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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神话中，女神雅典娜给雅典带来和平和富裕，成了城市的守护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神衹，百姓为资纪念，每年定期举办祭祀，成为地方民俗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位大神就是遍及每个城市的城隍神，供奉他的庙宇称为城隍庙。
城隍何许人？
“城隍”一词始见于《周易·泰》：“城复于隍，勿用师。”《说文解字》释“隍”曰：“煌，城池也。有水日池，无水日隍。”有关城隍信仰的起源，说法不一。《明史·礼志》指出：“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北齐书》最早有了城隍庙的明确记载。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慕容俨驻守郢城（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
南北朝时，“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城隍庙并非吴越独有，《广异记》、《稽神录》、《酉阳杂俎》、《报应录》、《续神仙传》等书中出现的城隍庙，遍及全国州郡。《全唐文》中，张说、张九龄、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名家皆撰写过城隍祭文。南宋学者赵与时的《宾退录》中称：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显然，城隍祭祀在北宋上升为国家祭典之一。
与雅典娜不同，中国的城隍神因地而异，数量也有不同。北宋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府苏缄率军守城抗敌，后城破自焚殉国，被邕州人立为城隍神。上海的城隍神原本是西汉名臣霍光;明初是秦景荣为城隍;抗战时期，上海人民又将晚清江南提督陈化成请进了城隍庙，如此一来，上海就有了三位城隍神。
守土禳解之神
城隍之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戴，是因为他肩负的神职。他最初的使命就是守城安民。上文提到的慕容俨在南梁军队围城之际，顺应士兵心愿，向城隍祷告，“须臾，冲风肤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郢城的水上封锁线随即瓦解。
元朝余阙撰写的《安庆城隍显忠灵佑王碑》详述了城隍显灵的事迹：“至正中，颖、六之盗起，江淮以南郡县陷没者十七、八，及盗之平，所在为墟。舒特与盗竟大小格斗前后百余，民率咨神而后行，卜朝以战则朝而捷，卜夕以战则夕而捷，群盗未尝一日得志而去者。”每逢兵燹变乱，民众在城隍庙祈祷请愿，已成世俗常态。
保境安民之神
即使是承平之际，城隍也没闲着。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黄州大旱，刺史杜牧为民请命，两祭城隍，他在《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中恳求：“今旱已久，恐无秋成，谨具刺史之所为，下人之将绝，再告于神，神其如何。”
清朝时，郴州虎患猖獗，为害一方，“化日光天之下，敢肆爪牙，熙来攘往之市，毁伤肢体”，时人杨撰祭告城隍：“仙旆灵旗，藉神兵暗伸诛讨”。不仅如此，水灾火患、镇疫疗疾之类凶事，民众不约而同地求助于城隍，此类记载，不绝于史。对城隍庙的崇拜，符合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要。
掌管生死之神
时至唐朝，城隍升级为阴间主宰。段全纬的《城隍庙记》中称：“阳之理化任乎人，阴之宰司在乎神。”为城隍业务范围的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记载，城隍手下有十八名判官，分管人生死案、长生注命案、善恶报应案等事务。
《太平广记》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唐洪州司马王简易得了重病，梦见鬼使丁郢奉城隍之命，将他索至城隍庙，“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日：‘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夷坚志》坦言城隍属下有门客、判官和差役等，另负“上天遍命天下城隍社庙各将所部兵马防江”的权力，因此，城隍能够收管人的亡魂，还能缉拿作祟之鬼。城隍庙的具体呈现，体现了人们对自我救赎的普遍诉求。
监察官民之神
城隍还掌握着监察官僚、奖善惩恶的职责。宋朝地方官赴任伊始，便要祭拜城隍。《稽神录》中，玉山主簿朱拯“顷补安福令，既至，谒城惶神”。
明朝时，官员谒见城隍，成为约定俗成的官场制度，《大学衍义补》中记述：“（太祖）俾有司到任之初，特与神誓。”朱元璋对此解释：“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可见要求新官向城隍相誓的形式，无形中约束了官员言行，监察在任政绩，达到“稗幽明举不得幸免”的目的。这一制度延续到了清朝，“凡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可见其影响力巨大。
明朝初立，朱元璋“于临御之初，与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两年后，朝廷下令：都城城隍“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至此，城隍成为官府和宗族约束庶民、整顿社会秩序的重要帮手。凡忤逆不孝、奸盗作伪、欺压良善等恶行，先由“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再经官府受理惩办。对于尽孝忠厚的善举，“神必达之城陛，阴加护佑”。在官方的推动下，城隍庙神化功能日益加强，对其普及起到促进作用。
祭祀民俗之神
城隍信仰的盛行，民间逐渐形成了祭祀城隍的“赛会”民俗。唐朝出现了大量的赛城隍诗文。宋朝的赛城隍会已蔚然成风。陆游感叹：“祈攘报赛，独城隍而已。”赛会在城隍诞辰举办，“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表示：“吴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被锦藏机如生，……习以为俗，岁无敢懈。”
商人在赛会中嗅出了商机，自发形成城隍庙会。明清的北京城隍庙会规模甚大。明朝时，当地城隍庙会“陈设甚颗，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羁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清乾隆时期，北京“惟于五月朔至八日设庙，百货充集，拜香络绎。”清末，城隍出巡“沿街空巷，逐队而观，甚至有各种香会随之，谓之献神。”祭祀活动的开展，树立了城隍信仰普世推广的基本价值。
《五礼通考》强调：“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这一说法是為城隍神量身定做的。在世情民意的推进下，他由护佑一方的土地神转变为身兼多职的社会神。随着社会秩序和城隍神的相互关联，城隍庙的遍地开花也就不足为奇了。
城隍何许人？
“城隍”一词始见于《周易·泰》：“城复于隍，勿用师。”《说文解字》释“隍”曰：“煌，城池也。有水日池，无水日隍。”有关城隍信仰的起源，说法不一。《明史·礼志》指出：“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北齐书》最早有了城隍庙的明确记载。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慕容俨驻守郢城（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
南北朝时，“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城隍庙并非吴越独有，《广异记》、《稽神录》、《酉阳杂俎》、《报应录》、《续神仙传》等书中出现的城隍庙，遍及全国州郡。《全唐文》中，张说、张九龄、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名家皆撰写过城隍祭文。南宋学者赵与时的《宾退录》中称：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显然，城隍祭祀在北宋上升为国家祭典之一。
与雅典娜不同，中国的城隍神因地而异，数量也有不同。北宋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府苏缄率军守城抗敌，后城破自焚殉国，被邕州人立为城隍神。上海的城隍神原本是西汉名臣霍光;明初是秦景荣为城隍;抗战时期，上海人民又将晚清江南提督陈化成请进了城隍庙，如此一来，上海就有了三位城隍神。
守土禳解之神
城隍之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戴，是因为他肩负的神职。他最初的使命就是守城安民。上文提到的慕容俨在南梁军队围城之际，顺应士兵心愿，向城隍祷告，“须臾，冲风肤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郢城的水上封锁线随即瓦解。
元朝余阙撰写的《安庆城隍显忠灵佑王碑》详述了城隍显灵的事迹：“至正中，颖、六之盗起，江淮以南郡县陷没者十七、八，及盗之平，所在为墟。舒特与盗竟大小格斗前后百余，民率咨神而后行，卜朝以战则朝而捷，卜夕以战则夕而捷，群盗未尝一日得志而去者。”每逢兵燹变乱，民众在城隍庙祈祷请愿，已成世俗常态。
保境安民之神
即使是承平之际，城隍也没闲着。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黄州大旱，刺史杜牧为民请命，两祭城隍，他在《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中恳求：“今旱已久，恐无秋成，谨具刺史之所为，下人之将绝，再告于神，神其如何。”
清朝时，郴州虎患猖獗，为害一方，“化日光天之下，敢肆爪牙，熙来攘往之市，毁伤肢体”，时人杨撰祭告城隍：“仙旆灵旗，藉神兵暗伸诛讨”。不仅如此，水灾火患、镇疫疗疾之类凶事，民众不约而同地求助于城隍，此类记载，不绝于史。对城隍庙的崇拜，符合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要。
掌管生死之神
时至唐朝，城隍升级为阴间主宰。段全纬的《城隍庙记》中称：“阳之理化任乎人，阴之宰司在乎神。”为城隍业务范围的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记载，城隍手下有十八名判官，分管人生死案、长生注命案、善恶报应案等事务。
《太平广记》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唐洪州司马王简易得了重病，梦见鬼使丁郢奉城隍之命，将他索至城隍庙，“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日：‘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夷坚志》坦言城隍属下有门客、判官和差役等，另负“上天遍命天下城隍社庙各将所部兵马防江”的权力，因此，城隍能够收管人的亡魂，还能缉拿作祟之鬼。城隍庙的具体呈现，体现了人们对自我救赎的普遍诉求。
监察官民之神
城隍还掌握着监察官僚、奖善惩恶的职责。宋朝地方官赴任伊始，便要祭拜城隍。《稽神录》中，玉山主簿朱拯“顷补安福令，既至，谒城惶神”。
明朝时，官员谒见城隍，成为约定俗成的官场制度，《大学衍义补》中记述：“（太祖）俾有司到任之初，特与神誓。”朱元璋对此解释：“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可见要求新官向城隍相誓的形式，无形中约束了官员言行，监察在任政绩，达到“稗幽明举不得幸免”的目的。这一制度延续到了清朝，“凡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可见其影响力巨大。
明朝初立，朱元璋“于临御之初，与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两年后，朝廷下令：都城城隍“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至此，城隍成为官府和宗族约束庶民、整顿社会秩序的重要帮手。凡忤逆不孝、奸盗作伪、欺压良善等恶行，先由“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再经官府受理惩办。对于尽孝忠厚的善举，“神必达之城陛，阴加护佑”。在官方的推动下，城隍庙神化功能日益加强，对其普及起到促进作用。
祭祀民俗之神
城隍信仰的盛行，民间逐渐形成了祭祀城隍的“赛会”民俗。唐朝出现了大量的赛城隍诗文。宋朝的赛城隍会已蔚然成风。陆游感叹：“祈攘报赛，独城隍而已。”赛会在城隍诞辰举办，“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表示：“吴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被锦藏机如生，……习以为俗，岁无敢懈。”
商人在赛会中嗅出了商机，自发形成城隍庙会。明清的北京城隍庙会规模甚大。明朝时，当地城隍庙会“陈设甚颗，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羁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清乾隆时期，北京“惟于五月朔至八日设庙，百货充集，拜香络绎。”清末，城隍出巡“沿街空巷，逐队而观，甚至有各种香会随之，谓之献神。”祭祀活动的开展，树立了城隍信仰普世推广的基本价值。
《五礼通考》强调：“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这一说法是為城隍神量身定做的。在世情民意的推进下，他由护佑一方的土地神转变为身兼多职的社会神。随着社会秩序和城隍神的相互关联，城隍庙的遍地开花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