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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29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除了同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举行第二届印度—新加坡国防部长对话,更重要的是见证了两国海军签署双边合作协议,这份文件将允许印度海军到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进行后勤补给。而此前,2007年印度和新加坡签署的《联合军事演习协议》就已允许新加坡空军使用印度的军事基地。如此一来,印新两国军队实现了军事基地的共享。
新加坡可以说是印度“东进”政策中最得力的战略伙伴之一,两国防务合作是近年来的突出亮点。2007年两国签署了《空军双边协定》,2017年1月续约;2008年签署的《陆军双边协议》如无意外也会在2018年续约;两国海军自1994年就定期开展SIMBEX海上联合演习;再加上2015年11月两国签署的《防务合作协议》以及2016年6月首次启动的国防部长对话,彰显了新加坡在印度“东进”政策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新加坡与印度的关系远远好于一般中国人的想象。2015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后,印度政府不僅旋即宣布莫迪总理将参加李光耀的国葬,还把新加坡举行国葬的3月29日定为印度的国家哀悼日,举国降半旗,暂停一切官方娱乐活动,显然把新加坡当作了“自己人”。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李光耀同印度历届领导人之间私交甚密,在新加坡的印度裔人士众多,还涉及两国在战略层面的高度契合。
冷战期间,新加坡曾一度站在印度一边。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李光耀立刻呼吁印度也进行核试验来“平衡”中国。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新加坡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印度的国家。1965年新加坡建国,英国关闭了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后,李光耀曾邀请印度派军驻扎新加坡,使用新加坡的港口和军事设施。1966年,李光耀甚至曾怂恿印度在亚洲奉行印度版的“门罗主义”政策。只是随着后来冷战在第三世界的逐步展开,新加坡与印度分别依靠美苏阵营,才相互渐行渐远。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印度外交的重心开始“东向”,新加坡为印度顺利进入“东亚圈”扮演了“带路人”角色。当时,其他东盟国家担心将印度拉入东盟的合作平台有可能把印巴争端、中印“争吵”等消极因素也引入东亚区域合作。1995年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反对东盟同印度建立对话伙伴关系,正是在新加坡的极力游说下,最终同意放行。2000年由于东盟内部存在分歧,印度被拒在东亚合作门外,也是在新加坡的努力下,另辟蹊径搞了东盟与印度的10 1峰会。后来,在新加坡与日本的共同支持下,印度才得以参加东亚峰会。
当然,新加坡也并非纯粹是基于好感而同印度发展关系,更主要地还是出于自身战略利益。2005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公开谈论新加坡对印度在东亚地区作用的期待时,把亚洲比作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东盟十国是底座,印度是一个机翼,中国则是另一个机翼。吴作栋说,只有两个机翼平衡,整个东亚才能安稳可靠。
莫迪上台后,印度更加热切地将“东向”政策改为“东进”政策,寻求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2017年7月,莫迪政府宣布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参加印度2018年共和国日庆典,十国领导人都将是“主宾”。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外交姿态,凸显印度对与东盟和东盟各国关系的重视与期待。其中,缅甸作为印度东北部和东盟各国陆路连接的枢纽,被印度当作“东进”的桥头堡;越南与同印度在冷战期间就已建立良好关系,双方一直以来维持着紧密的战略和防务合作。
由于新加坡靠近马六甲海峡,扼守着这一重要的海上运输咽喉,印度与新加坡的海上安全合作,将使印度海军的行动范围不必继续局限在从马六甲到霍尔木兹海峡之间的海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和新加坡的关系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东进”政策的范畴。而11月20~24日印度海陆空军在扼守马六甲海峡西部出口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区域举行的大规模联演,更是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印度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即将正式浮出水面之际,印度在其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受到极大关注。印度外交部常务秘书苏杰生表态说,印度的“印太战略”就是“东进”政策。如此一来,印度同新加坡等“东进”战略支点的关系发展,无疑需要中国予以更多关注。
新加坡可以说是印度“东进”政策中最得力的战略伙伴之一,两国防务合作是近年来的突出亮点。2007年两国签署了《空军双边协定》,2017年1月续约;2008年签署的《陆军双边协议》如无意外也会在2018年续约;两国海军自1994年就定期开展SIMBEX海上联合演习;再加上2015年11月两国签署的《防务合作协议》以及2016年6月首次启动的国防部长对话,彰显了新加坡在印度“东进”政策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新加坡与印度的关系远远好于一般中国人的想象。2015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后,印度政府不僅旋即宣布莫迪总理将参加李光耀的国葬,还把新加坡举行国葬的3月29日定为印度的国家哀悼日,举国降半旗,暂停一切官方娱乐活动,显然把新加坡当作了“自己人”。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李光耀同印度历届领导人之间私交甚密,在新加坡的印度裔人士众多,还涉及两国在战略层面的高度契合。
冷战期间,新加坡曾一度站在印度一边。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李光耀立刻呼吁印度也进行核试验来“平衡”中国。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新加坡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印度的国家。1965年新加坡建国,英国关闭了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后,李光耀曾邀请印度派军驻扎新加坡,使用新加坡的港口和军事设施。1966年,李光耀甚至曾怂恿印度在亚洲奉行印度版的“门罗主义”政策。只是随着后来冷战在第三世界的逐步展开,新加坡与印度分别依靠美苏阵营,才相互渐行渐远。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印度外交的重心开始“东向”,新加坡为印度顺利进入“东亚圈”扮演了“带路人”角色。当时,其他东盟国家担心将印度拉入东盟的合作平台有可能把印巴争端、中印“争吵”等消极因素也引入东亚区域合作。1995年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反对东盟同印度建立对话伙伴关系,正是在新加坡的极力游说下,最终同意放行。2000年由于东盟内部存在分歧,印度被拒在东亚合作门外,也是在新加坡的努力下,另辟蹊径搞了东盟与印度的10 1峰会。后来,在新加坡与日本的共同支持下,印度才得以参加东亚峰会。
当然,新加坡也并非纯粹是基于好感而同印度发展关系,更主要地还是出于自身战略利益。2005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公开谈论新加坡对印度在东亚地区作用的期待时,把亚洲比作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东盟十国是底座,印度是一个机翼,中国则是另一个机翼。吴作栋说,只有两个机翼平衡,整个东亚才能安稳可靠。
莫迪上台后,印度更加热切地将“东向”政策改为“东进”政策,寻求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2017年7月,莫迪政府宣布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参加印度2018年共和国日庆典,十国领导人都将是“主宾”。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外交姿态,凸显印度对与东盟和东盟各国关系的重视与期待。其中,缅甸作为印度东北部和东盟各国陆路连接的枢纽,被印度当作“东进”的桥头堡;越南与同印度在冷战期间就已建立良好关系,双方一直以来维持着紧密的战略和防务合作。
由于新加坡靠近马六甲海峡,扼守着这一重要的海上运输咽喉,印度与新加坡的海上安全合作,将使印度海军的行动范围不必继续局限在从马六甲到霍尔木兹海峡之间的海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和新加坡的关系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东进”政策的范畴。而11月20~24日印度海陆空军在扼守马六甲海峡西部出口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区域举行的大规模联演,更是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印度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即将正式浮出水面之际,印度在其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受到极大关注。印度外交部常务秘书苏杰生表态说,印度的“印太战略”就是“东进”政策。如此一来,印度同新加坡等“东进”战略支点的关系发展,无疑需要中国予以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