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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富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的范畴，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对财富的看法不同。自然经济时期，土地和劳动被视为主要的财富。进入工业文明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财富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极大的拓展，生态财富和可持续发展财富观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1995年，世界银行将财富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即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产出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财富的这一变迁过程中，不同的理论学派（包括宗教等）都对其进行了各自的阐释。而可持续发展下的生态财富观应该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相契合，是人类社会正确看待和修正当下生产方式的标的。
关键词：财富；经济发展；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1-0113-07
一、 经济发展与财富范畴的历史变迁
（一） 国外财富范畴变迁简述
根据《圣经》经文①，中世纪的教会和神学家认为财产越多离上帝越远，信仰上帝与积累财产是对立的，世人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唯守贫方能接近上帝；基督没有财产，为了拯救人类，他过着赤贫的生活，号召世人应该学习基督。阿奎那认为： 获得上帝的爱的基本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甘愿过赤贫的生活。因此，中世纪所有僧团的组织章程俱以守贫为其基本原则，而托钵僧更以游乞为生。中世纪教会对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历来不赞一词，认为其就是一种贪婪活动。而高利贷则更应该受到谴责，认为高利贷者不用付出任何劳动，甚至在他们酣睡时仍在收取暴利，殊为不可原谅的罪恶②。
《圣经》中关于财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财富不均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劳动人民要求财产平等和对统治阶级不满的思想和情绪。但人们又无法改变社会现状，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天国，因此才有了诸如“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说法。此乃守贫思想存在的一个原因。另外，自然经济占主导时期商品交换还很不发达，货币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是守贫思想存在的又一原因。但社会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财富，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没有商业，社会的生产规律更非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③。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财富观念与中世纪比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意大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均为欧洲有数的几个大城市④。富裕的市民阶层开始重新评估财富的价值，他们最早从实践中体认到唯有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方能予人优裕的生活和社会尊严，认为信仰与发财并不矛盾，开始将二者协调起来⑤。对商业和财富的看法发生转变开始于萨留塔蒂。此后，人文主义者相继对财富的积极意义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肯定⑥。他们为财富和私人利益辩护，视财富为道德的基础，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贸易需求的前夕和原始积累时期，货币是这一时期一切权力的权力。因此，颂扬金钱就成了狡黠的银行家、冒险的商人、精明的企业主等一批新的财富占有者们最根本的生活准则。这种新财富观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反封建主义的历史意义[1]。
资本主义世界则得益于来自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斯·韦伯发掘的新教伦理⑦所提供的财富观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撑，摆脱了其早期阶段在如何“发家致富”问题上的争执与困扰， 而真正开始了它暴富的发迹史。
（二）国内财富范畴变迁简述
由于中国奴隶制时代经济思想资料较少和零散，古代财富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封建时代。从先秦至清朝二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中国源远流长的财富思想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符合中国封建政治统治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首先，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论证了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合理性，维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伦理财富观以义利观的标准来看待财富，强调了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及财富获取手段的正当性⑧。其次，中国伦理财富思想推崇伦理至上主义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中国伦理财富观主张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奉行和尊崇守信诚实的交换原则、博施济众、先公后私的分配伦理以及节俭爱物的消费观念。这种主张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和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统治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2]。
自秦汉以至近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就一直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封建社会形态。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带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即便如此，自然经济仍占居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仍是当时的主要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还没有产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还没有真正起步。
改革开放初始，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 人们的社会财富观还带有农业经济时代的特点。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者、土地， 因此劳动力、土地被认为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商品经济观念开始改变国人的财富有概念， 西方重商主义将财富与货币等同的观念影响着国人， 认为货币的增加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1978 年12 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82 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财富成为人们大胆追逐的目标⑨；1992 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后， 市场经济开始启动， 随着知识、信息、科技、管理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益重要， 人们的社会财富概念也发生质的飞跃，不但看到有形物质财产的社会财富属性， 而且也开始认识到非物质无形资产的社会财富属性；1997 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 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公开和明确地提出了社会财富源泉的完整认识， 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 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 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 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 看他们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又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创造财富的源泉具有多样性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国人的共识。 二、不同理论学说对财富的解构
（一）马克思主义对财富的基本观点⑩
马克思主义关于财富的概念已在前面进行了介绍。这里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对其观点做一简单的归纳。
1.政治经济学视角。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庞杂丰富，涉及较多领域，但其最主要的关注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财富的尺度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财富以自由时间为尺度11；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和自由时间都是财富的尺度；再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是财富的尺度12。二是财富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比较繁杂， 但其主要的研究方式是以财富的视角来解决劳动价值论中的难题，认为无论是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科对象、理论目的还是从其科学性而言， 商品使用价值要素多元论与商品价值劳动一元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三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问题。
2.哲学视角。这方面的分析主要围绕财富与人及其历史的关系来进行。学者们达成的共识，即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学术界关于财富与历史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财富概念是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二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就是财富生产之“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运动过程13。
3.伦理学视角。学术界主要围绕四个主题进行探讨：一是财富与责任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倾向于从企业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二是财富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其主要关注点是分配和获取财富的正义性问题。三是财富与诚信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诚信能够促进财富的健康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诚信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四是财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种路径，一是提出并解释“幸福悖论”14，二是寻求克服“幸福悖论”的方法。
（二）西方经济学对财富的基本观点[3]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西方经济学的财富观应该从重商主义的财富增长理论开始考察。重商主义把金银与社会财富完全等同起来，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代表，从而决定了其财富增长的基本观点。显著标志是在对待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的态度上，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国内商业则对一个国家的贫困或富裕无足轻重，只要商品输出大于输入，流入国内的金银增多，国民的财富就会随之增大。接着是法国重农学派的财富观。重农主义是从生产领域对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实质予以考察的，认为财富的生产只能来自生产领域，强调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农业，所谓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中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社会财富的增长可以保证人口的增长，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兴旺和繁荣，并进一步积累社会的财富。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举足轻重。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批评了重商、重农学派的观点，提出了对国民财富的看法，成为传统经济学财富观的“经典之说”。“国民财富就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国外购进来的物品。”因而“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国民真实财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国民财富乃“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 根据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表述，谭崇台教授认为其国民财富概念含有三层意思： 一是一国生产性劳动的产物；二是一国年产物减去维持资本的费用后的纯收入；三是一国年产的商品总量[4]。斯密的国民财富具有当代“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涵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密提出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自然条件良好也是一国富裕的重要标志。
（三）邓小平关于财富的基本观点[5]
邓小平财富观， 本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财富观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观。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所谓“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是荒谬的；只有让人民更快、更好地富起来，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贫穷就会被欺负，民富国强才能说话算数；手头东西多了，处理问题才主动；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其二，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为标准。肯定财富、赞赏富裕、鼓励致富、富裕光荣，是邓小平对财富最根本、最鲜明的态度；脱贫致富，改善生活，富裕幸福是人的根本愿望，人是财富创造的主体。一言以蔽之，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才会有财富的不断增加和丰富。其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体国民共同富裕。一方面，没有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就不能叫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必须以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就实现不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或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可以从几个层面理解：第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一种手段，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目的；第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第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一种致富方法论。其五，一切向钱看是错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两个文明都搞好。一是财富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二是突出和强调物质财富的创造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一切向钱看则是错误的；三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或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其六，总有一天共同致富要成为中心课题。
（四）宗教对财富的基本观点15
1.佛教。佛经中关于财富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既有毒蛇之喻，也有净财之说。佛法认为，想要获得财富，首先要培植福田。福田包括恩田、敬田和悲田。恩田，就是对父母师长乃至一切有恩于己的人都怀着感恩的心去报答；敬田，就是恭敬供养献身于人类心灵净化的宗教师及有德有智的贤圣；悲田，就是救济帮助世间所有穷苦受难及贫病交加的人。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必须有一定的谋生之道。即使拥有福报，也还需要通过相应的技能才能得以实现。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自利与利他是统一的。利人才能利己，害人必然害己。佛教告诉我们，财富的正确使用方法是，将自己的收入分为四份，分别用于生活所需、储蓄、投资和慈善。佛法认为，财富自己享用了不再为你所有，保存着不一定是你所有，只有惠及社会了才真正属于你所有。 2.基督教。基督教认为万物都是上帝所造，都是美善，财富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用勤劳的双手劳动致富，通过正当的途径赚取财富并能负责地使用财富，使其用在正道上，则这样的财富就是上帝的恩赐。基督教思想家们认为财富本身并非罪恶，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好坏在于人如何使用它。圣经所反对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对财富的贪欲。对钱财的过分追逐会迷失一个人的方向，丧失自我乃至生命，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和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圣经鼓励人勤劳致富，这样不仅可以养活自己，不给教会、社会和他人增加负担，而且还可以有力量帮助别人。创造财富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奢华的生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不是以积累财富、做守财奴为目的，而是将富余的财物拿去与需要的人分享。
3.天主教。天主教认为整个天地万物都是天主为人的生活而准备和创造的，不分民族和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力从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同时，人也有权力管理、开发和享用天主为人类创造的财富。人应通过正当的、合法的劳动取得报酬。反对不劳而获，更反对通过剥削榨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人应当力所能及地向穷人捐献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和自己分享财富给人带来的快乐。人不是财富的真正主人，只是暂时的拥有者，而财富真正和最终的拥有者是天主。人不能也不可能永久地占有财富。就财富本身而言，无所谓善恶。
4.道教。道教认为社会财富是公有的，人人有权享用社会财物，不能容许少数人占有大量财物、多数人极端贫困的不合理现象存在。只要是以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道教都是赞赏的。道教以重人贵生为特征，希望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道教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是予以肯定的。但是道教特别强调不能取非义之财。道教认为，修道之人应该遵从“圣人无积”的教导，对世俗的财富不要有任何贪求。
5.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认为赚取利润与宗教信仰并无利害冲突。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个人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和拥有财富，要通过合法经营、辛勤劳动等途径获取财富。伊斯兰教认为通过诈骗、贿赂和贪污而获得的财产是非法的。伊斯兰教极力反对囤积居奇，认为个人的财富所有权只是暂时的、相对的，真主赐给人类的财富属于社会，个人只不过是管理者，要去履行一种社会职责——代替真主将财富用于社会需要的人们。因此穆斯林的财富应该造福于社会。伊斯兰教要求财富用之有道，就是要富人不可竞赛富庶、骄奢淫逸。穷人要通过辛勤劳作、努力进取改善自己的生活。伊斯兰教鼓励人们自食其力，反对以向人乞讨谋生。
三、 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财富的再认识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社会和谐，既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这两方面和谐，才能使人的生活质量提高。没有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关注民生、关注生态问题，民生为本，生态建设为本，两者缺一不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的幸福为导向，国内生产总值确实非常重要，但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其全过程，既要关注人们对现实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又要关注人们素质的提高；既要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益。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物质财富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协调[6]。
西方社会在强调以人为中心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任由人类欲望无限扩张，无节制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而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容易忽视他人、他国的经济利益，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马太效应，16在一国内表现为少数掌握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和大多数拥有少量资源的弱势群体共存所致的不和谐，在世界范围则表现为近代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及现代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所致的不和谐。而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防止落入极端利己主义和完全利他主义两种极端发展模式的陷阱，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谐之间寻找平衡点， 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他人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的平等存在， 不应单独地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主宰， 也不应有高低贵贱的种族歧视。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直至最近几十年，人类社会才逐渐体认到各国之间原本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一国生态环境或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 都无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波及或牵动他国乃至全球。人口、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亟需依靠所有国家来共同面对、共同解决，单凭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世界各国必须采取一致的步骤和措施， 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7]。
（二）对财富的再认识
一个社会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总和，除了包括社会经济系统中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需要的使用价值，还应该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中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需要的使用价值。但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财富观到马克思主义的财富观，再到当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它们都不认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重要财富包括其全部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作为整体的使用价值。而仅仅认为只有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才构成国民财富，否则只能是潜在的国民财富。
由于过去的财富观仅仅着眼于物资生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推崇在征服和攫取自然的过程中获取财富，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生产对人类生存和财富创造的贡献[8]。实际上，财富的本质乃是各种发展要素的价值及其价值实现，包括如土地、劳动、资本、知本以及文化、制度等为了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物品和服务的多种因素。在“世界总体财富”视阈下，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物资资源转化为人造资本以及三大资本的畅通流动俱为财富创造的源泉。商品形式的财富仅仅是基于物质产品供需关系和包括相关服务的财富，而更本质和更广泛意义的财富还应该包括基于环境容量供需关系和自然资源供需关系的、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在过去的“企业财富范畴”中，如劳动力的基本投入、物资资源的节约利用、普通消费者的基本需求等诸多重要的社会财富都不被企业重视，企业仅仅关注加工、流通环节的价值及价值实现。尽管后来的“社会财富范畴”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遵循传统发展模式行动，人们在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仍然伴随的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消耗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们的生存质量总体下降[9]。 1980年以来，伴随着生态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在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生态经济学家将传统经济学的财富理论扩展延伸到自然生态系统之中，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财富观。生态经济价值论认为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其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生态财富是指生态经济系统中的有人类劳动参与其中并且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态产品，换言之，是由生态系统直接供给人们生命、生活和社会生产需要的生态使用价值的总和。可以说，现代经济社会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因此现代国民财富应该由包括生态系统的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整体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之和的生态财富，还包括经济系统的全部消费和生产资料总和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包括现有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的人力财富所组成[9]。
注释：
①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分别见于《马太福音》第六和第十九章。
②参阅褚俊英，周家荣.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的内涵与现代意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79-83.
③ 参阅张椿年.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 炎黄春秋，2002（9）：63-67.
④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巨商豪富。在15世纪中叶，柯西莫·美狄奇和乔凡尼·卢西莱依的家产都在100万佛罗林以上，是全欧最大的富翁。
⑤ 我们在商人遗留下的账本中，常可读到以下一些祷文：“为了耶稣基督，为了圣母玛利亚和所有在天之圣者，愿他仍怀着宽大和仁慈之心赐予我们健康、成功，使我们的财产、子女增多，使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得以拯救。”“但愿上帝在我的商业中赐予我福利、帮助和恩惠，我指望这种帮助和恩惠能增进我的收入。”“为了上帝，为了成功，为了利润。”
⑥ 萨留塔蒂认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事，他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繁荣归功于手工业和商业。参阅张椿年.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 炎黄春秋，2002（9）：63-67.
⑦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西方的新教伦理强调的是个人至上主义， 主要是个人的利益是第一的，人们普遍追求个人利益、个人选择、个人权利，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就在于把获利看作是一种天职、事业， 并且使每个人都感到他自己对这种职业（事业）有一种伦理义务， 要求人在事业上成功，就必须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与此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越来越具有一种偶像的价值。
⑧ 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足价值的存在，无须于道德之外再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
⑨ 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次调查显示， 90.2% 的人认为拥有财富是好事。
⑩ 参阅莫凡.马克思财富观研究综述.理论视野，2008（6）：39-41.本部分相关文献也都转引自莫凡该文。
11如郑必清在《论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与财富的思想》一文中认为， 在马克思那里， 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直接劳动时间， 而是自由时间， 实质上是指科学技术或人的智慧在财富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为此， 应当充分利用自由时间， 学习科技知识和进行科技创新。
12尚东涛在《人的财富的技术尺度》一文中认为，在“财富之母”的“自然资源”、“财富的一般可能性”的“劳动”、财富“贫困基础上”的“劳动时间”、“机器时代”及其此后的等价于财富的“自由时间”、“财富占有”等层面， 财富的历史是技术历史的财富表征， 技术是人的财富的尺度， 是人的第一财富。
13例如，杨端茹在《人的发展与财富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一文中认为， 在现实的辩证运动过程中， 财富也促进了人和社会的双重发展。马克思从现实性与可能性相统一的高度对以“财富的发展”所表露的“历史的发展”给予深刻的说明： 如果说， 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建构以“自由个性”和“自由人联合体”为特征的社会新形态， 那么， 人和社会的这种自由建构， 恰恰是以财富生产和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为前提的。
14如王继平在《“幸福悖论”的研究与启示》一文中系统阐释了“幸福悖论”的三种理论解释， 即“忽视变量”理论、“比较视角”和“东亚幸福缺口假说”；芦潮在《从财富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到福利经济学》一文中找到了“幸福悖论”的理论根据。即英国社会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 边沁提出了几条有名的“定理”： 一是“每一份财富与一份相应的幸福有关”， 二是“一个人已经拥有的财富数量愈大， 他再增加一定数量所得到的幸福数量愈小”， 三是假若人们拥有财富的“实际比例愈接近于平等， 幸福的总量将愈大”。
15以下参阅释济群，王芃，褚汉雨，尹志华，从恩霖.宗教的财富观，中国宗教，2001（5）.
16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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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褚俊英，周家荣.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的内涵与现代意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79-83.
[3]张二勋，秦耀辰.论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财富观[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115-117. [4]谭崇台.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5]项东，年四华.论邓小平财富观[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1）：17-22.
[6]张武，朱建中.立足以人为本推动发展[N].人民日报，2006-12-20.
[7]李玲.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与佛教的财富观[J].世界宗教文化，2006（4）：35-37.
[8]叶文虎，陈国谦.三种生产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2）：14-18.
[9]万劲波，叶文虎.论财富观与人类文明的协同演进[J].环境保护，2008（12B）：70-73.
Abstract： Wealth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stag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 form of economic society has its own view of the wealth. Land and labor are seen as the main wealth in natural economy period， with entering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ecological w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ew of wealth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the people because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wealth have been greatly expanded. In 1995， the World Bank divided wealth into four parts： natur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output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lthough different theories （including religion） gave wealth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wealth， ecological wealth u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ew should be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target for the human society to have a correct view and to modify the production mode.
Keywords： wealth；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conomy
责任编辑：王之刚
关键词：财富；经济发展；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1-0113-07
一、 经济发展与财富范畴的历史变迁
（一） 国外财富范畴变迁简述
根据《圣经》经文①，中世纪的教会和神学家认为财产越多离上帝越远，信仰上帝与积累财产是对立的，世人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唯守贫方能接近上帝；基督没有财产，为了拯救人类，他过着赤贫的生活，号召世人应该学习基督。阿奎那认为： 获得上帝的爱的基本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甘愿过赤贫的生活。因此，中世纪所有僧团的组织章程俱以守贫为其基本原则，而托钵僧更以游乞为生。中世纪教会对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历来不赞一词，认为其就是一种贪婪活动。而高利贷则更应该受到谴责，认为高利贷者不用付出任何劳动，甚至在他们酣睡时仍在收取暴利，殊为不可原谅的罪恶②。
《圣经》中关于财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财富不均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劳动人民要求财产平等和对统治阶级不满的思想和情绪。但人们又无法改变社会现状，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天国，因此才有了诸如“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说法。此乃守贫思想存在的一个原因。另外，自然经济占主导时期商品交换还很不发达，货币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是守贫思想存在的又一原因。但社会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财富，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没有商业，社会的生产规律更非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③。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财富观念与中世纪比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意大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均为欧洲有数的几个大城市④。富裕的市民阶层开始重新评估财富的价值，他们最早从实践中体认到唯有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方能予人优裕的生活和社会尊严，认为信仰与发财并不矛盾，开始将二者协调起来⑤。对商业和财富的看法发生转变开始于萨留塔蒂。此后，人文主义者相继对财富的积极意义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肯定⑥。他们为财富和私人利益辩护，视财富为道德的基础，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贸易需求的前夕和原始积累时期，货币是这一时期一切权力的权力。因此，颂扬金钱就成了狡黠的银行家、冒险的商人、精明的企业主等一批新的财富占有者们最根本的生活准则。这种新财富观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反封建主义的历史意义[1]。
资本主义世界则得益于来自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斯·韦伯发掘的新教伦理⑦所提供的财富观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撑，摆脱了其早期阶段在如何“发家致富”问题上的争执与困扰， 而真正开始了它暴富的发迹史。
（二）国内财富范畴变迁简述
由于中国奴隶制时代经济思想资料较少和零散，古代财富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封建时代。从先秦至清朝二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中国源远流长的财富思想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符合中国封建政治统治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首先，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论证了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合理性，维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伦理财富观以义利观的标准来看待财富，强调了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及财富获取手段的正当性⑧。其次，中国伦理财富思想推崇伦理至上主义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中国伦理财富观主张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奉行和尊崇守信诚实的交换原则、博施济众、先公后私的分配伦理以及节俭爱物的消费观念。这种主张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和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统治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2]。
自秦汉以至近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就一直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封建社会形态。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带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即便如此，自然经济仍占居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仍是当时的主要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还没有产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还没有真正起步。
改革开放初始，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 人们的社会财富观还带有农业经济时代的特点。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者、土地， 因此劳动力、土地被认为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商品经济观念开始改变国人的财富有概念， 西方重商主义将财富与货币等同的观念影响着国人， 认为货币的增加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1978 年12 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82 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财富成为人们大胆追逐的目标⑨；1992 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后， 市场经济开始启动， 随着知识、信息、科技、管理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益重要， 人们的社会财富概念也发生质的飞跃，不但看到有形物质财产的社会财富属性， 而且也开始认识到非物质无形资产的社会财富属性；1997 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 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公开和明确地提出了社会财富源泉的完整认识， 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 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 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 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 看他们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又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创造财富的源泉具有多样性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国人的共识。 二、不同理论学说对财富的解构
（一）马克思主义对财富的基本观点⑩
马克思主义关于财富的概念已在前面进行了介绍。这里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对其观点做一简单的归纳。
1.政治经济学视角。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庞杂丰富，涉及较多领域，但其最主要的关注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财富的尺度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财富以自由时间为尺度11；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和自由时间都是财富的尺度；再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是财富的尺度12。二是财富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比较繁杂， 但其主要的研究方式是以财富的视角来解决劳动价值论中的难题，认为无论是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科对象、理论目的还是从其科学性而言， 商品使用价值要素多元论与商品价值劳动一元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三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问题。
2.哲学视角。这方面的分析主要围绕财富与人及其历史的关系来进行。学者们达成的共识，即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学术界关于财富与历史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财富概念是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二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就是财富生产之“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运动过程13。
3.伦理学视角。学术界主要围绕四个主题进行探讨：一是财富与责任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倾向于从企业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二是财富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其主要关注点是分配和获取财富的正义性问题。三是财富与诚信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诚信能够促进财富的健康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诚信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四是财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种路径，一是提出并解释“幸福悖论”14，二是寻求克服“幸福悖论”的方法。
（二）西方经济学对财富的基本观点[3]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西方经济学的财富观应该从重商主义的财富增长理论开始考察。重商主义把金银与社会财富完全等同起来，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代表，从而决定了其财富增长的基本观点。显著标志是在对待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的态度上，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国内商业则对一个国家的贫困或富裕无足轻重，只要商品输出大于输入，流入国内的金银增多，国民的财富就会随之增大。接着是法国重农学派的财富观。重农主义是从生产领域对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实质予以考察的，认为财富的生产只能来自生产领域，强调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农业，所谓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中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社会财富的增长可以保证人口的增长，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兴旺和繁荣，并进一步积累社会的财富。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举足轻重。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批评了重商、重农学派的观点，提出了对国民财富的看法，成为传统经济学财富观的“经典之说”。“国民财富就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国外购进来的物品。”因而“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国民真实财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国民财富乃“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 根据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表述，谭崇台教授认为其国民财富概念含有三层意思： 一是一国生产性劳动的产物；二是一国年产物减去维持资本的费用后的纯收入；三是一国年产的商品总量[4]。斯密的国民财富具有当代“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涵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密提出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自然条件良好也是一国富裕的重要标志。
（三）邓小平关于财富的基本观点[5]
邓小平财富观， 本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财富观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观。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所谓“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是荒谬的；只有让人民更快、更好地富起来，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贫穷就会被欺负，民富国强才能说话算数；手头东西多了，处理问题才主动；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其二，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为标准。肯定财富、赞赏富裕、鼓励致富、富裕光荣，是邓小平对财富最根本、最鲜明的态度；脱贫致富，改善生活，富裕幸福是人的根本愿望，人是财富创造的主体。一言以蔽之，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才会有财富的不断增加和丰富。其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体国民共同富裕。一方面，没有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就不能叫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必须以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就实现不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或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可以从几个层面理解：第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一种手段，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目的；第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第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一种致富方法论。其五，一切向钱看是错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两个文明都搞好。一是财富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二是突出和强调物质财富的创造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一切向钱看则是错误的；三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或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其六，总有一天共同致富要成为中心课题。
（四）宗教对财富的基本观点15
1.佛教。佛经中关于财富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既有毒蛇之喻，也有净财之说。佛法认为，想要获得财富，首先要培植福田。福田包括恩田、敬田和悲田。恩田，就是对父母师长乃至一切有恩于己的人都怀着感恩的心去报答；敬田，就是恭敬供养献身于人类心灵净化的宗教师及有德有智的贤圣；悲田，就是救济帮助世间所有穷苦受难及贫病交加的人。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必须有一定的谋生之道。即使拥有福报，也还需要通过相应的技能才能得以实现。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自利与利他是统一的。利人才能利己，害人必然害己。佛教告诉我们，财富的正确使用方法是，将自己的收入分为四份，分别用于生活所需、储蓄、投资和慈善。佛法认为，财富自己享用了不再为你所有，保存着不一定是你所有，只有惠及社会了才真正属于你所有。 2.基督教。基督教认为万物都是上帝所造，都是美善，财富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用勤劳的双手劳动致富，通过正当的途径赚取财富并能负责地使用财富，使其用在正道上，则这样的财富就是上帝的恩赐。基督教思想家们认为财富本身并非罪恶，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好坏在于人如何使用它。圣经所反对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对财富的贪欲。对钱财的过分追逐会迷失一个人的方向，丧失自我乃至生命，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和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圣经鼓励人勤劳致富，这样不仅可以养活自己，不给教会、社会和他人增加负担，而且还可以有力量帮助别人。创造财富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奢华的生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不是以积累财富、做守财奴为目的，而是将富余的财物拿去与需要的人分享。
3.天主教。天主教认为整个天地万物都是天主为人的生活而准备和创造的，不分民族和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力从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同时，人也有权力管理、开发和享用天主为人类创造的财富。人应通过正当的、合法的劳动取得报酬。反对不劳而获，更反对通过剥削榨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人应当力所能及地向穷人捐献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和自己分享财富给人带来的快乐。人不是财富的真正主人，只是暂时的拥有者，而财富真正和最终的拥有者是天主。人不能也不可能永久地占有财富。就财富本身而言，无所谓善恶。
4.道教。道教认为社会财富是公有的，人人有权享用社会财物，不能容许少数人占有大量财物、多数人极端贫困的不合理现象存在。只要是以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道教都是赞赏的。道教以重人贵生为特征，希望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道教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是予以肯定的。但是道教特别强调不能取非义之财。道教认为，修道之人应该遵从“圣人无积”的教导，对世俗的财富不要有任何贪求。
5.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认为赚取利润与宗教信仰并无利害冲突。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个人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和拥有财富，要通过合法经营、辛勤劳动等途径获取财富。伊斯兰教认为通过诈骗、贿赂和贪污而获得的财产是非法的。伊斯兰教极力反对囤积居奇，认为个人的财富所有权只是暂时的、相对的，真主赐给人类的财富属于社会，个人只不过是管理者，要去履行一种社会职责——代替真主将财富用于社会需要的人们。因此穆斯林的财富应该造福于社会。伊斯兰教要求财富用之有道，就是要富人不可竞赛富庶、骄奢淫逸。穷人要通过辛勤劳作、努力进取改善自己的生活。伊斯兰教鼓励人们自食其力，反对以向人乞讨谋生。
三、 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财富的再认识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社会和谐，既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这两方面和谐，才能使人的生活质量提高。没有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关注民生、关注生态问题，民生为本，生态建设为本，两者缺一不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的幸福为导向，国内生产总值确实非常重要，但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其全过程，既要关注人们对现实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又要关注人们素质的提高；既要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益。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物质财富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协调[6]。
西方社会在强调以人为中心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任由人类欲望无限扩张，无节制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而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容易忽视他人、他国的经济利益，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马太效应，16在一国内表现为少数掌握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和大多数拥有少量资源的弱势群体共存所致的不和谐，在世界范围则表现为近代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及现代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所致的不和谐。而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防止落入极端利己主义和完全利他主义两种极端发展模式的陷阱，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谐之间寻找平衡点， 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他人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的平等存在， 不应单独地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主宰， 也不应有高低贵贱的种族歧视。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直至最近几十年，人类社会才逐渐体认到各国之间原本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一国生态环境或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 都无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波及或牵动他国乃至全球。人口、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亟需依靠所有国家来共同面对、共同解决，单凭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世界各国必须采取一致的步骤和措施， 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7]。
（二）对财富的再认识
一个社会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总和，除了包括社会经济系统中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需要的使用价值，还应该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中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需要的使用价值。但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财富观到马克思主义的财富观，再到当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它们都不认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重要财富包括其全部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作为整体的使用价值。而仅仅认为只有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才构成国民财富，否则只能是潜在的国民财富。
由于过去的财富观仅仅着眼于物资生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推崇在征服和攫取自然的过程中获取财富，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生产对人类生存和财富创造的贡献[8]。实际上，财富的本质乃是各种发展要素的价值及其价值实现，包括如土地、劳动、资本、知本以及文化、制度等为了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物品和服务的多种因素。在“世界总体财富”视阈下，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物资资源转化为人造资本以及三大资本的畅通流动俱为财富创造的源泉。商品形式的财富仅仅是基于物质产品供需关系和包括相关服务的财富，而更本质和更广泛意义的财富还应该包括基于环境容量供需关系和自然资源供需关系的、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在过去的“企业财富范畴”中，如劳动力的基本投入、物资资源的节约利用、普通消费者的基本需求等诸多重要的社会财富都不被企业重视，企业仅仅关注加工、流通环节的价值及价值实现。尽管后来的“社会财富范畴”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遵循传统发展模式行动，人们在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仍然伴随的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消耗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们的生存质量总体下降[9]。 1980年以来，伴随着生态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在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生态经济学家将传统经济学的财富理论扩展延伸到自然生态系统之中，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财富观。生态经济价值论认为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其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生态财富是指生态经济系统中的有人类劳动参与其中并且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态产品，换言之，是由生态系统直接供给人们生命、生活和社会生产需要的生态使用价值的总和。可以说，现代经济社会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因此现代国民财富应该由包括生态系统的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整体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之和的生态财富，还包括经济系统的全部消费和生产资料总和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包括现有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的人力财富所组成[9]。
注释：
①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分别见于《马太福音》第六和第十九章。
②参阅褚俊英，周家荣.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的内涵与现代意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79-83.
③ 参阅张椿年.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 炎黄春秋，2002（9）：63-67.
④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巨商豪富。在15世纪中叶，柯西莫·美狄奇和乔凡尼·卢西莱依的家产都在100万佛罗林以上，是全欧最大的富翁。
⑤ 我们在商人遗留下的账本中，常可读到以下一些祷文：“为了耶稣基督，为了圣母玛利亚和所有在天之圣者，愿他仍怀着宽大和仁慈之心赐予我们健康、成功，使我们的财产、子女增多，使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得以拯救。”“但愿上帝在我的商业中赐予我福利、帮助和恩惠，我指望这种帮助和恩惠能增进我的收入。”“为了上帝，为了成功，为了利润。”
⑥ 萨留塔蒂认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事，他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繁荣归功于手工业和商业。参阅张椿年.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 炎黄春秋，2002（9）：63-67.
⑦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西方的新教伦理强调的是个人至上主义， 主要是个人的利益是第一的，人们普遍追求个人利益、个人选择、个人权利，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就在于把获利看作是一种天职、事业， 并且使每个人都感到他自己对这种职业（事业）有一种伦理义务， 要求人在事业上成功，就必须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与此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越来越具有一种偶像的价值。
⑧ 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足价值的存在，无须于道德之外再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
⑨ 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次调查显示， 90.2% 的人认为拥有财富是好事。
⑩ 参阅莫凡.马克思财富观研究综述.理论视野，2008（6）：39-41.本部分相关文献也都转引自莫凡该文。
11如郑必清在《论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与财富的思想》一文中认为， 在马克思那里， 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直接劳动时间， 而是自由时间， 实质上是指科学技术或人的智慧在财富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为此， 应当充分利用自由时间， 学习科技知识和进行科技创新。
12尚东涛在《人的财富的技术尺度》一文中认为，在“财富之母”的“自然资源”、“财富的一般可能性”的“劳动”、财富“贫困基础上”的“劳动时间”、“机器时代”及其此后的等价于财富的“自由时间”、“财富占有”等层面， 财富的历史是技术历史的财富表征， 技术是人的财富的尺度， 是人的第一财富。
13例如，杨端茹在《人的发展与财富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一文中认为， 在现实的辩证运动过程中， 财富也促进了人和社会的双重发展。马克思从现实性与可能性相统一的高度对以“财富的发展”所表露的“历史的发展”给予深刻的说明： 如果说， 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建构以“自由个性”和“自由人联合体”为特征的社会新形态， 那么， 人和社会的这种自由建构， 恰恰是以财富生产和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为前提的。
14如王继平在《“幸福悖论”的研究与启示》一文中系统阐释了“幸福悖论”的三种理论解释， 即“忽视变量”理论、“比较视角”和“东亚幸福缺口假说”；芦潮在《从财富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到福利经济学》一文中找到了“幸福悖论”的理论根据。即英国社会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 边沁提出了几条有名的“定理”： 一是“每一份财富与一份相应的幸福有关”， 二是“一个人已经拥有的财富数量愈大， 他再增加一定数量所得到的幸福数量愈小”， 三是假若人们拥有财富的“实际比例愈接近于平等， 幸福的总量将愈大”。
15以下参阅释济群，王芃，褚汉雨，尹志华，从恩霖.宗教的财富观，中国宗教，2001（5）.
16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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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alth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stag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 form of economic society has its own view of the wealth. Land and labor are seen as the main wealth in natural economy period， with entering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ecological w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ew of wealth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the people because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wealth have been greatly expanded. In 1995， the World Bank divided wealth into four parts： natur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output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lthough different theories （including religion） gave wealth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wealth， ecological wealth u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ew should be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target for the human society to have a correct view and to modify the production mode.
Keywords： wealth；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conomy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