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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转型陷阱，知识界对此已没有什么争议了。之所以称作转型陷阱，当然因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积累的社会财富没有用于推动社会进步，即没有用于推动转型，反而给社会进步和转型造成巨大困扰。
中国社会财富的总量并不少。以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所积累的社会财富总量无疑更为可观。如此巨大的物质力量，按照世界通例，至少可在以下三个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一是消灭底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社会底层大多亦同步跨入中等收入阶层乃至中产阶层，以至于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公务员不相上下。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台湾。
通常所称的“台湾奇迹”，不仅是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更是在此过程中，贫富差距非但没有如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所称的那样急剧扩大，反而持续缩小。经济的高增长与财富的均衡分配几乎完全同步，构成了台湾当代史上的特有景象。宋楚瑜称：“从1972年¾¬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¾¬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
均富实践的直接结果，是台湾基本没有社会底层，即作为独立阶层的穷人基本消失。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农夫、摊贩，也能轻松跨入中等收入阶层。即便在贫富悬殊已经拉大的本世纪初，参照国际贫困标准，台湾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亦未超过1%。穷人不形成规模，更有社会福利体系保障其基本生存，也就可以安顿下来。而如果穷人规模过于庞大，穷人过于无助，容易出产陈胜吴广，社会稳定就出问题。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转型之后，政治上的震荡其实并不小，到陈水扁时代，诸如“百万红衫军”那样的大风大浪此起彼伏。但无论政治如何震荡，都不能扩散到社会上，就是因为没有动荡的社会基础，尤其是人心基础。人皆有恒产，皆安居乐业，自然就不愿意折腾。
第二是壮大中产。台湾99%的人群收入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其中相当多数更伴随着新兴工业化跨入了中产阶层。台湾的新兴工业化主要依靠中小企业实现，中小企业持续而普遍的繁荣，必然导致资本分散化和均衡化，不致过于集中，并由此催生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1980年代中期，台湾中产阶层户数，竟高达总户数的41.6%。这个阶层不仅规模巨大，而且经¬济实力雄厚，思想敏锐，政治参与感强，组织化程度高，一直是台湾社会运动和推动台湾转型的基础力量。
第三是社会的发展。经¬济均富，人民行有余力，自然有兴趣关注公共领域，也自然有足够的社会财富涌入公共领域，也才有第三部门的繁荣，继而有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因而从1980年代起，台湾全面进入公民权利运动时代：劳工争取劳动者的权益，合理的薪资，更安全更人性的工作环境；消费者争取消费者的权利，等等。自由结社也成了时尚，各社会群体普遍要求挣脱政府管制，追寻自主空间。如台湾学者张铁志所称，那是社会力的真正解放期，不论是环保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校园民主运动等，各个团体都起来争取权利。于是在政治力、经济力之外，开始崛起第三种力量即社会力，并以此引导社会的大发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足鼎立，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生态的相对均衡。
中等收入阶段未必一定落入陷阱。台湾的中等收入阶段，就反而推动了社会和权利的发展，进而大大推动了台湾转型。这不止是经¬济发达，更重要的，这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有中产阶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
台湾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其特殊原因。最重要的是均富，均富不仅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大多数人分享，而且可以把天量财富直接投入社会发展和权利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设想一下，若非因为均富，台湾可能有那么强大的中产阶层么？因为均富，使得财富的正效应得以充分显现。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我们的转型陷阱所在。最大的陷阱，是经济的发展没有与社会的发展、权利的发展同步，即经济的发展往往以社会的不充分发展、权利的不充分发展为代价。
这才是最大的转型陷阱。财富的充分集中使得普通人收益太少，相应地，既不可能发育出强大的中产阶层，更无法从根上消灭底层，以致巨大的穷人阶层在中国始终顽强存在，无论扶贫浪潮多么声势浩大都于事无补。严峻的生存危机和不公平感，把穷人阶层变成了焦虑的阶层，它首先威胁到特权阶层，特权阶层也就不可能把它们的钱财留在本土，逃离自己的祖国就成为其共同的选择。
于是，财富所起的作用，就很难主要是正面的。第一，特权阶层的集体逃离，导致财富大量转移他国，对本国的社会发展几乎起不到助推作用。第二，众所周知，国家占有的财富几乎是社会总财富的2/3。而由于权力未受到有效制约，一些财富被用于“三公消费”和拍脑袋决策的过度投资中。
如此一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就难以构成推动转型的物质力量，并由此生出更多的黑幕、腐败和不公，引爆更多的不公平感、挫败感和激愤。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涌流，反而是社会发展的缓慢和不稳定。
中等收入阶段何以会成为陷阱，或者换句话说，中等收入为何会反而阻碍¬转型，答案就在于此。以牺牲社会的发展尤其牺牲权利的发展为代价换取的片面的¾¬济发展，最终会把发展扭曲。如何回归正常的发展即文明的发展？别无选择，必须回到社会发展尤其是权利发展的正轨上来，尤其要依托权利的大发展，建立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机制，首先使均富成为可能。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社会财富的总量并不少。以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所积累的社会财富总量无疑更为可观。如此巨大的物质力量，按照世界通例，至少可在以下三个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一是消灭底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社会底层大多亦同步跨入中等收入阶层乃至中产阶层，以至于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公务员不相上下。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台湾。
通常所称的“台湾奇迹”，不仅是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更是在此过程中，贫富差距非但没有如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所称的那样急剧扩大，反而持续缩小。经济的高增长与财富的均衡分配几乎完全同步，构成了台湾当代史上的特有景象。宋楚瑜称：“从1972年¾¬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¾¬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
均富实践的直接结果，是台湾基本没有社会底层，即作为独立阶层的穷人基本消失。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农夫、摊贩，也能轻松跨入中等收入阶层。即便在贫富悬殊已经拉大的本世纪初，参照国际贫困标准，台湾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亦未超过1%。穷人不形成规模，更有社会福利体系保障其基本生存，也就可以安顿下来。而如果穷人规模过于庞大，穷人过于无助，容易出产陈胜吴广，社会稳定就出问题。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转型之后，政治上的震荡其实并不小，到陈水扁时代，诸如“百万红衫军”那样的大风大浪此起彼伏。但无论政治如何震荡，都不能扩散到社会上，就是因为没有动荡的社会基础，尤其是人心基础。人皆有恒产，皆安居乐业，自然就不愿意折腾。
第二是壮大中产。台湾99%的人群收入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其中相当多数更伴随着新兴工业化跨入了中产阶层。台湾的新兴工业化主要依靠中小企业实现，中小企业持续而普遍的繁荣，必然导致资本分散化和均衡化，不致过于集中，并由此催生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1980年代中期，台湾中产阶层户数，竟高达总户数的41.6%。这个阶层不仅规模巨大，而且经¬济实力雄厚，思想敏锐，政治参与感强，组织化程度高，一直是台湾社会运动和推动台湾转型的基础力量。
第三是社会的发展。经¬济均富，人民行有余力，自然有兴趣关注公共领域，也自然有足够的社会财富涌入公共领域，也才有第三部门的繁荣，继而有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因而从1980年代起，台湾全面进入公民权利运动时代：劳工争取劳动者的权益，合理的薪资，更安全更人性的工作环境；消费者争取消费者的权利，等等。自由结社也成了时尚，各社会群体普遍要求挣脱政府管制，追寻自主空间。如台湾学者张铁志所称，那是社会力的真正解放期，不论是环保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校园民主运动等，各个团体都起来争取权利。于是在政治力、经济力之外，开始崛起第三种力量即社会力，并以此引导社会的大发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足鼎立，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生态的相对均衡。
中等收入阶段未必一定落入陷阱。台湾的中等收入阶段，就反而推动了社会和权利的发展，进而大大推动了台湾转型。这不止是经¬济发达，更重要的，这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有中产阶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
台湾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其特殊原因。最重要的是均富，均富不仅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大多数人分享，而且可以把天量财富直接投入社会发展和权利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设想一下，若非因为均富，台湾可能有那么强大的中产阶层么？因为均富，使得财富的正效应得以充分显现。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我们的转型陷阱所在。最大的陷阱，是经济的发展没有与社会的发展、权利的发展同步，即经济的发展往往以社会的不充分发展、权利的不充分发展为代价。
这才是最大的转型陷阱。财富的充分集中使得普通人收益太少，相应地，既不可能发育出强大的中产阶层，更无法从根上消灭底层，以致巨大的穷人阶层在中国始终顽强存在，无论扶贫浪潮多么声势浩大都于事无补。严峻的生存危机和不公平感，把穷人阶层变成了焦虑的阶层，它首先威胁到特权阶层，特权阶层也就不可能把它们的钱财留在本土，逃离自己的祖国就成为其共同的选择。
于是，财富所起的作用，就很难主要是正面的。第一，特权阶层的集体逃离，导致财富大量转移他国，对本国的社会发展几乎起不到助推作用。第二，众所周知，国家占有的财富几乎是社会总财富的2/3。而由于权力未受到有效制约，一些财富被用于“三公消费”和拍脑袋决策的过度投资中。
如此一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就难以构成推动转型的物质力量，并由此生出更多的黑幕、腐败和不公，引爆更多的不公平感、挫败感和激愤。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涌流，反而是社会发展的缓慢和不稳定。
中等收入阶段何以会成为陷阱，或者换句话说，中等收入为何会反而阻碍¬转型，答案就在于此。以牺牲社会的发展尤其牺牲权利的发展为代价换取的片面的¾¬济发展，最终会把发展扭曲。如何回归正常的发展即文明的发展？别无选择，必须回到社会发展尤其是权利发展的正轨上来，尤其要依托权利的大发展，建立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机制，首先使均富成为可能。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