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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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涉华问题上挑起事端，恶化中日关系氛围，使中日关系复杂化。日本国会议员虽然不是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中的亲台议员又具有“幕后性”、“跨党派性”、“组织性”、“秘密性”与“两面性”等特点，正是他们常常干扰日本对华理性决策，以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中国必须理性应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警惕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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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涉华问题上挑起事端，恶化中日关系氛围，使中日关系复杂化。日本国会议员虽然不是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中的亲台议员又具有“幕后性”、“跨党派性”、“组织性”、“秘密性”与“两面性”等特点，正是他们常常干扰日本对华理性决策，以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中国必须理性应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警惕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幕后活动及其不良影响，以便为拓展对日外交、促进日本对华友好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条件。由此，研究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其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关系，就有了重大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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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也应看到，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长期以来核心经济地带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并有进一步强化之势；与此同时，沿海方向又始终是中国安全环境最复杂、所受战略压力最大的方向，由此也必然成为中国战略关注的重点。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地区力量结构的变化，现实日益需要中国在继续重点经营亚太的同时，也应更加重视西向战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度在加强，国外舆论对中国的报道量也在增加，其中掺杂着诸多噪音，不仅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轮番出现、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加深，而且要求中国尽更大、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正如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所说：“西方对中国的报道，一是承认中国的发展；第二，也大有贬损和歪曲的报道。”
关于限制碳排放的气候条款被排除在准备付诸表决的美国参议院能源议案之外。这意味着美国国会一年多来的气候立法努力以失败告终，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遭遇挫折。同时，这也给年底将于墨西哥坎昆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蒙上一层阴影。
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自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重建美国力量和影响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核心任务。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经济“再平衡”和安全“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改变靠消费信贷和赤字财政刺激的发展模式，重新平衡储蓄、投资、借贷和出口的关系；在安全上，改变以反恐压倒一切而忽视其他重大挑战的做法，强调确保赢得反恐战争的同时，为未来更广泛的安全挑战做好准备。奥巴马政府经济和安全“再平衡”战略，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给美中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
2010年5月，中美两国在第二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开启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该机制的开启，表明人文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彰显中美两国政府均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也彰显了中美两国均以双方人文交流为推进两国关系的新增长点。可以预见，中美将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和目标国，中美教育交流有望加速朝对等、双向和互惠的方向发展，“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将增加新的动力。为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因势利导，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健康快速发展。
美国寻求能源独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维持经济繁荣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尽管美国能源独立方案众多，但是多元目标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美国民众缺乏改变现状的意愿使得“能源独立”更多地只是政治家们安抚人心的口号，而不是切合实际的能源政策宣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精神安全是国家安全领域的特殊客体。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精神品质，既决定着该国综合安全防卫能力的高低，也左右着其战略、方针、政策的谋划、制定与实施，对本国发展、地区安全与稳定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难以准确预期的影响。因此，国家应在综合安全战略谋划中把精神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要加强战略统筹，强化国家意识，全方位提升整个国家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要警惕和防范国家精神极端化，构建健康、积极、进取的国家精神。
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正在产生深远影响，这引起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对于欧洲学者较为积极的态度，美国学者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将对现行国际体系发起挑战，但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亟需通过改善和加强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来共同维护和巩固该体系，以便将中国纳入该体系，驾驭迅速崛起的中国。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极力维护美国霸权的消极态度，而积极的态度应该是有力地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新兴大国的兴起，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
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