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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夏天，我国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荆州、沙市、岳阳、武汉、九江、景德镇、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接连告急，人民的生命财产处于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中。
长江、松花江流域的水灾还在频频告急，中华慈善总会的抗洪赈灾还在紧张地进行中，年近七旬的阎明复还正在为此到处奔走日夜操劳。
这一天，电子工业部胡启立部长介绍日本的NHK捐助给中华慈善总会10台海事卫星，用于长江、松花江大水灾的救援工作。阎明复很高兴，他知道这价值不菲的10台海事卫星对水患灾区多么重要。他参加了这个在京广大厦举行的捐赠仪式，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了这件事。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条消息时，阎明复的老伴儿吴克良正好在家看电视。她看见一个人举着捐赠牌和日本友人、胡启立部长站在一起，但这个人有领带没有脑袋。吴克良从领带上认出是自己的丈夫阎明复，感觉这事情有些蹊跷。
那晚阎明复因为在总会处理赈灾的事情很晚才回家。老伴儿对他说：“你今天上电视被‘斩头’了1只有领带没有脑袋。”
“是吗?”阎明复只是这样问了一句，还笑了笑。
是自嘲还是毫不在意?
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他心里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阎明复从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岗位退下后，我曾多次听他说，他一生中做过许多事，他觉得最有意义、最值得回忆的就是他在大百科出版社的工作和他在慈善总会的工作。
1998年的抗洪赈灾，应该是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
这一年六月份，阎明复领导下的中华慈善总会就已经注意并详细掌握了南方水灾的灾情，并开始了对南方水灾的赈灾救援。
7月22日，阎明复到天津参加画家申石辉的慈善捐助仪式时特别讲到了长江的水灾。阎明复心情不无沉重地告诉天津的朋友们，由于水灾，灾区人们多年积蓄的粮食或被大水冲跑，或被大水浸泡之后发霉不能再食用，因此急需口粮。他告诉大家，党和政府在领导那里的人民战胜洪灾的同时，也在生活上给予灾民许多的关心与支援，帮助那里的人们渡过难关。他说，中华慈善总会考虑并注意到，面对灾害，在国家帮助的同时，那种民间的、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与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在阎明复的主持下，中华慈善总会已经联络了全国工商联、全国企业家协会、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全国青联等单位共同发出呼吁，呼吁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对灾区人民进行广泛的、主要是小额的积少成多的捐助。中华慈善总会还同时向全国七十多个团体会员发出倡议，希望各团体会员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想灾区群众所想，急灾区群众所急，和灾区人民同舟共济，有难同当，为抗洪赈灾募集资金和紧急救援物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慈善会的积极响应。曾遭受过地震灾害的张家口地区的慈善会虽然还在困难之中，也几次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中国的百姓、企业、社会团体都行动起来了，纷纷为水灾灾民捐款、捐物，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抗洪赈灾热潮在中国社会迅速形成。总会开展赈灾募捐后，我急忙赶往那里。
早上5点，我就从天津出发，到北京中华慈善总会的时候，还不到8点。我常来这里，往日8点半到时都显得有点儿早。
远远地，二龙路甲33号大门上面6个醒目的红色大字：“中华慈善总会”就像翻滚的江水一下冲开心的闸门，使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了许多。
原来没有这些字，因为这幢十几层高的大楼，只第7层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办公所在地，现在，仿佛整幢大楼都“慈善”了。
门前，进出的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有，有父母牵着儿女的，有一家祖孙三代相互搀扶着的。也有一个个的老人、一个个的中年、一个个的青年、一个个的孩子，全都匆匆地进，匆匆地出。
哦，今天是周六，本该休息的日子。
紧前面，一个拄着双拐的男人走得好快，上台阶也快。我真怕他摔倒，想跟上，扶他一把，终未能追上。另一个坐轮椅的，显然要慢许多。他的双腿都不能站立行走。他身边有他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儿。
他们都走进去了，走进中华慈善总会的大门。
里面的人真多啊!都挤在大厅迎面和左面的长条桌面前，我看见迎面悬挂着“中华慈善总会抗洪救灾捐赠站”的条幅。
他们都是来捐款的。我和他们走在一起，看见那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被妻子女儿推着，来到一个靠边儿的捐款台前，从容地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百元钞票，共5000元，全捐了，这差不多是他全年的工资。
他好像是代表自己来捐款的，妻子和女儿全力支持着他。关于他自己，他不想多说什么，但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着一种让人激动不已的泪花。我想，关于他那双不能站立的双腿，关于他的生活，一定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他们走了，还是那样从容。
那边的那个孩子，只有三四岁，一只手攥着一沓百元的钞票，一只手举着随时往嘴里送的糖果。年轻妈妈弯下腰对孩子说：“记得每天看电视时妈妈给你讲什么?那些被水淹的叔叔阿姨们和小朋友们多么苦啊!那些救人的解放军们多么好啊!宝宝把这些钱给他们买好吃的好不好啊?”
孩子显然有点不太情愿地把钱交给了捐款台的阿姨。孩子还不太懂事，但显然已经懂得了这钱能买好东西给自己。
孩子的一双大眼晴忽闪着，看周围那些争先恐后为灾区捐款捐物的哥哥姐姐，忽然把另一只举着糖果的小手也伸到捐款台上：“给那里小朋友吃。”妈妈一把抱住孩子，高兴地连连说：“这才是妈妈的好宝宝!这才是妈妈的好宝宝!”
过去，她的孩子还从来没有把糖果给过别人，甚至父母。这位年轻妈妈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她在努力着使孩子从小就懂得关心别人，她在培养着孩子的慈善仁爱之心。
那个从山西来的8岁的小男孩儿显然已经很懂事了。前几天，他和妈妈来北京看爸爸，看到电视里长江流域受灾的情况，就一直缠着妈妈来这里捐款。他让妈妈从老远的地方把自己带来，将自己积攒的52元零花钱都捐给了灾区。他很郑重其事地说，这些钱是给灾区的小朋友买书和书包的，还说等开学时再把自己拥有的两个书包中的一个新的捐给灾区的小朋友。那个手里拎着一包衣物的中年汉子，脸上有些苦涩：“下岗了，几个月没拿工资，不然就捐款了……”我看着他，心里涌上一股热浪。“我还会上岗的，很快，那时候……”他话没有说完就转身走了，水泥地在他的脚下咚咚地响。
一个老太太，就只她自己，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是单独来的，竟拖来十几个包袱。其实，她完全可以等儿孙有空时陪着来，可她不能等了，简直一刻也不能等了，灾民们需要啊。老太太是打的来的，司机帮着老太太把大包小包往慈善总会的捐款站上搬。忽然，老太太想起还没付车费，赶忙拿出钱来，司机高低不收，老太太非得给，往车楼子里放，可最终还是让司机把钱扔了出来。
司机没说什么，可我感觉着他在说，说比起老太太 他的这点贡献太小。我注意到，来这里送人的出租车，十有八九都不想收费。
自走进来，自置身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募捐台前，我的心情就无法再平静。
我知道自己接触的还太少太少。但是，就是这太少的实例，已让我激动不已了。
在中华慈善总会楼上楼下，在他们不大的办公空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8月9日，星期天，紧急救援行动开始的第一天。一大早，7点刚过，一个解放军小战士赶了几十里的路，从部队驻地赶到慈善总会捐赠站，捐出了他的全部积蓄500元人民币。不一会儿，一位退伍的老军人，也从十几里外赶来，掏出1200元现金，还带来16件干净的衣物。一个来自安徽的打工仔，刚从某饭店辞职，赶到捐赠站，倾囊捐出所有的钱财共86.40元，只留了一元钱作为回住地的车费。当工作人员请他留下点生活费时，他动情地说：“都捐了吧，我怎么都能凑合，总比灾区的人好过。”
一个中年人来到慈善总会的捐款台，放下3万元就走，他没有留下姓名，但人们还是知道了他是叶剑英元帅的后代。
坐在轮椅的那位老奶奶已经90岁了，她的重孙女，一个漂亮的中法混血儿推着她来到捐款台前，老奶奶60岁的女儿告诉工作人员，他们刚刚和法国的女儿、女婿通了电话，法国人的女婿一再要求，他们三口人代表全家四代人来到中华慈善总会捐款。
这是一个特殊的班集体，北京广渠门中学97级宏志班的同学们，他们来自一些特别困难的家庭，又都学习十分优秀。他们曾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现在，他们也来捐款了，5000元，这是他们全班同学暑期打工赚来的。他们说：“我们这些同学一直得到社会的关爱与支持，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里，是多么幸福和幸运。如今，面对遭受巨大洪涝灾害的人们，我们也要献上自己的爱。”
我看到两位穿着铁路制服的捐款者，她们是广西南宁5／6次列车的代表，刚到北京就赶来了，把车上工作人员和旅客的捐款43746元交到总会，她们这次列车途经灾区，许多旅客都亲眼目睹灾情，所以捐款十分踊跃。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这两位捐款者，她们正进行第二次捐赠。
在总会的几天里，我每天都能看到在北京的，或来北京旅游的外国人到这里捐款。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
在总会的一间办公室，我看到署名“一个普通人”的来信，信中写道：“从电视及广播中了解到灾区受灾的情况，心里非常不安。我是一名身患绝症的病人，在这场与特大洪水的搏斗中帮不上忙，特选20张百元新票捐给灾区，算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向党交的一份党费吧。”我注意到，像这样的来信还很多很多，可惜我实在无法一一阅读，因为一个捐赠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这里多数是企业家，在众多的平民百姓的积少成多的捐赠之中，颇具实力的企业家们也紧紧地跟上了。他们中有国有企业的，也有集体和民营的，他们的捐赠都很多，100万、200万、500万、1000万……都争先恐后地多捐。和那些不愿留名的个人捐助者不同，他们都特别注意打出自己的品牌，注意自己的形象宣传。他们是有爱心的，热心公益事业，都非常成功的。我想，当他们的消费者、用户看到他们在这里献爱心，一定会对他们的信誉、他们的产品更加信赖。他们中也有许多感人的事例，我看到穿着藏袍的青海制药厂厂长等一行人专程从青海赶来，向灾区捐款100万元，其中包括20万元现金和价值80万元的药品。这些药品是藏药厂职工加班加点为灾区生产的急需的肠胃药品。他们说，平时都是祖国各地同胞支援藏区建设，现在他们也要把藏族同胞的一片心意献给灾区人民。开会时，我旁边坐着一位来自山东的企业家，他所在的企业已经捐给灾区500万元，他个人也要捐10万元。在极热烈的气氛中，我听到他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你那里还有多少现金?”对方答：“14万。”他说：“都捐了吧。”对方问：“那家里的生活怎么办?”他说：“没关系，咱们再拼命干。”我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
我当然也知道，现在也还有不少这样的有钱人，各种企业的头头，他们宁愿用好多的钱，请客送礼拉关系，却不肯对慈善事业有丝毫的表示，甚至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反感。我敢断言，这些人决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不会有大的出息。
我还是被感动着，因为这里让人感动的事情实在太多。
总会的工作人员钱钟民同志对我说：“你现在看到的还是太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大多数捐款都是通过电汇进行的。”
他告诉我，从8月12日起，中国邮政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宣布，只要你想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汇款单中只要附上邮编和总会的大名就可以了，不必再像普通汇款那样必须写出收款单位的详细地址。这一举措中国邮政已以文件形式下发全国其所属单位实施。同时，总会的邻居，中国电信在向灾区捐赠200万元以后，又推出了800810399免费捐赠热线。该号码与中华慈善总会对外公布的8条热线相联，只要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无论你要捐赠还是咨询，电话都是免费的。
这一措施的最大受益者是捐赠人和被救助者，因为无论多远，它都不会占用捐赠者捐款以外的哪怕一分钱，而这一点一直是慈善总会的渴求之处，中国电信的举措则帮助慈善总会完善了这一思想。作为中介机构，慈善总会与捐赠者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在当今社会，捐赠者任何时间与精力的耗费，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捐赠者的情绪，同时这也不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而新的捐赠手段的引进则提升了慈善事业的动作机能，将公益事业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我看到了，看到了这一更高层次的新事物，我走进慈善总会那间大约有40平方米的服务中心，四张办公桌，一个前台。在这里工作的大都是来自首都高校的志愿者，其中8位在接热线，两位志愿者在电脑中输入各种统计数据、制表打字，两位志愿者发传真、复印。此外几个志愿者算是机动人员，里里外外地忙活。总会的工作人员也忙进忙出，整个办公室，每一个人都是不安静的。电话铃、复印声、打字声、脚步声，声声不断。
在赈灾联络组的办公室，我又看到了这里的负责人杨团，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她还未顾得上吃中午饭。她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副秘书长，在年初张北地震的大救助之后便病倒了。现在，她其实还病着，她是靠着药物，靠着一个慈善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靠着她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情谊，在这里坚持坚持再坚持的。
在总会的日夜里，我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义工，也包括阎明复、吴建国这些常年的“大义工”，常在白天或深夜遇到盒饭、方便面断顿的时候。当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慈善》杂志社的社长、天津慈善协会会长陆焕生的时候，正在天津紧张地组织抗洪赈灾募捐的陆会长马上安排常务副会长赵玉衡送去了满满一汽车天津生产的康师傅方便面。
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是出色的，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是出色的。阎明复会长多次讲：“来这里工作 的人，一定要有奉献精神，想要发财的不要来。”他们努力奉献着，为的就是把全国人民的捐款收好，管好，确保一分不差地送到灾民手里。在这次的紧急救援行动中，总会设立了筹募、救援、宣传、后勤、联络等5个小组，分工合作，确保抗洪赈灾万无一失。为确保大家捐赠的款物不出任何差错，总会特设立了监察委员会，专门请了3位曾经做过监察工作和会计工作的老同志坐镇财务监督，每天进行检查，一笔一笔入帐。此外，总会还聘请了国家级审计事务所对捐款落实情况进行公开审计，并将向社会发公告。
中华慈善总会的这种做法和作风是一贯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海内外捐赠者的高度信任，一位五十多岁的工程师，星期天从家里出来，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总会捐款。他对我说，张北地震时他也曾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他知道阎明复、吴建国等总会领导几次带队去张北震区。他很郑重地对我说，来这里捐款一定会使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丝毫不必担心会落到贪官污吏手里。那一个上午，只我注意到的这类捐款者就有16人之多，我还知道有一位远在我国香港的慈善家，他曾多次在内地捐款，宽慰过，也失望迷惘过，他一直希望能在国内找到一家信誉最好、效益最高的慈善机构。这一年春节前后，他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宁夏地区捐款100万元，要求分发给1万个贫困户每户100元，并希望在一周之内完成。慈善总会的同志们即刻与当地慈善会携手，选择了几个贫困县，迅速向贫困户下发，不到一周就完成了这项善举。很快，受助人的花名册就送到了老先生手里。从此，这位慈善家便经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来实现他的善良愿望。1998年6月，中华慈善总会刚刚发起对遭受水灾人民的救助，这位老先生立即又捐款400万元。
那些日子，我也看到了慈善总会的同志们是怎样工作的。面对那么多像潮水一样捐款、捐物的群众，他们好像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许多人年纪也不轻了，有的还病着，是靠着药物，靠着一个慈善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靠着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情义坚持坚持再坚持的。很多工作人员一边吃着盒饭，一边还在清点、造册、记录，还在工作。他们差不多都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亲属，都在拼了命地工作。阎明复是非常了解他们的。我就听到阎明复几次很清楚很具体地谈到总会许多同志的身体、家庭和他们的工作情况。每当谈到他们，阎明复，这位饱经风霜老人的那一双慈祥的大眼，常浸满热泪：“大家都这么干，我们这些老头儿能不干吗?”可大家却说：“慈善总会数阎会长年纪最大，身体也不是很好。可他干的工作比我们哪一个都多。我们哪一个也比不上他那样精力旺盛，那样不知疲倦。”大家说的的确是实情。那时，我曾跟随阎会长干了大半天。我应该算是还比较年轻的，每天早上还练武术，身体也是很好的。而且，我也并没直接干什么，只是跟着阎会长记录点什么、传个信什么的，可那天我都吃不消了，阎会长却照旧在不停地处理各种事务。那天，阎会长下午两点才吃上午饭——一盒康师傅方便面。
在广泛发动的同时，阎会长还找到广播电视管理总局的主要领导同志，提出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办一场赈灾义演。第二天，便得到了中央电视台负责人肯定的答复。他们对阎会长说，中央电视台正在准备搞一场，不知道找谁来合作，正好你们提出来，就由我们两家办。中央电视台的同志还说，那时候，广州已经搞了一场义演，湖南搞了一场，上海也搞了一场义演。因此，中央电视台再不举办义演就落后了。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央电视台一拍即合。阎会长提出，中国红十字会也有一笔钱，也同意捐出来，可以三家联合搞这场义演。于是，就形成了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的三家联合。
8月16日，《我们万众一心》大型电视义演晚会成功地举办了。全国人民都被那次义演震撼着、感动着。那一段时间里，中华慈善总会共接收了十多万笔从全国各地邮局、银行汇来和捐助者直接送上门的捐款3亿多元，以及价值3亿多元人民币的捐赠物资。总会还联合全国工商联、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募集款物24亿元。1998年我国收到来自民间的募捐总额为72亿元人民币。中华慈善总会直接和间接的募捐款物占到全国赈灾募捐总额的2／5以上。这样大的数字对支援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自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义演之后不到一周，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副会长万绍芬、吴建国、陆焕生等总会领导便相继带队去了湖北、江西、湖南、黑龙江等地重灾区慰问灾民、考察灾情、发放救灾款物并检查救灾款物的发放情况。
阎明复当时去的是湖北，他和同志们一起头顶烈日，脚踩污泥，辗转在各个受灾现场，并总是深入到灾民之中。
正当他为抗洪赈灾忘我地奔走忙碌时，忽然接到总会的副会长吴建国打给他的电话。吴建国在电话中有点不知所措地说：“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传过来话说，说不同意你带队到灾区发放救灾物资……”
阎明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所以很快就收兵返回了，救灾物资的发放就委托当地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负责。就这样，阎明复也没有忘记向他看望的一位病中的老汉告别，并告诉老人放心，到北京后，他一定尽快把老人需要的药快递过来。
回北京后，阎明复先安排秘书，把灾区老人需要的药找到，并即刻快递过去。然后他就想：“为了我们的慈善事业，为了我们那许许多多热心的捐赠者，我应该向中央电视台表示我的歉意。”
当时，阎明复还以为中央电视台对他有意见，是因为中华慈善总会去受灾地区发放救灾物资没有事先与中央电视台联络的缘故。
阎明复在给杨伟光台长写的亲笔信中说：“我们中华慈善总会这次募捐是和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共同组织的，可我们去灾区发放救灾物资事先却没有跟中央电视台商量。”阎明复在信中说这是他的失误，是不应该的。
总会的同志都不同意他们的会长写这封检讨信。副秘书长杨团着急地对阎会长说：“你这样的领导怎么能为这事向一个台长检讨呢?”
阎明复还是坚持写了，并坚持送到中央电视台。他想自己应该多为我们刚刚发展起来的慈善事业着想。
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把阎明复写给杨伟光台长的检讨信送到电视台的时候，杨台长的秘书说：“我们台长其实对阎部长没有什么意见，只是……”秘书一脸的无奈，还想往下说，但终于没有说出来。
后来，从电视台的记者那里传过话来说是中宣部那位最高领导对有关阎明复的报道有指示，说这样一个“六四”中被免职的人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是不行的，还说阎明复在出风头。
从那时起，中央电视台就不再报道中华慈善总会的消息。
阎明复感到问题严重了，他这时又想起了他被中央电视台“斩首”的事。
我听见他说：“我阎明复算什么呀?不报道我没关系，可不能因为我就不报道中华慈善总会、不报道中国的慈善事业啊!我决不能因为自己影响中国的慈善事业，所以一定要辞去这个民间组织的领导职务。”
为了不使中国的慈善事业受到损害，阎明复向民政部打紧急报告，提出辞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职务的请求。
上级领导没有批准阎明复的辞职报告，明确指示他要继续抓好中华慈善总会的全面工作。
阎明复依旧在为慈善事业努力工作着，为了不辜负捐赠者的愿望，为了需要慈善救助的困难群体及时得到帮助，他不能、也没有时间过多地考虑个人的脸面、得失。他想：为困难百姓办好事、实事，我还是有这个权利和义务的。他还是那样忙碌。
中央电视台那一段时间里没有报道中华慈善总会的任何消息。可包括北京电视台在内的地方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不但没有减少对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慈善事业的报道，反而更增多了许多。
1999年2月，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听取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中华慈善总会创办5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后特别提到了这次抗洪救灾工作，他说：“尤其值得褒扬的是，在98抗洪救灾斗争中，中华慈善总会急灾区群众之所急，及时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从海内外争取到了大量的救灾捐赠，有效地帮助了灾区群众抵御洪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一连数月，总会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团结拼搏，克服困难，高效工作，为抗洪救灾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央分了忧，为百姓解了愁，发挥了民间组织应有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表明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战斗集体。”
不久，国务院授予中华慈善总会“民族团结先进模范单位”的牌匾。
长江、松花江流域的水灾还在频频告急，中华慈善总会的抗洪赈灾还在紧张地进行中，年近七旬的阎明复还正在为此到处奔走日夜操劳。
这一天，电子工业部胡启立部长介绍日本的NHK捐助给中华慈善总会10台海事卫星，用于长江、松花江大水灾的救援工作。阎明复很高兴，他知道这价值不菲的10台海事卫星对水患灾区多么重要。他参加了这个在京广大厦举行的捐赠仪式，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了这件事。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条消息时，阎明复的老伴儿吴克良正好在家看电视。她看见一个人举着捐赠牌和日本友人、胡启立部长站在一起，但这个人有领带没有脑袋。吴克良从领带上认出是自己的丈夫阎明复，感觉这事情有些蹊跷。
那晚阎明复因为在总会处理赈灾的事情很晚才回家。老伴儿对他说：“你今天上电视被‘斩头’了1只有领带没有脑袋。”
“是吗?”阎明复只是这样问了一句，还笑了笑。
是自嘲还是毫不在意?
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他心里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阎明复从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岗位退下后，我曾多次听他说，他一生中做过许多事，他觉得最有意义、最值得回忆的就是他在大百科出版社的工作和他在慈善总会的工作。
1998年的抗洪赈灾，应该是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
这一年六月份，阎明复领导下的中华慈善总会就已经注意并详细掌握了南方水灾的灾情，并开始了对南方水灾的赈灾救援。
7月22日，阎明复到天津参加画家申石辉的慈善捐助仪式时特别讲到了长江的水灾。阎明复心情不无沉重地告诉天津的朋友们，由于水灾，灾区人们多年积蓄的粮食或被大水冲跑，或被大水浸泡之后发霉不能再食用，因此急需口粮。他告诉大家，党和政府在领导那里的人民战胜洪灾的同时，也在生活上给予灾民许多的关心与支援，帮助那里的人们渡过难关。他说，中华慈善总会考虑并注意到，面对灾害，在国家帮助的同时，那种民间的、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与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在阎明复的主持下，中华慈善总会已经联络了全国工商联、全国企业家协会、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全国青联等单位共同发出呼吁，呼吁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对灾区人民进行广泛的、主要是小额的积少成多的捐助。中华慈善总会还同时向全国七十多个团体会员发出倡议，希望各团体会员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想灾区群众所想，急灾区群众所急，和灾区人民同舟共济，有难同当，为抗洪赈灾募集资金和紧急救援物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慈善会的积极响应。曾遭受过地震灾害的张家口地区的慈善会虽然还在困难之中，也几次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中国的百姓、企业、社会团体都行动起来了，纷纷为水灾灾民捐款、捐物，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抗洪赈灾热潮在中国社会迅速形成。总会开展赈灾募捐后，我急忙赶往那里。
早上5点，我就从天津出发，到北京中华慈善总会的时候，还不到8点。我常来这里，往日8点半到时都显得有点儿早。
远远地，二龙路甲33号大门上面6个醒目的红色大字：“中华慈善总会”就像翻滚的江水一下冲开心的闸门，使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了许多。
原来没有这些字，因为这幢十几层高的大楼，只第7层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办公所在地，现在，仿佛整幢大楼都“慈善”了。
门前，进出的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有，有父母牵着儿女的，有一家祖孙三代相互搀扶着的。也有一个个的老人、一个个的中年、一个个的青年、一个个的孩子，全都匆匆地进，匆匆地出。
哦，今天是周六，本该休息的日子。
紧前面，一个拄着双拐的男人走得好快，上台阶也快。我真怕他摔倒，想跟上，扶他一把，终未能追上。另一个坐轮椅的，显然要慢许多。他的双腿都不能站立行走。他身边有他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儿。
他们都走进去了，走进中华慈善总会的大门。
里面的人真多啊!都挤在大厅迎面和左面的长条桌面前，我看见迎面悬挂着“中华慈善总会抗洪救灾捐赠站”的条幅。
他们都是来捐款的。我和他们走在一起，看见那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被妻子女儿推着，来到一个靠边儿的捐款台前，从容地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百元钞票，共5000元，全捐了，这差不多是他全年的工资。
他好像是代表自己来捐款的，妻子和女儿全力支持着他。关于他自己，他不想多说什么，但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着一种让人激动不已的泪花。我想，关于他那双不能站立的双腿，关于他的生活，一定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他们走了，还是那样从容。
那边的那个孩子，只有三四岁，一只手攥着一沓百元的钞票，一只手举着随时往嘴里送的糖果。年轻妈妈弯下腰对孩子说：“记得每天看电视时妈妈给你讲什么?那些被水淹的叔叔阿姨们和小朋友们多么苦啊!那些救人的解放军们多么好啊!宝宝把这些钱给他们买好吃的好不好啊?”
孩子显然有点不太情愿地把钱交给了捐款台的阿姨。孩子还不太懂事，但显然已经懂得了这钱能买好东西给自己。
孩子的一双大眼晴忽闪着，看周围那些争先恐后为灾区捐款捐物的哥哥姐姐，忽然把另一只举着糖果的小手也伸到捐款台上：“给那里小朋友吃。”妈妈一把抱住孩子，高兴地连连说：“这才是妈妈的好宝宝!这才是妈妈的好宝宝!”
过去，她的孩子还从来没有把糖果给过别人，甚至父母。这位年轻妈妈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她在努力着使孩子从小就懂得关心别人，她在培养着孩子的慈善仁爱之心。
那个从山西来的8岁的小男孩儿显然已经很懂事了。前几天，他和妈妈来北京看爸爸，看到电视里长江流域受灾的情况，就一直缠着妈妈来这里捐款。他让妈妈从老远的地方把自己带来，将自己积攒的52元零花钱都捐给了灾区。他很郑重其事地说，这些钱是给灾区的小朋友买书和书包的，还说等开学时再把自己拥有的两个书包中的一个新的捐给灾区的小朋友。那个手里拎着一包衣物的中年汉子，脸上有些苦涩：“下岗了，几个月没拿工资，不然就捐款了……”我看着他，心里涌上一股热浪。“我还会上岗的，很快，那时候……”他话没有说完就转身走了，水泥地在他的脚下咚咚地响。
一个老太太，就只她自己，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是单独来的，竟拖来十几个包袱。其实，她完全可以等儿孙有空时陪着来，可她不能等了，简直一刻也不能等了，灾民们需要啊。老太太是打的来的，司机帮着老太太把大包小包往慈善总会的捐款站上搬。忽然，老太太想起还没付车费，赶忙拿出钱来，司机高低不收，老太太非得给，往车楼子里放，可最终还是让司机把钱扔了出来。
司机没说什么，可我感觉着他在说，说比起老太太 他的这点贡献太小。我注意到，来这里送人的出租车，十有八九都不想收费。
自走进来，自置身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募捐台前，我的心情就无法再平静。
我知道自己接触的还太少太少。但是，就是这太少的实例，已让我激动不已了。
在中华慈善总会楼上楼下，在他们不大的办公空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8月9日，星期天，紧急救援行动开始的第一天。一大早，7点刚过，一个解放军小战士赶了几十里的路，从部队驻地赶到慈善总会捐赠站，捐出了他的全部积蓄500元人民币。不一会儿，一位退伍的老军人，也从十几里外赶来，掏出1200元现金，还带来16件干净的衣物。一个来自安徽的打工仔，刚从某饭店辞职，赶到捐赠站，倾囊捐出所有的钱财共86.40元，只留了一元钱作为回住地的车费。当工作人员请他留下点生活费时，他动情地说：“都捐了吧，我怎么都能凑合，总比灾区的人好过。”
一个中年人来到慈善总会的捐款台，放下3万元就走，他没有留下姓名，但人们还是知道了他是叶剑英元帅的后代。
坐在轮椅的那位老奶奶已经90岁了，她的重孙女，一个漂亮的中法混血儿推着她来到捐款台前，老奶奶60岁的女儿告诉工作人员，他们刚刚和法国的女儿、女婿通了电话，法国人的女婿一再要求，他们三口人代表全家四代人来到中华慈善总会捐款。
这是一个特殊的班集体，北京广渠门中学97级宏志班的同学们，他们来自一些特别困难的家庭，又都学习十分优秀。他们曾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现在，他们也来捐款了，5000元，这是他们全班同学暑期打工赚来的。他们说：“我们这些同学一直得到社会的关爱与支持，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里，是多么幸福和幸运。如今，面对遭受巨大洪涝灾害的人们，我们也要献上自己的爱。”
我看到两位穿着铁路制服的捐款者，她们是广西南宁5／6次列车的代表，刚到北京就赶来了，把车上工作人员和旅客的捐款43746元交到总会，她们这次列车途经灾区，许多旅客都亲眼目睹灾情，所以捐款十分踊跃。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这两位捐款者，她们正进行第二次捐赠。
在总会的几天里，我每天都能看到在北京的，或来北京旅游的外国人到这里捐款。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
在总会的一间办公室，我看到署名“一个普通人”的来信，信中写道：“从电视及广播中了解到灾区受灾的情况，心里非常不安。我是一名身患绝症的病人，在这场与特大洪水的搏斗中帮不上忙，特选20张百元新票捐给灾区，算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向党交的一份党费吧。”我注意到，像这样的来信还很多很多，可惜我实在无法一一阅读，因为一个捐赠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这里多数是企业家，在众多的平民百姓的积少成多的捐赠之中，颇具实力的企业家们也紧紧地跟上了。他们中有国有企业的，也有集体和民营的，他们的捐赠都很多，100万、200万、500万、1000万……都争先恐后地多捐。和那些不愿留名的个人捐助者不同，他们都特别注意打出自己的品牌，注意自己的形象宣传。他们是有爱心的，热心公益事业，都非常成功的。我想，当他们的消费者、用户看到他们在这里献爱心，一定会对他们的信誉、他们的产品更加信赖。他们中也有许多感人的事例，我看到穿着藏袍的青海制药厂厂长等一行人专程从青海赶来，向灾区捐款100万元，其中包括20万元现金和价值80万元的药品。这些药品是藏药厂职工加班加点为灾区生产的急需的肠胃药品。他们说，平时都是祖国各地同胞支援藏区建设，现在他们也要把藏族同胞的一片心意献给灾区人民。开会时，我旁边坐着一位来自山东的企业家，他所在的企业已经捐给灾区500万元，他个人也要捐10万元。在极热烈的气氛中，我听到他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你那里还有多少现金?”对方答：“14万。”他说：“都捐了吧。”对方问：“那家里的生活怎么办?”他说：“没关系，咱们再拼命干。”我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
我当然也知道，现在也还有不少这样的有钱人，各种企业的头头，他们宁愿用好多的钱，请客送礼拉关系，却不肯对慈善事业有丝毫的表示，甚至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反感。我敢断言，这些人决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不会有大的出息。
我还是被感动着，因为这里让人感动的事情实在太多。
总会的工作人员钱钟民同志对我说：“你现在看到的还是太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大多数捐款都是通过电汇进行的。”
他告诉我，从8月12日起，中国邮政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宣布，只要你想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汇款单中只要附上邮编和总会的大名就可以了，不必再像普通汇款那样必须写出收款单位的详细地址。这一举措中国邮政已以文件形式下发全国其所属单位实施。同时，总会的邻居，中国电信在向灾区捐赠200万元以后，又推出了800810399免费捐赠热线。该号码与中华慈善总会对外公布的8条热线相联，只要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无论你要捐赠还是咨询，电话都是免费的。
这一措施的最大受益者是捐赠人和被救助者，因为无论多远，它都不会占用捐赠者捐款以外的哪怕一分钱，而这一点一直是慈善总会的渴求之处，中国电信的举措则帮助慈善总会完善了这一思想。作为中介机构，慈善总会与捐赠者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在当今社会，捐赠者任何时间与精力的耗费，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捐赠者的情绪，同时这也不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而新的捐赠手段的引进则提升了慈善事业的动作机能，将公益事业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我看到了，看到了这一更高层次的新事物，我走进慈善总会那间大约有40平方米的服务中心，四张办公桌，一个前台。在这里工作的大都是来自首都高校的志愿者，其中8位在接热线，两位志愿者在电脑中输入各种统计数据、制表打字，两位志愿者发传真、复印。此外几个志愿者算是机动人员，里里外外地忙活。总会的工作人员也忙进忙出，整个办公室，每一个人都是不安静的。电话铃、复印声、打字声、脚步声，声声不断。
在赈灾联络组的办公室，我又看到了这里的负责人杨团，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她还未顾得上吃中午饭。她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副秘书长，在年初张北地震的大救助之后便病倒了。现在，她其实还病着，她是靠着药物，靠着一个慈善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靠着她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情谊，在这里坚持坚持再坚持的。
在总会的日夜里，我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义工，也包括阎明复、吴建国这些常年的“大义工”，常在白天或深夜遇到盒饭、方便面断顿的时候。当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慈善》杂志社的社长、天津慈善协会会长陆焕生的时候，正在天津紧张地组织抗洪赈灾募捐的陆会长马上安排常务副会长赵玉衡送去了满满一汽车天津生产的康师傅方便面。
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是出色的，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是出色的。阎明复会长多次讲：“来这里工作 的人，一定要有奉献精神，想要发财的不要来。”他们努力奉献着，为的就是把全国人民的捐款收好，管好，确保一分不差地送到灾民手里。在这次的紧急救援行动中，总会设立了筹募、救援、宣传、后勤、联络等5个小组，分工合作，确保抗洪赈灾万无一失。为确保大家捐赠的款物不出任何差错，总会特设立了监察委员会，专门请了3位曾经做过监察工作和会计工作的老同志坐镇财务监督，每天进行检查，一笔一笔入帐。此外，总会还聘请了国家级审计事务所对捐款落实情况进行公开审计，并将向社会发公告。
中华慈善总会的这种做法和作风是一贯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海内外捐赠者的高度信任，一位五十多岁的工程师，星期天从家里出来，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总会捐款。他对我说，张北地震时他也曾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他知道阎明复、吴建国等总会领导几次带队去张北震区。他很郑重地对我说，来这里捐款一定会使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丝毫不必担心会落到贪官污吏手里。那一个上午，只我注意到的这类捐款者就有16人之多，我还知道有一位远在我国香港的慈善家，他曾多次在内地捐款，宽慰过，也失望迷惘过，他一直希望能在国内找到一家信誉最好、效益最高的慈善机构。这一年春节前后，他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宁夏地区捐款100万元，要求分发给1万个贫困户每户100元，并希望在一周之内完成。慈善总会的同志们即刻与当地慈善会携手，选择了几个贫困县，迅速向贫困户下发，不到一周就完成了这项善举。很快，受助人的花名册就送到了老先生手里。从此，这位慈善家便经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来实现他的善良愿望。1998年6月，中华慈善总会刚刚发起对遭受水灾人民的救助，这位老先生立即又捐款400万元。
那些日子，我也看到了慈善总会的同志们是怎样工作的。面对那么多像潮水一样捐款、捐物的群众，他们好像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许多人年纪也不轻了，有的还病着，是靠着药物，靠着一个慈善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靠着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情义坚持坚持再坚持的。很多工作人员一边吃着盒饭，一边还在清点、造册、记录，还在工作。他们差不多都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亲属，都在拼了命地工作。阎明复是非常了解他们的。我就听到阎明复几次很清楚很具体地谈到总会许多同志的身体、家庭和他们的工作情况。每当谈到他们，阎明复，这位饱经风霜老人的那一双慈祥的大眼，常浸满热泪：“大家都这么干，我们这些老头儿能不干吗?”可大家却说：“慈善总会数阎会长年纪最大，身体也不是很好。可他干的工作比我们哪一个都多。我们哪一个也比不上他那样精力旺盛，那样不知疲倦。”大家说的的确是实情。那时，我曾跟随阎会长干了大半天。我应该算是还比较年轻的，每天早上还练武术，身体也是很好的。而且，我也并没直接干什么，只是跟着阎会长记录点什么、传个信什么的，可那天我都吃不消了，阎会长却照旧在不停地处理各种事务。那天，阎会长下午两点才吃上午饭——一盒康师傅方便面。
在广泛发动的同时，阎会长还找到广播电视管理总局的主要领导同志，提出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办一场赈灾义演。第二天，便得到了中央电视台负责人肯定的答复。他们对阎会长说，中央电视台正在准备搞一场，不知道找谁来合作，正好你们提出来，就由我们两家办。中央电视台的同志还说，那时候，广州已经搞了一场义演，湖南搞了一场，上海也搞了一场义演。因此，中央电视台再不举办义演就落后了。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央电视台一拍即合。阎会长提出，中国红十字会也有一笔钱，也同意捐出来，可以三家联合搞这场义演。于是，就形成了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的三家联合。
8月16日，《我们万众一心》大型电视义演晚会成功地举办了。全国人民都被那次义演震撼着、感动着。那一段时间里，中华慈善总会共接收了十多万笔从全国各地邮局、银行汇来和捐助者直接送上门的捐款3亿多元，以及价值3亿多元人民币的捐赠物资。总会还联合全国工商联、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募集款物24亿元。1998年我国收到来自民间的募捐总额为72亿元人民币。中华慈善总会直接和间接的募捐款物占到全国赈灾募捐总额的2／5以上。这样大的数字对支援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自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义演之后不到一周，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副会长万绍芬、吴建国、陆焕生等总会领导便相继带队去了湖北、江西、湖南、黑龙江等地重灾区慰问灾民、考察灾情、发放救灾款物并检查救灾款物的发放情况。
阎明复当时去的是湖北，他和同志们一起头顶烈日，脚踩污泥，辗转在各个受灾现场，并总是深入到灾民之中。
正当他为抗洪赈灾忘我地奔走忙碌时，忽然接到总会的副会长吴建国打给他的电话。吴建国在电话中有点不知所措地说：“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传过来话说，说不同意你带队到灾区发放救灾物资……”
阎明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所以很快就收兵返回了，救灾物资的发放就委托当地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负责。就这样，阎明复也没有忘记向他看望的一位病中的老汉告别，并告诉老人放心，到北京后，他一定尽快把老人需要的药快递过来。
回北京后，阎明复先安排秘书，把灾区老人需要的药找到，并即刻快递过去。然后他就想：“为了我们的慈善事业，为了我们那许许多多热心的捐赠者，我应该向中央电视台表示我的歉意。”
当时，阎明复还以为中央电视台对他有意见，是因为中华慈善总会去受灾地区发放救灾物资没有事先与中央电视台联络的缘故。
阎明复在给杨伟光台长写的亲笔信中说：“我们中华慈善总会这次募捐是和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共同组织的，可我们去灾区发放救灾物资事先却没有跟中央电视台商量。”阎明复在信中说这是他的失误，是不应该的。
总会的同志都不同意他们的会长写这封检讨信。副秘书长杨团着急地对阎会长说：“你这样的领导怎么能为这事向一个台长检讨呢?”
阎明复还是坚持写了，并坚持送到中央电视台。他想自己应该多为我们刚刚发展起来的慈善事业着想。
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把阎明复写给杨伟光台长的检讨信送到电视台的时候，杨台长的秘书说：“我们台长其实对阎部长没有什么意见，只是……”秘书一脸的无奈，还想往下说，但终于没有说出来。
后来，从电视台的记者那里传过话来说是中宣部那位最高领导对有关阎明复的报道有指示，说这样一个“六四”中被免职的人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是不行的，还说阎明复在出风头。
从那时起，中央电视台就不再报道中华慈善总会的消息。
阎明复感到问题严重了，他这时又想起了他被中央电视台“斩首”的事。
我听见他说：“我阎明复算什么呀?不报道我没关系，可不能因为我就不报道中华慈善总会、不报道中国的慈善事业啊!我决不能因为自己影响中国的慈善事业，所以一定要辞去这个民间组织的领导职务。”
为了不使中国的慈善事业受到损害，阎明复向民政部打紧急报告，提出辞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职务的请求。
上级领导没有批准阎明复的辞职报告，明确指示他要继续抓好中华慈善总会的全面工作。
阎明复依旧在为慈善事业努力工作着，为了不辜负捐赠者的愿望，为了需要慈善救助的困难群体及时得到帮助，他不能、也没有时间过多地考虑个人的脸面、得失。他想：为困难百姓办好事、实事，我还是有这个权利和义务的。他还是那样忙碌。
中央电视台那一段时间里没有报道中华慈善总会的任何消息。可包括北京电视台在内的地方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不但没有减少对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慈善事业的报道，反而更增多了许多。
1999年2月，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听取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中华慈善总会创办5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后特别提到了这次抗洪救灾工作，他说：“尤其值得褒扬的是，在98抗洪救灾斗争中，中华慈善总会急灾区群众之所急，及时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从海内外争取到了大量的救灾捐赠，有效地帮助了灾区群众抵御洪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一连数月，总会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团结拼搏，克服困难，高效工作，为抗洪救灾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央分了忧，为百姓解了愁，发挥了民间组织应有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表明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战斗集体。”
不久，国务院授予中华慈善总会“民族团结先进模范单位”的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