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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徐志摩取道苏俄（苏联已于1922年成立，但徐志摩等人当时仍习惯称之为“苏俄”——编注）赴欧洲，在苏俄游历多日，两个月后写下游记《欧游漫录》，记载了在苏俄的见闻。
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有不少人前往苏俄，探寻这个新世界的真相。中国也出现了到苏俄游历、考察的热潮，由此也诞生了很多游记。这些游记绝大多数都是赞美苏俄的，但徐志摩的《欧游漫录》为中国人带来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苏俄图景。其描述虽有失全面和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俄初建时期困窘的社会状况。
“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
作为一位诗人，徐志摩尤为关注苏俄的文化状况，在《欧游漫录》中，他痛惜地看到俄国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到铲除。“在这大火中最先烧烂的是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t regime（旧秩序），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及尼夫（现译“屠格涅夫”——编者）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
徐志摩在莫斯科期间曾经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据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说：现在的书店里，托尔斯泰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徐志摩又问她：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在《欧游漫录》中，徐志摩记录了一则趣闻：列宁死后，列宁太太到法庭上起诉早已去世的托尔斯泰，指责他的书与苏维埃精神不符。她说，列宁去世前曾叮嘱她一定要想办法取缔托尔斯泰的书，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判决列宁太太胜诉，把托尔斯泰的书全部毁版，并把已经印刷的书全部毁掉，用来生产再生纸，改印列宁的书。徐志摩特意向托尔斯泰的女儿问起此事的真实性，她只是含糊其词，没有做正面回答。
《欧游漫录》不仅描述了俄国传统文化被摧残的状况，而且也努力寻找新的文化，但是苏维埃文化并不是徐志摩所喜欢的。在莫斯科期间，徐志摩曾经看过一部戏剧，并在《欧游漫录》中详细地记载下来。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部戏在艺术手法上属于现代主义，舞台正中悬挂着一只“可怖的大手”，象征命运或是资产阶级，舞台上频繁出现各式各样的鬼和尸体，让徐志摩感觉这个戏如同一场“怖梦”。戏的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社会没有前途，生命没有意义，工人、醉汉、卖淫女、强盗、孩子等下层人民都有相同的命运：要么在阶级压迫下生不如死，要么在革命中死去并获得永生。这种完全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当然不是徐志摩所喜欢的，他写道：“那戏除了莫斯科，别的地方是不会有的，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怖梦制造厂。”
为了远离混乱的现实，徐志摩到墓园怀古，寻求安慰，可是夕阳下萧瑟的墓园让他更为凄惘。很多贵族的墓遭到损坏，“不少极庄严的墓碣倒在地上”，“好几处坚致的石阑与铁阑”被砸毁。此情此景，令徐志摩慨叹：“阶级的怨毒在这墓园里都留下了痕迹。”在契诃夫的墓前，徐志摩忆起契诃夫生前是一个喜欢幽默的人，不由得追问：“今天俄国的情形，今天世界的情形，他要是看了还能笑否？”
困窘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位诗人，徐志摩并不擅长理性分析，他更喜欢用诗人敏感的神经去体验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欧游漫录》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20世纪20年代苏俄日常生活画面。
这是徐志摩笔下的莫斯科：“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是不见的了，顶多顶热闹的铺子是吃食店，这大概是政府经理的；但可怕的是这边的市价：女太太，丝袜子听说也买得到，得花十五二十块钱一双，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们四个人在客栈吃一顿早饭连税共付了二十元。”“男子的身上差不多不易见一件白色的衬衫，不必说鲜艳的领结（不带领结的多），衣服要寻一身勉强整洁的就少。”“工人满街多的是，他们在衣着上并没有出奇的地方，只是襟上戴列宁徽章的多。小学生的游行团常看得见，在烂污的街心里一群乞丐似的黑衣小孩拿着红旗，打着皮鼓瑟东东的过去。”走在莫斯科街头，徐志摩觉得自己有些窘，这种窘与在英国的窘不一样。在英国他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外国叫花子”，在莫斯科，徐志摩的窘正好相反，不是因为“穿的太坏”，而是因为“穿的太阔”。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者报酬一律平等，帝俄时代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享有的特殊地位随之丧失。不仅如此，由于苏俄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政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在《欧游漫录》中，徐志摩两次写到莫斯科教授的生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是弟弟的。”教授的个人形象更是穷困潦倒、落拓邋遢：“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髭。”“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
在《欧游漫录》中，徐志摩还详细记述了一位当时的列车服务员。在苏俄时期，人们改称服务员为康姆拉特，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同志”。不过，列车上的这些康姆拉特们服务态度极为恶劣，让从未体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徐志摩惊讶不已。其中一位因为蛮横、霸气外露，被徐志摩戏称为“饭车里的拿破仑”。“他每回来伺候你的神情简直要你发抖；他不是来伺候他是来试你的胆量……他也不知怎的有那么大脾气，绷紧着一张脸，我始终不曾见他露过些微的笑容……他的脸上笼罩着西伯利亚冬的严霜。”“他每回来招呼吃饭，就像是上官发命令，斜瞟着一双眼，使动着一个不耐烦的指头，舌尖上滚出几个铁质的字音……”
徐志摩笔下的苏俄，与20世纪30年代之后大批左翼知识分子笔下的苏俄截然不同。一方面，因为徐志摩访苏时期正是苏俄最困难时期，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徐志摩是“自由行”，没有接受苏俄政府的安排。与徐志摩不同，那个时代左翼知识分子的访苏活动，大多受到了苏俄旅行社以及苏俄外交文化协会等机构的接待，他们的行程、会见的人、访问的机构都是由政府精心安排的。
试想，如果徐志摩在这些机构的控制之下访问苏俄，他不可能与托尔斯泰的女儿自由交谈，不可能随意拜访那些落魄的教授，也不可能遇到康姆拉特们恶劣的服务。
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有不少人前往苏俄，探寻这个新世界的真相。中国也出现了到苏俄游历、考察的热潮，由此也诞生了很多游记。这些游记绝大多数都是赞美苏俄的，但徐志摩的《欧游漫录》为中国人带来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苏俄图景。其描述虽有失全面和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俄初建时期困窘的社会状况。
“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
作为一位诗人，徐志摩尤为关注苏俄的文化状况，在《欧游漫录》中，他痛惜地看到俄国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到铲除。“在这大火中最先烧烂的是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t regime（旧秩序），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及尼夫（现译“屠格涅夫”——编者）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
徐志摩在莫斯科期间曾经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据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说：现在的书店里，托尔斯泰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徐志摩又问她：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在《欧游漫录》中，徐志摩记录了一则趣闻：列宁死后，列宁太太到法庭上起诉早已去世的托尔斯泰，指责他的书与苏维埃精神不符。她说，列宁去世前曾叮嘱她一定要想办法取缔托尔斯泰的书，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判决列宁太太胜诉，把托尔斯泰的书全部毁版，并把已经印刷的书全部毁掉，用来生产再生纸，改印列宁的书。徐志摩特意向托尔斯泰的女儿问起此事的真实性，她只是含糊其词，没有做正面回答。
《欧游漫录》不仅描述了俄国传统文化被摧残的状况，而且也努力寻找新的文化，但是苏维埃文化并不是徐志摩所喜欢的。在莫斯科期间，徐志摩曾经看过一部戏剧，并在《欧游漫录》中详细地记载下来。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部戏在艺术手法上属于现代主义，舞台正中悬挂着一只“可怖的大手”，象征命运或是资产阶级，舞台上频繁出现各式各样的鬼和尸体，让徐志摩感觉这个戏如同一场“怖梦”。戏的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社会没有前途，生命没有意义，工人、醉汉、卖淫女、强盗、孩子等下层人民都有相同的命运：要么在阶级压迫下生不如死，要么在革命中死去并获得永生。这种完全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当然不是徐志摩所喜欢的，他写道：“那戏除了莫斯科，别的地方是不会有的，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怖梦制造厂。”
为了远离混乱的现实，徐志摩到墓园怀古，寻求安慰，可是夕阳下萧瑟的墓园让他更为凄惘。很多贵族的墓遭到损坏，“不少极庄严的墓碣倒在地上”，“好几处坚致的石阑与铁阑”被砸毁。此情此景，令徐志摩慨叹：“阶级的怨毒在这墓园里都留下了痕迹。”在契诃夫的墓前，徐志摩忆起契诃夫生前是一个喜欢幽默的人，不由得追问：“今天俄国的情形，今天世界的情形，他要是看了还能笑否？”
困窘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位诗人，徐志摩并不擅长理性分析，他更喜欢用诗人敏感的神经去体验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欧游漫录》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20世纪20年代苏俄日常生活画面。
这是徐志摩笔下的莫斯科：“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是不见的了，顶多顶热闹的铺子是吃食店，这大概是政府经理的；但可怕的是这边的市价：女太太，丝袜子听说也买得到，得花十五二十块钱一双，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们四个人在客栈吃一顿早饭连税共付了二十元。”“男子的身上差不多不易见一件白色的衬衫，不必说鲜艳的领结（不带领结的多），衣服要寻一身勉强整洁的就少。”“工人满街多的是，他们在衣着上并没有出奇的地方，只是襟上戴列宁徽章的多。小学生的游行团常看得见，在烂污的街心里一群乞丐似的黑衣小孩拿着红旗，打着皮鼓瑟东东的过去。”走在莫斯科街头，徐志摩觉得自己有些窘，这种窘与在英国的窘不一样。在英国他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外国叫花子”，在莫斯科，徐志摩的窘正好相反，不是因为“穿的太坏”，而是因为“穿的太阔”。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者报酬一律平等，帝俄时代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享有的特殊地位随之丧失。不仅如此，由于苏俄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政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在《欧游漫录》中，徐志摩两次写到莫斯科教授的生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是弟弟的。”教授的个人形象更是穷困潦倒、落拓邋遢：“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髭。”“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
在《欧游漫录》中，徐志摩还详细记述了一位当时的列车服务员。在苏俄时期，人们改称服务员为康姆拉特，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同志”。不过，列车上的这些康姆拉特们服务态度极为恶劣，让从未体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徐志摩惊讶不已。其中一位因为蛮横、霸气外露，被徐志摩戏称为“饭车里的拿破仑”。“他每回来伺候你的神情简直要你发抖；他不是来伺候他是来试你的胆量……他也不知怎的有那么大脾气，绷紧着一张脸，我始终不曾见他露过些微的笑容……他的脸上笼罩着西伯利亚冬的严霜。”“他每回来招呼吃饭，就像是上官发命令，斜瞟着一双眼，使动着一个不耐烦的指头，舌尖上滚出几个铁质的字音……”
徐志摩笔下的苏俄，与20世纪30年代之后大批左翼知识分子笔下的苏俄截然不同。一方面，因为徐志摩访苏时期正是苏俄最困难时期，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徐志摩是“自由行”，没有接受苏俄政府的安排。与徐志摩不同，那个时代左翼知识分子的访苏活动，大多受到了苏俄旅行社以及苏俄外交文化协会等机构的接待，他们的行程、会见的人、访问的机构都是由政府精心安排的。
试想，如果徐志摩在这些机构的控制之下访问苏俄，他不可能与托尔斯泰的女儿自由交谈，不可能随意拜访那些落魄的教授，也不可能遇到康姆拉特们恶劣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