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经济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多是体制机制问题。收入分配、垄断行业、民间投资、政府职能、公共财政等方面的改革亟待深入推进，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阻力也就越大。未触碰到相关经济体核心利益、在短期内又可惠及各方的改革基本完成，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普遍存在一个疑问：在技术水平未能有效革新、资源能源环境未有显著改善的前提之下，经济增长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呢？1978年以来的中国实践证明，制度变革同样能够带来经济腾飞。改革范围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改革到存量变革，经济效益飞速提升，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制度变革引发的增长，其动力是逐渐衰减的，需要更多的制度变革取而代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制度红利消耗殆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加快了劳动力、资本、技术、能源甚至产業的流动速度，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积聚，要素增长、技术革新、结构调整的合力造就了我国年均10%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不断下降，这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承受力非常脆弱。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力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在国际分工调整和国内投资约束下，原有结构模式下投资和出口高速增长路径难以持续下去。总需求结构失衡是由传统增长模式的内生性所决定的，而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变化，尽管增加消费被视作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但是在既定的增长模式下，无法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刺激消费增长。如果增长模式不变，收入分配格局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所以需要从根本上推动增长模式转换，实现改革路径和模式的重新调整。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与改革的推进密切相关。改革推动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各阶层在改革过程中增加了自身福利，也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在1992年前，中国采取了局部改革，取得部分改革的经验。从1992年到2002年，通过更为全面的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外贸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2002年，新一届政府推动和谐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尽管改革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改革继续推进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
　　我国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于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增量改革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而原有改革路径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则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先试点、后推广”模式，创造了改革的垄断权租金，由此引发的寻租活动削弱了这一模式的优势。制度改革仍须推行，但是难度比1978年、1992年的改革都要高得多。因为现在的改革是纯粹的存量改革，不可能不触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如何超越“前期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实现超然的国家利益和政治诉求，对每一个阶层都是空前的挑战。
　　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改革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下一步改革可能会充满荆棘，改革进程必然受到层层阻挠，甚至停滞不前。这就是体制改革的“永续悖论”。也因此，目前的改革可以说是历次改革之中最为艰难的。可以推断，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改革的“永续悖论”将继续上演。
　　笔者由此认为，我们不能就改革谈改革，今天改革重点也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通过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促使政府角色从“与民争利”转为“为民创利”。也不能就分配谈分配，调整分配关系不仅在于调整权力关系，同时也在于调整生产方式。因此，政府一方面应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大调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应重视建立起与当前中国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模式，让市场力量也参与到分配关系的调整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