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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春秋时期齐国强臣管仲的名言，这句话的意思是：（百姓的）粮仓充足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放在当下来理解那就是在寻求效率和价值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普遍遵循市场的原则行事，按照这种模式，人们经过取舍和平衡，会形成一个地域性的中间阶层。在这个阶层大家会感到一致性的安全感以及舒适度，而后在普遍的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小悦悦》案件中，十八人的集体冷漠不得不说很罕见，但是既然是事实，我也不多加评论。我接下来只是通过管仲这句名言的含义来解析为什么十八人会集体冷漠而相反一个物质条件更差的拾荒者反而愿意伸出援手，而后对我解析的结果进行一些推理和设想。
关键词 小悦悦事件道德的 “休克性缺失” 恒产与恒心
作者简介：游森然，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2-008-02
案例介绍：
事故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当时是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一名两岁女童小悦悦在马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轧，肇事车辆逃逸，而随后的一辆车又从被撞倒在地的小悦悦身上开了过去，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小悦悦被碾轧之后的七分钟内，先后有十几位路人从倒在血泊中已经血肉模糊的小悦悦身边经过。她们未施以援手。反而一位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我们的社会道德怎么了——为什么会罕见的出现十八人连续冷漠？
如果每个人救小悦悦的平均概率是90%那么连续18人不救的概率是，10%的18次方，不救的概率几乎为零。如果每个人不救小悦悦的平均概率是90%，那么连续是18人不救的概率是，90%的18次方，概率约为0.15，一次实验发生的几率也不大（小概率事件在一次实验中必不发生），所以从客观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我认为每个人不救小悦悦的概率极有可能是超过90%的，至少可能达到96%，因为96%的18次方约为0.47接近50%，可以解释一次实验有一半几率会发生。
如果真如我推理，那么社会科学（从法社会学角度）的依据在哪里呢？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如果不能够相互切合且彼此脱节时，必然会导致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道德等问题，社会道德将会扭曲变形。就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状态而言，多元文化已经涉入社会各个角落，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所蕴含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追求已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主导，人们以成为“经济人”为最终追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还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偏差，也都会反映到日常生活层面，表现为知行脱节，在理论上，每个人都是“道德人”，而在行为上，每个人又都以“经济人”为追求。恰好，我们国家目前处于深度转型期间，社会形态为M型结构像橄榄型结构的转型期，中产阶级大量缺失，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大多数人处于城市中下层级（而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个区域之间又存在本身的贫富差距）对于生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因此这个时候会出现社会道德的“休克性缺失”（人们不是没有道德，因为从事后网上的关注度和各大电视台对此事的争相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此事是不为公众道德所容忍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在网上评论和参与讨论容易，如果真正把这些人置于当时的十人人角色之一，或许结果也与这十八人无异，网络从来都是情绪化道德的无记名宣泄。人们的道德只是暂时缺失了，而缺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关注度在自身的安全感和舒适度上，但是这个安全感和舒适度绝对不是极为富足安逸的物质生活，而是社会中产阶级平均的舒适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里我要做进一步解释“仓廪实”、“衣食足”在每个时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春秋时期，或许真的就是仓满丰衣，但是现代社会，吃饱饭穿暖衣已经不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但是恰恰因为物质生产能力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人们对“仓廪实”、“衣食足”的标准也在“平均化”的提高，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词语来解释，那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四个标准是在某一区域内，你对自己的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未来的养老费用、子女的教育费用和购买住房的费用没有压力），而凡是在“中产阶级”以下的人们，都普遍的具有社会道德的“休克性缺失”。而“小悦悦事件”向我们展示了社会道德的“休克性缺失”所产生的恶果。
社会道德的“休克性缺失”是不是一定会导致社会道德的集体沦丧？
上文我提到社会市场化程度越高，人们的物质追求之心就越强，能够给予他人的真情与帮助也就越少，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M型社会的框架下更是如此，在面对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时，我们可以看到，有着一定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市民，或者说那些生活在市场体制之中遵循市场规律基本原则的人们，都选择了冷漠逃离，而最后救起小悦悦的，是按照现在的评判标准，被圈在市场之外，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的拾荒者，为什么会这样呢？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有恒产者有恒心，民无恒产，无恒心。这个是人性，也是被社会大众所认知的真理，西方国家历来重视公民私有財产权利的保护。而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姓“社”那么必然以“公有制”为基础，但是宪法何以以此为规定呢？因为在一个国家当中，如果公民的都没有私有的概念，那么对于市场经济体质的建立和社会生产效率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的。放在本文中，那就是“恒心”民有“恒心”国家才能“恒久”。我们注意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也就是说，有一种人还是可以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的，那就是“士”，战国时期对“士”的要求是，引用后世的描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横渠。这是一种超然的自身修养和道德修炼。但是纵观我国通史，这样的人都一定是属于社会的少数，在历史上个性被极度压抑的年代，这样的人甚至属于极少数（如文革时期）。 那么为什么我国历史各朝代会有“士”这样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甚至可以“无恒产，有恒心”，这样士的养成和占社会人群的百分比又受什么因素影响呢？
基于对“小悦悦事件”的思考与分析，主要针对当下社会的发展下的道德缺失，我的主张是依据普遍的公共理性，经过思考构建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能够自行运转和监督的社会道德机制。
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按照自然法学派的主张，最终决定人类行为走向的还是人之理性，正是因为有着理性的力量，最初的人类走到了今天，虽然这期间有着血泪的历史，但是人类还是凭借着理性的智慧走向成功。人类能够理性地思考并解决问题，能够通过理性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在面对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还是诉诸人，诉诸具有理性的人，我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个体性也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公共性，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性分析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
从今天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分层来看，对于当下的社会人，尤其是年轻人，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人们所处的这一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暂时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可能被放弃的。彻底放弃，寻找一种新的模式，在短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且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就是，改变自身的个体维度以及所处的社会维度的上层建筑层面。
最后：可否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恢复”M型社会下公民的道德的“休克性缺失”？
“小悦悦事件”并非特例，但是由于媒体的报道和人们的道德冲动在网络上的情绪化宣泄，导致其成为当下的焦点。说它不是特例的原因意味着，如果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不做出反思，此事以后肯定会发生。因此面对日益纷杂的社会道德状况，多元的价值观念辨析，亟待基于公共理性，对此做出改变，建立社会道德机制，形成良性的道德环境。作为生存于这一社会之中的一份子，也有责任以身作则，为社会道德的改善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依据主体意志的自由思想，社会道德建制可能会被看成是道德强权、道德暴力，每一项定位又基于人们的观念和地域性的差异有所不同。但是为了能够解决当下的社会道德问题甚至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问题，考虑到法律执行成本太高，只能选择道德形式，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道德机制，从机制本身的能动性入手，逐步地以外力作用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可能这一过程是漫长的，痛苦的，而且可能伴随着不规则的习惯性挤压，但只要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机制，它就一定能够长期有效地发挥影响作用，能够为道德行为提供道德保障、规避道德风险、鼓励向善为善的行为，进而促进社会良好道德环境的形成。在尊重个体自由、自决的西方社会，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道德建制”，但是他们却长期受着宗教的影响与约束。西方社会的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世俗层面上就是具体的社会道德建制，甚至更为深入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影响个体的思想。在西方社会，随处可见散落在城市、乡村的教堂，深入到个体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大小圈子的各种教会组织、宗教仪式、宗教团体等，正是这一系列相关因素，约束引导着人们的公共生活、个体生活。综上所述，基于公共理性，以社会发展和稳定和諧为出发点的社会道德建制是必要的。而立法，尤其是用法律来“提升”道德，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参考文献：
[1]吴元元.神灵信仰、信息甄别与古代清官断案.中国社会科学.2006（6）.
[2]宋培.小悦悦事件法律解决方法可行性分析.山东大学.2012年.
[3]牟世晶.对小悦悦事件的道德反思——兼论社会道德建制.道德与文明.2012（1）.
关键词 小悦悦事件道德的 “休克性缺失” 恒产与恒心
作者简介：游森然，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2-008-02
案例介绍：
事故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当时是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一名两岁女童小悦悦在马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轧，肇事车辆逃逸，而随后的一辆车又从被撞倒在地的小悦悦身上开了过去，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小悦悦被碾轧之后的七分钟内，先后有十几位路人从倒在血泊中已经血肉模糊的小悦悦身边经过。她们未施以援手。反而一位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我们的社会道德怎么了——为什么会罕见的出现十八人连续冷漠？
如果每个人救小悦悦的平均概率是90%那么连续18人不救的概率是，10%的18次方，不救的概率几乎为零。如果每个人不救小悦悦的平均概率是90%，那么连续是18人不救的概率是，90%的18次方，概率约为0.15，一次实验发生的几率也不大（小概率事件在一次实验中必不发生），所以从客观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我认为每个人不救小悦悦的概率极有可能是超过90%的，至少可能达到96%，因为96%的18次方约为0.47接近50%，可以解释一次实验有一半几率会发生。
如果真如我推理，那么社会科学（从法社会学角度）的依据在哪里呢？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如果不能够相互切合且彼此脱节时，必然会导致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道德等问题，社会道德将会扭曲变形。就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状态而言，多元文化已经涉入社会各个角落，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所蕴含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追求已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主导，人们以成为“经济人”为最终追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还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偏差，也都会反映到日常生活层面，表现为知行脱节，在理论上，每个人都是“道德人”，而在行为上，每个人又都以“经济人”为追求。恰好，我们国家目前处于深度转型期间，社会形态为M型结构像橄榄型结构的转型期，中产阶级大量缺失，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大多数人处于城市中下层级（而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个区域之间又存在本身的贫富差距）对于生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因此这个时候会出现社会道德的“休克性缺失”（人们不是没有道德，因为从事后网上的关注度和各大电视台对此事的争相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此事是不为公众道德所容忍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在网上评论和参与讨论容易，如果真正把这些人置于当时的十人人角色之一，或许结果也与这十八人无异，网络从来都是情绪化道德的无记名宣泄。人们的道德只是暂时缺失了，而缺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关注度在自身的安全感和舒适度上，但是这个安全感和舒适度绝对不是极为富足安逸的物质生活，而是社会中产阶级平均的舒适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里我要做进一步解释“仓廪实”、“衣食足”在每个时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春秋时期，或许真的就是仓满丰衣，但是现代社会，吃饱饭穿暖衣已经不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但是恰恰因为物质生产能力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人们对“仓廪实”、“衣食足”的标准也在“平均化”的提高，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词语来解释，那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四个标准是在某一区域内，你对自己的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未来的养老费用、子女的教育费用和购买住房的费用没有压力），而凡是在“中产阶级”以下的人们，都普遍的具有社会道德的“休克性缺失”。而“小悦悦事件”向我们展示了社会道德的“休克性缺失”所产生的恶果。
社会道德的“休克性缺失”是不是一定会导致社会道德的集体沦丧？
上文我提到社会市场化程度越高，人们的物质追求之心就越强，能够给予他人的真情与帮助也就越少，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M型社会的框架下更是如此，在面对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时，我们可以看到，有着一定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市民，或者说那些生活在市场体制之中遵循市场规律基本原则的人们，都选择了冷漠逃离，而最后救起小悦悦的，是按照现在的评判标准，被圈在市场之外，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的拾荒者，为什么会这样呢？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有恒产者有恒心，民无恒产，无恒心。这个是人性，也是被社会大众所认知的真理，西方国家历来重视公民私有財产权利的保护。而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姓“社”那么必然以“公有制”为基础，但是宪法何以以此为规定呢？因为在一个国家当中，如果公民的都没有私有的概念，那么对于市场经济体质的建立和社会生产效率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的。放在本文中，那就是“恒心”民有“恒心”国家才能“恒久”。我们注意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也就是说，有一种人还是可以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的，那就是“士”，战国时期对“士”的要求是，引用后世的描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横渠。这是一种超然的自身修养和道德修炼。但是纵观我国通史，这样的人都一定是属于社会的少数，在历史上个性被极度压抑的年代，这样的人甚至属于极少数（如文革时期）。 那么为什么我国历史各朝代会有“士”这样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甚至可以“无恒产，有恒心”，这样士的养成和占社会人群的百分比又受什么因素影响呢？
基于对“小悦悦事件”的思考与分析，主要针对当下社会的发展下的道德缺失，我的主张是依据普遍的公共理性，经过思考构建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能够自行运转和监督的社会道德机制。
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按照自然法学派的主张，最终决定人类行为走向的还是人之理性，正是因为有着理性的力量，最初的人类走到了今天，虽然这期间有着血泪的历史，但是人类还是凭借着理性的智慧走向成功。人类能够理性地思考并解决问题，能够通过理性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在面对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还是诉诸人，诉诸具有理性的人，我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个体性也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公共性，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性分析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
从今天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分层来看，对于当下的社会人，尤其是年轻人，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人们所处的这一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暂时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可能被放弃的。彻底放弃，寻找一种新的模式，在短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且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就是，改变自身的个体维度以及所处的社会维度的上层建筑层面。
最后：可否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恢复”M型社会下公民的道德的“休克性缺失”？
“小悦悦事件”并非特例，但是由于媒体的报道和人们的道德冲动在网络上的情绪化宣泄，导致其成为当下的焦点。说它不是特例的原因意味着，如果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不做出反思，此事以后肯定会发生。因此面对日益纷杂的社会道德状况，多元的价值观念辨析，亟待基于公共理性，对此做出改变，建立社会道德机制，形成良性的道德环境。作为生存于这一社会之中的一份子，也有责任以身作则，为社会道德的改善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依据主体意志的自由思想，社会道德建制可能会被看成是道德强权、道德暴力，每一项定位又基于人们的观念和地域性的差异有所不同。但是为了能够解决当下的社会道德问题甚至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问题，考虑到法律执行成本太高，只能选择道德形式，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道德机制，从机制本身的能动性入手，逐步地以外力作用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可能这一过程是漫长的，痛苦的，而且可能伴随着不规则的习惯性挤压，但只要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机制，它就一定能够长期有效地发挥影响作用，能够为道德行为提供道德保障、规避道德风险、鼓励向善为善的行为，进而促进社会良好道德环境的形成。在尊重个体自由、自决的西方社会，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道德建制”，但是他们却长期受着宗教的影响与约束。西方社会的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世俗层面上就是具体的社会道德建制，甚至更为深入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影响个体的思想。在西方社会，随处可见散落在城市、乡村的教堂，深入到个体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大小圈子的各种教会组织、宗教仪式、宗教团体等，正是这一系列相关因素，约束引导着人们的公共生活、个体生活。综上所述，基于公共理性，以社会发展和稳定和諧为出发点的社会道德建制是必要的。而立法，尤其是用法律来“提升”道德，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参考文献：
[1]吴元元.神灵信仰、信息甄别与古代清官断案.中国社会科学.2006（6）.
[2]宋培.小悦悦事件法律解决方法可行性分析.山东大学.2012年.
[3]牟世晶.对小悦悦事件的道德反思——兼论社会道德建制.道德与文明.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