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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光绪每天四点开练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培养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有了新的办法。极具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后来，英语在宫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
官员：“临时抱佛脚”
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
李鸿章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故伎重施。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谢谢——四包锡箔”，“再见——大四位达理也” 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
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文人：口诵笔译
真正值得当代人追逐崇拜的，应当是民国的学院派文人。
虽说“辫子教授”辜鸿铭屡屡被自由主义者们骂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讥讽者们却很难望其项背。辜鸿铭10岁时就随义父布朗在苏格兰接受严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虽是英国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国的私塾教育——死记硬背。他要求辜鸿铭背诵《浮士德》，却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这样，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来。到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
之后，辜鸿铭开始了半月学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英文学习计划。天资聪明的辜鸿铭越背越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翁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此时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此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对辜鸿铭日后在古希腊文、拉丁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九种语言文字上的建树功不可没。
作为一名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学者和文学家，林语堂的英语学习法自有其特点，朴朴素素、简简单单地总结起来，就是注重口语训练。林语堂认为学英语必须有全句的观念，“不能专念于单字。学时须注意全句语法、语音及腔调”;“口讲必须重叠练习”，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顺口。到了顺口之时，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学来，比写作时算什么主格宾格强得多了”;“口讲的话都是自自然然说出来的，少有堆砌奇字、矫揉造作之弊，因为口讲应答之间，不容你刻意求工”。
对于张爱玲来说，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并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反反复复，英语水平就会大有提高。张爱玲在港大的求学岁月里，将这种翻译学习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她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
商人：英汉夹杂“洋泾浜”语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的不断攀升，让中国各地的商贩们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学起了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估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界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似的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
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的“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英语”。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培养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有了新的办法。极具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后来，英语在宫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
官员：“临时抱佛脚”
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
李鸿章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故伎重施。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谢谢——四包锡箔”，“再见——大四位达理也” 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
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文人：口诵笔译
真正值得当代人追逐崇拜的，应当是民国的学院派文人。
虽说“辫子教授”辜鸿铭屡屡被自由主义者们骂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讥讽者们却很难望其项背。辜鸿铭10岁时就随义父布朗在苏格兰接受严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虽是英国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国的私塾教育——死记硬背。他要求辜鸿铭背诵《浮士德》，却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这样，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来。到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
之后，辜鸿铭开始了半月学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英文学习计划。天资聪明的辜鸿铭越背越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翁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此时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此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对辜鸿铭日后在古希腊文、拉丁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九种语言文字上的建树功不可没。
作为一名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学者和文学家，林语堂的英语学习法自有其特点，朴朴素素、简简单单地总结起来，就是注重口语训练。林语堂认为学英语必须有全句的观念，“不能专念于单字。学时须注意全句语法、语音及腔调”;“口讲必须重叠练习”，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顺口。到了顺口之时，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学来，比写作时算什么主格宾格强得多了”;“口讲的话都是自自然然说出来的，少有堆砌奇字、矫揉造作之弊，因为口讲应答之间，不容你刻意求工”。
对于张爱玲来说，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并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反反复复，英语水平就会大有提高。张爱玲在港大的求学岁月里，将这种翻译学习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她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
商人：英汉夹杂“洋泾浜”语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的不断攀升，让中国各地的商贩们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学起了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估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界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似的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
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的“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