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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对手评价为“强硬但是讲道理”，“是最令人头痛，但又是达成协议最多的谈判对手”。
当年，他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方14个专家小组组长，主谈了香港回归前中英关于香港政权交接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大到经济政策、财政预算、大型基建、驻军防务、政府资产和档案交接、居留权定义和特区护照设计发放，小到首套特区纪念邮票、纪律部队徽号设计。最终，全部与英方达成共识。
他是陈佐洱。
陈佐洱曾任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0年，现为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曾参与了港澳回归前后的许多重要工作。如今年届七十依然神采奕奕的他说：“从下半辈子起，我已经和香港分不开了。”
夕阳西下，在陈佐洱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朝南的办公室窗前，盆栽常青树修长的叶子，低垂在与叶子一样绿色的沙发扶手上。座中这位香港市民最为熟悉的内地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那段于家于国都不平凡的经历。
最艰难的经济谈判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厚实的财政“家底”，香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将经历怎样的风雨飘摇?
1995年，正是为了争取这样一份“家底”，陈佐洱个人被对手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经受了“谈判生涯中最跌宕起伏的难忘一课”。
1995年11月，经过将近7个月的反复较量，中方参与香港跨回归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制的努力逐渐到位。但是，在中英专家小组第5次会议召开前夕，港英社会福利署署长的一次公开演讲，引起了陈佐洱“严重关注”。
这位爱尔兰籍的港英官员在题为“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顶尖的制度”的演讲中骄傲地说，目前香港社会福利的提升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95年社会福利开支是5年前的2.5倍，年增幅达27％。根据政府现行规划，到2000年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将达到第一世界国家水平。
陈佐洱发现，这位署长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英方管治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而该社会福利计划却延伸到2000年，而且从未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里面提出磋商；英方有权为未来中国香港特区做规划吗?二是当时香港GDP增幅仅为5％，要支撑社会福利27％的逐年递增，头几年还勉强可行，后几年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必难以为继，一旦经济不振，后果更不堪设想。
中国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人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英方在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时期的施政，只有力求与基本法规定相衔接，才可能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而不是相反。陈佐洱认为，末代港督彭定康之所以在临撤退前大撒金钱，不但是为了收买人心，而且是为了给未来的香港管治“埋地雷”。
陈佐洱组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简称中代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彭定康1992年出任港督后，其首份施政报告即鼓吹大幅提高社会福利，有关开支从93／94财政年度起迅速上升，5年间在经常性公共开支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竞达66.5％。港英的财政收支已因其新政出现了赤字，照此变本加厉“节源开流”下去，下一年度赤字很可能继续扩大。可是直到1995年10月，这个曾在英国撰文反对福利主义的保守党前主席还在大声疾呼，要在继续提高香港福利开支的同时，进一步减税和冻结收费。
1995年11月底，中英财政预算编制专家小组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佐洱一开场便省掉了近似惯例的几句风花雪月的开场白，直切问题核心，要求英方坚持审慎理财原则。
陈佐洱当着众多记者的面说：“中方主张香港社会福利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基本法里也有明确规定，1997年以后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像这样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那肇祸司机就是港督彭定康。”
陈佐洱在北京的发言，当天就被远在香港的彭定康解读为，中方说提高福利就要“车毁人亡”，还偷换概念指赛车司机是港人。一星期内，成百上千篇大小文章对陈佐洱发起了攻击，他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不少香港同胞也给予了陈佐洱宝贵的支持。他有一次乘飞机，一位坐在后排的香港人对他说：你是陈代表吗?你的“车毁人亡”论说得好啊，我们支持你。又一次，他在香港乘计程车，的土司机从后视镜里面认出他，说：陈代表你那番话说得好，英国人走以前就是想把钱都花完，你要替我们看住这笔数啊。还有一些市民通过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新华社给他写信，表达支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为香港掌舵的特首董建华、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以及后任梁锦松、唐英年等要员都曾动情地感谢中央政府，当面感念陈佐洱，在中英共同编制跨1997年财政预算案时为香港把住了关，并赞赏当年“车毁人亡”的警示。
与此类似的，与英方激烈讨价还价的经济谈判，还有破解“玫瑰园计划”。
上世纪90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园计划”，预计花费1247亿到2000亿港币，即差不多香港政府当时所有财政储备，加上大规模举债，来进行被称之为“玫瑰园计划”的机场及港口建设，使得回归时的香港将只剩下区区50亿港币储备。在陈佐洱看来，所谓“玫瑰园”对于未来只是枝扎手的玫瑰，中方坚决反对。
陈佐洱回顾，当时围绕“玫瑰园计划”中最为关键的香港新机场建设，中方提出了三条谈判原则：第一，香港的确需要一个新机场；第二，新机场的建设必须符合成本效益；第三，要为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带来福祉。
起初，英方拒绝中方介入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中方随即表示，如果英方选择抛开中方“单干”，那么，整个工程的支付以及相关债务，1997年之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将概不负责。这一表态让英国人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经过艰难的多轮谈判，英国首相梅杰终于1991年9月来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不仅为未来香港留足了“家底”，而且强化了从今往后凡是跨越九七的事务必须中英双方商量着办的重要原则。 对于在经济谈判中寸金必争的坚持，陈佐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主要是为香港的未来考虑。因为当时香港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能代表未来香港特区的利益，所以责任格外重大。“车毁人亡”论，在当时来说，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像和尚敲了通木鱼”。
香港绝不能一分钟不设防
根据协议，解放军驻港部队应于1997年7月1日零时进驻香港。当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听取有关汇报时敏锐地发现，这方案存在严重缺陷——假如驻港部队7月1日零时才开进，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的路程就需2～3个小时，更遑论进入各自岗位履行防务职责。这就意味着，当中英两国首脑和数千名前来见证的各国政要和各界名流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时，香港将出现严重的防务真空。
中央领导人指示，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绝不能一分钟不设防。驻港部队必须立即组成一支先头部队，携带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就开进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全香港的防务责任。
外交部当即受命，通过多个渠道开始了与英方的磋商，却受到一意要体面撤退的英方的强硬回绝。
6月16日中午，陈佐洱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也即未来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赵稷华大使的办公室，接听来自北京的重要电话。电话里，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指示他，立即带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中方专家组，与英方开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问题。“时间不多了，一定争取在一周时间内与英方达成协议。关键是——快!”
北京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中代处下达指示是非常罕见的，而且指定时限一周也是以往谈判从未有过的。
此后的五天五夜，陈佐洱可谓不眠不休。
头两天，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当又一天的谈判无果而终之后，陈佐洱与英方代表包雅伦都郁闷地走在团队后面。共同的心境，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决定，再单独谈一下。
二人回头走进谈判大厅，看见工作人员已在收拾桌上的文具、茶杯、话筒等用品，只好就近步入旁边一个三四平方米大小、摆着一张条凳的储藏室。
二人默默无声地进来，短暂、坦率地交换意见后，又默默无声地分开。进来时心情沉重，但走出这黑屋时，心里却有了光明。虽然这次非正式、无记录的谈话并不足以为凭，但双方都知道了，还有“戏”。
不出所料，6月21日，会情骤变，双方迅速就最困难的进驻军营问题达成了一致。先头部队509人终于能在香港回归前3小时，开进从北到南的石岗、昂船洲、威尔斯亲王大厦英军总部和赤柱4个要害军营。
那晚回到中代处，发完电报，陈佐洱和同事们才感觉到了什么叫“筋疲力尽”。5天5夜的劳顿，一下子压到眼皮上。
23日下午，英代处正式通知，伦敦高层接受了中英专家小组会议形成的全部共识。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将提前开进香港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自接受谈判任务，到成功发布消息，正好经过7天。
2009年9月，陈佐洱有机会再次造访当年的谈判楼。这座坐落在坚尼地道、依山而筑的意大利式小楼，已改变用途为前任特首办公楼。而当年和包雅伦密谈的小储藏室，也已在重新装修时拆除了，成为工作人员办公室的一部分。
先遣部队进入落马洲口岸时，陈佐洱心中唱起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忆起了1994年驻军谈判期间的一次经历。
当时，他曾和同事到有“无敌海景”之称的香港岛最南端的赤柱，实地考察拟议中将移交中方的英军校级军官宿舍营地。回来的路上，他提议拐到附近东湾头路的圣士提反书院(St.Stephen’s College)去看一看。
这所全港面积最大的历史名校，曾经发生过一起鲜为人知的惨痛血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发起攻击，英军仅半个月就丢失了新界、九龙，节节败退到港岛，最后，跨海去向日军投降。日军的铁蹄在圣诞节这天踏上香港岛，一队日军开进临时改建成英军伤病医院的圣士提反书院，将170名手无寸铁的伤病员和医生、护士全部残杀。现场目睹惨案的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战后东京战犯法庭上作了翔实证词。由于这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英、日两国至今都不愿意触及它。
因此，严格地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强占香港到香港回归祖国，英国的管治有3年8个月中断——是它的国家代表扯着白旗把“女王王冠上的明珠”拱手献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随即向香港派出军人总督，把这块“征服的领土”正式纳入日本帝国的版图。
凭吊的时候，陈佐洱在反思历史，他总结出：军事用地固然重要，但驻守其中的人的意志更加重要。终审权是大民主
除了经济、驻军，终审法院议题的谈判也给陈佐洱带来了很大压力。
在英国管治的150多年里，香港法院的终审权掌握于伦敦的王室咨询机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这个有上千年历史的机构是专门受理海外领地、王家属地和英联邦成员国家终审案件的。香港每年有一二十宗案子要上报伦敦枢密院。
1995年3月24日，时隔三年之久，中英双方终于就终审法院问题重开谈判，举行第5次专家会议。
6月9日，经过5年努力换来的寥寥19行的协议文本签署。当天，陈佐洱对媒体表示，一个完全按照基本法规定，以中方为主、英方协助方式建立的终审法院，一个独立完整的、史无前例的司法体系，必定会在1997年7月1日的香港特区出现。它将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有力保证。
陈佐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授权香港特区享有终审权，这无疑是高度自治，“是大民主，不是小民主”。
协议对外公布后，受到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历经了1208天外交谈判，陈佐洱常常想着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孙中山当年讲的，弱国无外交。第二句话，是他的老上级、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姬鹏飞所说的，在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外交是妥协的产物。
所以，他在中英谈判期间，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作为一个外交官，在国家利益得到维护、国家尊严得到保障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满足对方的一些关注，是为了谋取国家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谈判结果不可能是一边倒的，一边倒的问题何须谈判呢?
时间最终走到了1997年6月30日子夜。
陈佐洱出席了中英关于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在这1208天的最后一分钟里，他昂首挺胸肃立，目不转睛地望着英国国旗缓缓降下，中国国旗呼啦啦地飘扬上升。
“我想，不辱使命，我做到了。”陈佐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年，他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方14个专家小组组长，主谈了香港回归前中英关于香港政权交接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大到经济政策、财政预算、大型基建、驻军防务、政府资产和档案交接、居留权定义和特区护照设计发放，小到首套特区纪念邮票、纪律部队徽号设计。最终，全部与英方达成共识。
他是陈佐洱。
陈佐洱曾任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0年，现为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曾参与了港澳回归前后的许多重要工作。如今年届七十依然神采奕奕的他说：“从下半辈子起，我已经和香港分不开了。”
夕阳西下，在陈佐洱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朝南的办公室窗前，盆栽常青树修长的叶子，低垂在与叶子一样绿色的沙发扶手上。座中这位香港市民最为熟悉的内地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那段于家于国都不平凡的经历。
最艰难的经济谈判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厚实的财政“家底”，香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将经历怎样的风雨飘摇?
1995年，正是为了争取这样一份“家底”，陈佐洱个人被对手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经受了“谈判生涯中最跌宕起伏的难忘一课”。
1995年11月，经过将近7个月的反复较量，中方参与香港跨回归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制的努力逐渐到位。但是，在中英专家小组第5次会议召开前夕，港英社会福利署署长的一次公开演讲，引起了陈佐洱“严重关注”。
这位爱尔兰籍的港英官员在题为“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顶尖的制度”的演讲中骄傲地说，目前香港社会福利的提升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95年社会福利开支是5年前的2.5倍，年增幅达27％。根据政府现行规划，到2000年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将达到第一世界国家水平。
陈佐洱发现，这位署长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英方管治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而该社会福利计划却延伸到2000年，而且从未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里面提出磋商；英方有权为未来中国香港特区做规划吗?二是当时香港GDP增幅仅为5％，要支撑社会福利27％的逐年递增，头几年还勉强可行，后几年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必难以为继，一旦经济不振，后果更不堪设想。
中国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人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英方在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时期的施政，只有力求与基本法规定相衔接，才可能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而不是相反。陈佐洱认为，末代港督彭定康之所以在临撤退前大撒金钱，不但是为了收买人心，而且是为了给未来的香港管治“埋地雷”。
陈佐洱组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简称中代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彭定康1992年出任港督后，其首份施政报告即鼓吹大幅提高社会福利，有关开支从93／94财政年度起迅速上升，5年间在经常性公共开支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竞达66.5％。港英的财政收支已因其新政出现了赤字，照此变本加厉“节源开流”下去，下一年度赤字很可能继续扩大。可是直到1995年10月，这个曾在英国撰文反对福利主义的保守党前主席还在大声疾呼，要在继续提高香港福利开支的同时，进一步减税和冻结收费。
1995年11月底，中英财政预算编制专家小组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佐洱一开场便省掉了近似惯例的几句风花雪月的开场白，直切问题核心，要求英方坚持审慎理财原则。
陈佐洱当着众多记者的面说：“中方主张香港社会福利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基本法里也有明确规定，1997年以后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像这样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那肇祸司机就是港督彭定康。”
陈佐洱在北京的发言，当天就被远在香港的彭定康解读为，中方说提高福利就要“车毁人亡”，还偷换概念指赛车司机是港人。一星期内，成百上千篇大小文章对陈佐洱发起了攻击，他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不少香港同胞也给予了陈佐洱宝贵的支持。他有一次乘飞机，一位坐在后排的香港人对他说：你是陈代表吗?你的“车毁人亡”论说得好啊，我们支持你。又一次，他在香港乘计程车，的土司机从后视镜里面认出他，说：陈代表你那番话说得好，英国人走以前就是想把钱都花完，你要替我们看住这笔数啊。还有一些市民通过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新华社给他写信，表达支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为香港掌舵的特首董建华、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以及后任梁锦松、唐英年等要员都曾动情地感谢中央政府，当面感念陈佐洱，在中英共同编制跨1997年财政预算案时为香港把住了关，并赞赏当年“车毁人亡”的警示。
与此类似的，与英方激烈讨价还价的经济谈判，还有破解“玫瑰园计划”。
上世纪90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园计划”，预计花费1247亿到2000亿港币，即差不多香港政府当时所有财政储备，加上大规模举债，来进行被称之为“玫瑰园计划”的机场及港口建设，使得回归时的香港将只剩下区区50亿港币储备。在陈佐洱看来，所谓“玫瑰园”对于未来只是枝扎手的玫瑰，中方坚决反对。
陈佐洱回顾，当时围绕“玫瑰园计划”中最为关键的香港新机场建设，中方提出了三条谈判原则：第一，香港的确需要一个新机场；第二，新机场的建设必须符合成本效益；第三，要为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带来福祉。
起初，英方拒绝中方介入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中方随即表示，如果英方选择抛开中方“单干”，那么，整个工程的支付以及相关债务，1997年之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将概不负责。这一表态让英国人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经过艰难的多轮谈判，英国首相梅杰终于1991年9月来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不仅为未来香港留足了“家底”，而且强化了从今往后凡是跨越九七的事务必须中英双方商量着办的重要原则。 对于在经济谈判中寸金必争的坚持，陈佐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主要是为香港的未来考虑。因为当时香港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能代表未来香港特区的利益，所以责任格外重大。“车毁人亡”论，在当时来说，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像和尚敲了通木鱼”。
香港绝不能一分钟不设防
根据协议，解放军驻港部队应于1997年7月1日零时进驻香港。当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听取有关汇报时敏锐地发现，这方案存在严重缺陷——假如驻港部队7月1日零时才开进，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的路程就需2～3个小时，更遑论进入各自岗位履行防务职责。这就意味着，当中英两国首脑和数千名前来见证的各国政要和各界名流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时，香港将出现严重的防务真空。
中央领导人指示，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绝不能一分钟不设防。驻港部队必须立即组成一支先头部队，携带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就开进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全香港的防务责任。
外交部当即受命，通过多个渠道开始了与英方的磋商，却受到一意要体面撤退的英方的强硬回绝。
6月16日中午，陈佐洱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也即未来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赵稷华大使的办公室，接听来自北京的重要电话。电话里，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指示他，立即带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中方专家组，与英方开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问题。“时间不多了，一定争取在一周时间内与英方达成协议。关键是——快!”
北京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中代处下达指示是非常罕见的，而且指定时限一周也是以往谈判从未有过的。
此后的五天五夜，陈佐洱可谓不眠不休。
头两天，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当又一天的谈判无果而终之后，陈佐洱与英方代表包雅伦都郁闷地走在团队后面。共同的心境，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决定，再单独谈一下。
二人回头走进谈判大厅，看见工作人员已在收拾桌上的文具、茶杯、话筒等用品，只好就近步入旁边一个三四平方米大小、摆着一张条凳的储藏室。
二人默默无声地进来，短暂、坦率地交换意见后，又默默无声地分开。进来时心情沉重，但走出这黑屋时，心里却有了光明。虽然这次非正式、无记录的谈话并不足以为凭，但双方都知道了，还有“戏”。
不出所料，6月21日，会情骤变，双方迅速就最困难的进驻军营问题达成了一致。先头部队509人终于能在香港回归前3小时，开进从北到南的石岗、昂船洲、威尔斯亲王大厦英军总部和赤柱4个要害军营。
那晚回到中代处，发完电报，陈佐洱和同事们才感觉到了什么叫“筋疲力尽”。5天5夜的劳顿，一下子压到眼皮上。
23日下午，英代处正式通知，伦敦高层接受了中英专家小组会议形成的全部共识。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将提前开进香港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自接受谈判任务，到成功发布消息，正好经过7天。
2009年9月，陈佐洱有机会再次造访当年的谈判楼。这座坐落在坚尼地道、依山而筑的意大利式小楼，已改变用途为前任特首办公楼。而当年和包雅伦密谈的小储藏室，也已在重新装修时拆除了，成为工作人员办公室的一部分。
先遣部队进入落马洲口岸时，陈佐洱心中唱起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忆起了1994年驻军谈判期间的一次经历。
当时，他曾和同事到有“无敌海景”之称的香港岛最南端的赤柱，实地考察拟议中将移交中方的英军校级军官宿舍营地。回来的路上，他提议拐到附近东湾头路的圣士提反书院(St.Stephen’s College)去看一看。
这所全港面积最大的历史名校，曾经发生过一起鲜为人知的惨痛血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发起攻击，英军仅半个月就丢失了新界、九龙，节节败退到港岛，最后，跨海去向日军投降。日军的铁蹄在圣诞节这天踏上香港岛，一队日军开进临时改建成英军伤病医院的圣士提反书院，将170名手无寸铁的伤病员和医生、护士全部残杀。现场目睹惨案的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战后东京战犯法庭上作了翔实证词。由于这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英、日两国至今都不愿意触及它。
因此，严格地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强占香港到香港回归祖国，英国的管治有3年8个月中断——是它的国家代表扯着白旗把“女王王冠上的明珠”拱手献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随即向香港派出军人总督，把这块“征服的领土”正式纳入日本帝国的版图。
凭吊的时候，陈佐洱在反思历史，他总结出：军事用地固然重要，但驻守其中的人的意志更加重要。终审权是大民主
除了经济、驻军，终审法院议题的谈判也给陈佐洱带来了很大压力。
在英国管治的150多年里，香港法院的终审权掌握于伦敦的王室咨询机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这个有上千年历史的机构是专门受理海外领地、王家属地和英联邦成员国家终审案件的。香港每年有一二十宗案子要上报伦敦枢密院。
1995年3月24日，时隔三年之久，中英双方终于就终审法院问题重开谈判，举行第5次专家会议。
6月9日，经过5年努力换来的寥寥19行的协议文本签署。当天，陈佐洱对媒体表示，一个完全按照基本法规定，以中方为主、英方协助方式建立的终审法院，一个独立完整的、史无前例的司法体系，必定会在1997年7月1日的香港特区出现。它将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有力保证。
陈佐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授权香港特区享有终审权，这无疑是高度自治，“是大民主，不是小民主”。
协议对外公布后，受到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历经了1208天外交谈判，陈佐洱常常想着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孙中山当年讲的，弱国无外交。第二句话，是他的老上级、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姬鹏飞所说的，在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外交是妥协的产物。
所以，他在中英谈判期间，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作为一个外交官，在国家利益得到维护、国家尊严得到保障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满足对方的一些关注，是为了谋取国家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谈判结果不可能是一边倒的，一边倒的问题何须谈判呢?
时间最终走到了1997年6月30日子夜。
陈佐洱出席了中英关于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在这1208天的最后一分钟里，他昂首挺胸肃立，目不转睛地望着英国国旗缓缓降下，中国国旗呼啦啦地飘扬上升。
“我想，不辱使命，我做到了。”陈佐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