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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被“刺死”，捷克诞生
特蕾津坐落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北面60公里处，城市符号是一颗六角星。看起来很美好，可那个符号的交叉线条，让人感到一股凛冽的寒光和锐气。
这座老城，也如同一大一小两颗美丽的星星，挂在易北河支流奥塞河的两岸，还没见过哪座城市有这么美的轮廓。不过，当初修建城堡，显然不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这是法国著名军事工程师沃邦的设计模式。
当今捷克地区，有大约400年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780年，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他同时也是德王、奥王、匈牙利王和波希米亚王，针对北面的普鲁士，扼守水陆，选择花费10年时间在这里修建要塞，并且用他母亲，有“欧洲丈母娘”之称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的名字命名。
特蕾津堡垒建成后，没有派上大用场,就转作驻防城镇。一战结束时，这里有整整20年作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使用，其中就包括在萨拉热窝刺杀费迪南大公夫妇的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的意外遇刺也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费迪南大公的妻子是波希米亚人，他们夫妇的主要寓所在布拉格东南的王子猎宫，刺杀他们的激进分子也被关在波希米亚的监牢，直到1918年因肺结核病死狱中。那年，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
二战，特蕾津永远的伤痛
坟墓中的坟墓，谁能分辨，
时间久久扫过，逝者的脸。
证言，如此恐怖地，折磨心，
我们来到这里，朽蚀黑暗。
只有夜晚和风的嚎叫，
落在坟墓的一角，
只有那片草地，那苦涩的草，
五月前花开料峭。
这是捷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献给二战中特蕾津死者的纪念。
经过墓地，就是特蕾津纪念馆的入口。门洞漆成黑白相间的颜色，增加了几分沉重和肃穆，守门人发给我们参观门票，和一张指示图，我们一步步接近里面的故事。
经过冰冷的囚室区域，过桥，从一扇小鐵门拾级而下，走入一人高、一人宽的幽暗深长的地道里，曲曲折折地行进500米。入口处边上那个小房间，曾经用来停放被折磨致死的尸体，出口处就是死刑执行场，我们走在中间。
当年的死刑犯也是从这里到达刑场。1945年5月2日，纳粹末日来临前，在这里穷凶极恶地枪杀了52名希望就在眼前的囚犯。
这就是特蕾津“小堡垒”，地图上那颗“小星星”，从1940年6月起，成为布拉格盖世太保的政治犯监狱。1941年11月，“大星星”主城堡垒成为盖世太保的犹太人集散和中转营。1944年春，附近的利多梅日采还开设了地下囚犯工厂。
1940年到1945年之间，超过30个国家的20万人，分别关押在这三处地方。犯人中，每五人就有一个在这里惨遭迫害致死，还有9万多人在转到其他集中营、灭绝营后死亡。那些集中营、灭绝营的名称，镌刻在特蕾津的一座石碑上。
可是，战争结束并不就意味着死亡和痛苦的结束。1945年4月到5月上旬，纳粹撤退过程中，这里的混乱、拥挤、肮脏和暴行更加恐怖，恶劣的境况导致斑疹热和其他疾病蔓延，很多已经解放的囚犯、医务人员、救助志愿者和参与救助的红军都因病死亡。付出重大牺牲，传染才被控制住，最终挽救了2.5万个生命。
“小堡垒”于1947年开始，改建成纪念馆。据最新统计，特蕾津的年参观人数在23万左右，其中来自国外的参观者就有十七八万人。我们到的时候，看到一群德国学生正准备离开，停车场也经常停着来自德国的大巴。
《汉娜的手提箱》诞生于此
这里与两本著名的书有关。
《汉娜的手提箱》，获得多个世界性奖项，2002年至2006年间，仅英文版就印刷了17次。旅美著名作家林达夫妇将之译成中文发行，打动了无数中国读者。
故事是这样的：日本东京的浩劫博物馆向世界寻求可以用来展示的真实物品，奥斯威辛博物馆寄给他们汉娜的手提箱。为了搞清日本孩子对手提箱来历的追问，奥斯威辛的馆长坚持不懈地追索，发现特蕾津纪念馆保存的囚犯名单中有汉娜的名字，还说她被转往奥斯威辛遇害，她幸存的哥哥叫乔治·布兰迪。在工作人员和幸存者的热心帮助下，乔治·布兰迪老人终于肯打开记忆的闸门，翻出特蕾津的伤心往事。
这个故事中涉及到的每个活着的普通人，都是那么真诚，都毫不敷衍。和汉娜一样打动人们的二战故事很多，而这个幼小女孩的不幸、失去亲人痛苦的故事，由来自几个国家的真诚的普通人共同分担着、传递着，感动了更多当今时代的人。
另一本书，是布拉格犹太博物馆1993年编的诗画册，封面是红、黄、绿、蓝、黑色涂抹出来的太阳和地平线，和我们在幼儿园里看到的儿童画没有丝毫区别。扉页下面黑底白字写着书名——《我从没看过蝴蝶在这里飞》，里面收录了40多幅儿童画和近30首诗，选自1942年到1944年间被关押在特蕾津监狱的孩子们的创作，他们一共留存下来4000多幅画和上百首诗。书里有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特蕾津孩子们的狱中艺术生活。编者对每个留下名字的小作者，都作了简单的备注。书名选自23岁遇害的诗人巴维尔的诗《蝴蝶》。
林达夫妇也出版了一本介绍特蕾津孩子诗画的书，人们说，这是一次最残酷的赏析。这些稚嫩无暇、美好无比的画与诗，出自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随时被死亡笼罩的孩子，哪怕是最小心翼翼的珍藏，也无法令我们的心情感到平静和放松。
我觉得不应该说他们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这反而是对他们的不敬。准确地说，他们在地狱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间生活的诉求和实践。
这儿有一首名叫《全在于你怎么看》的小诗，作者米罗斯拉夫，遇害的时候只有12岁。
特蕾津充满美丽，
在你眼中，这很清晰。
我听到行军的脚步声，
在街道中穿行。
特蕾津犹太区，（特指集中营，本文作者注）
对我而言，就是这样，
地球上一平方公里
从自由的世界割离。
这个小哲学家兼诗人还写道，死亡将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而整个世界的正义，也许能够帮助可怜的人们把疼痛和悲哀变甜。
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面
我问书店店员，有没有1945年到1948年之间历史的介绍，她摇摇头，因为我们查到这里有长期举办的小型展览，她抬手作了一个横扫的动作，“这里完全没有这段！”
她是捷克人。
我们有点担心，在纪念捷克苦难为主的特蕾津，不依不饶地向一个捷克人追问关押德裔的资料，也许会引起不满。
其实，我们在正前方的四号院看到一幅绿色的海报，上面写着“1945-1948德国战俘营历史长期展览”，但海报旁边却并没有能打开的门。我们特意拍下了海报照片，去大门那里问，怕说不清楚，还把照相机拍下来的图拿给她看，那上面有捷克语、德语和英语三种文字，那个接待员却摇摇头表示不知所云，然后给我们介绍另一处利多梅日采地下工厂的展览。
特蕾津纪念馆的网站上有一小段介绍，1945年到1948年，小堡垒作为俘虏收容所，收入了第一批德军战俘，还包括那些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这部分相关历史，曾被尘封，直到1989年民主革命以后，才对历史学家正常开放，随后，战后情况的图片也公之于众。
历史的另一面就是，1945年7月以后，特蕾津转由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管理。1946年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这里再次成为集散转运中心，转移犯人和被驱逐的德裔多达24万人。1948年2月29日，随着德裔人口被完全驱逐，特蕾津囚营才告关闭。
据说，当时有“超过15万人生活在拘留营，其中1.6万名15岁以下的儿童，只因为他们是德裔”。好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德裔和捷克斯拉夫人历史上的民族纠葛，说来话长。
而特蕾津是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最坏的拘留营之一，特别是拘押德裔人口初期，由于疾病、缺乏食物和非法的屠杀事件，关押犯人的死亡率极高。战争结束，并不意味死亡就结束了。
二战以后，有关各国虐待战俘的记载很多。谈到当年苏联的行为，英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认为，“1945年，几乎所有的苏联人都认为那时应该是纳粹德国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残暴和仇恨的惯性，其杀伤力也不容忽视。
残酷集中营里的美丽诗篇，与二战受难者对德裔人的复仇，都是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而且是防止我们非此即彼地矫枉过正、肆意妄为的最珍贵的历史另一面。
特蕾津坐落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北面60公里处，城市符号是一颗六角星。看起来很美好，可那个符号的交叉线条，让人感到一股凛冽的寒光和锐气。
这座老城，也如同一大一小两颗美丽的星星，挂在易北河支流奥塞河的两岸，还没见过哪座城市有这么美的轮廓。不过，当初修建城堡，显然不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这是法国著名军事工程师沃邦的设计模式。
当今捷克地区，有大约400年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780年，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他同时也是德王、奥王、匈牙利王和波希米亚王，针对北面的普鲁士，扼守水陆，选择花费10年时间在这里修建要塞，并且用他母亲，有“欧洲丈母娘”之称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的名字命名。
特蕾津堡垒建成后，没有派上大用场,就转作驻防城镇。一战结束时，这里有整整20年作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使用，其中就包括在萨拉热窝刺杀费迪南大公夫妇的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的意外遇刺也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费迪南大公的妻子是波希米亚人，他们夫妇的主要寓所在布拉格东南的王子猎宫，刺杀他们的激进分子也被关在波希米亚的监牢，直到1918年因肺结核病死狱中。那年，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
二战，特蕾津永远的伤痛
坟墓中的坟墓，谁能分辨，
时间久久扫过，逝者的脸。
证言，如此恐怖地，折磨心，
我们来到这里，朽蚀黑暗。
只有夜晚和风的嚎叫，
落在坟墓的一角，
只有那片草地，那苦涩的草，
五月前花开料峭。
这是捷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献给二战中特蕾津死者的纪念。
经过墓地，就是特蕾津纪念馆的入口。门洞漆成黑白相间的颜色，增加了几分沉重和肃穆，守门人发给我们参观门票，和一张指示图，我们一步步接近里面的故事。
经过冰冷的囚室区域，过桥，从一扇小鐵门拾级而下，走入一人高、一人宽的幽暗深长的地道里，曲曲折折地行进500米。入口处边上那个小房间，曾经用来停放被折磨致死的尸体，出口处就是死刑执行场，我们走在中间。
当年的死刑犯也是从这里到达刑场。1945年5月2日，纳粹末日来临前，在这里穷凶极恶地枪杀了52名希望就在眼前的囚犯。
这就是特蕾津“小堡垒”，地图上那颗“小星星”，从1940年6月起，成为布拉格盖世太保的政治犯监狱。1941年11月，“大星星”主城堡垒成为盖世太保的犹太人集散和中转营。1944年春，附近的利多梅日采还开设了地下囚犯工厂。
1940年到1945年之间，超过30个国家的20万人，分别关押在这三处地方。犯人中，每五人就有一个在这里惨遭迫害致死，还有9万多人在转到其他集中营、灭绝营后死亡。那些集中营、灭绝营的名称，镌刻在特蕾津的一座石碑上。
可是，战争结束并不就意味着死亡和痛苦的结束。1945年4月到5月上旬，纳粹撤退过程中，这里的混乱、拥挤、肮脏和暴行更加恐怖，恶劣的境况导致斑疹热和其他疾病蔓延，很多已经解放的囚犯、医务人员、救助志愿者和参与救助的红军都因病死亡。付出重大牺牲，传染才被控制住，最终挽救了2.5万个生命。
“小堡垒”于1947年开始，改建成纪念馆。据最新统计，特蕾津的年参观人数在23万左右，其中来自国外的参观者就有十七八万人。我们到的时候，看到一群德国学生正准备离开，停车场也经常停着来自德国的大巴。
《汉娜的手提箱》诞生于此
这里与两本著名的书有关。
《汉娜的手提箱》，获得多个世界性奖项，2002年至2006年间，仅英文版就印刷了17次。旅美著名作家林达夫妇将之译成中文发行，打动了无数中国读者。
故事是这样的：日本东京的浩劫博物馆向世界寻求可以用来展示的真实物品，奥斯威辛博物馆寄给他们汉娜的手提箱。为了搞清日本孩子对手提箱来历的追问，奥斯威辛的馆长坚持不懈地追索，发现特蕾津纪念馆保存的囚犯名单中有汉娜的名字，还说她被转往奥斯威辛遇害，她幸存的哥哥叫乔治·布兰迪。在工作人员和幸存者的热心帮助下，乔治·布兰迪老人终于肯打开记忆的闸门，翻出特蕾津的伤心往事。
这个故事中涉及到的每个活着的普通人，都是那么真诚，都毫不敷衍。和汉娜一样打动人们的二战故事很多，而这个幼小女孩的不幸、失去亲人痛苦的故事，由来自几个国家的真诚的普通人共同分担着、传递着，感动了更多当今时代的人。
另一本书，是布拉格犹太博物馆1993年编的诗画册，封面是红、黄、绿、蓝、黑色涂抹出来的太阳和地平线，和我们在幼儿园里看到的儿童画没有丝毫区别。扉页下面黑底白字写着书名——《我从没看过蝴蝶在这里飞》，里面收录了40多幅儿童画和近30首诗，选自1942年到1944年间被关押在特蕾津监狱的孩子们的创作，他们一共留存下来4000多幅画和上百首诗。书里有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特蕾津孩子们的狱中艺术生活。编者对每个留下名字的小作者，都作了简单的备注。书名选自23岁遇害的诗人巴维尔的诗《蝴蝶》。
林达夫妇也出版了一本介绍特蕾津孩子诗画的书，人们说，这是一次最残酷的赏析。这些稚嫩无暇、美好无比的画与诗，出自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随时被死亡笼罩的孩子，哪怕是最小心翼翼的珍藏，也无法令我们的心情感到平静和放松。
我觉得不应该说他们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这反而是对他们的不敬。准确地说，他们在地狱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间生活的诉求和实践。
这儿有一首名叫《全在于你怎么看》的小诗，作者米罗斯拉夫，遇害的时候只有12岁。
特蕾津充满美丽，
在你眼中，这很清晰。
我听到行军的脚步声，
在街道中穿行。
特蕾津犹太区，（特指集中营，本文作者注）
对我而言，就是这样，
地球上一平方公里
从自由的世界割离。
这个小哲学家兼诗人还写道，死亡将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而整个世界的正义，也许能够帮助可怜的人们把疼痛和悲哀变甜。
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面
我问书店店员，有没有1945年到1948年之间历史的介绍，她摇摇头，因为我们查到这里有长期举办的小型展览，她抬手作了一个横扫的动作，“这里完全没有这段！”
她是捷克人。
我们有点担心，在纪念捷克苦难为主的特蕾津，不依不饶地向一个捷克人追问关押德裔的资料，也许会引起不满。
其实，我们在正前方的四号院看到一幅绿色的海报，上面写着“1945-1948德国战俘营历史长期展览”，但海报旁边却并没有能打开的门。我们特意拍下了海报照片，去大门那里问，怕说不清楚，还把照相机拍下来的图拿给她看，那上面有捷克语、德语和英语三种文字，那个接待员却摇摇头表示不知所云，然后给我们介绍另一处利多梅日采地下工厂的展览。
特蕾津纪念馆的网站上有一小段介绍，1945年到1948年，小堡垒作为俘虏收容所，收入了第一批德军战俘，还包括那些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这部分相关历史，曾被尘封，直到1989年民主革命以后，才对历史学家正常开放，随后，战后情况的图片也公之于众。
历史的另一面就是，1945年7月以后，特蕾津转由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管理。1946年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这里再次成为集散转运中心，转移犯人和被驱逐的德裔多达24万人。1948年2月29日，随着德裔人口被完全驱逐，特蕾津囚营才告关闭。
据说，当时有“超过15万人生活在拘留营，其中1.6万名15岁以下的儿童，只因为他们是德裔”。好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德裔和捷克斯拉夫人历史上的民族纠葛，说来话长。
而特蕾津是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最坏的拘留营之一，特别是拘押德裔人口初期，由于疾病、缺乏食物和非法的屠杀事件，关押犯人的死亡率极高。战争结束，并不意味死亡就结束了。
二战以后，有关各国虐待战俘的记载很多。谈到当年苏联的行为，英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认为，“1945年，几乎所有的苏联人都认为那时应该是纳粹德国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残暴和仇恨的惯性，其杀伤力也不容忽视。
残酷集中营里的美丽诗篇，与二战受难者对德裔人的复仇，都是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而且是防止我们非此即彼地矫枉过正、肆意妄为的最珍贵的历史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