国家层面的重现。
为什么时而发生时而滞后
制衡时而发生，时而滞后，时而隐性出现（比如很难判断的内部制衡）。既是因为国家间实力差距的不同，也是因为霸权国或者挑战者的侵略性有所不同。面对苏联，美国除对抗外别无选择；面对拿破仑法国，俄国可以制衡或者推卸责任，而普鲁士则只能选择制衡而几乎被逐出大国行列。面对冷战后的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甚至欧盟都只是采取了一些软制衡的手段，在其制定的国际规则之内，各国既在追随强者也在进行着内部制衡。美国与历史上的大英帝国有类似之处，他们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公共产品，这既包括使各国不同程度相对受益的国际机制，也包括其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换言之，考虑到英美两个单极时代，尤其是美国受到制衡相对较少的事实表明，霸权的合法性也可能是制衡是否发生或者频繁发生的重要指标。
不论怎样，制衡作为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作出的预防性选择，充分体现出国际关系中最富有规律的平衡状态的形成过程。有人说，制衡从来不等于“均势”，但它却意外地缔造了“均势”。
相关阅读链接：2011年第23期《推卸责任：大国政治那点事儿》
2012年第8期《威慑的故事》
不知从何时开始，“制衡”成了时政新闻的流行词汇。“美国重返亚太就是为了制衡中国”、“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联合其他域内外国家制衡崛起的中国”、“中俄联合演习是对美国的软制衡”……如此等等，制衡似乎无所不在。但是，究竟什么是制衡？人们似乎又不甚了了。说起来，人类历史就好比国际政治的实验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发展状况，却经常发生类似的事件，制衡便是其中之一。可有时又有异常：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然而却没有出现在逻辑上应该发生的其他国家联合制衡美国的事情。难道制衡不是无所不在的么？本文将为大家讲解制衡的故事。
顾名思义，制衡的基本含义就是制约对手发展、寻求权力均衡。如果各因素之间不存在平衡状态，也就意味着其中一个因素会居于主宰地位，侵害其他因素的利益和权利，最终可能毁灭后者。因此制衡的实质就是任何一股势力都不能强大到完全压倒其他势力，但却又必须强大到足以防止别人来压倒它自己。制衡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持现状不被打破，预防其他势力最终可能影响到自身的生存抑或霸权。
确实无所不在
制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政治中都是反复出现的。我国战国时期的“合纵”之策就是典型的制衡，六国联合对抗强秦以维系诸侯争霸、列国逐鹿的现状。同样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关系也十分微妙。赤壁之战时吴蜀联合制衡曹魏，一旦曹操赤壁兵败，吴蜀联军立刻分崩离析。而蜀国尽得汉中之后，吴魏则开始修好，制衡蜀国。因为很多复杂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制衡手段没有阻止中国走向大一统。但在欧洲历史上，从古希腊时期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极对抗、罗马时期罗马、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欧洲大陆始终没有出现过完全统一的大帝国，这不能不说是制衡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世纪后期已降，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企图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受到法国的阻挠，法王路易十四的类似野心的也因引起了欧洲的联合反对而壮志未酬；“天之骄子”拿破仑志在实现世界霸权，必然遭致列强反对；拿破仑最强劲的敌国——奥地利和俄国带头建立起名为集体安全、实为维系现状、借机夺取世界霸权的“神圣同盟”；不久普鲁士逐渐支配了德意志，德国开始左右欧洲，同时日本在亚洲也上升到类似地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日被战胜国从大国俱乐部中开除后，美国与苏联的两极冷战随之而至。这就是制衡的历史，也几乎是国际关系的全部历史。
玩弄制衡手段的高手是“不贞的英格兰”，多少年来英国依靠其灵活的对外政策不断变换身份，抛弃、“出卖”和寻找新的盟友，争夺和维持了自己凌驾于欧洲均势之上的霸权地位。都铎王朝著名的亨利八世曾经要人为其作画，画中他右手执一个绝对不偏不倚的天平，两端的秤盘则分别是法国和奥地利。其左手拿一砝码，准备随时投放到天平的任何一端。随后他留下了那著名的宣言：“我支持谁，谁就取胜。”人们也曾这样评价过伊利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宛如欧洲天平的两端，英国则是那天平之上的指针和支架。” 显然，在这种情势之下，真正的胜利者只会是英国。丘吉尔曾经对英国的制衡政策做出过极为雄辩的概括：“400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我们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它是谁，不管它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实际上，制衡不仅仅是大国逐鹿天下的工具，也经常成为弱小国家谋生的手段。这些小国充分利用大国想要相互制衡的目的而甘愿充当砝码，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利时和瑞士。它们在不同时期都充分利用了其地理位置同时接近几个主要大国的优势，依靠其长袖善舞的外交艺术而作为缓冲国生存下来。
而在各国国内政治中，制衡的运用也随处可见。在中国，帝王的重要御臣之术就是利用党争，平衡朝野各派势力。而在西方的宪政制度之下，无论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总会有两个主要集团处于对抗状态，这时投票的结果往往取决于第三派的选择。显然，第三派经常倾向于加入潜在的或事实上的较弱一方，从而形成制衡。
真的无所不在吗
如上文所述，制衡似乎无处不在，但正如笔者在文首提到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一家独大的时代，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采用强制衡手段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专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论证。目前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冷战后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过于巨大了，其他国家采用过于明显的制衡手段很容易遭到美国有针对性的打击，换言之，制衡从来都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其代价通常十分高昂，而当国家付出的代价可能大于收益之时，便会放弃这个选择，转而追随强者“搭便车”。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后的世界，也就是各国均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且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之下进行国际政治的游戏，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美国的霸权体系，慢慢积累实力。
其实，这种慢慢积累实力的过程也是一种制衡的表现，但因其针对性不强而且缓慢，所以不会招致美国类似遏制苏联一样的反制措施。一般情况下，制衡包括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种，因为制衡是一种旨在增强实施军事行动的能力，为了威慑或者打败另一个国家而设计的抗衡政策，所以我们通常忽略了内部制衡，即指有目的地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军费和军事科技能力等，通过增加自身实力来达到制衡目的；外部制衡就是我们熟知的结盟，即通过拉拢其他国家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以针对其他势力。
类似于冷战后其他国家追随美国的例子并不少，例如战国时期与“合纵”齐名的“连横”策略就是追随强者的行为，魏、韩甚至包括楚都曾与秦连横。在整个冷战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选边站”的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是制衡的滞后，在秦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制衡滞后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秦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而在拿破仑战争中，制衡滞后现象也非常明显。前六次反法联盟中仅有英国在表面上参与了所有行动，俄国则数次推卸责任；直到第六次反法联盟英俄普奥才真正组织起四国联军，而其中的奥地利在战争开始后并未行动，直到拿破仑拒绝调停，才“被迫”加入联盟对法宣战。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叫做“集体行动的困难”，即集体安全机制中的参与者会因为各种利益考量并未在第一时间作出选择。这又是为什么呢？
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者卢梭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群饥饿的猎人围捕一只鹿，终于在几乎到达极限时将那只鹿围困在一片森林之中。于是这几个猎人约定从不同的方向进入树林，这样鹿就无处可逃了。可是当猎人们步入森林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森林中还有一种非常容易捕杀的动物——兔子，只要抓住一只兔子，那个猎人就可以果腹了。另一方面，他又惧怕自己遵守了约定，而其他人都去抓兔子了，这样凭自己一个人肯定无法将鹿捕杀。于是不论最开始大家是否想要遵守约定，都会因为兔子的诱惑或者对其他人是否能够继续遵守约定的怀疑而背信弃义。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猎鹿困境”，实际上故事中的“兔子”就是一个干扰因素，可以是任何其他的利益考虑。而我们前面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难”正是“猎鹿困境”在国家层面的重现。
为什么时而发生时而滞后
制衡时而发生，时而滞后，时而隐性出现（比如很难判断的内部制衡）。既是因为国家间实力差距的不同，也是因为霸权国或者挑战者的侵略性有所不同。面对苏联，美国除对抗外别无选择；面对拿破仑法国，俄国可以制衡或者推卸责任，而普鲁士则只能选择制衡而几乎被逐出大国行列。面对冷战后的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甚至欧盟都只是采取了一些软制衡的手段，在其制定的国际规则之内，各国既在追随强者也在进行着内部制衡。美国与历史上的大英帝国有类似之处，他们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公共产品，这既包括使各国不同程度相对受益的国际机制，也包括其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换言之，考虑到英美两个单极时代，尤其是美国受到制衡相对较少的事实表明，霸权的合法性也可能是制衡是否发生或者频繁发生的重要指标。
不论怎样，制衡作为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作出的预防性选择，充分体现出国际关系中最富有规律的平衡状态的形成过程。有人说，制衡从来不等于“均势”，但它却意外地缔造了“均势”。
相关阅读链接：2011年第23期《推卸责任：大国政治那点事儿》
2012年第8期《威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