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近年来的兴起是中国学术研究中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其本身就是与文学媒体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刊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实际上，现代小品散文的繁荣，现代杂文的产生，诗歌绝对统治地位的丧失，小说地位的提高，中国话剧艺术表演性能的一度弱化与阅读性能的一度加强，莫不与现代报刊杂志这种主要传播媒体的特征息息相关。即使说现代白话文就是适应现代报刊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也不为过。
　　但是，在我们将传播学理论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特殊环境条件以及与传媒的特殊关系。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媒体的关系同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传媒、西方文学与西方传媒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基本上是由上层向下层的逐渐浸润过程。在西方中世纪，文学的接受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贵族阶级，其创作者也主要是贵族阶级中的成员。他们与贵族阶级中的正统派也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主要是贵族阶级内部的矛盾，它反映的是贵族阶级成员间的情感倾向与道德倾向的矛盾，是文学艺术与宗教道德的矛盾，而不是或不主要是文学与文学的矛盾。那时的剧场等文学媒体重视的主要不是怎样的文学，而是哪些文学作品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打动观众或读者的心灵，从而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后的发展是文学向社会中下层的浸润，像列夫·托尔斯泰、福楼拜这样一些贵族出身的作家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平民倾向，而像契诃夫、狄更斯这样一些平民出身的作家则通过文学进入社会的上层。在这时，媒体追逐的是文学发展的潮头，从总体说来，谁能够把握住文学发展的潮头，谁能够首先推出体现文学发展新趋向的杰出文学作品，谁就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其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更大。在不同派别的文学中，有些是传统手法的沿袭，有些是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但在新与旧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由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是连续的，但又是递进的。不论是其连续性还是其递进性，都是以杰出的文学作品为标志，不是以理论的说词或作品的数量为标志。雨果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雨果对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却有着较之一般人更深刻的感受和了解，文学还是有着高度的统一性的。到了当代社会，媒体的主动性加强了，媒体的选择在有形与无形间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生产。但媒体的选择仍然是有层次性的，大量的畅销书满足着广大社会群众的审美趣味、也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这类书籍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对杰出文学作品的拒绝，并不意味着媒体就将这些畅销书当作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商业价值与审美价值并不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势中，文学及其价值还是有着相对统一的标准的。
　　在中国古代，媒体的作用相对较小，高雅的诗文是通过创作者之间的直接交流获得其传播的，其次就是像《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选本，其作用也主要由于选者，而不由于出版家。宋代以后，印刷业发展起来，但正统诗文是有确定的价值标准的，出版业没有自己独立的选择标准。小说、戏剧这样一些在当时被视为“低俗”的文学形式发展起来，它们的传播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媒体，但媒体对它们的重视却仅仅在其商业价值，而不在于它们的文学价值。作者和读者也都主要从休闲娱乐的角度对待这样一些作品。所以，在文学从上层逐渐向中下层浸润的过程中，媒体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但并没有大的主动性。是文学带动媒体，而不是媒体带动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就其性质是中国现代的社会文学，亦即它是在中国现代社会联系中发生和发展着的文学，但在实际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上，它却不具有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那样广泛的社会性。它是由少数留学生创立的一种新的性质的文学，但在中国社会中却没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广大无文化的群众几乎不是文学的受众，各种民间文艺形式起到调节他们物质生活的部分作用，但所有文艺性的生活都不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成分。在社会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乃至在高层知识分子之中，有着不同于新文学的另一种文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学历史传统的国家，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积累了大量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在高层的知识分子之中，中国古代正统的文化和文学是其主要的欣赏和研究对象，他们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也是在这样一种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学几乎不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之内。在政治领域，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是主导，这种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与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有更加协调的关系，新文学及其作家与现实政治的需要有着更加明显的距离，有时甚至表现为公开的矛盾和对立。在刚刚形成的现代经济领域，虽然也会表现出对现代文学的某些兴趣，但就其实质，更是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他们实际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反映。就其主导倾向，他们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更属于中国古代非正统的消闲文化和娱乐文化。他们对新文学发展构成的压力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并通过媒体而发挥其实际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接受新文学的几乎只是少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即使他们，当毕业之后进入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领域，也常常因为现实的需要、观念的变化而走到与新文学观念相反对的社会立场上去。这样，政治、经济、文学在中国现代社会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它们对文学的感受和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有各自独立的文化和文学的价值标准，这种不同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则表现为公开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媒体这里，都集中了起来，明确化起来。这就使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媒体与西方和古代的文学传播媒体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
　　文化传播媒体，就其社会作用，是文化的，但就其自身的基础，则是经济的。政治则可以用国家权力的手段控制媒体的经济命脉，或者给以经济的资助，或者禁止其发行，断绝其经济的来源。在社会的文学基础观念相对统一的情况下，媒体的主要意向就是把握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读者阅读趣味的新动向，并利用尽量先进的科技手段实现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三种不同力量的冲突格局中，媒体就有了三种不同的选择方式，并且这三种不同的选择方式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必须付出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牺牲。你要保证经济上的高利润，就必须迎合经济领域和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扩大发行量，但这同时也就必须牺牲自己严肃的文学追求，牺牲自己高雅的社会声誉和国家权力的政治保护。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杂志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办刊方针；你要将自己置于政治权力的直接保护之下，你就必须始终坚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原则，用文学的手段实现政治宣传的目标，这不但要放弃文学的独立性和新文学的精神价值追求，有时也会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使自己更严重地依赖在国家的经济资助上。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文学杂志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文化道路；你要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新文学的精神价值，你不但会失去国家政治的有效保护，时时准备承担政治上的压力，还必须克服自身的经济困难。像《前哨》、《申报·自由谈》,像《七月》、《希望》，走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学的独木桥。当然，更多的文学传播媒体走的不是这样一些极端的道路，但在其内部，同样汇集着这三种不同的力量，同样有一个寻找这三种力量的平衡点的内部张力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媒体的普遍的内部紧张性，恐怕是在中国古代和西方都极少能够遇到的。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媒体内部的这种紧张性，传播学的研究理所当然要以传播媒体的存在和发展为主要衡量标准。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中，那些能够找到尽量维持自身的生命并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的传播媒体，自然就是成功的传播媒体。但到了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到了把传播学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基点就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移：它不是以媒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为基本前提。就其媒体自身，《新青年》不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为成功的杂志；就其编辑学意义上的杂志编辑，陈独秀不是中国出版史上最优秀的杂志编辑，但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角度，《新青年》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杂志，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杂志；陈独秀不但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编辑。我认为，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一般传播理论的这种根本区别，是更成功地运用传播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三年十月十六日
　　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群像的言说
　　
　　水木清华，人杰地灵。一年一度的清华校庆，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赶到母校的清华校友，重返清华园所看景观、所拍影照的主要地方，就是清华众多的名胜古迹、纪念设施和文物建筑。本文所说的“群像”是指清华校园那一座座人物纪念雕像（碑）和一幅幅人物纪念照片。读清华群像，不同于观看或欣赏艺术作品，不同于读书，而是给我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悟。
　　迄今为止，清华大学建立了约有二十八位人物的纪念雕像（碑）或纪念照片。在校园里有八位人物的纪念雕像或纪念碑，按照建成的先后时间，它们是：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被军阀政府枪杀的学生韦杰三纪念断碑、王国维纪念碑、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施纪念壁碑、吴晗雕像、闻一多雕像、朱自清雕像、体育教育家马约翰雕像、孔子全身雕像。在清华有关楼馆的室内建有十四位人物的纪念雕像：华罗庚、前校长梅贻琦、蒋南翔、化学家张子高、物理学家叶企孙、建筑工程学家梁思成、土木工程学家陶葆楷、电子工程学家孟昭英、化学工程学家曹本熹、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清华附中前校长万邦儒、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工程力学家张维的雕像。在有关系（所）的室内悬挂九位人物的大幅纪念照片：曾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以及钱穆、冯友兰、金岳霖的照片。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许多清华人难以忘记的毛泽东塑像。这一塑像与作为清华象征建筑的二校门有着关联。清华二校门始建于一九○九年，原为清华正门，门额上刻有晚清军机大臣那桐一九一一年题写的“清华园”大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二校门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当作“四旧”推倒、砸毁。一九六七年四月，在二校门旧址处建立起了毛泽东的巨型全身塑像。经“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人蒯大富向林彪夫人叶群提出，请林彪为此塑像落成亲笔题字，林彪写下了：“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题字被铭刻在此塑像基座上。由于当时海军文艺团体的群众两派为争夺林彪的另一题字而发生武斗，林彪故意没有在给清华毛泽东塑像的题字上注明写给清华“文革”群众组织。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之后，林彪的题字被删除。一九八七年八月，毛泽东塑像被拆除，改换成清华大学主楼大厅北壁上方悬挂毛泽东青铜浮雕头像。在清华有关史料中是这样记述的：“这座塑像首开先例，在全国引发了共建毛主席塑像的风潮，在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下才得以制止。二十年后，在清华广大教职工和海内外校友的要求下，学校决定拆除这座毛泽东全身塑像，在原址重建清华二校门。同时学校郑重决定，在主楼大厅北墙上建立永久性的毛泽东青铜浮雕头像，以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对清华大学的关怀”。一九九一年清华校庆八十周年之际，在清华校友捐助下，重新修建了二校门。二○○一年清华九十年校庆前夕，主楼大厅的毛泽东浮雕头像被改为清华大学巨型校徽和梁启超所立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些群像，大致可以划分出三类人物。一是对于清华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和校长。二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非凡地位或者一定影响的人物，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开山祖”式的人物孔子和中国现代领袖人物毛泽东，也包括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中国民主主义先驱闻一多、一九六五年底成为“文革”第一个牺牲者的吴晗等人。当然，群像中的不少人物兼有这两种身份或特征，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冯友兰等。三是在清华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事件的代表人物，例如，韦杰三烈士、被发源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最早打倒的万邦儒等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群像的建立都具有异常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十分深刻的思想蕴涵。
　　这些群像的建筑风格也颇有韵味。愈是较早时间建立的雕像，建筑风格愈富于特色。韦杰三纪念断碑是清华同学从圆明园废墟上移来的一根石断柱，古朴、凝重。矗立在第一教学楼西北侧的王国维纪念碑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写碑文，庄严、肃穆，在“文革”伊始被“红卫兵”推倒，清华力学系的红卫兵小将当成写大字报的台桌面，一九八○年四月重新竖立。建立在近春园遗址西侧的吴晗雕像，主人公双臂紧抱，微露笑容，与远处邓小平亲笔题写的“晗亭”交相辉映。位于清华礼堂西侧的闻一多雕像，先生手持烟斗，侧目相视，典雅、庄重，被学子们称为清华最优美的雕像。屹立在“水木清华”池畔的朱自清坐姿大理石雕像，洁白如玉，象征着他的高风亮节。建立在清华旧体育馆外南侧的马约翰雕像，笑容可掬，亲切感人，充满活力和朝气。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建立的雕像大都是放立在楼馆（室）内的半身铜像，风格差异不大，样式有所雷同。只有一九九六年十月建立的孔子全身雕像，雍容大度，栩栩如生，矗立在近春园遗址上，成为清华一个著名景点。
　　这些群像除了韦杰三、王国维和施的纪念碑以及后来的张维雕像外，全部建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清华大学二十世纪八十九年的历史中，相对稳定、和平的年代只有最初的二十年和最后的二十年，另外一半的时间处在或民族的外祸或国家的内乱或政治的动荡之中。这四十余年相对安定的年月，对于清华来说，实在是太短太短。
　　从这些群像中，不难读出清华大学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脉络。这些群像中的人物，除了一位历史人物孔子和一位现代领袖人物毛泽东外，都有在清华或执教或求学或任职的经历。除了孔子、毛泽东、蒋南翔、梅贻琦、施、韦杰三、万邦儒外，在二十一位学者型的人物中，理工科学者九人，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则达十二人。有意思的是，在清华这个曾经以工科为主甚至为惟一学科的大学，其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以往的灿烂竟是清华学科、学术历史的一条“主脉”。在今天的清华校园，“人文日新”的碑文、横匾和壁报，多处可见。清华大学能否再现昔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显赫并创造出现今这些学科的辉煌？这是清华大学在二十一世纪里能否实现她所期盼达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关键。
　　在中国，几乎没有哪一所大学像清华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人物纪念群像。清华众多人物的群像就是清华历史的一部凝固而常新的“书”。徜徉在清华园，漫步经过那一座座雕像和一幅幅纪念照片，我一再追问自己，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清华精神到底是什么？新的清华学者和师长与他们最终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顾准与卢森堡
　　
　　顾准有志研究世界史，对古希腊史尤其情有独钟，著有《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还翻译了格罗脱的一篇史论《希腊的僭主政治》并写了跋《僭主政治与民主》。这篇跋有五个子题，第三题是《希腊政治和希腊哲学上的雅典潮流和斯巴达潮流》，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Sparta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Marx的门徒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一九一八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Sparta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Marx。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治，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
　　这段话中的“于是，一九一八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Sparta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Marx”。这是顾准这篇文章中惟一涉及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团的两句话，是顾准弄错了。李卜克内西等建立的团体取名Spartacs（斯巴达克）不是Sparta（斯巴达），前者是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后者是希腊的一个城邦。这确实是顾准的一个错误，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但这仅仅是顾准偶然的误记和笔误（顾准留下的文字中这样的笔误也不止这一处），并非不可原谅的错误，删掉这两句话对顾准整篇文章的论述逻辑和思想价值毫无影响。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顾准写了二十几篇思想笔记，每写一篇就将手稿寄给胞弟陈敏之，自己没有再看过。如果顾准当年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倾吐思想互谈心曲的弟弟，他能否写出这些精美的文章还真很难说。如果当年有投稿的可能（当时绝无这种可能），再仔细斟酌一番，他自己可能发现这一错误。再如果碰到一位有学识又经心的编辑一笔删掉这两句话（笔者就有幸碰到这样的编家，改正了我文稿中一处史事之误），也就避免了这个错误。文章老到如鲁迅者这类疏漏也在所难免，似也不必大惊小怪。
　　旷为荣、旷新年的文章《把顾准还给顾准》（《读书》，二○○三年第四期），就是抓住顾准的这处疏漏小题大作，论锋杂出，大做文章。可能我太愚钝，没大看懂他们这篇文章主要想说什么。他们说“所谓把顾准还给顾准，就是把民主的思想还给民主主义者顾准”，但我们看到的只有他们对顾准民主思想的批判，他们究竟能把什么还给顾准呢？他们说九十年代的知识界“摧毁了八十年代的民主共识，形成了反民主的‘知识’和一个反民主的时代”。如果出现了一个反民主的时代，那能是知识界创造的“伟业”吗？他们有些意思倒也一目了然，这就是对顾准并非实事求是的酷评。如说顾准“对当代共产主义思想的片面理解和无知”，顾准“对于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的极大侮辱”等等。还有就是对一些人（大概是提倡自由主义的人吧）的极度怨愤，说“他们把顾准思想中的某些错误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骂他们是食尸兽。再有就是不着边际的自吹自擂。他们在文中写道：“我们认为，指出顾准的这一错误意义非常重大，它实质上澄清了顾准对于社会主义的误解，它洗清了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恶劣污蔑，它也将人们从对于社会主义的普遍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拯救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因此重新勾画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地图，以至于重新勾画了当代思想的地图，把民主重新还给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使福山那种‘历史终结’的粗俗的意识形态舞蹈沦为可笑的滑稽表演。”这段文字真称得上奇文妙笔，又是澄清又是洗清，还有拯救历史和重新勾画思想地图等等，把自己刚写出的这篇文章吹嘘成可以经天纬地，有这样气魄的笔杆子近些年还真不多见。他们这篇文章刚刊出的时候，笔者曾对陈敏之先生说：以《读书》编者的眼光，不会看不出该文中这么多问题，或者也是想听到些不同的反响吧。
　　顾准很欣赏格罗脱的这篇史论，认为格罗脱关于僭主政治是王政——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中介的论断是可信的，已经成为希腊史著作中的古典观点。顾准为这篇译文写的跋有六千来字，见识不俗。他对希腊政治和哲学上两股潮流的论述称得上是经典性的。两位旷先生认为这是顾准对“现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隐喻”，并不确切。这是顾准对希腊史的独立研究，是对人类文明源头的索解。至于现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顾准在其他文稿中做过论述，这就是对十七世纪以来两股革命潮流的论述，对一百多年来两股潮流在交叉并互相渗透的论述，他没有必要对此再做什么隐喻，他只是在论述雅典潮流和斯巴达潮流时有一些个人体验和现代意味而已。顾准在这篇跋中还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专制政体所做的“阶级分析”，主旨得自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他还写道：“Marx对专制政治所做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主义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顾准认为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人类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的理想，或者说它只是人类永远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他认为在地上不能建成天国，人类不能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只是永远行进在这条道路上。他进而认为马克思那些正统的著名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懂得这一点。顾准认为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赞扬者，他为巴黎公社设计描绘的政制，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但是雅典直接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马克思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他也指出了恩格斯和列宁在某些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曲解。可以说顾准是在走近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走近马克思心灵的过程中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些不仅都不在两位旷先生的视野之内，相反，他们认为顾准对共产主义是无知和污蔑，对社会主义是误解和不懂。对他们这样论人论文实在不敢恭维。
　　顾准在这篇跋中根本没提到卢森堡，就是在已出版的四卷顾准文存即《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中，也没有出现卢森堡的名字，但是两位旷先生为了表达他们的见解却把顾准与卢森堡反复比较，尊卢贬顾。一位搞了一辈子戏剧的老先生曾对我说过：为了推进戏剧冲突有时需要在无缝处下蚱。难道写思辨文章也需要在无缝处下蚱吗？
　　卢森堡和顾准都是我十分崇敬的人物，但从未想过把他们两位比个高低上下。顾准看到了在斯大林政制下苏联五十多年的历史，也看到了中国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还看到了两大集团的对峙和冷战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顾准的时代电子计算机已经诞生，认识论也有了很大发展，许多卢森堡未及见的顾准见到了。卢森堡和顾准都有崇高的人格，都为追求人类美好的明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二人的天分都很高，都勤奋好学，长于理论思维，见识超群。那么后生的顾准比卢森堡多吃了五十多年的饭能是白吃的吗？尊卢贬顾不仅毫无意义，也完全不合事实，后来居上是人间正道。
　　卢森堡是第二国际著名的活动家，她与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等人都很熟悉，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列宁也都认识，有一段时间与列宁经常见面。她追随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恩格斯，曾撰文批驳伯恩斯坦，后又批驳考茨基，她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批评列宁建党思想中的“无情的集中主义”、“极端的集中主义”。她说：“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一九一八年秋她在狱中又写了一篇更著名的文章《论俄国革命》，她在文中写道：“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试验是在想像得到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进行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如果“把它当社会主义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主要就是因为这两篇文章，她被戴上“卢森堡主义”的帽子，认为她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体系。苏共二十大以前，在苏联、民主德国、波兰等一些国家，连引用卢森堡的话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也主要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使卢森堡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声誉。
　　卢森堡在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尖锐批评列宁，但就理论观点总体而言，卢森堡与列宁有许多一致之处。这是德国的保尔·弗勒利希在《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一书中提出的看法，已逐渐被一些国家的研究者接受。在这方面顾准与卢森堡不同，就理论观点总体而言，顾准与列宁居多的是不同。详细评说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目的，只略举几例吧。
　　一九一六年列宁写出一本著名的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卢森堡所处的时代使她容易认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总崩溃的论断，后来的顾准看到的许多事实都会使他不能同意列宁的这个论断。这里也不必再说列宁这个论断的真理性问题，起码还有两个中国人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缺少原创性，脱胎于一九○二年出版的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这两个人就是顾准和居美学者周策纵。卢森堡虽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不是一个党和一个集团的专政”，但她在理念上还是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已披露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陈独秀晚年也说过：“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在古罗马时代，独裁与专政是一个意思）顾准也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的批评者。再比如关于议会政治问题，虽然卢森堡不赞成“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但她对议会政治是有保留的，是持批评态度的。顾准则认为：“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是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这就是说，开始只不过是等级君主制下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成了民主政治惟一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他认识到议会政治还极不完善，同时他更认识到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足以代替它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这是不是对民主政治演进史的实事求是的概括呢？我以为是的。
　　两位旷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卑鄙的谋杀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即民主是阶级的民主和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本质。”这样来论证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捕当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不经审判即被凶杀，这是极端蔑视法律的野蛮和残暴行径，但与一九八○年韩国全斗焕军事独裁专制集团调集陆空军血洗光州城，学生市民死伤数千人，毕竟不能相比。光州惨案是对民主的扼杀，也是对民主的催生，韩国终于走上了政治现代化之路。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害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报纸上公布的官方消息都是隐瞒事实真相。二十多天后即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红旗报》头版刊登了列奥·约吉谢斯（他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同为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揭露事实真相的文章。允许在报纸上揭露事实真相还是不允许，这是完全不同的。约吉谢斯做了详细调查，其文有根有据，舆论大哗。当局不得不着手调查，并决定予以起诉，参与杀害事件的军官们被判了刑。当然也难免丢卒保车，未涉及高层人物，还有人帮助被判刑的军官逃往国外，真正被关进监狱的是参与杀害事件的一个士兵。五个月后卢森堡的尸体浮出水面被冲到岸边，为她送葬的行列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仅花圈就达六百多。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处以极刑后，可以在报纸上揭露事实真相吗？可以对杀害她的人起诉吗？可以为她公开送葬吗？民主政体的社会中也会有野蛮、残暴、恐怖，但与专制的无法无天毕竟有根本的区别。
　　二旷文还提到顾准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认为顾准的思想既没有过时也不会在思想史上失踪，只是有些人不敢面对他的思想，不愿宣传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