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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对濮阳聊城运粮事件平原省委进行检讨，报告中共中央华北局请求处分，向省各界代表会公开承认错误》、《公开检讨运粮工作中的错误，平原省府处理濮阳事件》两则消息，并全文刊登了平原省委和省政府关于这一事件的检讨报告各一份。应该说，这是建国后省级党委和政府首次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进行检讨。那么，为什么一级省委、省政府要在中央最高级别的报纸上进行公开检讨，并被附上报告全文呢？
一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变更华北行政区划及关于河北、山西、平原省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与人事任命等重要决议，决定于鲁西南、豫北、冀南衔接地区成立平原省。８月２０日，平原省人民政府在新乡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决定潘复生为中共平原省委书记，赵时真为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晁哲甫为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贾心斋为第一副主席，韩哲一为第二副主席。平原省共辖６个专区（湖西、菏泽、聊城、濮阳、新乡和安阳），５６个县和两个市（新乡和安阳）。
黄河横贯平原省。当时，由于水灾、战争等原因，平原省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此外，１９４９年平原省受灾面积达７００万亩，灾民２５０万人。因此，平原省省情复杂、任务繁重，工作难度非常大，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最困难处着眼，统筹全局，精心组织，才能顺利实现从战争到建设，由封建到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建国之初，公粮是我国财政最主要的收入之一，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因此，党中央和政务院高度重视粮食问题。而平原省作为当时全国四大重灾区之一，它的粮食工作更为有关部门所关注。但是，１９４９年秋征时，虽然平原省委和省政府曾共同研究和布置了秋征办法，并发了指示，但对粮食入仓工作却未注意，未进行充分讨论布置，只认为粮食入仓工作是省政府的业务工作，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工作而已。而濮阳专署在具体执行时，也未能重视“由分存农村到集中入仓是关系到全省１６００万人民的一个重大的群众性行动”这一环节。所以在召开运粮会议时对具体办法没有研究，就笼统地布置了下去，既无核心领导，后又没有检查，甚至专署对驻地濮阳城内屯收工作都不了解，粮库亦未能结合各有关方面力量开展这一工作，而由仓库干部孤立进行。而在县里对这一工作也同样没有重视，如滑县仓库主任在专署开会返回后没有向县长汇报，濮阳县仓库正、副主任根本没有到一块共同研究，因此意见不能形成一致。
在对区布置时，不明确具体，如濮阳只说按秋征分配任务，分批运送，既无一定数量，亦没明确时间，这样便形成自上而下一系列的麻痹疏忽、缺乏具体的组织领导、对群众不负责的严重错误，于是运粮中便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现象。例如：按规定须向元村粮站交粮的各县，都未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南乐、清丰两县推迟了交粮的时间；濮阳县笼统规定“按布置数字分两批交完”，该县有些区让运粮农民提前启程，甚至动员全部人力畜力抢运。结果收粮站屯满车辆，人畜拥挤，粮食不能及时过秤。运粮人马所需的草料站、开水站等，事先均未准备，以致运粮农民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牲畜亦缺乏照管。结果仅向元村粮站交粮的濮阳一县运粮农民即死亡２人，牲畜死亡５０头。道口粮站的情形也很不好，最初专署只决定由一专署秘书负责领导，该秘书又私自回家，把任务交给管库员代理。大批运粮车辆到达时，竟无人接收公粮。该粮站曾积压大车２７８辆之多。楚旺粮站情形更糟，专署在决定运粮之后，临时决定先架桥后运粮，但专署只布置了架桥，并未通知缓运公粮。农民仍按原定时间把粮食运到。收粮人员因毫无准备，使得运粮农民与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数天，始得回家。有些粮站干部不顾运粮农民在冰雪中露宿的痛苦，依然毫无心肝地“按时办公”！
类似问题在平原省其他地区也有发生。如，聊城专署没有考虑到１９４９年冬季已到，天气可能变化，征雇的小牛破车，可能遭遇的困难等问题。有些县则由于工作无计划，及各级干部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以致造成人力、财力的重大损失。根据该专署对调粮入仓工作的检查，在此次运粮工作中，全区共病伤１４名农民，死牛５７头，伤牛５８头，损坏大车零件２４４件，因轧坏公路被罚款２７．９万元。高唐、莘县、茌平等县，由于事先计划不周，大车拥挤，有些群众在冰天雪地中等了３天到５天，粮还卸不下来。有的牛死了，有的人病了，多数群众衣食不足，而收粮干部则熟视无睹，自己仍晚起早息。有的仓库负责干部始终坐在机关里用电话下命令，使群众来回拉运，没有定处。有的干部不重视国家资财，在建仓入库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如冠县全县共收入仓粮３６６万余斤，就雇用民工８８９人，每人平均收粮４１００余斤，比阳谷每人平均收２．５万余斤浪费６倍。高唐城仓则抛撒粮食很多，并经常有猪、鸡等糟蹋，亦无人管理。有些县，如寿张、堂邑、高唐、莘县等，由于干部不作普遍深入检查，代库员不认真打更，一个多月以来，共发生偷盗公粮事件９起，约计损失２０００余斤。
二
上述问题发生后，平原省委虽曾督促省政府党组及濮阳、聊城地委检查和处理这一错误事件，但由于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故未能采取真正严肃认真的态度予以彻底追究和处理，亦未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及时报告。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６日，华北局向平原省委和省政府党组发出指示信，要求平原省委就送粮事件迅速进行检讨处理，并将结果公开在报上发表，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
１９５０年３月９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濮阳中共地委及专署忽视运粮工作，运粮中发生混乱现象，农民遭受极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华北局令平原省委迅即检讨处理》的消息和《彻查濮阳运粮事件》的文章。文章认为，“这一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缺点，而是严重的带原则性的错误”。因为“首先表示濮阳专署和该地中共地委没有认真地考虑他们当前应当做些什么”；“第二，这一事件又表示他们特别缺乏群众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第三，他们还极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最后，文章指出：“平原省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省党委对于濮阳事件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们应当认真负责地彻查濮阳运粮事件，应当使与这次事件主要有关的负责人员，在群众中、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严重违犯群众利益的分子必须适当处分，坚决执行纪律。对受害群众应进行道歉并适当地补偿他们的损失。”３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平原省聊城专区在运粮工作中发生严重官僚主义，农民受到重大损失，负责人员熟视无睹应受处分》的文章，指出，“平原省聊城专区在运粮工作中犯了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使农民遭受重大损失，是决不能容许的”。“我们要求聊城专署进行检讨，并对与此事件有关的负责人员迅速予以处分，采用有效办法，补偿农民的损失，并将处理结果公布。”
在平原省的问题上，《人民日报》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分别督促有关方面进行检讨和公开答复！我们的报纸既然是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我们就有责任揭发错误，直至其公开接受批评，真正彻底改正错误为止”。
三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５日，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晁哲甫，副主席贾心斋、韩哲一联名致函《人民日报》称：“兹送去本省关于濮阳专署运粮事件检查及对失职干部处理的报告一份。该件系向政务院之报告，内有本府对干部处理、请示处分的意见，和对该事件的检讨。烦公诸报端，以教育全体同志。”３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一报告。同日，《人民日报》还披露《对濮阳聊城运粮事件平原省委进行检讨，报告中共中央华北局请求处分，向省各界代表会公开承认错误》，并且也全文刊登了平原省委《关于去年冬季我省濮阳专区及聊城专区运粮事件错误的检讨报告》。为此，《人民日报》还配发评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晁哲甫，副主席贾心斋、韩哲一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作的关于濮阳运粮事件的检讨报告，以及中国共产党平原省委员会关于同一问题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检讨报告，是值得欢迎的。”“也许有人说，像这样一个省的领导机关，竟然这样公开地检讨错误，‘太不好看了’。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说法代表着一种人的思想。这种人只喜欢听人们说他的好处，而不喜欢人们说他的坏处；只喜欢夸张自己的‘功劳’，而不喜欢提到自己的错误；因此这种人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或者可喜之事说十分，可忧之事说一分。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抱这样看法的人，一定会养成自以为是、高枕而卧的官僚主义。”“平原省领导机关的检讨，暴露了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分析了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揭发了官僚主义，这有什么‘不好看’呢？事实将是相反的。人民将因为自己的政府敢于揭发错误、纠正错误，而对自己的政府加以信任和拥护。”“为了更好地依靠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来建设人民的国家，我们坚决要开放自我批评的门户。”
１９５０年４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纠正官僚主义作风，濮阳专署和中共地委检查运粮工作的错误》的文章，并将濮阳专署和地委的检查报告分别进行了全文登载。同日又发表《运粮工作中使群众受巨大损失，聊城专署检查错误原因，处分失职人员并自请省府处分》的报道，也把聊城专署３月１７日向平原省人民政府作的检查报告公开发表。
４月１９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因此，“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为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而有效地进行，还规定：“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４月２３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评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要求报纸刊物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地有系统地监督我们的工作，注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加以改正，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向前进步。这是一个足以大大促进国家民主化、改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的严重的步骤”。该文还再次提及了平原省的公开检讨。
一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变更华北行政区划及关于河北、山西、平原省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与人事任命等重要决议，决定于鲁西南、豫北、冀南衔接地区成立平原省。８月２０日，平原省人民政府在新乡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决定潘复生为中共平原省委书记，赵时真为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晁哲甫为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贾心斋为第一副主席，韩哲一为第二副主席。平原省共辖６个专区（湖西、菏泽、聊城、濮阳、新乡和安阳），５６个县和两个市（新乡和安阳）。
黄河横贯平原省。当时，由于水灾、战争等原因，平原省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此外，１９４９年平原省受灾面积达７００万亩，灾民２５０万人。因此，平原省省情复杂、任务繁重，工作难度非常大，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最困难处着眼，统筹全局，精心组织，才能顺利实现从战争到建设，由封建到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建国之初，公粮是我国财政最主要的收入之一，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因此，党中央和政务院高度重视粮食问题。而平原省作为当时全国四大重灾区之一，它的粮食工作更为有关部门所关注。但是，１９４９年秋征时，虽然平原省委和省政府曾共同研究和布置了秋征办法，并发了指示，但对粮食入仓工作却未注意，未进行充分讨论布置，只认为粮食入仓工作是省政府的业务工作，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工作而已。而濮阳专署在具体执行时，也未能重视“由分存农村到集中入仓是关系到全省１６００万人民的一个重大的群众性行动”这一环节。所以在召开运粮会议时对具体办法没有研究，就笼统地布置了下去，既无核心领导，后又没有检查，甚至专署对驻地濮阳城内屯收工作都不了解，粮库亦未能结合各有关方面力量开展这一工作，而由仓库干部孤立进行。而在县里对这一工作也同样没有重视，如滑县仓库主任在专署开会返回后没有向县长汇报，濮阳县仓库正、副主任根本没有到一块共同研究，因此意见不能形成一致。
在对区布置时，不明确具体，如濮阳只说按秋征分配任务，分批运送，既无一定数量，亦没明确时间，这样便形成自上而下一系列的麻痹疏忽、缺乏具体的组织领导、对群众不负责的严重错误，于是运粮中便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现象。例如：按规定须向元村粮站交粮的各县，都未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南乐、清丰两县推迟了交粮的时间；濮阳县笼统规定“按布置数字分两批交完”，该县有些区让运粮农民提前启程，甚至动员全部人力畜力抢运。结果收粮站屯满车辆，人畜拥挤，粮食不能及时过秤。运粮人马所需的草料站、开水站等，事先均未准备，以致运粮农民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牲畜亦缺乏照管。结果仅向元村粮站交粮的濮阳一县运粮农民即死亡２人，牲畜死亡５０头。道口粮站的情形也很不好，最初专署只决定由一专署秘书负责领导，该秘书又私自回家，把任务交给管库员代理。大批运粮车辆到达时，竟无人接收公粮。该粮站曾积压大车２７８辆之多。楚旺粮站情形更糟，专署在决定运粮之后，临时决定先架桥后运粮，但专署只布置了架桥，并未通知缓运公粮。农民仍按原定时间把粮食运到。收粮人员因毫无准备，使得运粮农民与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数天，始得回家。有些粮站干部不顾运粮农民在冰雪中露宿的痛苦，依然毫无心肝地“按时办公”！
类似问题在平原省其他地区也有发生。如，聊城专署没有考虑到１９４９年冬季已到，天气可能变化，征雇的小牛破车，可能遭遇的困难等问题。有些县则由于工作无计划，及各级干部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以致造成人力、财力的重大损失。根据该专署对调粮入仓工作的检查，在此次运粮工作中，全区共病伤１４名农民，死牛５７头，伤牛５８头，损坏大车零件２４４件，因轧坏公路被罚款２７．９万元。高唐、莘县、茌平等县，由于事先计划不周，大车拥挤，有些群众在冰天雪地中等了３天到５天，粮还卸不下来。有的牛死了，有的人病了，多数群众衣食不足，而收粮干部则熟视无睹，自己仍晚起早息。有的仓库负责干部始终坐在机关里用电话下命令，使群众来回拉运，没有定处。有的干部不重视国家资财，在建仓入库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如冠县全县共收入仓粮３６６万余斤，就雇用民工８８９人，每人平均收粮４１００余斤，比阳谷每人平均收２．５万余斤浪费６倍。高唐城仓则抛撒粮食很多，并经常有猪、鸡等糟蹋，亦无人管理。有些县，如寿张、堂邑、高唐、莘县等，由于干部不作普遍深入检查，代库员不认真打更，一个多月以来，共发生偷盗公粮事件９起，约计损失２０００余斤。
二
上述问题发生后，平原省委虽曾督促省政府党组及濮阳、聊城地委检查和处理这一错误事件，但由于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故未能采取真正严肃认真的态度予以彻底追究和处理，亦未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及时报告。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６日，华北局向平原省委和省政府党组发出指示信，要求平原省委就送粮事件迅速进行检讨处理，并将结果公开在报上发表，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
１９５０年３月９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濮阳中共地委及专署忽视运粮工作，运粮中发生混乱现象，农民遭受极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华北局令平原省委迅即检讨处理》的消息和《彻查濮阳运粮事件》的文章。文章认为，“这一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缺点，而是严重的带原则性的错误”。因为“首先表示濮阳专署和该地中共地委没有认真地考虑他们当前应当做些什么”；“第二，这一事件又表示他们特别缺乏群众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第三，他们还极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最后，文章指出：“平原省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省党委对于濮阳事件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们应当认真负责地彻查濮阳运粮事件，应当使与这次事件主要有关的负责人员，在群众中、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严重违犯群众利益的分子必须适当处分，坚决执行纪律。对受害群众应进行道歉并适当地补偿他们的损失。”３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平原省聊城专区在运粮工作中发生严重官僚主义，农民受到重大损失，负责人员熟视无睹应受处分》的文章，指出，“平原省聊城专区在运粮工作中犯了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使农民遭受重大损失，是决不能容许的”。“我们要求聊城专署进行检讨，并对与此事件有关的负责人员迅速予以处分，采用有效办法，补偿农民的损失，并将处理结果公布。”
在平原省的问题上，《人民日报》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分别督促有关方面进行检讨和公开答复！我们的报纸既然是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我们就有责任揭发错误，直至其公开接受批评，真正彻底改正错误为止”。
三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５日，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晁哲甫，副主席贾心斋、韩哲一联名致函《人民日报》称：“兹送去本省关于濮阳专署运粮事件检查及对失职干部处理的报告一份。该件系向政务院之报告，内有本府对干部处理、请示处分的意见，和对该事件的检讨。烦公诸报端，以教育全体同志。”３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一报告。同日，《人民日报》还披露《对濮阳聊城运粮事件平原省委进行检讨，报告中共中央华北局请求处分，向省各界代表会公开承认错误》，并且也全文刊登了平原省委《关于去年冬季我省濮阳专区及聊城专区运粮事件错误的检讨报告》。为此，《人民日报》还配发评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晁哲甫，副主席贾心斋、韩哲一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作的关于濮阳运粮事件的检讨报告，以及中国共产党平原省委员会关于同一问题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检讨报告，是值得欢迎的。”“也许有人说，像这样一个省的领导机关，竟然这样公开地检讨错误，‘太不好看了’。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说法代表着一种人的思想。这种人只喜欢听人们说他的好处，而不喜欢人们说他的坏处；只喜欢夸张自己的‘功劳’，而不喜欢提到自己的错误；因此这种人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或者可喜之事说十分，可忧之事说一分。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抱这样看法的人，一定会养成自以为是、高枕而卧的官僚主义。”“平原省领导机关的检讨，暴露了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分析了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揭发了官僚主义，这有什么‘不好看’呢？事实将是相反的。人民将因为自己的政府敢于揭发错误、纠正错误，而对自己的政府加以信任和拥护。”“为了更好地依靠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来建设人民的国家，我们坚决要开放自我批评的门户。”
１９５０年４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纠正官僚主义作风，濮阳专署和中共地委检查运粮工作的错误》的文章，并将濮阳专署和地委的检查报告分别进行了全文登载。同日又发表《运粮工作中使群众受巨大损失，聊城专署检查错误原因，处分失职人员并自请省府处分》的报道，也把聊城专署３月１７日向平原省人民政府作的检查报告公开发表。
４月１９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因此，“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为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而有效地进行，还规定：“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４月２３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评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要求报纸刊物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地有系统地监督我们的工作，注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加以改正，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向前进步。这是一个足以大大促进国家民主化、改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的严重的步骤”。该文还再次提及了平原省的公开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