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批判的女性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双方围绕性别认同、女权主义与政治、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争论的背后体现出当代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交锋,女性主义内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分歧.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两派不得不在理论上作出调整,以“正确而灵活”的姿态阐释她们各有偏重的女性主义理论,这种精于理论设计的女权理论不仅远离了大众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且还使一些以美国学术左翼思想为基础的白宫政策尴尬出台.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批判的女性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双方围绕性别认同、女权主义与政治、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争论的背后体现出当代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交锋,女性主义内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分歧.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两派不得不在理论上作出调整,以“正确而灵活”的姿态阐释她们各有偏重的女性主义理论,这种精于理论设计的女权理论不仅远离了大众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且还使一些以美国学术左翼思想为基础的白宫政策尴尬出台.
其他文献
齐泽克认为,在存在、世界和事件的三元组上,他和巴迪欧的根本分歧乃是存在论上的.巴迪欧认为多元性的存在者之间是同质的,是数学上的多元性.而齐泽克则认为存在的显现必须是一个从对抗性的不一致实在界产生符号界的过程.在巴迪欧看来,世界是一个现象学的视域,事件的发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先验结构和内在规则,而只是局部的变异;齐泽克则认为,一个真正的事件会改变世界本身的内在尺度.在巴迪欧的真理—事件中,永恒理念穿越不同的世界而存在,这个永恒理念是一个肯定性的谋划;而在齐泽克的思想中,这种永恒性是否定性的永恒性,是死
通常认为,特殊对象和普遍对象之间有一个区分,前者是个体对象,后者是一般概念或抽象“对象”,此外,这种本体论上的区分可以在语言中用主谓词的区分来表示,主词是专名,表示对象,谓词是形容词和动词,表示属性和关系.拉姆齐提出以下四个论证来挑战这两个区分:(1)语言中的对称性;(2)复合的普遍对象;(3)感觉上的区分;(4)逻辑上的对称性.他的结论是,没有理由假定在特殊对象和普遍对象之间有这样的区分,除了知道“普遍对象理论一片混乱”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斯宾诺莎是西方近代第一个民主主义哲学家,但是他的政治哲学却存在不民主的一面,即否认妇女的政治能力,从而否认妇女的政治权利.如何看待斯宾诺莎关于妇女政治能力的论述,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乃至其整个哲学体系.通过考察斯宾诺莎的相关论证,我们可以看到,他否认妇女政治能力的推论在逻辑上难有说服力,他据以做出这一论断的前提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而且他的基本哲学理论也不支持他的这一论断.斯宾诺莎之所以在其著作中否认妇女的政治能力,并牵强地为他的这个观点进行辩护,其原因在于他以非批判的方式接受了历史上和现
总体性问题是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的问题.卢卡奇提出主、客体相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不仅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而且凸显了激进叙事的主体向度.“总体性辩证法”以其过程性、内容性和结构因果性等旨趣,从正反两个方面启发了葛兰西、阿尔都塞及其后的左翼思想界.卢卡奇的“解放”或者说拉克劳的“解构”,实则是针对总体性问题的两重面相.围绕总体性问题形成的“建构—解构”之争是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一条有力的叙事逻辑.
1934年12月31日15时至1935年1月1日2时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李德当时的主张是在乌江南岸消灭黔军,而不再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因为如此,猴场会议并没有在是否渡过乌江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休会期间,朱德先参加群众集会接着就主力红军渡江进行军事部署.猴场会议下半场曾发生激烈争论,其焦点是红军作战指挥体制的调整问题.会议解除了三人团的指挥权,在中央层面重新构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猴场会议本质上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与预演,遵义会议实际上是猴场会议的巩固与提升.
笛卡尔为何将认识出错归结为自由意志之误用?这个问题引来后人各种解读和争论.本文以哲学史上意志与理智之间的关系为背景,仔细辨析了笛卡尔的相关文本,最终得出结论: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四沉思中,笛卡尔将罪与错进行了一番巧妙的换位,结果就是同时消解了错与罪,他运用这种伪装笔法隐秘地传达了他对人的理智能力以及意志能力所持的绝对信心.
本文报道了两例非镉中毒死者血液中镉元素含量异常的案例,心血中镉元素的含量分别是健康人的200倍和 40倍以上,且不同部位的血液,镉元素含量不同,但组织样品中的镉元素含量在报道的正常值水平.采用相同方法,对 100例活体人群静脉血及 50例非镉中毒死者心血中镉元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活体静脉血中镉元素含量均低于 5ng/mL,死后镉元素会发生升高的现象,高出正常值上限 10倍以上的可达 20%的比例,有的样品高出近 100倍.死后镉元素含量升高,可能是由于死后贮存在肝、肾等组织中的镉元素发生死后再分布,扩散至
从康德作为自律的自由概念出发,一些批评者引出了“不道德的行为是不自由的、因而不可归责”这个康德哲学中的“归责问题”.以往为康德辩护的研究者大多试图运用意志自由与任意自由的区分、强调任意的自由选择,说明违背道德法则的不道德的行为是人的任意自由选择的结果,以解决这个“归责问题”.然而,这种策略是成问题的,意志自律才是合理解决“归责问题”的关键.通过对康德哲学中两种意义的意志自律概念——客观自律与主观自律——的区分,“归责问题”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决:一个没有实现主观自律、做出了不道德行为的人,其意志仍然处于道德
社会类是否具有实在性,是社会科学的本体论争论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拆解为这样两个难题:为何社会类既离不开人类的建构,却又具有客观性;同样客观的社会类为何有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塞尔的“社会实在”的建构,意图说明前一个问题,但却遭遇诸多挑战.本文表明,波义德的宽松的自然类理论,即内稳态性质簇理论,能够为消解这两个难题提供帮助.同自然类一样,社会类是内稳态性质簇,它满足内稳态性质簇要求的非偶然性和可投射性.非偶然性特征解释了社会类的客观性;可投射性特征区分了因果有效的、真实的社会类与仅仅客观但不实在的社会分类
Heautonomie是康德哲学中一个比较关键的术语,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国内学界通常将这个词翻译为“再自律”,本文倾向将其译成“自-律”.通过对Heautonomie以及与之相关的Autonomie(自律)和Heteronomie(他律)的研究,本文试图将康德的先验哲学揭示为一个“理性自律”的体系:首先,就理性的认识能力而言,规定性的判断力虽然是他律的,但这是以知性的自律为前提的;其次,就理性的意欲能力而言,道德法则本身就是以自由意志的自律为根据的;最后,就理性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能力而言,无论鉴赏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