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文学即人学。是的，这一人所皆知的口号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时，钱谷融先生即反复申明过：这是一个常识。但常识的命运往往有两种，一者被想当然地忽视，一者被过度阐释，弯弯绕绕离了本初。近日与友人聊天，论及“文学何为”的话题，一师者指出，一切学问皆要通人情，我深以为然。我想，一个真正以文学为志业之人，必是思索“人学”奥秘的智者、体验人生百味的仁者。
　　话虽如此，然环顾左右，这样的智者和仁者往往身影难觅，而所谓的不通人情者则不在少数。说白了，这“通人情”的核心还在“人”，还是要回归和落实到“人”的现实需要上来。通与不通，反映的是一個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对“人”这一高级生命形态的理解力和感受力，因此，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可见出一个人的“人情味儿”。一个真正把学问做活做透者，一定也是热爱日常生活的人，他对世间万物保有一颗孩童般的好奇心，正像鲁迅先生说过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其实，检视历史，这一主张学问必“通情达理”的一脉依稀可见，赫然醒目者当数明代李贽的“人伦物理”一说。是时学界，道学流布，伦理人情被套上理想的光环，李贽倏然指出“吃饭穿衣，即人伦物理”，“学者只宜于伦理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情”。延至现代，则有周作人继承衣钵，他推崇李贽，想必也是看重其“庶物”“人情”一说，因此，他把李贽看作了寂寞寒夜到访的“风雨故人”，应是二人在精神上有着高度的契合。然而，比比我们今天的学术界，学术之人与学术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已面目模糊，很多学者，已失却其通达本性，更有甚者，谈起学问必正襟危坐、面目可怖，终了还把学问搞得云山雾罩，与这样的“学者”晤对交谈，其中轩轾，有如从时空隧道闯入现代的褒衣博带的古人，空有一番热忱，但精神距离，可谓远矣。
　　如此说来，“人”的问题纵然是常识问题，但却是一个关乎每个个体生命状态和精神高度的大问题，张充和在评价沈从文时有八字箴言：“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今天我们学问中人，当以此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