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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含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综合几种不同语言的辞书对人民的解释，共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两点：一、人民是表示群体的集合名词，在整个国家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二、人民在一国内处于被统治地位，不属于社会上层，不直接决定国家政策。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话题中，“日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名称。与之相关的，“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之类的词语也屡屡提及。现在简要举例分析一下我们的用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说：“我们要严密责成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 一九四八年四月六日发表的《中国各界名人对日政策声明》中称：“我们反对日本复兴，完全因为现在日本政权仍掌握在少数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对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们很愿意与日本广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实现。”一九五○年一月十七日，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持此三种言论的人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共同之处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侵略派、帝国主义者区别对待，而且认为日本人民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处于对立位置。
一九五六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免予起诉决定书中称，“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因此决定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当时日本与中国尚未建交，没有政府之间的直接往来，只有民间交流。在这种语言情境里，也是把日本人民跟日本政府作不同立场看待的。
日军侵华期间在山东掳掠了一个叫刘连仁的农民去日本做苦工。刘连仁不堪忍受北海道煤矿的强制劳动虐待，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逃出煤矿，隐匿于荒山中辗转藏身十三年，受尽苦难。直到一九五八年才被人发现，而日本政府非但不道歉救助，反而称刘连仁为有“非法入境的嫌疑”。后来在日本友好人士和在日华侨的帮助下回到祖国。刘连仁在回国的前一天，发表“感谢日本人民并谴责岸信界政府逃避责任的声明”。在这个语境中也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作为对立的二元实体认识的。
根据此中“日本人民”一词的用法来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历史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以在日本提倡“文明开化”出名，一直高喊自由、平等和独立。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
“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日本工人、农民反对国内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反对对外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社会民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在坚决反对始终拥护资产阶级权益这种态度的同时，我们也坚决不采取因为是资产阶级的权益，满蒙就应该无条件放弃这种空想的国际主义态度。”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该党大会的口号中提出“把满蒙的权益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来！”全国劳农大众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也提出“把满蒙的权益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来，交给工人、农民”，“把我国现在的二百万失业者派到满蒙的原野，满蒙的权益应该通过他们的手来处理。”
工人阶级反对垄断资本，拥护建立天皇制法西斯专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工人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会（德国法西斯自称“纳粹”，意即“国家社会主义者”。日本沿用之），他们主张强化国家的统治职能。日本劳动同盟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首先成立，包括三十八个工会，二万七千四百多人。它主张东洋国际主义，支持扩军备战，反对和攻击日本的反战力量。一九三三年以后，日本主义取代国家社会主义，更加强调日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一致的利益。日本造船劳动联盟、国防献金劳动协会，都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一九三四年二月成立的日本产业军工会，在誓言和盟约中提出：我产业军奉戴一君万民的建国精神，以确立产业大权为我们的本分；产业大军作为陛下的工人和农民，尽其本分，和祖国日本生死与共。许多日本主义工会的共同特征是呼吁“君民如一，举国一致”“劳资一家”，掀起民族排外浪潮。一九三三年，日本共产党的领袖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共同声明“转向”，站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立场，批判打倒天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日共方针，提出要在天皇领导下进行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随后，大量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人改变方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更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产业报国会这种民间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法西斯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陶醉。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层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妇人会、文学报国会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赞会旗下，支持战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舆论界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强化对于言论的统制，新闻工作者们用“鬼畜美英”这样的词语，激发国民的同仇敌忾精神。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领袖是坚持平民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德富苏峰，骨干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津久井龙雄、评论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后方的百姓。“七七事变”后，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新闻界，敢于真实客观报道前线日军暴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并掩盖、隐瞒日军失败程度，使广大国民不了解事实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四万二千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四十七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没有出现“二战”后不少国家发生的那种国内民主派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
任何国家，无论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居于社会顶端直接决定事关全体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极少数。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的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日本人民，应该没有疑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人民。
“日本人民”这个词，在习惯于把人分成阶级、从阶级感情出发对人和事做价值判断、而且自己觉得是站在人民立场说话的人看来，自然而然产生亲切感。在民主改革之前的日本，人民确实没有多少真正的自由。他们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作为人道的旁观者，我们寄予同情。但是，在近代日本侵华历史中，固然有被胁迫入伍者，但是从比例上说，没有证据说明他们占了人口的多数。工人、农民、企业主、知识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等）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积极支持对外扩张的。他们是日本社会的基础。如果这些支持战争的人不算人民、只有反战的人才被称为人民的话，那么人民在日本社会中就是极少部分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对于日本人民与政府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对外战争的情形，丝毫没有论述，只有极少数几篇论文中偶尔提及。提到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写他们的反战斗争。这里面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一般中国读者以为日本侵略战争是少数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这是从观念出发编写的历史，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实。就近代日本历史而言，反对侵略战争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战争的人更多。
在日本国内，有许多不同的思想意识，全体国民也因此分属于许多不同的团体，有的还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在主张、维护日本民族利益这一点上，大多数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外的时候，原先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代替。那种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类，然后根据某类人具有某种性质的公理，称军国主义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爱好和平，而且他们之间判若天壤，再推导出结论来的分析方法，是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作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当然难以获得对对象的正确认识。例如中国人把“二战”时期日本人民与资本主义、与政府的矛盾斗争说成是“反战斗争”，与此不同，日本工会首领松冈说：“我确信，劳资官民为建立真正的举国一致体制和确立东洋和平必须共同努力。作为日本人，当然有爱国心。迄今，为抵制政府和军部镇压，屡次进行了斗争，但是，这都……不是反战、反国家运动。”要说日本人民的反战，如前面提到的，他们是反对资产阶级独占海外利益，倒不是同情受害国人民。没有国民自觉的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日军在战场上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之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的塔腊瓦岛、马金岛之战、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间马里亚纳群岛海战，日军全部阵亡。尤其是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美军进攻硫磺岛、冲绳岛过程中，又遇到同样的情况。冲绳之战中，日本军人死亡八万五千多，人民死亡达九万四千人。日本走上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个人、内阁、军部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作用下，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的综合结果。
我做此文，是鉴于近两年一些媒体上对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仍然出现用固有思维看待日本社会的现象，即把某个对象从它原生环境中抽出来，孤立地分析、评论。例如说日本有和平宪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国会中有反对党，各派势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战争道路。外交问题进入学术讨论领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人们可以发表各种主张，但是立论必须遵守逻辑规则，首先大前提必须真实。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我没有因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民是好战的、富有侵略性”，读者也切勿根据我的文章得出这样绝对的公式。个人也好，民族也好，其思想、行动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且人的思维、习性是随着时代、交际而改变的。社会环境决定人的行为。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话题中，“日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名称。与之相关的，“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之类的词语也屡屡提及。现在简要举例分析一下我们的用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说：“我们要严密责成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 一九四八年四月六日发表的《中国各界名人对日政策声明》中称：“我们反对日本复兴，完全因为现在日本政权仍掌握在少数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对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们很愿意与日本广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实现。”一九五○年一月十七日，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持此三种言论的人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共同之处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侵略派、帝国主义者区别对待，而且认为日本人民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处于对立位置。
一九五六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免予起诉决定书中称，“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因此决定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当时日本与中国尚未建交，没有政府之间的直接往来，只有民间交流。在这种语言情境里，也是把日本人民跟日本政府作不同立场看待的。
日军侵华期间在山东掳掠了一个叫刘连仁的农民去日本做苦工。刘连仁不堪忍受北海道煤矿的强制劳动虐待，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逃出煤矿，隐匿于荒山中辗转藏身十三年，受尽苦难。直到一九五八年才被人发现，而日本政府非但不道歉救助，反而称刘连仁为有“非法入境的嫌疑”。后来在日本友好人士和在日华侨的帮助下回到祖国。刘连仁在回国的前一天，发表“感谢日本人民并谴责岸信界政府逃避责任的声明”。在这个语境中也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作为对立的二元实体认识的。
根据此中“日本人民”一词的用法来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历史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以在日本提倡“文明开化”出名，一直高喊自由、平等和独立。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
“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日本工人、农民反对国内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反对对外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社会民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在坚决反对始终拥护资产阶级权益这种态度的同时，我们也坚决不采取因为是资产阶级的权益，满蒙就应该无条件放弃这种空想的国际主义态度。”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该党大会的口号中提出“把满蒙的权益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来！”全国劳农大众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也提出“把满蒙的权益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来，交给工人、农民”，“把我国现在的二百万失业者派到满蒙的原野，满蒙的权益应该通过他们的手来处理。”
工人阶级反对垄断资本，拥护建立天皇制法西斯专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工人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会（德国法西斯自称“纳粹”，意即“国家社会主义者”。日本沿用之），他们主张强化国家的统治职能。日本劳动同盟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首先成立，包括三十八个工会，二万七千四百多人。它主张东洋国际主义，支持扩军备战，反对和攻击日本的反战力量。一九三三年以后，日本主义取代国家社会主义，更加强调日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一致的利益。日本造船劳动联盟、国防献金劳动协会，都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一九三四年二月成立的日本产业军工会，在誓言和盟约中提出：我产业军奉戴一君万民的建国精神，以确立产业大权为我们的本分；产业大军作为陛下的工人和农民，尽其本分，和祖国日本生死与共。许多日本主义工会的共同特征是呼吁“君民如一，举国一致”“劳资一家”，掀起民族排外浪潮。一九三三年，日本共产党的领袖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共同声明“转向”，站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立场，批判打倒天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日共方针，提出要在天皇领导下进行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随后，大量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人改变方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更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产业报国会这种民间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法西斯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陶醉。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层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妇人会、文学报国会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赞会旗下，支持战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舆论界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强化对于言论的统制，新闻工作者们用“鬼畜美英”这样的词语，激发国民的同仇敌忾精神。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领袖是坚持平民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德富苏峰，骨干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津久井龙雄、评论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后方的百姓。“七七事变”后，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新闻界，敢于真实客观报道前线日军暴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并掩盖、隐瞒日军失败程度，使广大国民不了解事实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四万二千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四十七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没有出现“二战”后不少国家发生的那种国内民主派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
任何国家，无论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居于社会顶端直接决定事关全体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极少数。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的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日本人民，应该没有疑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人民。
“日本人民”这个词，在习惯于把人分成阶级、从阶级感情出发对人和事做价值判断、而且自己觉得是站在人民立场说话的人看来，自然而然产生亲切感。在民主改革之前的日本，人民确实没有多少真正的自由。他们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作为人道的旁观者，我们寄予同情。但是，在近代日本侵华历史中，固然有被胁迫入伍者，但是从比例上说，没有证据说明他们占了人口的多数。工人、农民、企业主、知识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等）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积极支持对外扩张的。他们是日本社会的基础。如果这些支持战争的人不算人民、只有反战的人才被称为人民的话，那么人民在日本社会中就是极少部分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对于日本人民与政府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对外战争的情形，丝毫没有论述，只有极少数几篇论文中偶尔提及。提到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写他们的反战斗争。这里面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一般中国读者以为日本侵略战争是少数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这是从观念出发编写的历史，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实。就近代日本历史而言，反对侵略战争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战争的人更多。
在日本国内，有许多不同的思想意识，全体国民也因此分属于许多不同的团体，有的还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在主张、维护日本民族利益这一点上，大多数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外的时候，原先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代替。那种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类，然后根据某类人具有某种性质的公理，称军国主义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爱好和平，而且他们之间判若天壤，再推导出结论来的分析方法，是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作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当然难以获得对对象的正确认识。例如中国人把“二战”时期日本人民与资本主义、与政府的矛盾斗争说成是“反战斗争”，与此不同，日本工会首领松冈说：“我确信，劳资官民为建立真正的举国一致体制和确立东洋和平必须共同努力。作为日本人，当然有爱国心。迄今，为抵制政府和军部镇压，屡次进行了斗争，但是，这都……不是反战、反国家运动。”要说日本人民的反战，如前面提到的，他们是反对资产阶级独占海外利益，倒不是同情受害国人民。没有国民自觉的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日军在战场上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之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的塔腊瓦岛、马金岛之战、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间马里亚纳群岛海战，日军全部阵亡。尤其是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美军进攻硫磺岛、冲绳岛过程中，又遇到同样的情况。冲绳之战中，日本军人死亡八万五千多，人民死亡达九万四千人。日本走上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个人、内阁、军部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作用下，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的综合结果。
我做此文，是鉴于近两年一些媒体上对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仍然出现用固有思维看待日本社会的现象，即把某个对象从它原生环境中抽出来，孤立地分析、评论。例如说日本有和平宪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国会中有反对党，各派势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战争道路。外交问题进入学术讨论领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人们可以发表各种主张，但是立论必须遵守逻辑规则，首先大前提必须真实。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我没有因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民是好战的、富有侵略性”，读者也切勿根据我的文章得出这样绝对的公式。个人也好，民族也好，其思想、行动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且人的思维、习性是随着时代、交际而改变的。社会环境决定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