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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陈润长期从事公司史研究，几乎每年写作一部公司史或企业家传记作品，华润、联想、小米等中国顶级企业都是他的研究对象。
过去的365天，陈润团队都待在美的采访、调研、写作，创作美的50年发展史。他们与何享健的亲朋好友以及美的早期创业元老、现任高管及中层干部、普通员工、政府官员等数十人交谈。美的还对他们开放了全部档案，在档案室有十几个大铁皮柜子，里面的文件包括美的从1980年代开始记载的会议记录、财务报表、业绩报告、何享健讲话手稿及传真、政府批文、营销合同、荣誉证书、法律诉讼案卷、广告文本、图片和影音资料等。他们反复查阅自1991年2月10日创刊以来的每一期《美的报》，挖掘有价值的历史故事。经过四轮修改，终于在2018年1月底完成作品。
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说：“美的1968年创业，到明年正好是50周年。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要传承哪些东西，又要否定、颠覆创新什么东西，才能够让我们走向下一个五十年，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美的是中国家电行业的一个传奇、一种标志，家电行业是中国经济的缩影。所以，这不只是一个企业家和一家企业的历史，也是一个行业、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
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每一位国民，决定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位置和高度。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跟随世界到引领世界，改革开放的政策将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中国人以勇气和智慧书写大国崛起的荣耀：这四十年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时代变革步伐最精彩的一段历史时期，波澜壮阔，荡气回肠。
美的需要总结自己的文化基因，而我们更需要理解这40年的逻辑与积淀。就此，陈润的商业书写系列提供了一条独特而深入的路径。
□陈润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
1984，中国现代商业元年
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的身份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
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静如坟场的破落工厂，“8点钟来上班，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宣言的愤怒表达。
这一年，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依托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
……
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甚至红色后代的背景，却无法否认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配的舞台，既然组织给不了，只能另起炉灶，从头搭建。
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四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當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
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被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
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更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1984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
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地独自冲进雷雨中嚎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 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奇葩。
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廠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马承包”举国闻名，“一包就灵”的奇迹吸引成百上千家国有造纸厂前来请求被承包。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而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当时只有7000万元，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红塔山”风靡大江南北。
在1984年，还有一群不能被遗忘的青年人——大学生。虽然他们身处校园，只是创业的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年6月，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月薪46元。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下放到武汉锻炼。史玉柱离开浙大回故乡，进入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张近东告别南京师大，到国企豪威集团当文员。尽管他们因分配进入体制，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1992年的下海潮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傲立潮头。
毕业生豪情满怀，新同学满眼期待，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地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
属于老中青三代企业家的荣耀，从1984年开始缓缓绽放光芒。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而1984年，正是从无到有的“元年”。
全民创业之风
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10%左右，到1984年增长达19.4%，一年后增长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值得说明的是，1984年之前诞生的企业，包括许多后来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在内，创业之初几乎全都是集体或国有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成为建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甚至到1984年，27年间私营经济几乎绝种，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
政策动荡起伏时，创业者戴上“红帽子”无疑是最稳妥、安全的选择，尽管由此获得的便利和支持今天看来轻如鸿毛，但在当年却重如泰山，有些人还从政府手中拿到原始资金、厂房设备、销售渠道等，昔时恩惠在将来的产权改制中却成为负累和羁绊，许多知名企业因此衰落、消亡。赵新先、李经纬、潘宁等人皆受创于此，能躲过牢狱之苦、全身而退者算是万幸。难得的是，更多人依靠这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机遇、资本运作逐步明晰产权，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
1984年，从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南行讲话到下半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一直在给政策松绑，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更显得名副其实。
从商业史的角度看，1984年也是最重要的年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赵新先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第二代企业家在大学校园待时而飞。舞台边缘，大幕之后，未来的主角令人充满期待，他们将在互联网时代各领风骚；李彦宏、雷军、马化腾、刘强东等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企业家正在成长；李想、戴志康、茅侃侃、陈欧等“80后”刚刚出生。
改革开放史是一部思想解放史
1984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受惠于此，以胡金林为首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释放回家。1月24日，邓小平在深圳登顶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时，王石停下自行车驻足围观，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噢”了一声继续赶路。4月6日，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海南岛开发建设提速，冼笃信跳入倒卖汽车的热潮之中，并在后来的地产热中成为最早的海南首富。8月洛杉矶奥运会中，李宁一战成名，“体操王子”享誉全球，他后来的恩师、伯乐李经纬凭健力宝如日中天。10月国庆阅兵，北大游行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画面成为时代记忆。策划、书写和举横幅者都是陈九霖的同学，他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天后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市委来人告诉他：“‘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11月1日，邓小平号令“百万大裁军”，王健林因此脱去军装，转业到大连西岗区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12月19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香港观礼团嘉宾，李嘉诚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通过这些商业主角的枯荣起落、喜乐悲欢，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些故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
过去的365天，陈润团队都待在美的采访、调研、写作，创作美的50年发展史。他们与何享健的亲朋好友以及美的早期创业元老、现任高管及中层干部、普通员工、政府官员等数十人交谈。美的还对他们开放了全部档案，在档案室有十几个大铁皮柜子，里面的文件包括美的从1980年代开始记载的会议记录、财务报表、业绩报告、何享健讲话手稿及传真、政府批文、营销合同、荣誉证书、法律诉讼案卷、广告文本、图片和影音资料等。他们反复查阅自1991年2月10日创刊以来的每一期《美的报》，挖掘有价值的历史故事。经过四轮修改，终于在2018年1月底完成作品。
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说：“美的1968年创业，到明年正好是50周年。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要传承哪些东西，又要否定、颠覆创新什么东西，才能够让我们走向下一个五十年，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美的是中国家电行业的一个传奇、一种标志，家电行业是中国经济的缩影。所以，这不只是一个企业家和一家企业的历史，也是一个行业、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
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每一位国民，决定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位置和高度。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跟随世界到引领世界，改革开放的政策将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中国人以勇气和智慧书写大国崛起的荣耀：这四十年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时代变革步伐最精彩的一段历史时期，波澜壮阔，荡气回肠。
美的需要总结自己的文化基因，而我们更需要理解这40年的逻辑与积淀。就此，陈润的商业书写系列提供了一条独特而深入的路径。
□陈润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
1984，中国现代商业元年
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的身份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
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静如坟场的破落工厂，“8点钟来上班，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宣言的愤怒表达。
这一年，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依托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
……
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甚至红色后代的背景，却无法否认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配的舞台，既然组织给不了，只能另起炉灶，从头搭建。
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四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當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
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被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
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更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1984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
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地独自冲进雷雨中嚎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 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奇葩。
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廠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马承包”举国闻名，“一包就灵”的奇迹吸引成百上千家国有造纸厂前来请求被承包。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而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当时只有7000万元，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红塔山”风靡大江南北。
在1984年，还有一群不能被遗忘的青年人——大学生。虽然他们身处校园，只是创业的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年6月，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月薪46元。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下放到武汉锻炼。史玉柱离开浙大回故乡，进入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张近东告别南京师大，到国企豪威集团当文员。尽管他们因分配进入体制，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1992年的下海潮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傲立潮头。
毕业生豪情满怀，新同学满眼期待，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地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
属于老中青三代企业家的荣耀，从1984年开始缓缓绽放光芒。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而1984年，正是从无到有的“元年”。
全民创业之风
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10%左右，到1984年增长达19.4%，一年后增长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值得说明的是，1984年之前诞生的企业，包括许多后来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在内，创业之初几乎全都是集体或国有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成为建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甚至到1984年，27年间私营经济几乎绝种，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
政策动荡起伏时，创业者戴上“红帽子”无疑是最稳妥、安全的选择，尽管由此获得的便利和支持今天看来轻如鸿毛，但在当年却重如泰山，有些人还从政府手中拿到原始资金、厂房设备、销售渠道等，昔时恩惠在将来的产权改制中却成为负累和羁绊，许多知名企业因此衰落、消亡。赵新先、李经纬、潘宁等人皆受创于此，能躲过牢狱之苦、全身而退者算是万幸。难得的是，更多人依靠这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机遇、资本运作逐步明晰产权，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
1984年，从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南行讲话到下半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一直在给政策松绑，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更显得名副其实。
从商业史的角度看，1984年也是最重要的年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赵新先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第二代企业家在大学校园待时而飞。舞台边缘，大幕之后，未来的主角令人充满期待，他们将在互联网时代各领风骚；李彦宏、雷军、马化腾、刘强东等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企业家正在成长；李想、戴志康、茅侃侃、陈欧等“80后”刚刚出生。
改革开放史是一部思想解放史
1984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受惠于此，以胡金林为首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释放回家。1月24日，邓小平在深圳登顶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时，王石停下自行车驻足围观，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噢”了一声继续赶路。4月6日，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海南岛开发建设提速，冼笃信跳入倒卖汽车的热潮之中，并在后来的地产热中成为最早的海南首富。8月洛杉矶奥运会中，李宁一战成名，“体操王子”享誉全球，他后来的恩师、伯乐李经纬凭健力宝如日中天。10月国庆阅兵，北大游行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画面成为时代记忆。策划、书写和举横幅者都是陈九霖的同学，他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天后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市委来人告诉他：“‘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11月1日，邓小平号令“百万大裁军”，王健林因此脱去军装，转业到大连西岗区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12月19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香港观礼团嘉宾，李嘉诚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通过这些商业主角的枯荣起落、喜乐悲欢，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些故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