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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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措置河北籴便司是由中央派遣官吏而在河北设置的购粮机构,它与“提举河北籴便司”统称为河北籴便司。本文重点论述“措置司”籴粮活动及其与“提举籴便司”异同,以明晰两司之关系及“措置司”机构性质、职能。通过比较,发现两司的活动地域范围、经费来源、监管机构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认为“措置司”的设立与熙丰变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在宋神宗支持下、“新党”为贮备边储而设立的,其突出特点是购粮以封桩、所购粮食具有“强储备性”。元祐更化,“旧党”重建熙宁以前“一路财计总归转运司”的地方财政管理模式,独立于“漕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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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措置河北籴便司是由中央派遣官吏而在河北设置的购粮机构,它与“提举河北籴便司”统称为河北籴便司。本文重点论述“措置司”籴粮活动及其与“提举籴便司”异同,以明晰两司之关系及“措置司”机构性质、职能。通过比较,发现两司的活动地域范围、经费来源、监管机构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认为“措置司”的设立与熙丰变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在宋神宗支持下、“新党”为贮备边储而设立的,其突出特点是购粮以封桩、所购粮食具有“强储备性”。元祐更化,“旧党”重建熙宁以前“一路财计总归转运司”的地方财政管理模式,独立于“漕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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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恽代英写于1920年的诗作《我》。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从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传播革命真理，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郭沫若回忆说，恽代英对革命很有贡献，“在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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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修《晋书》采录《搜神记》一说始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后人信之不疑。《搜神记》故事,东晋至初唐史籍多有采录。就数量而言,以《宋书》为最;就纪传之文而论,《三国志》裴松之注为榜首,范晔《后汉书》次之。《搜神记》与唐修《晋书》重见故事计三十八则,见于《晋书·五行志》者占绝对主体,多达三十四则,但无一例外皆同见于沈约《宋书·五行志》;见于唐修《晋书》传纪者仅四则,且均重见于先唐“十八家《晋书》”佚文。就此而论,东晋南朝正史《五行志》采录《搜神记》是一贯传统,向上追溯,《汉书·五行志》则为这一现象的缔造者。由此观之
北宋源崇、源护父子墓志,虽《全宋文》等收有志文,但前人未做详细考释,且录文存在错漏之处。将志文详细考释并与正史对比,不仅能够呈现北宋初期一个家族的发展历程,还可以补充史所不载的细节或纠正史书记载的谬误:源护中进士后,一直担任罗彦瑰的属官,直到罗彦瑰去世,志文显示罗彦瑰最后一任官职是镇国节度使,但《宋史》中却记载为“镇华州”;通过源护座主扈蒙担任科举考官的史料,可以推断出源护考中进士的时间为建隆元年;志文表明源氏家族曾进行过迁徙,迁徙方向是从邢州到洛阳。
《全宋文》失收了北宋刘孝孙《上神宗乞召对之人量加试用》《上神宗论方面之寄勿遽更易》、商倚《上徽宗乞戒朋党之弊》、曹辅《上钦宗论不断之过》、陈公辅《上钦宗论致太平在得民心》《上钦宗乞迎奉上皇笃其孝心》《上钦宗乞迎奉上皇笃其孝心系第二状》《上钦宗乞官陈东》4人的8篇奏议文,其中刘孝孙、商倚、陈公辅三人为《全宋文》失收作者。现对其漏收的4人的8篇奏议文进行辑录,以补《全宋文》之失。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外交往来不断,留下了许多的使金文献,对于金史研究颇有帮助,这些文献包括语录、使金诗与使金词。语录因其真实性,已受到金史学界的重视并被大量运用;使金诗和使金词因其文学性较强,较少被用作金史研究的素材。实际上,多数使金诗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写实性,值得金史研究者关注,本文即以许及之使金诗为例,揭示其史料价值。许及之是南宋知名的文人,他因党附韩僱胄而在《宋史》留下不好的名声,但在文学上得到四库馆臣及孙诒让的好评。他在绍熙四年出使金国,期间创作了不少的诗作,并留存至今。他的这些诗作在地理、政治、军事
新朱尔法的“康曼达”制度是以契约为依据的代理制度,是17—18世纪亚美尼亚人商业网络急剧扩张的产物,亦是其贸易繁荣之根本。该制度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运行:通过签订“康曼达”合同,新朱尔法富裕商人委托非血亲的亚美尼亚人在海外代表自己开展贸易。为保证“康曼达”制度行之有效,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对“康曼达”制度进行创新与改造,建立专门的代理人培训制度,形成自己的人员选拔和培养模式。“康曼达”制度使亚美尼亚商人之间的合作团结而高效,其运行和管理模式被后来的股份制和有限合伙制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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