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有着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燕国材教授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在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两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学术思想具有几个主要的特点。
　　一是坚持“标新立异，自圆其说”的治学原则和创新精神。这八个字的治学原则是燕国材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智力与学习》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平素写作，总有些喜欢‘标新立异，自圆其说’。这本书也不例外。书中各章节除了通俗地介绍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基础知识外，我也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尽可能地提出了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但由于水平的限制，可能是‘标新立异’有余，‘自圆其说’不足。这就有待于识者的指正了。”其实，在这本书出版前，我们就已经在课堂上聆听过他的这八个字的治学原则。他还亲自给我们解释说，“标新立异”其实就是创新精神，“自圆其说”则需要求实讲理。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以理服人。他也多次告诉我，文无新意不动笔，对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籍都要有自己的见解。这是他对自己的学术要求。
　　二是“立足本土，放眼国际”的学术情怀与专业视野。燕国材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不仅源于他较好的国学根基，更源于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的执著与坚守。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心理学历史的时候，曾经用了古代“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临家”的诗句，说明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心理学思想遗产，完全不必言必称西方。在研究任何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时，燕国材教授总是善于从中国古代学者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如他在研究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时，就从古代文献中挖掘了大量具有实际价值的资料，整理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学者论智力与能力等方面的论文。
　　同时，燕国材教授也有着非常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他立足本土，但绝不坐井观天;重视传统，但绝不固步自封。他把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作为重要的参照系，如在研究智力、能力与非智力因素时，他就考察了从桑代克、斯皮尔曼、凯勒、塞斯顿、希莱辛格、格德曼到吉尔福特、阜南的因素说与结构说的理论和流派。
　　三是“教学、科研、实践”的三结合与“读书、教书、写书”的三重奏。燕国材教授认为，高校教师不能夠偏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三个方面的任何一方。在实际的高校生活中，有不少人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分裂开来，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顾此失彼的。燕国材教授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因为三者是紧密联系、彼此促进的。他在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工作的时候，曾经总结了一些基本的经验，如“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用教学推动科研发展，用科研提高教学质量”。他反复强调，一个认真教学、愿意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的教师，一定会热心科学研究，其教学质量也必然会因之而提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教学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科研也只争朝夕，毫不懈怠。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教学与科研结合的产物。如他的《心理与教育》《教育心理学》《新编普通心理学概论》《学习心理学》《理论心理学》等著作，都是在自己教学的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读书、教书、写书，在他身上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美丽的三重奏。在燕国材教授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先后出版了40多种著作和数百篇学术论文与文章，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在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时也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时间是一个常数，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因此，作为教师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教学搞一套，而编撰著作又是一套。“搞好教学要读书，编撰著作也要读书;这读书就像一根纽带把教书和写书联系了起来，又何乐不为呢？”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无论是读书、教书还是写书，燕国材教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实践。他研究所有的问题，甚至是看似远离教育实践的中国古代心理学史，最终都是指向教育实践的，指向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教育现实的。在参加燕国材教授学术人生七十载活动的时候，见到了一大批来自一线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他们都来自燕国材教授曾经关心、帮助、指导过的学校。即使在退休以后，燕国材教授也经常深入一线，参与实验学校的许多活动，参加全国非智力因素研究会的学术会议。
　　（责任编辑：林彦 黄晓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