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我出生的年代，正赶上中国军阀混战、强敌入侵，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有一天我去邮局取包裹，在前门棋盘街上遇到两个巡逻的日本兵，他们抢去我的帽子，挑在刺刀上耍弄，我感到极大的恐惧和羞辱，也亲身领受到当亡国奴的滋味，敌伪宣传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和“大东亚共荣圈”背后的侵略者狰狞面孔亦时时浮现在脑海中。
受到父亲和老师的熏陶，从1942年起我开始根据报纸上的新闻做有关二战的时事笔记，有些重要信息和战事地图还剪裁下来，粘贴在本子上，到抗战胜利时积累成厚厚一大册。按时间顺序它记载了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美军太平洋跨岛作战、中国印缅派遣军战斗等的详尽信息，用一颗少年的心记录了德意日法西斯覆亡的过程。这本册子，也算是我“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个最原始的表现吧。
2
1952年秋，我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由于该校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的，所以清华推崇欧美的“通才教育”，即强调在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课上下工夫学精学好，打好毕业后继续进行深造的基础，有别于苏联教育体制的“专才教育”。两者相较，后者注重多学专业课程，以便学生毕业后迅速开展工作，前者强调打深打厚基础。显然，在科技飞速进步、新专业新学科层出不穷的现代，通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较大优势。
当时清华教授多是欧美“海归”，学养水平很高。我曾学过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开设的课程，从他们那里学到治学理念和思想方法，受益匪浅。学风纯正、学术气氛浓厚的清华教育赋予我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离京前夕，我们应届毕业生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朱德同志讲话，他要求我们不辜负祖国的嘱托，在大规模建设的大好时机中建功立业。当年我们人人意气风发，誓言要干一番事业，大家呼唤着，几年后咱们天安门前见!
大学生活结束了，我被分配到沈阳东北兵工局，学了几个月俄文，然后同班学生兵分两路，我们二十几个被分配到齐齐哈尔127厂(张作霖沈阳兵工厂炮所，解放后的五一兵工厂，抗美援朝时北迁)，这次是一锤定音，算是我一生中正式工作的开始。
3
建国后不久，我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引进技术仿制苏联制式火炮，其中，127厂执行仿制122毫米榴弹炮任务。我在1953、1954两年被安排教授俄文，翻译俄文资料。1954年10月，任命我为总装车间技术副主任，从此，就在火炮生产实践中摸爬滚打，一干就是八年。
在决定火炮性能和质量工序的总装车间里干活，可得认认真真、实打实的，面对工人们研究探讨的现实课题，必须十分严谨认真，绝对不敢丝毫马虎大意。好在当时有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指导(我直接师从专家组长克别索夫)，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引路，加以我自感是个“白帽子”(工厂术语，外行)，勇于放下大学生的“身段”，老老实实在实践中跟工人们学习。
那时我们每天要紧张工作到后半夜才完成火炮总装，赶在天亮前(当时为了保密，火炮是不准白天运输的)送往靶场试射。冰天雪地的严冬，火炮做行军试验时，我们在大卡车上偎缩在老羊皮大衣里目不转睛地观察火炮在田野上狂奔颠簸中的动作，还要定时跳下车来检查刹车等运动机构的情况；烈日炎炎的夏天，我们站在烘烤难耐的炮位上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时刻监视火炮射击前后的状态。我们常常坐在一起激烈辩论遇到的技术问题，面红耳赤，直到难题得到解决。这八年中，随着仿制、生产火炮品种和数量的增多，我这个原生态“门外汉”在强制性的训练下，居然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工人评价我：“火炮的性能、结构、零部件以至各项技术条件、质量标准，竟然都能装在心里，真不容易啊!”
由于是建国初期唯一的大口径地炮厂，仿制苏式地炮的任务全部交给了127厂。122、130、15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加农炮均由127厂根据苏联资料试制、试验成功后，组织批量生产，装备部队。1957年后，开始了我国自主设计新品种的任务如新122毫米榴弹炮、新152毫米加农炮、152毫米履带式自行加榴炮(火力部分1、273毫米远程无控火箭炮和火箭布雷车等项目。从1959年国庆阅兵的130、152毫米加农炮开始，所有阅兵大典通过天安门广场受阅的大口径地炮，无一不是127厂生产的。因此每逢国庆阅兵，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大口径火炮方队伴随嘹亮的军乐声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时，我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而不能自己。
127厂作为重点火炮厂，一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1954年9月，当试制成功122毫米榴弹炮报告中央后，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来亲笔嘉勉信，并亲自观看了送京展出的火炮。几十年来，大多数中央领导到黑龙江视察时，都会到127厂来看看。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薄一波等以及改革开放后江泽民、胡锦涛(1984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均来视察过。由于总装车间属必到之处，我有幸见到他们。就全国的兵工厂而言，有此“优遇”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尤其是1962年6月20日，间总理视察时我在车间陪同接待并汇报车间和产品情况。总理身着褪色灰布上装，在车间内和正在干活的工人热情交谈，神采奕奕，和蔼可亲；总理边听我的汇报和介绍，边亲切地询问我工作情况，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在总理离开车间时，职工们齐聚道路两旁，一睹总理风采。
4
人的一生难得一帆风顺，我当然不例外，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我“有幸”逃过一劫。多年后了解，是当时工人出身的车间支部书记念我出身还好，表现尚可，出格的言论不多，放了我一“马”，否则，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而两位北大、清华毕业的同学被以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罪名受到严厉批判，扣上了右派帽子，此后他们的处境很惨。
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是非常难过的。我口粮月定量28.5斤，伙食油水又少，一餐三四两主食下肚，跟没吃饭差不多。由于营养不良，干部们大多身患浮肿或疾病，国家决定给厂级干部每月猪肉一斤，鸡蛋二斤，我们中层干部白糖一斤、黄豆二斤，算是补充点营养。群众善意地称之为“肉蛋干部”、“糖豆干部”。
“文化大革命”我未能幸免，一样挂牌子挨批斗，名字打了叉的“漏网大右派”、“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三顶“桂冠”的大字报贴在我家外墙上；时值严冬，冻在墙上，直至次年开春后，这些令我蒙羞的大字报足足为我“服务”了半年之后，才解；东自动脱落。
1972年回设计所重操旧业，继续负责新152毫米加农炮等型号火炮的研制，并处理试制、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积极探索，我参与设计的152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于1985年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副总设计师)，152毫米加农炮获198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总设计师)，引进的155毫米加榴炮(火炮部分)获1995年“兵器工业总公司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我本人还获国务院科技津贴、兵器工业功勋奖等殊荣。开始军贸后，还有机会到美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参加国际军品技术论坛，并在土、巴两国会议上宣读论文。
5
改革开放后，国家决定由原来的无偿对外援助，改为有偿军贸。我国的59-1型130加农炮系统以物美价廉的优势，首先进入军贸市场，并被大量采购装备部队。1982年末，采购方突然通知我方，火炮在射击时出现身管膛线脱落故障，直接影响作战，要求我们查找原因处理；其实他们本意认定是火炮或弹药产品质量问题，索取我方赔偿。此事涉及上亿元的货款，且严重影响我方产品声誉，绝不能等闲视之。当我方派人去了解情况时，对方却以安全为名阻止我方人员到阵地实地考察。但据我方了解：一是对方所用弹药由多国提供，品种混杂且管理使用十分混乱；二是对方战况紧急，新兵素质低劣，存在勤务使用和作战操作问题。当时兵器部以问题出在身管以及炮厂便于与对方直接打交道为由；将处置此事故的任务交由127厂承担。
我厂在沉重压力下开始分析处理工作首先对产品质量情况认真复查，我们对考察组带回的身管残件和我方制造过程各项各道工序严格清查工作质量，得出了身管材质、加工工艺、机床设备与质检过程完全符合技术标准，身管质量不存在任何问题的结论。二是查找历年试验和使用的历史资料，从部队反馈信息中从未有此类内容，但发现十余年前我厂的152毫米加榴炮射击时也曾出现类似问题的记载，当时分析结论是膛内炮油清理不净造成。于是我们找到当时保存下的炮管，发现膛线脱落的“症状”完全相同。我们抓住这个线索，开展了炮膛内存有残物的多项模拟试验，最后证明，只要有1千克左右胶状炮油块留在膛内，就必然出现膛线破断现象。
当对方一位将军率领的处理问题的团组到厂后，便到靶场进行射击验证。现在回顾，说实在的，到靶场后我的心情确实十分紧张：虽然此前百试不爽，谁又能保证关键时刻不出现意外?但科学现象毕竟是可以复制的，试验中无论是我方人员向膛内放置油块，还是对方怀疑我们做手脚而自己送入油块，射击后膛线破断现象如期而至。对方只能接受我方结论，勤务操作不当是出现事故的主因。他们非但不再提赔偿之事，甚至喜形于色。后来分析，为何他们面有喜色?是由于这个结果完全排除了作为采购官员会因劣质产品问题获罪，甚至提前去见“真主”的可能。
1988年外商提出我们已停产多年的59式130毫米加农炮的订货，并且要求先生产10门做性能、寿命试验，然后送用户靶场实弹射击试验及随后的分解复检认定合格后，再批产供应。有过组织生产经验的人都知道，恢复一条生产线绝非易事，制造10门后停下来等待半年多考验，再确定是否复产订货，这是极不合理的苛求，也是对我方质量极端不信任的表现。条件之苛刻，前所未有。但用户是上帝，我们也有信心以高质量火炮应答对方。为此，我们请回当年参与生产的老技工和技术人员，出谋划策，发挥他们保证质量的作用。10门样炮制造完成后，客户要求在国家靶场做超出额定寿命的1000发射击以及散布精度等性能试验，并安排十天，每天100发射击后验炮。客户验收组兵分两路，一路在炮位考察火炮动作，一路到前方观察落点变化和散布精度。时值1990年春节前后的严冬，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上的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度，我与客户组长一起前后奔跑，亲自参加试验考核全过程，见证了我厂火炮的优越性能。十天的试验证明火炮工作状态完全正常，弹道性能和听指挥水平尤使客户十分满意。大年初二是我六十周岁生日，参试职工在紧张工作之余，还没有忘记为我点燃生日蜡烛祝寿。老外闻之，也要来凑热闹表示友谊。尽管屡出怪招、百般刁难我们，但在我方卓越的产品质量与管理水准面前，他们转变了态度，前倨后恭。
随后，火炮送往客户靶场，在高温五六十度的沙漠里实弹射击，在对方高级将领在场情况下，发发炮弹在目标区爆炸开花，赢得热烈掌声，再次证明了我国产品的优良战术技术性能。订货合同于是顺利执行。
6
改革开放后，127厂引进西方GHN-45型155毫米加榴炮。主持该炮设计的是英国SRC公司著名的布尔博士，其最大特点在于创新的炮弹结构设计。利用底部排气技术，改善弹体空气动力外形，使最大射程由30千米提高到39千米。它与国际上常用的火箭增程技术先天存在精度差和弹丸威力降低等缺陷相比，具较大的优越性。火炮结构设计也具有一些特点，有些部件结构还有所独创。经过与对方SRC(设计)和VA(制造)等公司多次谈判及现场考察后，国家做出了全系统引进该项的决定，任命我为总设计师。
谈到布尔，周总认为此人堪称工程技术界的一位传奇人物，是个博学多才、具有超前思维、具独创性的专家，而且在研发中永不停步。
在我国原有经济技术基础上引进西方技术，确非易事，兵器部提出了“以我为主，不等不靠”指导思想，我厂火力系统部分引进仿制任务的落实主要措施是一是战略上分三步走，先易后难，按三阶段突破技术关键，顺利完成新设备安装调整、生产线改造和火炮试制工作。二是针对对方核心技术，调动职工积极性，明确目标，集中主要技术力量，予以攻克，打消对方借此要高价的念头如一件弹性开口环，重不过1千克，尺寸只有中型菜碟大小，因工艺复杂、技术难度颇高，要价竞达1000美元。我厂就是在组成一个包括冷热加工的攻关小组合力突破几十项技术关键，一举试制成功进入批产。三是加强国产化工作，转化图纸规范，技术标准靠拢ISO，落实国内供应链(如合金钢板，大型滚珠轴承、身管坯料等)，岂知，这也是要与各个厂家协商合作，甚至要提供一定资金条件时，方能落实的任务。如此从启动后只用了三年，就试制出完全合格的、国产化的155毫米加榴炮，并批产准备参加1989年国庆四十周年阅兵典礼(阅兵来举行)。在此基础上，我厂继续开发了同口径的自走炮，自行炮和其它型号等一个家族系列，进一步充实了国防装备。
新152毫米加农炮研制过程历经三次下马、四次上马，从50年代末起步直至80年代才获定型。又因定型时上155毫米口径系列之风强劲，未能批产装备。一个偶然机会，部队和兵器部领导碰头时，谈及对越反击战中越方使用我国提供的130加农炮(最大射程27千米、弹重33.4千克)实施火力压制，而我军装备的火炮射程小吃了亏时，经“推荐”送老山前线几门，以最大射程30千米、弹重48千克的威力，压制住对方，总算对 国防做出一点贡献。
但是，俗话说得好，“墙里开花墙外香”，西亚一个客户了解到该炮性能优越，表示有采购一批的意向。然而好事多磨，在客户来靶场做考核试验时，出现了火炮发射后排除药筒困难的问题。客商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限解决问题，又一次严重挑战。我们冷静下来分析原因，结果发现为节省战略金属铜材，我们改用钢板制造药筒，而由于后者弹性恢复性能较差，就必须加大抽筒力度方能确保顺利抽出药筒。于是我们改进设计，加强了相关的传动机构，从而彻底解决了问题。在客户如期再次来华、射击试验获得完满结果时，对我们能够短时内推出确保性能的技术措施十分赞许和满意，当场签订了合同。
7
如果要总结我国火炮科研开发的“路线”，我认为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力更生”精神。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边倒时，认真学习苏联，不容怀疑、不折不扣贯彻苏联资料和专家建议是工作的“金科玉律”，也是当时的工作纪律。有的车间主任甚至因与专家意见不合、“顶牛”而被摘掉了乌纱帽。可是127厂的工人不管那套，就在苏联专家面前，可超越的超越，该创造的创造，一点不含糊。如122毫米榴弹炮仿制过程中，总装车间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工人硬把火炮总装过程一道精密而重要的工序——对瞄(即把瞄准具安装在炮上，并调整瞄准镜的光轴与炮管轴线相平行的工序)的耗用工时减为苏联工寸定额的一半；有的工人创造出用于摇架上三孔一次同时加工的专用设备、用于驻退复进筒内孔精加工的立式珩磨机等，均独创性地超过苏联技术水平，苏联专家们对此也竖起了大拇指。
1958年，国家要求127厂试制130毫米加农炮，由122毫米榴弹炮的师属火炮提升为军属炮。不过，这可不是口径仅仅大八个毫米，而全炮结构尺寸和重量数据均大幅增加，工厂在技术和设备能力上必须相应的全面改造提高。如炮管长度由122炮的2.67米增加到130炮的6.85米，而当时所有机床设备如珩磨机、拉线机等的长度仅能达到加工122炮管的尺寸，怎么办?从国外订购新机床?根本来不及，人家还不一定供应。我厂工人、技术人员硬是将机床装有珩磨头、拉线刀传动组件的床尾部分拉开一段距离移装在地面上，改成加长的“断腰”机床设备，满足炮管加工要求，解决了重大技术课题。其它很多铸件、大架等由小加大的多个关键也都一一突破。127厂按计划于1959年8月成批生产130、152加农炮送京参加阅兵。
“文化革命”期间，产品更新改造工作并未受阻，技术人员与工人密切结合以独立自主精神把笨重且操作不便的59式130毫米加农炮改造成新炮59-1式，威力不减，全炮重量由8.45吨减到6.3吨，而且改善了操作性能。这个59-1式130加农炮，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是兵器工业系统所获的两个金奖之一。
新152毫米加农炮第二轮设计时，我和另一位设计所长提出行军状态炮身回转以减少全炮长度的方案(由原来的近12米，减为9米)，通过论证进入试制试验，并在各种总体结构对比行军试验中被肯定，直到设计定型。后来得知，这个大口径火炮的炮身回转方案，当时在国际上还是首次提出的。
在引进155毫米加榴炮时，我们强调了国产化要求，用“以我为主”的精神处理与对方合作的过程。如对SRC提供的工艺资料做了严格审查，发现这些文件是在他们试制初期所用的资料，既非成熟技术，更不符合我方在合同中申明的要求，就坚决要求当面报废。在接待SRC公司派来的工程师时，我们通过交谈和实际工作考察他们的能力，发现他们竟是从未与火炮打过交道，甚至连零件的名称和作用都不知道的“专家”，于是毫不客气地全部炒了“鱿鱼”。自然，对于来自VA工厂生产线上的技术人员，在现场证实他们确有真才实学，我们还是以礼相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指导作用。
我今年81岁了，回顾自己在为人民军队研制大口径火炮岁月里的甜酸苦辣，觉得自己还是不虚此生的，我们的青年时代，信奉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对人生信仰。对此而言，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兑现了，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兑现了，我感到欣慰，还有几分自豪。
[著名兵工史专家于学泗老先生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很大方便，在此谨致感谢!]
我出生的年代，正赶上中国军阀混战、强敌入侵，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有一天我去邮局取包裹，在前门棋盘街上遇到两个巡逻的日本兵，他们抢去我的帽子，挑在刺刀上耍弄，我感到极大的恐惧和羞辱，也亲身领受到当亡国奴的滋味，敌伪宣传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和“大东亚共荣圈”背后的侵略者狰狞面孔亦时时浮现在脑海中。
受到父亲和老师的熏陶，从1942年起我开始根据报纸上的新闻做有关二战的时事笔记，有些重要信息和战事地图还剪裁下来，粘贴在本子上，到抗战胜利时积累成厚厚一大册。按时间顺序它记载了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美军太平洋跨岛作战、中国印缅派遣军战斗等的详尽信息，用一颗少年的心记录了德意日法西斯覆亡的过程。这本册子，也算是我“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个最原始的表现吧。
2
1952年秋，我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由于该校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的，所以清华推崇欧美的“通才教育”，即强调在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课上下工夫学精学好，打好毕业后继续进行深造的基础，有别于苏联教育体制的“专才教育”。两者相较，后者注重多学专业课程，以便学生毕业后迅速开展工作，前者强调打深打厚基础。显然，在科技飞速进步、新专业新学科层出不穷的现代，通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较大优势。
当时清华教授多是欧美“海归”，学养水平很高。我曾学过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开设的课程，从他们那里学到治学理念和思想方法，受益匪浅。学风纯正、学术气氛浓厚的清华教育赋予我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离京前夕，我们应届毕业生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朱德同志讲话，他要求我们不辜负祖国的嘱托，在大规模建设的大好时机中建功立业。当年我们人人意气风发，誓言要干一番事业，大家呼唤着，几年后咱们天安门前见!
大学生活结束了，我被分配到沈阳东北兵工局，学了几个月俄文，然后同班学生兵分两路，我们二十几个被分配到齐齐哈尔127厂(张作霖沈阳兵工厂炮所，解放后的五一兵工厂，抗美援朝时北迁)，这次是一锤定音，算是我一生中正式工作的开始。
3
建国后不久，我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引进技术仿制苏联制式火炮，其中，127厂执行仿制122毫米榴弹炮任务。我在1953、1954两年被安排教授俄文，翻译俄文资料。1954年10月，任命我为总装车间技术副主任，从此，就在火炮生产实践中摸爬滚打，一干就是八年。
在决定火炮性能和质量工序的总装车间里干活，可得认认真真、实打实的，面对工人们研究探讨的现实课题，必须十分严谨认真，绝对不敢丝毫马虎大意。好在当时有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指导(我直接师从专家组长克别索夫)，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引路，加以我自感是个“白帽子”(工厂术语，外行)，勇于放下大学生的“身段”，老老实实在实践中跟工人们学习。
那时我们每天要紧张工作到后半夜才完成火炮总装，赶在天亮前(当时为了保密，火炮是不准白天运输的)送往靶场试射。冰天雪地的严冬，火炮做行军试验时，我们在大卡车上偎缩在老羊皮大衣里目不转睛地观察火炮在田野上狂奔颠簸中的动作，还要定时跳下车来检查刹车等运动机构的情况；烈日炎炎的夏天，我们站在烘烤难耐的炮位上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时刻监视火炮射击前后的状态。我们常常坐在一起激烈辩论遇到的技术问题，面红耳赤，直到难题得到解决。这八年中，随着仿制、生产火炮品种和数量的增多，我这个原生态“门外汉”在强制性的训练下，居然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工人评价我：“火炮的性能、结构、零部件以至各项技术条件、质量标准，竟然都能装在心里，真不容易啊!”
由于是建国初期唯一的大口径地炮厂，仿制苏式地炮的任务全部交给了127厂。122、130、15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加农炮均由127厂根据苏联资料试制、试验成功后，组织批量生产，装备部队。1957年后，开始了我国自主设计新品种的任务如新122毫米榴弹炮、新152毫米加农炮、152毫米履带式自行加榴炮(火力部分1、273毫米远程无控火箭炮和火箭布雷车等项目。从1959年国庆阅兵的130、152毫米加农炮开始，所有阅兵大典通过天安门广场受阅的大口径地炮，无一不是127厂生产的。因此每逢国庆阅兵，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大口径火炮方队伴随嘹亮的军乐声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时，我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而不能自己。
127厂作为重点火炮厂，一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1954年9月，当试制成功122毫米榴弹炮报告中央后，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来亲笔嘉勉信，并亲自观看了送京展出的火炮。几十年来，大多数中央领导到黑龙江视察时，都会到127厂来看看。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薄一波等以及改革开放后江泽民、胡锦涛(1984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均来视察过。由于总装车间属必到之处，我有幸见到他们。就全国的兵工厂而言，有此“优遇”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尤其是1962年6月20日，间总理视察时我在车间陪同接待并汇报车间和产品情况。总理身着褪色灰布上装，在车间内和正在干活的工人热情交谈，神采奕奕，和蔼可亲；总理边听我的汇报和介绍，边亲切地询问我工作情况，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在总理离开车间时，职工们齐聚道路两旁，一睹总理风采。
4
人的一生难得一帆风顺，我当然不例外，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我“有幸”逃过一劫。多年后了解，是当时工人出身的车间支部书记念我出身还好，表现尚可，出格的言论不多，放了我一“马”，否则，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而两位北大、清华毕业的同学被以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罪名受到严厉批判，扣上了右派帽子，此后他们的处境很惨。
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是非常难过的。我口粮月定量28.5斤，伙食油水又少，一餐三四两主食下肚，跟没吃饭差不多。由于营养不良，干部们大多身患浮肿或疾病，国家决定给厂级干部每月猪肉一斤，鸡蛋二斤，我们中层干部白糖一斤、黄豆二斤，算是补充点营养。群众善意地称之为“肉蛋干部”、“糖豆干部”。
“文化大革命”我未能幸免，一样挂牌子挨批斗，名字打了叉的“漏网大右派”、“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三顶“桂冠”的大字报贴在我家外墙上；时值严冬，冻在墙上，直至次年开春后，这些令我蒙羞的大字报足足为我“服务”了半年之后，才解；东自动脱落。
1972年回设计所重操旧业，继续负责新152毫米加农炮等型号火炮的研制，并处理试制、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积极探索，我参与设计的152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于1985年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副总设计师)，152毫米加农炮获198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总设计师)，引进的155毫米加榴炮(火炮部分)获1995年“兵器工业总公司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我本人还获国务院科技津贴、兵器工业功勋奖等殊荣。开始军贸后，还有机会到美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参加国际军品技术论坛，并在土、巴两国会议上宣读论文。
5
改革开放后，国家决定由原来的无偿对外援助，改为有偿军贸。我国的59-1型130加农炮系统以物美价廉的优势，首先进入军贸市场，并被大量采购装备部队。1982年末，采购方突然通知我方，火炮在射击时出现身管膛线脱落故障，直接影响作战，要求我们查找原因处理；其实他们本意认定是火炮或弹药产品质量问题，索取我方赔偿。此事涉及上亿元的货款，且严重影响我方产品声誉，绝不能等闲视之。当我方派人去了解情况时，对方却以安全为名阻止我方人员到阵地实地考察。但据我方了解：一是对方所用弹药由多国提供，品种混杂且管理使用十分混乱；二是对方战况紧急，新兵素质低劣，存在勤务使用和作战操作问题。当时兵器部以问题出在身管以及炮厂便于与对方直接打交道为由；将处置此事故的任务交由127厂承担。
我厂在沉重压力下开始分析处理工作首先对产品质量情况认真复查，我们对考察组带回的身管残件和我方制造过程各项各道工序严格清查工作质量，得出了身管材质、加工工艺、机床设备与质检过程完全符合技术标准，身管质量不存在任何问题的结论。二是查找历年试验和使用的历史资料，从部队反馈信息中从未有此类内容，但发现十余年前我厂的152毫米加榴炮射击时也曾出现类似问题的记载，当时分析结论是膛内炮油清理不净造成。于是我们找到当时保存下的炮管，发现膛线脱落的“症状”完全相同。我们抓住这个线索，开展了炮膛内存有残物的多项模拟试验，最后证明，只要有1千克左右胶状炮油块留在膛内，就必然出现膛线破断现象。
当对方一位将军率领的处理问题的团组到厂后，便到靶场进行射击验证。现在回顾，说实在的，到靶场后我的心情确实十分紧张：虽然此前百试不爽，谁又能保证关键时刻不出现意外?但科学现象毕竟是可以复制的，试验中无论是我方人员向膛内放置油块，还是对方怀疑我们做手脚而自己送入油块，射击后膛线破断现象如期而至。对方只能接受我方结论，勤务操作不当是出现事故的主因。他们非但不再提赔偿之事，甚至喜形于色。后来分析，为何他们面有喜色?是由于这个结果完全排除了作为采购官员会因劣质产品问题获罪，甚至提前去见“真主”的可能。
1988年外商提出我们已停产多年的59式130毫米加农炮的订货，并且要求先生产10门做性能、寿命试验，然后送用户靶场实弹射击试验及随后的分解复检认定合格后，再批产供应。有过组织生产经验的人都知道，恢复一条生产线绝非易事，制造10门后停下来等待半年多考验，再确定是否复产订货，这是极不合理的苛求，也是对我方质量极端不信任的表现。条件之苛刻，前所未有。但用户是上帝，我们也有信心以高质量火炮应答对方。为此，我们请回当年参与生产的老技工和技术人员，出谋划策，发挥他们保证质量的作用。10门样炮制造完成后，客户要求在国家靶场做超出额定寿命的1000发射击以及散布精度等性能试验，并安排十天，每天100发射击后验炮。客户验收组兵分两路，一路在炮位考察火炮动作，一路到前方观察落点变化和散布精度。时值1990年春节前后的严冬，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上的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度，我与客户组长一起前后奔跑，亲自参加试验考核全过程，见证了我厂火炮的优越性能。十天的试验证明火炮工作状态完全正常，弹道性能和听指挥水平尤使客户十分满意。大年初二是我六十周岁生日，参试职工在紧张工作之余，还没有忘记为我点燃生日蜡烛祝寿。老外闻之，也要来凑热闹表示友谊。尽管屡出怪招、百般刁难我们，但在我方卓越的产品质量与管理水准面前，他们转变了态度，前倨后恭。
随后，火炮送往客户靶场，在高温五六十度的沙漠里实弹射击，在对方高级将领在场情况下，发发炮弹在目标区爆炸开花，赢得热烈掌声，再次证明了我国产品的优良战术技术性能。订货合同于是顺利执行。
6
改革开放后，127厂引进西方GHN-45型155毫米加榴炮。主持该炮设计的是英国SRC公司著名的布尔博士，其最大特点在于创新的炮弹结构设计。利用底部排气技术，改善弹体空气动力外形，使最大射程由30千米提高到39千米。它与国际上常用的火箭增程技术先天存在精度差和弹丸威力降低等缺陷相比，具较大的优越性。火炮结构设计也具有一些特点，有些部件结构还有所独创。经过与对方SRC(设计)和VA(制造)等公司多次谈判及现场考察后，国家做出了全系统引进该项的决定，任命我为总设计师。
谈到布尔，周总认为此人堪称工程技术界的一位传奇人物，是个博学多才、具有超前思维、具独创性的专家，而且在研发中永不停步。
在我国原有经济技术基础上引进西方技术，确非易事，兵器部提出了“以我为主，不等不靠”指导思想，我厂火力系统部分引进仿制任务的落实主要措施是一是战略上分三步走，先易后难，按三阶段突破技术关键，顺利完成新设备安装调整、生产线改造和火炮试制工作。二是针对对方核心技术，调动职工积极性，明确目标，集中主要技术力量，予以攻克，打消对方借此要高价的念头如一件弹性开口环，重不过1千克，尺寸只有中型菜碟大小，因工艺复杂、技术难度颇高，要价竞达1000美元。我厂就是在组成一个包括冷热加工的攻关小组合力突破几十项技术关键，一举试制成功进入批产。三是加强国产化工作，转化图纸规范，技术标准靠拢ISO，落实国内供应链(如合金钢板，大型滚珠轴承、身管坯料等)，岂知，这也是要与各个厂家协商合作，甚至要提供一定资金条件时，方能落实的任务。如此从启动后只用了三年，就试制出完全合格的、国产化的155毫米加榴炮，并批产准备参加1989年国庆四十周年阅兵典礼(阅兵来举行)。在此基础上，我厂继续开发了同口径的自走炮，自行炮和其它型号等一个家族系列，进一步充实了国防装备。
新152毫米加农炮研制过程历经三次下马、四次上马，从50年代末起步直至80年代才获定型。又因定型时上155毫米口径系列之风强劲，未能批产装备。一个偶然机会，部队和兵器部领导碰头时，谈及对越反击战中越方使用我国提供的130加农炮(最大射程27千米、弹重33.4千克)实施火力压制，而我军装备的火炮射程小吃了亏时，经“推荐”送老山前线几门，以最大射程30千米、弹重48千克的威力，压制住对方，总算对 国防做出一点贡献。
但是，俗话说得好，“墙里开花墙外香”，西亚一个客户了解到该炮性能优越，表示有采购一批的意向。然而好事多磨，在客户来靶场做考核试验时，出现了火炮发射后排除药筒困难的问题。客商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限解决问题，又一次严重挑战。我们冷静下来分析原因，结果发现为节省战略金属铜材，我们改用钢板制造药筒，而由于后者弹性恢复性能较差，就必须加大抽筒力度方能确保顺利抽出药筒。于是我们改进设计，加强了相关的传动机构，从而彻底解决了问题。在客户如期再次来华、射击试验获得完满结果时，对我们能够短时内推出确保性能的技术措施十分赞许和满意，当场签订了合同。
7
如果要总结我国火炮科研开发的“路线”，我认为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力更生”精神。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边倒时，认真学习苏联，不容怀疑、不折不扣贯彻苏联资料和专家建议是工作的“金科玉律”，也是当时的工作纪律。有的车间主任甚至因与专家意见不合、“顶牛”而被摘掉了乌纱帽。可是127厂的工人不管那套，就在苏联专家面前，可超越的超越，该创造的创造，一点不含糊。如122毫米榴弹炮仿制过程中，总装车间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工人硬把火炮总装过程一道精密而重要的工序——对瞄(即把瞄准具安装在炮上，并调整瞄准镜的光轴与炮管轴线相平行的工序)的耗用工时减为苏联工寸定额的一半；有的工人创造出用于摇架上三孔一次同时加工的专用设备、用于驻退复进筒内孔精加工的立式珩磨机等，均独创性地超过苏联技术水平，苏联专家们对此也竖起了大拇指。
1958年，国家要求127厂试制130毫米加农炮，由122毫米榴弹炮的师属火炮提升为军属炮。不过，这可不是口径仅仅大八个毫米，而全炮结构尺寸和重量数据均大幅增加，工厂在技术和设备能力上必须相应的全面改造提高。如炮管长度由122炮的2.67米增加到130炮的6.85米，而当时所有机床设备如珩磨机、拉线机等的长度仅能达到加工122炮管的尺寸，怎么办?从国外订购新机床?根本来不及，人家还不一定供应。我厂工人、技术人员硬是将机床装有珩磨头、拉线刀传动组件的床尾部分拉开一段距离移装在地面上，改成加长的“断腰”机床设备，满足炮管加工要求，解决了重大技术课题。其它很多铸件、大架等由小加大的多个关键也都一一突破。127厂按计划于1959年8月成批生产130、152加农炮送京参加阅兵。
“文化革命”期间，产品更新改造工作并未受阻，技术人员与工人密切结合以独立自主精神把笨重且操作不便的59式130毫米加农炮改造成新炮59-1式，威力不减，全炮重量由8.45吨减到6.3吨，而且改善了操作性能。这个59-1式130加农炮，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是兵器工业系统所获的两个金奖之一。
新152毫米加农炮第二轮设计时，我和另一位设计所长提出行军状态炮身回转以减少全炮长度的方案(由原来的近12米，减为9米)，通过论证进入试制试验，并在各种总体结构对比行军试验中被肯定，直到设计定型。后来得知，这个大口径火炮的炮身回转方案，当时在国际上还是首次提出的。
在引进155毫米加榴炮时，我们强调了国产化要求，用“以我为主”的精神处理与对方合作的过程。如对SRC提供的工艺资料做了严格审查，发现这些文件是在他们试制初期所用的资料，既非成熟技术，更不符合我方在合同中申明的要求，就坚决要求当面报废。在接待SRC公司派来的工程师时，我们通过交谈和实际工作考察他们的能力，发现他们竟是从未与火炮打过交道，甚至连零件的名称和作用都不知道的“专家”，于是毫不客气地全部炒了“鱿鱼”。自然，对于来自VA工厂生产线上的技术人员，在现场证实他们确有真才实学，我们还是以礼相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指导作用。
我今年81岁了，回顾自己在为人民军队研制大口径火炮岁月里的甜酸苦辣，觉得自己还是不虚此生的，我们的青年时代，信奉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对人生信仰。对此而言，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兑现了，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兑现了，我感到欣慰，还有几分自豪。
[著名兵工史专家于学泗老先生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很大方便，在此谨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