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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晚清小说，不禁为小说中充斥的各种关于科学技术的幻想而吃惊。想像中既有各种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开始出现的电灯、电话、铁路、照相、X光、千里镜（望远镜）、带电气花的自来灯（手电筒）之类的东西，也有升取器、水上步行器、避电衣、泅水衣、软玻璃面具、海战知觉器、流质电射灯、日光镜、化水为火药水、电器网、冰房等令人匪夷所思的新奇物品。这些科学狂想混杂着传统的嫦娥奔月、偃师造人、肢体再造、神医妙手回春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西方先进的发光、爆破、透视、通讯、交通等科学技术，十分奇妙地表达着国人在晚清那个特定时代强烈的救国意图。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意象就是“飞行器”。比如气球。海天独啸子在《女娲石》中写瑶瑟乘电马离开天香院，路上用枪击中洗脑社的“好似一个大鸟，振着两翅，向南进发，斜掠横飞，纵横如意”的一个大气球〔1〕，这气球可往来自如。“俺所造气球，虽用氢气瓦斯，但与庸众大有径庭。俺因空气压力浮力之理，造成一舵，能使其球旋转如意，纵横自如。每当航天之时，球内备有二器，一曰折光表，一曰量气表。那折光表内由凸广式一个，所有光线，由凸广式通射入三棱镜。由三棱镜曲折面生像，反射入于望远镜。筒中光线交错，皆成三角。周围刻有精密度表，由三角可以测知物之远近大小”（第十二回）。不仅可以在空中自由飞行，还利用光学原理测知远景，十分便利。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也有气球。刘教习的游艇小气球里有几个小杌子，带着许多干粮、水果、牛乳、饼干等，只用了四五日就走完了黄之盛来时走了七天的路程，而且“刘绳祖所乘的气球是自己用新法改良的，所以起落自由”，不像“洋人造的气球都是随风漂泊，落下时不定在什么地方”。更加大显神威的是在黄白大战中，双方各派出气球队进行气球大战。多国部队用的是大气球，行动笨滞，而中国用的是小气球，带着日光镜，聚集太阳光点燃敌方气球，“那被焚的气球失了自由，便随风落下，有的落在鱼雷艇上，把鱼雷艇也延烧了；有的在半空里乱转，一时不即落下。……吓得敌人所有未焚的大气球在半天里四散奔逃”。中国的小气球则“灵捷异常”，敌人的炸弹“纵使竭尽平生之力也抛掷不着”〔2〕，气球在这里作为交通工具和战争武器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威力。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里主人公进行探险旅行所用的是玉太郎和濮玉环夫妻俩费了五六年的心力合造的气球，“走到气球里面，那机器的玲珑，真正是从前所没有见过的。除气舱之外，那会客的有客厅；练身体的有体操场；其余卧室及大餐间，没有一件不齐备，铺设没有一件不精致”，豪华舒适，瞬息万里，穿梭在印度、美洲、欧洲等之间，非常神奇〔3〕。此气球较之前两种更为精致，设施更为完备，也更富有生活气息，不再具有武器的进攻特征。
还有飞车、飞舰，应用在日常生活，极为便利。陆士谔在《新中国》描绘：“在空中飞行的，共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船，一种是车。”飞车最多可载五人，人多了就要用飞艇。更为先进的是“飞舰”，“就在气球上，添了两个翼翅，进退自如。就是碰着烈风猛雨，也不惧了。这还是最初时光的样子。后来，逐渐研究，逐渐改良，便长的、尖的、浑的、扁的，制造出无数新样子来，竟有到四五十种之多。现在这一种新发明的……安置了汽油机器”，飞行神速，“这种飞舰，打仗起来，装上了炸弹，抛掷到敌人水陆营里头，可就猛烈无匹了”〔4〕。飞舰到了他的《新野叟曝言》中，发展得更是厉害得不得了。它足有半里地长，高五丈开外，一小时行一千里。门是八卦缘自动门，有机关，一拔就自动打开，人进去后自己关上，外面看不见。室内无窗户，但制造者文仍制造了收光药水，把太阳光收拢而来，分布在室内四壁上，所以室内四壁光明透亮，昼夜不息，光亮适度；室内有空气箱，箱内有一换气的机器，如人体之胃，一头吸收炭气，经机器制造变为新鲜气体，从另一头再吐出，所以室内空气常鲜，清而不浊〔5〕。这飞舰，飞到欧洲征服了七十二国，飞到月球进行探险，又飞到木星，进行星际移民，它既是星际航行工具，也是攻取欧洲的武器。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所描绘的“飞车”也甚是方便，高低能随意控制，“本来取象于鸟，并不用车轮。起先是在两旁装成两翼，车内安置机轮，用电气转动，两翼便迎风而起，进退自如。后来因为两翼张开，过于阔大，恐怕碰撞误事，经科学名家改良了，免去两翼，在车顶上装了一个升降机，车后装了一个进退机，车的四面都装上机簧，纵然两车相撞，也不过相擦而过，绝无碰撞之虞，人坐在上面，十分稳当”。快车一个时辰可以走一千二百里，慢车可以走八百里。飞车往来自如，落地无声，贾宝玉忍不住赞叹道：“真是空前绝后的创造！”〔6〕这种飞车不仅为“文明境界”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水师学堂的武器军备。
《电世界》甚至还对航空运输设想了一套周全系统的交通计划：“铁路、航路尽废，改成两种交通：（甲）系飞空电艇（乙）系自然电车，有此两种，瞬息万里来去自由，还要请什么笨伯来费去许多银钱，造劳什子的铁路电轨呢？”废除铁路陆路交通，因为他们发明了“公共电车”和“地方电车”两种空运利器。凡出游千里之外者，可搭乘“公共电车”，“随地可坐，随地可下”，“世界所有的名都大城，每一小时必有公共电车来往一次”，并且筑高台，用升降机载客，使得上下电车通顺流利且无碍于陆地行人。至于千里之内，则可免费搭载低飞近地的“地方电车”，只消通知驾驶，即可随叫随上，且下车随意……
这些“飞行器”摆脱了传统非写实小说中借助超自然神力“腾云驾雾”或“骑凤凰”“骑鹤”等飞上天的想象，而是用人工智慧，按照科学原理来设计制作的。类似于此，在晚清小说的幻想中，地底隧道、高速火车、潜水艇等高科技的交通运输工具以及各种先进武器和生活用品的发明层出不穷，“飞行器”意象正是这一系列科技发明想象的代表。这些意象的出现，自然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月宫神话、海外奇谈、神魔仙境之类的启迪和人类在十九世纪末的科学技术背景，但更应归功于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
这固然出自人类本身要像鸟儿一样飞行的征服欲望，也是因为航空时代的来临（1903年，奥维尔·莱特驾驶自制飞机飞行了十二秒，掀起了西方各国发展航空运输的高潮），激发了小说家对飞行的幻想兴趣。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被强烈的亡国之危焦灼着的国人恐怕没有平静的心情进行科学技术的探讨。晚清的交通运输，无论海陆交通都呈现出十分落后的面貌。在航运上，仍旧依赖小型的沙船运输，“行程迟缓，不但有欠安稳，而且航无定期，上行时尤感困难”〔7〕；在陆路上，历来以车马为工具、以驿站为枢纽的客货形态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样的运输方式令人疲累不堪，苦于奔波，还极大地受制于气候的影响。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战争和凭借先进交通工具发展经济的侵略冲击下，门户洞开的中国渐渐有了改良交通的意识，开始创办新式轮船运输和铁路〔8〕。然而，在文学想象中，小说家已经等不及了，直接跨越了现实局限，充分利用想象，夸张地叙述了关于空运的幻想，绘制了一幅幅形象而便利的航空蓝图。“飞行器”在“晚清”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表达了中国学人对未来的强烈追求，蕴含着一种“追赶”未来的时间观念。
十九世纪世界三大科学发现之一的进化论在清末西学东渐之际输入了中国。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论率先将自然进化知识和“公羊三世说”的传统经学形式联系起来，从而将龚自珍、魏源等人变异的历史观提升为进化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进化有序”。这标志着进化论思潮在中国的兴起，进而通过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9〕。胡适也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本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10〕
这种认识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念和历史观，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泥古守旧的思想和种种传统教义，“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11〕。生物进化的原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界理所当然地弱肉强食。原本是多种科学知识学说之一的西方进化论经严复移译之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情形下，因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契合了中国人救国自强、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趋势而被中国思想界迅速广泛地接受，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奋发图强的思想理论工具。
自此，进化的观念深入人心，乃至知识分子形成了进化论思维方式，看待社会问题、文学发展等种种都以进化论来观察，诸如“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就没有进化了”〔12〕，“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13〕的论述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开始形成进化的线性时间观念，相信事物以直线方式朝着单一自明的目标结果前进，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更高级、更好、更有价值，新比旧好。
如此看来，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追赶上西方。与“速度”紧密相连的是“飞行”，因为“飞行”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快位移方式，于是大量具有神奇速度的飞行器出现在晚清小说的幻想中就不难理解。同时，乘着气球、飞车之类的飞行器，我们跨越大洋大洲，翱翔于世界各地，甚至登月，移民于外星球，视野境界由中国开阔到宇宙，暗示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中的空间位置和政治地位，传统的地理观念和时间感觉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飞行器”意象赋予了小说一种现代性时空观念和内涵。《新野叟曝言》中那艘飞舰与彗星相撞之后，木星与地球断绝往来，音讯杳无，尽管那里有大量的地球移民。各种乌托邦中的居民也都不再想回到过去，甚至不再想留在地球，要奔向月球！
这些小说中以科学知识和机械原理描绘出的“飞行器”和其他各种武器、器具，正是在上个世纪初那样一个重视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刚刚浸入中国社会但还没有被充分了解的表现。人们对各种科学技术和由技术生发出来的机器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运用所知有限的科学知识，臆想出种种神奇无比的“飞行器”和各种科技发明，以探求那些浩瀚的未知领域。凡此种种想象，说明了国人渐渐具有了开放的现代意识，有了走出传统走向世界的探索勇气。
但是，这种想象中所包含的模糊的科学理念，作为反传统的标志或构建新哲学的一部分逐渐被收编进中国传统的思维中。正如汪晖所论：“中国思想家几乎是在对西方科学本身缺少系统学习和训练的情境下讨论‘科学’问题，他们的‘科学’概念是由孔德、赫胥黎、斯宾塞、罗素、杜威等人对科学的哲学解释与中国传统的知识论、道德论、宇宙论共同构成的。中国的固有概念提供了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而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逻辑。”〔14〕而且这种单纯的、肤浅的科学认识论不仅没有真正解除中国的社会民族危机，反而加重了人的功利性、物质性追求。尤其到了五四时期，欧战后西方社会所呈现出的思想危机和萧条景象甚至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取代宗教使人失去信仰和自由意志，是战争罪恶产生的根源。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模糊“科学”理念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用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畸形儿。鲁迅就曾多次论述这个问题：“‘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15〕可见，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对科学信仰的追求并没有对中国现代化转型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是具有了一定的推动力。
想到这里，初始的惊讶不由得变成了深深的悲哀。“科学救国”所张扬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在中国传统世界的力量面前显得是那么单薄、苍白、无力。国人在一个世纪之后，还在追随着西方，寻找着未来，科学带给我们生活巨大的便利却没有促使我们大部分人怀疑这个物质世界对人类的吞噬，反而使我们更加依赖“科学”。
注释：
〔1〕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三卷，董文成、李勤学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2〕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
〔3〕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绣像小说》1904年第26期。
〔4〕陆士谔：《新中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510页。
〔5〕陆士谔：《新野叟曝言》，改良小说社1909年版，第27～30页。
〔6〕吴趼人：《新石头记》，《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7〕沈毅：《中国清代科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8〕1873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我国航运交通转变的里程碑，显示人们已共同体认到西方轮船运输的科技优势，及其在经济发展上的厚利。1888年，津沽铁路筑成，平稳、快速，盈利佳，主政者感受到铁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而筑路之风大开，火车铁道的交通科技经过了长期的误解，终于获得接受。
〔9〕《蔡元培全集》第4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2页。
〔10〕《胡适文集》第1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11〕《严复集》第1册，王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1页。
〔12〕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1920年4月1日第7卷第5号。
〔13〕茅盾：《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4〕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转引自其《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15〕鲁迅：《偶感》，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9～480页。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意象就是“飞行器”。比如气球。海天独啸子在《女娲石》中写瑶瑟乘电马离开天香院，路上用枪击中洗脑社的“好似一个大鸟，振着两翅，向南进发，斜掠横飞，纵横如意”的一个大气球〔1〕，这气球可往来自如。“俺所造气球，虽用氢气瓦斯，但与庸众大有径庭。俺因空气压力浮力之理，造成一舵，能使其球旋转如意，纵横自如。每当航天之时，球内备有二器，一曰折光表，一曰量气表。那折光表内由凸广式一个，所有光线，由凸广式通射入三棱镜。由三棱镜曲折面生像，反射入于望远镜。筒中光线交错，皆成三角。周围刻有精密度表，由三角可以测知物之远近大小”（第十二回）。不仅可以在空中自由飞行，还利用光学原理测知远景，十分便利。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也有气球。刘教习的游艇小气球里有几个小杌子，带着许多干粮、水果、牛乳、饼干等，只用了四五日就走完了黄之盛来时走了七天的路程，而且“刘绳祖所乘的气球是自己用新法改良的，所以起落自由”，不像“洋人造的气球都是随风漂泊，落下时不定在什么地方”。更加大显神威的是在黄白大战中，双方各派出气球队进行气球大战。多国部队用的是大气球，行动笨滞，而中国用的是小气球，带着日光镜，聚集太阳光点燃敌方气球，“那被焚的气球失了自由，便随风落下，有的落在鱼雷艇上，把鱼雷艇也延烧了；有的在半空里乱转，一时不即落下。……吓得敌人所有未焚的大气球在半天里四散奔逃”。中国的小气球则“灵捷异常”，敌人的炸弹“纵使竭尽平生之力也抛掷不着”〔2〕，气球在这里作为交通工具和战争武器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威力。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里主人公进行探险旅行所用的是玉太郎和濮玉环夫妻俩费了五六年的心力合造的气球，“走到气球里面，那机器的玲珑，真正是从前所没有见过的。除气舱之外，那会客的有客厅；练身体的有体操场；其余卧室及大餐间，没有一件不齐备，铺设没有一件不精致”，豪华舒适，瞬息万里，穿梭在印度、美洲、欧洲等之间，非常神奇〔3〕。此气球较之前两种更为精致，设施更为完备，也更富有生活气息，不再具有武器的进攻特征。
还有飞车、飞舰，应用在日常生活，极为便利。陆士谔在《新中国》描绘：“在空中飞行的，共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船，一种是车。”飞车最多可载五人，人多了就要用飞艇。更为先进的是“飞舰”，“就在气球上，添了两个翼翅，进退自如。就是碰着烈风猛雨，也不惧了。这还是最初时光的样子。后来，逐渐研究，逐渐改良，便长的、尖的、浑的、扁的，制造出无数新样子来，竟有到四五十种之多。现在这一种新发明的……安置了汽油机器”，飞行神速，“这种飞舰，打仗起来，装上了炸弹，抛掷到敌人水陆营里头，可就猛烈无匹了”〔4〕。飞舰到了他的《新野叟曝言》中，发展得更是厉害得不得了。它足有半里地长，高五丈开外，一小时行一千里。门是八卦缘自动门，有机关，一拔就自动打开，人进去后自己关上，外面看不见。室内无窗户，但制造者文仍制造了收光药水，把太阳光收拢而来，分布在室内四壁上，所以室内四壁光明透亮，昼夜不息，光亮适度；室内有空气箱，箱内有一换气的机器，如人体之胃，一头吸收炭气，经机器制造变为新鲜气体，从另一头再吐出，所以室内空气常鲜，清而不浊〔5〕。这飞舰，飞到欧洲征服了七十二国，飞到月球进行探险，又飞到木星，进行星际移民，它既是星际航行工具，也是攻取欧洲的武器。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所描绘的“飞车”也甚是方便，高低能随意控制，“本来取象于鸟，并不用车轮。起先是在两旁装成两翼，车内安置机轮，用电气转动，两翼便迎风而起，进退自如。后来因为两翼张开，过于阔大，恐怕碰撞误事，经科学名家改良了，免去两翼，在车顶上装了一个升降机，车后装了一个进退机，车的四面都装上机簧，纵然两车相撞，也不过相擦而过，绝无碰撞之虞，人坐在上面，十分稳当”。快车一个时辰可以走一千二百里，慢车可以走八百里。飞车往来自如，落地无声，贾宝玉忍不住赞叹道：“真是空前绝后的创造！”〔6〕这种飞车不仅为“文明境界”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水师学堂的武器军备。
《电世界》甚至还对航空运输设想了一套周全系统的交通计划：“铁路、航路尽废，改成两种交通：（甲）系飞空电艇（乙）系自然电车，有此两种，瞬息万里来去自由，还要请什么笨伯来费去许多银钱，造劳什子的铁路电轨呢？”废除铁路陆路交通，因为他们发明了“公共电车”和“地方电车”两种空运利器。凡出游千里之外者，可搭乘“公共电车”，“随地可坐，随地可下”，“世界所有的名都大城，每一小时必有公共电车来往一次”，并且筑高台，用升降机载客，使得上下电车通顺流利且无碍于陆地行人。至于千里之内，则可免费搭载低飞近地的“地方电车”，只消通知驾驶，即可随叫随上，且下车随意……
这些“飞行器”摆脱了传统非写实小说中借助超自然神力“腾云驾雾”或“骑凤凰”“骑鹤”等飞上天的想象，而是用人工智慧，按照科学原理来设计制作的。类似于此，在晚清小说的幻想中，地底隧道、高速火车、潜水艇等高科技的交通运输工具以及各种先进武器和生活用品的发明层出不穷，“飞行器”意象正是这一系列科技发明想象的代表。这些意象的出现，自然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月宫神话、海外奇谈、神魔仙境之类的启迪和人类在十九世纪末的科学技术背景，但更应归功于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
这固然出自人类本身要像鸟儿一样飞行的征服欲望，也是因为航空时代的来临（1903年，奥维尔·莱特驾驶自制飞机飞行了十二秒，掀起了西方各国发展航空运输的高潮），激发了小说家对飞行的幻想兴趣。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被强烈的亡国之危焦灼着的国人恐怕没有平静的心情进行科学技术的探讨。晚清的交通运输，无论海陆交通都呈现出十分落后的面貌。在航运上，仍旧依赖小型的沙船运输，“行程迟缓，不但有欠安稳，而且航无定期，上行时尤感困难”〔7〕；在陆路上，历来以车马为工具、以驿站为枢纽的客货形态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样的运输方式令人疲累不堪，苦于奔波，还极大地受制于气候的影响。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战争和凭借先进交通工具发展经济的侵略冲击下，门户洞开的中国渐渐有了改良交通的意识，开始创办新式轮船运输和铁路〔8〕。然而，在文学想象中，小说家已经等不及了，直接跨越了现实局限，充分利用想象，夸张地叙述了关于空运的幻想，绘制了一幅幅形象而便利的航空蓝图。“飞行器”在“晚清”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表达了中国学人对未来的强烈追求，蕴含着一种“追赶”未来的时间观念。
十九世纪世界三大科学发现之一的进化论在清末西学东渐之际输入了中国。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论率先将自然进化知识和“公羊三世说”的传统经学形式联系起来，从而将龚自珍、魏源等人变异的历史观提升为进化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进化有序”。这标志着进化论思潮在中国的兴起，进而通过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9〕。胡适也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本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10〕
这种认识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念和历史观，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泥古守旧的思想和种种传统教义，“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11〕。生物进化的原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界理所当然地弱肉强食。原本是多种科学知识学说之一的西方进化论经严复移译之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情形下，因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契合了中国人救国自强、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趋势而被中国思想界迅速广泛地接受，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奋发图强的思想理论工具。
自此，进化的观念深入人心，乃至知识分子形成了进化论思维方式，看待社会问题、文学发展等种种都以进化论来观察，诸如“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就没有进化了”〔12〕，“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13〕的论述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开始形成进化的线性时间观念，相信事物以直线方式朝着单一自明的目标结果前进，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更高级、更好、更有价值，新比旧好。
如此看来，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追赶上西方。与“速度”紧密相连的是“飞行”，因为“飞行”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快位移方式，于是大量具有神奇速度的飞行器出现在晚清小说的幻想中就不难理解。同时，乘着气球、飞车之类的飞行器，我们跨越大洋大洲，翱翔于世界各地，甚至登月，移民于外星球，视野境界由中国开阔到宇宙，暗示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中的空间位置和政治地位，传统的地理观念和时间感觉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飞行器”意象赋予了小说一种现代性时空观念和内涵。《新野叟曝言》中那艘飞舰与彗星相撞之后，木星与地球断绝往来，音讯杳无，尽管那里有大量的地球移民。各种乌托邦中的居民也都不再想回到过去，甚至不再想留在地球，要奔向月球！
这些小说中以科学知识和机械原理描绘出的“飞行器”和其他各种武器、器具，正是在上个世纪初那样一个重视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刚刚浸入中国社会但还没有被充分了解的表现。人们对各种科学技术和由技术生发出来的机器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运用所知有限的科学知识，臆想出种种神奇无比的“飞行器”和各种科技发明，以探求那些浩瀚的未知领域。凡此种种想象，说明了国人渐渐具有了开放的现代意识，有了走出传统走向世界的探索勇气。
但是，这种想象中所包含的模糊的科学理念，作为反传统的标志或构建新哲学的一部分逐渐被收编进中国传统的思维中。正如汪晖所论：“中国思想家几乎是在对西方科学本身缺少系统学习和训练的情境下讨论‘科学’问题，他们的‘科学’概念是由孔德、赫胥黎、斯宾塞、罗素、杜威等人对科学的哲学解释与中国传统的知识论、道德论、宇宙论共同构成的。中国的固有概念提供了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而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逻辑。”〔14〕而且这种单纯的、肤浅的科学认识论不仅没有真正解除中国的社会民族危机，反而加重了人的功利性、物质性追求。尤其到了五四时期，欧战后西方社会所呈现出的思想危机和萧条景象甚至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取代宗教使人失去信仰和自由意志，是战争罪恶产生的根源。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模糊“科学”理念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用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畸形儿。鲁迅就曾多次论述这个问题：“‘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15〕可见，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对科学信仰的追求并没有对中国现代化转型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是具有了一定的推动力。
想到这里，初始的惊讶不由得变成了深深的悲哀。“科学救国”所张扬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在中国传统世界的力量面前显得是那么单薄、苍白、无力。国人在一个世纪之后，还在追随着西方，寻找着未来，科学带给我们生活巨大的便利却没有促使我们大部分人怀疑这个物质世界对人类的吞噬，反而使我们更加依赖“科学”。
注释：
〔1〕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三卷，董文成、李勤学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2〕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
〔3〕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绣像小说》1904年第26期。
〔4〕陆士谔：《新中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510页。
〔5〕陆士谔：《新野叟曝言》，改良小说社1909年版，第27～30页。
〔6〕吴趼人：《新石头记》，《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7〕沈毅：《中国清代科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8〕1873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我国航运交通转变的里程碑，显示人们已共同体认到西方轮船运输的科技优势，及其在经济发展上的厚利。1888年，津沽铁路筑成，平稳、快速，盈利佳，主政者感受到铁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而筑路之风大开，火车铁道的交通科技经过了长期的误解，终于获得接受。
〔9〕《蔡元培全集》第4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2页。
〔10〕《胡适文集》第1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11〕《严复集》第1册，王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1页。
〔12〕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1920年4月1日第7卷第5号。
〔13〕茅盾：《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4〕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转引自其《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15〕鲁迅：《偶感》，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9～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