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将刚出生婴儿的生活，从一张白纸绘成五彩斑斓的画卷。
　　18年，也可以让“入世”的中国，从加入之初发出“狼来了”恐惧的适应者，成长为世界贸易规则的参与者、引领者。
　　将时间拉回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担心“入世”会冲击国内产业发展，“狼来了”呼声此起彼伏。
　　时间给出了答案，“狼来了”的担忧不攻自破，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开放的决心和自信。这种自信源于不断完善的多元化开放格局和日益显著的国际影响力。
　　18年的时光，放在70年的岁月中，或许并不算长，但一系列看得见的成绩表明，这是不可或缺的18年，“入世”的意义也再次彰显，它不仅仅让中国融入世界发展轨道，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

　　2001年12月11日，卡塔尔多哈世贸部长会议上的一声槌响，正式宣告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这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如果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算起，中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在焦灼谈判中等待了15年。

开放会带来竞争压力，会有优胜劣汰，但外企進入也将带来先进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这是绝佳的学习机会，跨越式发展最好的时机。事实也证明，越开放的产业，发展越快，家电产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入世”之初，“狼来了”预言仍在耳边回响：国内企业技术力量薄弱，国外企业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市场竞争的基因，它们的进入将给国内产业发展带来致命打击，“入世”时中国许下的承诺会制约中国发展。
　　理解这种担忧并不难，它是对国内经济发展不足的投射。因为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0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比重约为4%。
　　“狼来了”的担忧集中在中国“入世”时的承诺，这份承诺表涉及非关税壁垒、关税减让、贸易权、流通领域、特许经营、邮递服务、通信和互联网等21项内容，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放开准入和规章制度，核心是降关税。
　　担忧最多的，是汽车行业和农业。中国是农产品大国，当时国内粮价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但质量难以匹敌；而汽车工业一直受严重的关税保护，且汽车进口实行配额制度，汽车在国内的销售价格比国外高出几倍。进入WTO后，预言家们想象的情况是：当关税大幅降低后，中国的这些产品在价格、质量上都不占优势，势必在竞争中会淘汰出局，制约国内产业发展。
　　事实是，在2005年，中国就基本履行了降关税的承诺，且在不断降低，但产业发展反而更具活力。以汽车行业为例，在完成汽车关税降到25%的“入世”承诺后，2018年7月1日，中国再次下调汽车关税：汽车整车税率降至15%；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6%。与此同时，汽车产业发展是这样一幅画面：“入世”后，涌现了吉利、奇瑞、比亚迪等一批自主的品牌车企，一汽轿车、上海汽车等与国外汽车厂已合作多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实现了从2001年的200多万辆到2018年2700多万辆的飞跃式增长。
　　为何出现了与“狼来了”预言完全相反的结果？仔细想想，或许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预言忽视或低估了中国“入世”带来的正外部性。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全面的改革开放，中国土地辽阔，且正值人口红利顶峰，一时间成为世界各国的投资热土，外国纷纷将产业转移到中国，这个过程给中国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恰好消化了因户籍制度松动而释放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也凭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入全球化经济发展轨道。
　　事实上，这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区域发展写照。在中国“入世”后，这种模式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诚然，开放会带来竞争压力，会有优胜劣汰，但外企进入也将带来先进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这是绝佳的学习机会，跨越式发展最好的时机。事实也证明，越开放的产业，发展越快，家电产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其二，忽视了中国当时为加入WTO已经做的准备。早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80年代，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局部开放格局已经成形。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4年外汇改革，实行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些都在为中国融入国际市场、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做好了准备。
　　其三，低估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和市场主体的适应能力。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下，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新需求产生，中国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新型市场和行业，服务业在GDP发展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而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负面效应不断释放，劳动人口的红利逐渐消失，市场“无形之手”再次倒逼国内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创新驱动型转变。经过“入世”竞争的洗礼，中国企业适应和创新能力都在提高，在新一轮互联网科技革命中，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脱颖而出，立于行业发展潮头。
　　归根结底，这三项都是开放促改革的成果或表现：中国企业利用“入世”的契机，主动拥抱开放的市场环境，在竞争中不断调整、创新，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在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数据是最好的证明，2018年，我国GDP突破90万亿元，占世界总量的15.9%，比2001年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
　　如今，预言被证伪，这是一场从恐惧“狼来了”到勇敢“与狼共舞”的蜕变，背后是不断调整的开放策略和坚持改革开放不变的决心。

从出口导向到双向、全面开放

　　不可否认，不管历史的长河如何浩渺，总会有一些时刻能让人永远铭记。2001年，中国“入世”就是这样的节点，它被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事件。 　　回顾过往，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计划指令配额型、进口替代型、出口导向型、进出口双向开放、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回过头来看，这些贸易策略的演变既是开放的需要，也是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8年，我国GDP突破90万亿元，占世界总量的15.9%，比2001年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曾实行过短暂的进口替代，试图以高度保护的贸易政策来建设开放型经济，结果差强人意。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中国学习周边国家发展经验，果断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曾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2007年，出口总额对GDP的贡献接近40%。
　　积累的风险也开始显露：贸易摩擦加剧；能源、环境压力加大；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使自主货币政策空间变小等。与此同时，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发展不景气，外部需求疲软，让出口导向模式的动力效应不如以前。
　　改革呼之欲出。转折点发生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外向型经济开启进出口双向开放的新阶段，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基本成型。
　　双向开放不是理论口号，而是对开放实践的总结。2019年9月10日，在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原重庆市市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发表主题演讲时称，过去十年里，中国在进出口总额为3万多亿的时候，出现5000多亿美元的顺差，去年，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才4000亿美元的顺差，“这就是我们双向进出口一起发展”。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11.8%，其中出口占12.8%，進口占10.8%。
　　与进出口双向开放相对应的是国际化的双向投资格局。黄奇帆透露，过去五年我们国家引进投资约6500多亿美元，这五年我们“走出去”投资7200亿美元，走出去投资比引进投资还多了六七百亿美元。此外，“走出去”趋势越来越明显，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到2012年，33年里中国“走出去”投资5000多亿美元，而2013-2018年，这5年投资“走出去”的投资大于以前的33年的投资。
　　近年来，新增保税区、国家级新区、自贸区在全国各地开花，从沿海到内陆，全方位实行改革开放。这种全面开放的格局，又呈现出两个维度的全面开放：一是空间意义上的全面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逐步实现了沿海、内地、沿边协同开放和进出口双向开放；二是产业意义上的全面开放，从过去的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开放，转变到货物贸易和服务并重的开放。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2位，与此同时，1982-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实现年均15.3%的速度增长，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全面开放格局的构建，早在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11.8%，比“入世”时提高了7.8个百分点。
　　贸易进出口的提升得益于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离不开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2018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首次进入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
　　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助力双向、全面开放，这让中国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在不断向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国际地位也在随之提升。

从适应者到引领者

　　过去50年，世界发生的两个最重大的事件是什么？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答案是：一个是柏林墙倒塌，另一个是中国加入WTO。
　　的确，“入世”18年，中国向全世界交出了一份喜人的答卷：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比1978年提高24.4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利用外资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这些成绩都显示着中国国际经贸角色和地位的变化：从最初的适应者成长为重要参与者、引领者。

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比1978年提高24.4个百分点。

　　据《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截至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此外，中国政府按要求修改了2300多项法律法规，范围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各个方面。
　　诚挚的付出就会有回应。中国“入世”后的三任WTO总干事—麦克·穆尔、素帕猜和拉米先生，都曾肯定了中国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这种肯定也意味着中国国际贸易话语权的变化。“到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七方或者五方参加的会，都有中国，完全就进入核心圈了。”中国首任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孙振宇如此对媒体回忆称。
　　“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当然有条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也有责任去当引领者。一个客观事实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提升了。以农业谈判为例，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农业谈判主席的案文中吸取了许多G20集团的提案内容：欧盟承诺最终削减80%的农业补贴，美国承诺最终削减70%的农业补贴。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这是面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国转型调整的需要，更是作为世界最大进出口国，维护自由开放国际贸易环境的大国担当。2013年到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超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0%，占比达27.4%。
　　“入世”带来的开放效应仍在持续，2018年，中国贸易伙伴数量达230多个，是改革开放初的5倍多。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参与区域自由贸易，截至2019年5月，中国已与25个经济体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入世”给中国带来的不可想象的变化以及坚持开放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