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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要求在设计思想上要和历代剥削阶级的陵墓建筑划清界限。
1977年3月，北京。春寒料峭。
清晨，高亦兰坐上公交车，从清华园出发，到天安门上班。
已经4个月了，45岁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高亦兰，一直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施工现场忙碌着。
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周，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辽宁、江苏、广东、陕西8省市的40余名建筑和美术工作者，被召集到前门饭店，为遗体安置选址并设计建筑方案。11月，纪念堂工程破土动工，设计小组部分成员转战施工现场。
公交车驶出早春的薄雾，停靠在中华门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南一栋老式洋房前。
这里就是国务院第九办公室下属“毛主席纪念堂现场设计组”的办公地点，纪念堂工程指挥部也扎营在此。
为了建起纪念堂，正阳门两侧、东西交民巷里3.4万平方米的机关单位以及1.6万平方米民居全部动迁。1977年3月，毛主席纪念堂主体工程完工。屹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往南200米，正阳门城墙往北200米处。这里原是天安门“T”型广场的南端，明代建筑中华门的所在。
中华门，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
从这个春天开始，“国门”之上，毛泽东安卧于斯，守望着这个国家。
本是设计陵墓
到1976年9月底，纪念堂设计组共做了30个方案，建筑造型多为厚重的实墙，不开窗、采光差，有很粗的柱墩，像陵墓。
方案送交国务院领导审阅，设计小组得到批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国务院要求在设计思想上要和历代剥削阶级的陵墓建筑划清界限：和人民群众对立的剥削阶级的陵墓是阴森压抑的，而为毛主席设计的遗体安置场所，应该既庄严肃穆又开朗亲切。
10月8日，中央正式做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宣布“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之后，“陵墓设计组”更名为“纪念堂设计组”。
中央发动全国建筑师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纪念堂设计方案多达600多个。
设计图一张张画出来，被做成展板，送到前门饭店，放在会场门口供各地代表参考。
10月下旬以后，设计组召开了十余天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工人师傅、领导干部、专业人员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吸收众多方案的修点，做出第一轮总结方案3个，报政治局审查。
高亦兰还记得设计室里散落着一稿一稿被淘汰下来的设计方案图，她仔细地收进柜子里：“都是建筑大师的智慧和心血，丢了怪可惜。”
“想带回学校给学生当教材，却不敢，”高亦兰回忆说，“是国家财产，也怕说不清楚。”
她后来和同事凑钱买了胶卷，翻拍了一组设计图的照片。这些设计方案，部分巧妙地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有设计师把主建筑设计成4本“大厚书”，象征已出版的4卷《毛泽东选集》；有人把一进门的主题墙壁设计成一面五星红旗；还有将建筑主体构思成圆形，寓意“东方的红太阳”。
江湖河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
选址也是个难题。
高亦兰回忆说，选址集中在四个地点：天安门北(拆除端门)，香山，景山，还有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
天安门以北地域宽敞，前有天安门，后有故宫的午门，东西有成片的苍松翠柏可以连通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但要拆掉端门，势必破坏故宫的完整性。
高亦兰保存的香山方案鸟瞰图中，纪念堂位于玉华山庄的平台上，进园门后沿路通过幸福泉和30面红旗(象征30个省市)到达纪念堂；但距城较远，不方便群众瞻仰。
景山方案是在景山半山腰上掏个洞，南北打通，山巅上有一个高塔，夜晚塔尖闪光，象征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但可能破坏景山的景观，而且前面对着故宫筒子河，大队参观的人也站不开。
反复思量，主张选址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声音越来越响。
设计师们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身躯，江湖河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最合适。
11月6日，政治局选定了这一方案。
落实具体方位时，有设计师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其上，意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南北对称，纪念碑恰似这一座天平的支点。
更多的设计师却舍不得---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明确了广场的南北界限；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得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高高的正阳门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还会增加景深。
纪念堂的高度，最终确定为33.6米。这样一来，正阳门得以保存，在天安门城楼上远眺纪念堂时，也不会看到42米高的正阳门城墙扣在纪念堂上的大剪影。
在纪念堂主要入口的朝向这一问题上，设计小组成员遵从了毛泽东生前的教导：“政治标准应放第一位”。
天大的荣幸
1977年2月，40岁的安佑忠背着照相机，兴奋地到纪念堂工程指挥部报到。
在此之前，他在青海跑过马拉松，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当年被称作“小安子”的安佑忠，家庭出身不好，但表现很出色。
“文革”中，在建筑公司劳动的他画毛主席像，出黑板报，成了宣传骨干。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指挥部成立后，安佑忠被点将到纪念堂施工现场搞宣传。
安佑忠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人都要经过政治审查，就连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去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也要层层审查。
在安佑忠的镜头里，记录了1977年的5月22号，毛岸青、邵华带着幼年的毛新宇来劳动。
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一手摁着钢筋，一手拿着铁刷子去锈。安佑忠说，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就是人海战术，现代机械很少，靠的就是人抬肩扛。
8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盛殓遗体的水晶棺运抵纪念堂。
负责研制水晶棺的北京玻璃总厂603分厂挑选了政治过硬、身高差不多1.8米的壮小伙子来抬棺。工人们先用滚木推着棺材一路轱辘到门口的台阶前，再一级级往台阶上搬，水晶棺很重，前后有百十号人不停倒手，才进入大厅。
安佑忠想跟进去拍照，却被警卫拦下了。
1977年3月，北京。春寒料峭。
清晨，高亦兰坐上公交车，从清华园出发，到天安门上班。
已经4个月了，45岁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高亦兰，一直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施工现场忙碌着。
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周，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辽宁、江苏、广东、陕西8省市的40余名建筑和美术工作者，被召集到前门饭店，为遗体安置选址并设计建筑方案。11月，纪念堂工程破土动工，设计小组部分成员转战施工现场。
公交车驶出早春的薄雾，停靠在中华门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南一栋老式洋房前。
这里就是国务院第九办公室下属“毛主席纪念堂现场设计组”的办公地点，纪念堂工程指挥部也扎营在此。
为了建起纪念堂，正阳门两侧、东西交民巷里3.4万平方米的机关单位以及1.6万平方米民居全部动迁。1977年3月，毛主席纪念堂主体工程完工。屹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往南200米，正阳门城墙往北200米处。这里原是天安门“T”型广场的南端，明代建筑中华门的所在。
中华门，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
从这个春天开始，“国门”之上，毛泽东安卧于斯，守望着这个国家。
本是设计陵墓
到1976年9月底，纪念堂设计组共做了30个方案，建筑造型多为厚重的实墙，不开窗、采光差，有很粗的柱墩，像陵墓。
方案送交国务院领导审阅，设计小组得到批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国务院要求在设计思想上要和历代剥削阶级的陵墓建筑划清界限：和人民群众对立的剥削阶级的陵墓是阴森压抑的，而为毛主席设计的遗体安置场所，应该既庄严肃穆又开朗亲切。
10月8日，中央正式做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宣布“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之后，“陵墓设计组”更名为“纪念堂设计组”。
中央发动全国建筑师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纪念堂设计方案多达600多个。
设计图一张张画出来，被做成展板，送到前门饭店，放在会场门口供各地代表参考。
10月下旬以后，设计组召开了十余天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工人师傅、领导干部、专业人员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吸收众多方案的修点，做出第一轮总结方案3个，报政治局审查。
高亦兰还记得设计室里散落着一稿一稿被淘汰下来的设计方案图，她仔细地收进柜子里：“都是建筑大师的智慧和心血，丢了怪可惜。”
“想带回学校给学生当教材，却不敢，”高亦兰回忆说，“是国家财产，也怕说不清楚。”
她后来和同事凑钱买了胶卷，翻拍了一组设计图的照片。这些设计方案，部分巧妙地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有设计师把主建筑设计成4本“大厚书”，象征已出版的4卷《毛泽东选集》；有人把一进门的主题墙壁设计成一面五星红旗；还有将建筑主体构思成圆形，寓意“东方的红太阳”。
江湖河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
选址也是个难题。
高亦兰回忆说，选址集中在四个地点：天安门北(拆除端门)，香山，景山，还有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
天安门以北地域宽敞，前有天安门，后有故宫的午门，东西有成片的苍松翠柏可以连通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但要拆掉端门，势必破坏故宫的完整性。
高亦兰保存的香山方案鸟瞰图中，纪念堂位于玉华山庄的平台上，进园门后沿路通过幸福泉和30面红旗(象征30个省市)到达纪念堂；但距城较远，不方便群众瞻仰。
景山方案是在景山半山腰上掏个洞，南北打通，山巅上有一个高塔，夜晚塔尖闪光，象征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但可能破坏景山的景观，而且前面对着故宫筒子河，大队参观的人也站不开。
反复思量，主张选址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声音越来越响。
设计师们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身躯，江湖河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最合适。
11月6日，政治局选定了这一方案。
落实具体方位时，有设计师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其上，意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南北对称，纪念碑恰似这一座天平的支点。
更多的设计师却舍不得---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明确了广场的南北界限；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得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高高的正阳门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还会增加景深。
纪念堂的高度，最终确定为33.6米。这样一来，正阳门得以保存，在天安门城楼上远眺纪念堂时，也不会看到42米高的正阳门城墙扣在纪念堂上的大剪影。
在纪念堂主要入口的朝向这一问题上，设计小组成员遵从了毛泽东生前的教导：“政治标准应放第一位”。
天大的荣幸
1977年2月，40岁的安佑忠背着照相机，兴奋地到纪念堂工程指挥部报到。
在此之前，他在青海跑过马拉松，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当年被称作“小安子”的安佑忠，家庭出身不好，但表现很出色。
“文革”中，在建筑公司劳动的他画毛主席像，出黑板报，成了宣传骨干。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指挥部成立后，安佑忠被点将到纪念堂施工现场搞宣传。
安佑忠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人都要经过政治审查，就连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去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也要层层审查。
在安佑忠的镜头里，记录了1977年的5月22号，毛岸青、邵华带着幼年的毛新宇来劳动。
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一手摁着钢筋，一手拿着铁刷子去锈。安佑忠说，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就是人海战术，现代机械很少，靠的就是人抬肩扛。
8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盛殓遗体的水晶棺运抵纪念堂。
负责研制水晶棺的北京玻璃总厂603分厂挑选了政治过硬、身高差不多1.8米的壮小伙子来抬棺。工人们先用滚木推着棺材一路轱辘到门口的台阶前，再一级级往台阶上搬，水晶棺很重，前后有百十号人不停倒手，才进入大厅。
安佑忠想跟进去拍照，却被警卫拦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