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如烟海的古书，不仅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脚步，更重要的是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无数的宝藏、无数的秘密，有待我们去开发和探索，《山海经》就是这样一部令人神奇、令人向往、令人着迷、令人费解的古书。
　　《山海经》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术数略》之中，名列形法六家之首，所言“《山海经》十三篇”，晋代郭璞《山海经注》为最早的版本，《史记·大宛列传》中，司马迁尝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自是以后，有关《山海经》的研究，千百年来，承传不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更加深入，视野更加广阔，成果也更加丰硕。近年，海外华裔学者芦鸣先生不断有力作推出，摆在案头的《山海经探秘》一书，尤为代表。
　　据芦鸣先生推测：山海经是一部世界地理书，它以游记的方式展现了完美的世界地理路线图;《山海经》以人体的部位或是男女阴阳的交合形态来描述世界的地形特点，这是天人合一观念在远古的充分体现。《山海经探秘》完成了《山海经》研究的四大最新成果：第一次将《山海经》文字所要表达的思想完整地呈现了出来;第一次将传说的《山海经》古图完整地画了出来;第一次将《山海经》的山与国在世界地图上给标了出来;第一次将《山海经》中隐藏的数学与易经的概念揭示了出来。
　　芦鸣以上看起来可以自圆其说的解读与发现，已肯定是《山海经》研究两千年以来的一大创举。同时，他也将两千年来的《山海经》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自此以后，所有的《山海经》研究者若不能对《山海经》进行系统解构的话，其研究成果或将难以登上大雅之堂。
　　另外，作者敢于尝试用谐音和测字术来破解《山海经》之千古谜团，归功于他所画出的《山海经》古图。因为有了它，作者可以凭借对古图的理解，搭起了《山海经》的一个理论框架。以这个框架为原则，作者对《山海经》的思想进行系统解构。最终，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所谓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说法事实上已经被新的考古证据给推翻了。而《山海经》的原始内容，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或者说是唯一的一部，以文字的形式，将6000年前上古口耳相传的人文、地理、历史及思想完整记录下来的著作。若将其与古埃及金字塔、世界各地的巨石阵、亚洲的高山崖壁悬棺、南美洲的高山崖壁石棺之谜等无字古迹相比，《山海经》显然更容易挖掘出历史的真相与确凿的证据。以芦鸣的观点，由于《山海经》以世界地理为基础，将人之心理与天地之道理的有机关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及总结，其考古学意义的价值，堪称人类已发现的所有文明古迹之最。”
　　芦鸣以上的认识，恰恰印证了我们的一个重要想法，即考证古籍乃是另一种“考古”工作，它的意义并不亚于田野考古工作，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同样，我们对于一种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例如，现代人通过田野考古的方法确认了人类起源于非洲，而根据芦鸣对《山海经》的系统解读，《山海经》的神秘路线也是从非洲开始起步，其文字甚至记载着跟非洲地理密切相关的信息。芦鸣这样的发现应该说是极其惊人的。换句话说，如果芦鸣先生的解读最终被证实成立的话，那么，他对《山海经》密码的破译在文字考古方面也可称得上石破天惊之举了。以我之理解，芦鸣对《山海经》古图与文字的解码是相当奇妙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对《山海经》第一山与第一国的定位与解释，从中领略文字考古的魅力之所在：
　　《山经》的第一座山是鹊山，芦鸣在世界地图上找到坐落于赤道线上的肯尼亚火山即是所谓的鹊山;而《南山经》的第一国是结匈国，芦鸣在注释中同样把它的位置指向了肯尼亚火山范围。我目前虽无法确定他将《山海经》《山经》的第一山与《海经》的第一国都定在同一个地点是否绝对到位，但我似乎明白他这样定位的思想与逻辑关系。因为按照他的谐音与测字术解读方法，对于鹊山之鹊，他将它理解成喜鹊之鹊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结匈之匈，我们也不难理解他把“匈”解读成凶象之“凶”，如此一配即露出了喜凶之象的果，恰如阴阳同体之象。这不就是阴阳学说的头吗？难怪老子会有一段智慧之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或许，这段千古名言的深意也来自《山海经》。
　　若再举一个《山海经探秘》里的典型例子来说明的话，芦鸣将《山海经》《南次二经》开头的柜山定位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最高峰达尚峰，就是一个令考古学家也不得不侧目的实证。我们知道，“柜”实际上可以是规矩的代名词。巧的是基督教《圣经》中也有“柜”说，说的是“约柜”。据传，《圣经》中的约柜被藏在了埃塞俄比亚，我怀疑他们谈的其实就是达尚峰。因为所谓约柜之名，要说的根本是规矩之实，它和《山海经》的柜山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如出一辙，意思是说，人类订立规矩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达到至善的境地。那么，为什么偏偏在人类起源的非洲大裂谷的头上会有这样一座发音和中文的“达善”一模一样的山头呢？
　　芦鸣的发现不仅让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专家学者们三思，而且也必然使得田野考古学家们对文字考古的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