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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干部”的是是非非
“打工干部”一词最早出现于10年前，一些省市县（区）相继出台改革政策，要求部分符合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一段时间里离岗“打工”、“下海”。比较著名的有贵州罗甸县、湖北咸宁市咸安区、江西安义县、吉林榆树市等地。今年6月，河南驻马店市的西平县出台文件，组织2700多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离岗“打工”和创业，并对离岗形式做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
对于这些改革，媒体上大多是批评文章，对这一改革基本持否定态度，如《官员带薪下海：突破底线的淘金之路》（《决策》2005.8，谢明）、《公务员“带薪下海”———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中国经营报》2004.9.9，邓聿文）、《“带薪下海”莫泛滥》（人民网，李丹），等等。批评者大都是院校的师生和科研机构的学者，笔者也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十分敬佩，但基于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多年，对政府决策有一些了解，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不等同于“官员”，将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一律称为官员是不妥的。“官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掌握着很大的公共权力，但一般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掌握的权力十分有限，许多只是办事员而已，尤其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更是如此。“下海”与“打工”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下海”应是机关事业单位拥有一定实权的官员，累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凭借较好社会资源或优越的个人条件，辞去公职,或自己创业或去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任职。贵州罗甸等地要求干部去深圳等沿海地区谋职，应为挂职锻炼，如果留在当地不回来，才可算作“下海”。
对于公职人员的“打工”、“下海”，我们需要理性评判其改革的出发点和效果。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要想通过强制公职人员离岗“打工”、“下海”改变现状，显然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改革实现一定的改善应是可能。
改变个人和社会的心态
有机关经历或了解机关的人都知道，在机关里呆的时间长了，不少人的心态变得不太平和，有的心浮气躁，作风漂浮；有的意志消沉，得过且过；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盛气凌人，趾高气扬。通过“打工”、“下海”和挂职锻炼，吃上一些苦头，可以使他们了解、体验创业之不易，百姓之不易，使他们平和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和位置，认识自身价值，增加一些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江西安义县检察院检察官胡明，一年时间里，在5个城市谋职、创业，经历3次失败，2次重创，最后不无感慨地说：“真是昔日为官人求我，今日换官为民受刁难啊！”笔者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一些“打工干部”，发现他们的心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变。有的说，与普通百姓相比，我们是很幸运的，要珍惜现在的职业和岗位；有的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的素质和能力有限，还是给企业和社会做好服务吧。
同时，通过“打工”、“下海”，在一定程度上对公职人员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改变社会对公职人员的看法。那种视机关干部为“父母官”的观念，那种机关干部高高在上、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最主要的是，对传统的官僚思想和官僚主义产生有力冲击。
另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欧美，政治家和企业家“换位”的障碍已经被打通，在中国却刚刚开始。几年前，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辞官“下海”；前不久温州的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辞职“下海”；最近上海虹口区区长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不论人们对此如何评价，总算开创了中国官员进入商界的先河。只有当官员下海不成其为新闻，也不被议论的时候，政经的通道才真正打通。
改善政府的服务
给企业和社会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应是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构建服务型政府，也是政府各项工作的集中体现。现今来看，提升政府服务品质，公职人员“换位思考”是关键。心态变，行为才变，行为变，服务就变。
笔者做了个调查发现，一直在省市机关工作的公职人员与有乡镇工作经历的心态不一样，后者对农村有更多了解，对农村和农民有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前者对农村农民的了解相对少一些，如一些城市市直机关一些干部将农村的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叫作“村政府”，将街道办事处理解为“STREET”，认为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下的某条街。听说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因征地拆迁获得一些补偿，就认为现在的农民非常富裕。
另外，有企业经历，尤其是外企和民营企业经历的，与没有企业经历的，差别也较大。让公职人员接触经济第一线，既有助于他们真正认识社会、理解社会，更有利于提升他们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素质和能力，这些对政府服务的改善是非常有益的。
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公职人员的个人福利，表现为通过教育培训，去先进地区挂职锻炼，从事挑战性的岗位，创业等，可以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丰富人生阅历，有的甚至可以据此调整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以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意味着事业发展的改进、个人待遇和生活的改善，也即“自我增值”，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改进。
河南西平县改革的设想之一就是，如果外出的干部能获得比坐机关更好的待遇和生活，对他自己和县里都是好事；虽然县机关是比较有保障的单位，但是能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去获得更好的工作，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会给县里的财政减轻压力。
当前，不少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些干部思想陈旧，官本位意识浓厚，耗在机关里“排对子、等位子、找门子”现象严重。组织引导干部离岗投身经济建设，就是要破解这一难题，让广大干部职工由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变成创造者，由“吃税人”变成“纳税人”。表面上看，公职人员“打工”、“下海”保留工资待遇，对下岗工人、对农民来说似不公平，但从全社会来说则并非如此：其一，财政负担有所减轻。给他们支付的工资只是基本工资，并不包括奖金和其他福利，还减少了办公费用。其二，“打工”也好、“下海”也好，毕竟或多或少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虽然一部分进入个人口袋，但还是有相当部分属于社会。
由于职业和岗位的局限，有不少人对改革目标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如误认为改革的一大原因是为了精简冗员。事实上，精简冗员也好，“消肿”政府机构也好，并不是改革的出发点，也不可能是改革的结果。从各地出台的政策就可看出，离岗一年、或两年，或三年，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回来，在规定期限内，实行“三不变”政策，即编制不变、职务职级不变、工资待遇不变。
改革源自特殊的环境和背景
对于公职人员“打工”、“下海”改革的评判，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尤其是不能忽略各地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的差异。用发达国家的标准，用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用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去要求，去衡量、判断,并不能完全适用。
现行体制下，党政机关的机构精简、人员分流难度非常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简机构和分流人员，越到基层，越难有大的作为，很多事情，一个县委书记，甚至市委书记也难有大的作为。当前，我国廉价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已经步入一个代价更高的改革阶段。改革创新需要付出代价，工人下岗需要付出代价，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分流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尽管有许多不合理，但这是中国的现实。
对于“带薪下海”会使权力进入市场，容易导致官商勾结、破坏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等的担忧，笔者认为大可不必。那些到沿海地带“打工“的公职人员，要想做到权力寻租，权力腐败，我看是“痴人做梦”。那些留在本地的公职人员，或多或少会将权力与商业结合起来，但能量和影响十分有限。我们不能否认个别官员有这样的能量，但绝大多数应该离这个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有能量的官员，你不强制他离岗下海，他早就下海了。
当然，公职人员“下海”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个别地方官商结合的现象可能存在，拿公权当股份，非法地利用“附加值”，导致权力腐败。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设计有问题，监督不健全，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因而不能据此判断改革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即使不组织公职人员“下海”，仍然有不少掌握公权力的人以私人身份变身参与煤窑、矿山、酒楼等的承包经营。可见，制度建设才是关键。从各地改革的情况来看，笔者更倾向于组织引导公职人员离开本地去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像贵州罗甸、湖北咸安区一样。
“打工干部”一词最早出现于10年前，一些省市县（区）相继出台改革政策，要求部分符合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一段时间里离岗“打工”、“下海”。比较著名的有贵州罗甸县、湖北咸宁市咸安区、江西安义县、吉林榆树市等地。今年6月，河南驻马店市的西平县出台文件，组织2700多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离岗“打工”和创业，并对离岗形式做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
对于这些改革，媒体上大多是批评文章，对这一改革基本持否定态度，如《官员带薪下海：突破底线的淘金之路》（《决策》2005.8，谢明）、《公务员“带薪下海”———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中国经营报》2004.9.9，邓聿文）、《“带薪下海”莫泛滥》（人民网，李丹），等等。批评者大都是院校的师生和科研机构的学者，笔者也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十分敬佩，但基于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多年，对政府决策有一些了解，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不等同于“官员”，将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一律称为官员是不妥的。“官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掌握着很大的公共权力，但一般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掌握的权力十分有限，许多只是办事员而已，尤其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更是如此。“下海”与“打工”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下海”应是机关事业单位拥有一定实权的官员，累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凭借较好社会资源或优越的个人条件，辞去公职,或自己创业或去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任职。贵州罗甸等地要求干部去深圳等沿海地区谋职，应为挂职锻炼，如果留在当地不回来，才可算作“下海”。
对于公职人员的“打工”、“下海”，我们需要理性评判其改革的出发点和效果。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要想通过强制公职人员离岗“打工”、“下海”改变现状，显然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改革实现一定的改善应是可能。
改变个人和社会的心态
有机关经历或了解机关的人都知道，在机关里呆的时间长了，不少人的心态变得不太平和，有的心浮气躁，作风漂浮；有的意志消沉，得过且过；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盛气凌人，趾高气扬。通过“打工”、“下海”和挂职锻炼，吃上一些苦头，可以使他们了解、体验创业之不易，百姓之不易，使他们平和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和位置，认识自身价值，增加一些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江西安义县检察院检察官胡明，一年时间里，在5个城市谋职、创业，经历3次失败，2次重创，最后不无感慨地说：“真是昔日为官人求我，今日换官为民受刁难啊！”笔者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一些“打工干部”，发现他们的心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变。有的说，与普通百姓相比，我们是很幸运的，要珍惜现在的职业和岗位；有的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的素质和能力有限，还是给企业和社会做好服务吧。
同时，通过“打工”、“下海”，在一定程度上对公职人员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改变社会对公职人员的看法。那种视机关干部为“父母官”的观念，那种机关干部高高在上、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最主要的是，对传统的官僚思想和官僚主义产生有力冲击。
另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欧美，政治家和企业家“换位”的障碍已经被打通，在中国却刚刚开始。几年前，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辞官“下海”；前不久温州的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辞职“下海”；最近上海虹口区区长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不论人们对此如何评价，总算开创了中国官员进入商界的先河。只有当官员下海不成其为新闻，也不被议论的时候，政经的通道才真正打通。
改善政府的服务
给企业和社会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应是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构建服务型政府，也是政府各项工作的集中体现。现今来看，提升政府服务品质，公职人员“换位思考”是关键。心态变，行为才变，行为变，服务就变。
笔者做了个调查发现，一直在省市机关工作的公职人员与有乡镇工作经历的心态不一样，后者对农村有更多了解，对农村和农民有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前者对农村农民的了解相对少一些，如一些城市市直机关一些干部将农村的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叫作“村政府”，将街道办事处理解为“STREET”，认为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下的某条街。听说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因征地拆迁获得一些补偿，就认为现在的农民非常富裕。
另外，有企业经历，尤其是外企和民营企业经历的，与没有企业经历的，差别也较大。让公职人员接触经济第一线，既有助于他们真正认识社会、理解社会，更有利于提升他们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素质和能力，这些对政府服务的改善是非常有益的。
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公职人员的个人福利，表现为通过教育培训，去先进地区挂职锻炼，从事挑战性的岗位，创业等，可以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丰富人生阅历，有的甚至可以据此调整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以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意味着事业发展的改进、个人待遇和生活的改善，也即“自我增值”，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改进。
河南西平县改革的设想之一就是，如果外出的干部能获得比坐机关更好的待遇和生活，对他自己和县里都是好事；虽然县机关是比较有保障的单位，但是能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去获得更好的工作，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会给县里的财政减轻压力。
当前，不少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些干部思想陈旧，官本位意识浓厚，耗在机关里“排对子、等位子、找门子”现象严重。组织引导干部离岗投身经济建设，就是要破解这一难题，让广大干部职工由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变成创造者，由“吃税人”变成“纳税人”。表面上看，公职人员“打工”、“下海”保留工资待遇，对下岗工人、对农民来说似不公平，但从全社会来说则并非如此：其一，财政负担有所减轻。给他们支付的工资只是基本工资，并不包括奖金和其他福利，还减少了办公费用。其二，“打工”也好、“下海”也好，毕竟或多或少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虽然一部分进入个人口袋，但还是有相当部分属于社会。
由于职业和岗位的局限，有不少人对改革目标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如误认为改革的一大原因是为了精简冗员。事实上，精简冗员也好，“消肿”政府机构也好，并不是改革的出发点，也不可能是改革的结果。从各地出台的政策就可看出，离岗一年、或两年，或三年，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回来，在规定期限内，实行“三不变”政策，即编制不变、职务职级不变、工资待遇不变。
改革源自特殊的环境和背景
对于公职人员“打工”、“下海”改革的评判，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尤其是不能忽略各地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的差异。用发达国家的标准，用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用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去要求，去衡量、判断,并不能完全适用。
现行体制下，党政机关的机构精简、人员分流难度非常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简机构和分流人员，越到基层，越难有大的作为，很多事情，一个县委书记，甚至市委书记也难有大的作为。当前，我国廉价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已经步入一个代价更高的改革阶段。改革创新需要付出代价，工人下岗需要付出代价，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分流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尽管有许多不合理，但这是中国的现实。
对于“带薪下海”会使权力进入市场，容易导致官商勾结、破坏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等的担忧，笔者认为大可不必。那些到沿海地带“打工“的公职人员，要想做到权力寻租，权力腐败，我看是“痴人做梦”。那些留在本地的公职人员，或多或少会将权力与商业结合起来，但能量和影响十分有限。我们不能否认个别官员有这样的能量，但绝大多数应该离这个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有能量的官员，你不强制他离岗下海，他早就下海了。
当然，公职人员“下海”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个别地方官商结合的现象可能存在，拿公权当股份，非法地利用“附加值”，导致权力腐败。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设计有问题，监督不健全，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因而不能据此判断改革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即使不组织公职人员“下海”，仍然有不少掌握公权力的人以私人身份变身参与煤窑、矿山、酒楼等的承包经营。可见，制度建设才是关键。从各地改革的情况来看，笔者更倾向于组织引导公职人员离开本地去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像贵州罗甸、湖北咸安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