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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郭政民身为公安厅厅长，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达1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赃款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当时，郭政民成为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公安厅厅长。
听到死刑宣判，郭政民木然失态，审判长一再问他是否上诉，他已经失去反应，后来勉强回应道：“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要求会见律师。”最后郭政民表示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打掉大老虎露出二虎尾巴
1993年7月底，中纪委调查组飞赴贵州，调查贵州省政协常委、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董事长闫健宏的犯罪问题（已于1995年1月12日被执行死刑）。8月下旬，查证闫健宏与金凯利之间的经济往来时，发现贵州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曾经为金凯利非法异地办理两张赴港单程证，立即引起办案人员的警觉。
办案人员随即找郭政民谈话，郭政民承认为金凯利办过两张单程证，为此金凯利向公安厅捐赠100万元，还因工作需要，吸收金凯利加入公安厅为“密干”。
调查组在省公安厅招待所的账面上查到：金凯利由深圳银行汇进公安厅招待所110万元，其中10万元已转到由金凯利担任董事长的贵阳丽晶饭店账上。金凯利提供的证词称：10万元是饭店付给省公安厅的“挂靠费”。既是“挂靠费”，郭政民为什么不向组织说明？为什么公安厅其他领导都不知道此事？公安厅财务部门为什么没有进账？10万元最后落在谁手里？
调查组进一步查证，发现其中疑点很多，极有可能是权钱交易，与郭政民谈话时他也表現反常。调查组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老办法，静观其变。
9月中旬，金凯利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抓获，从深圳押回贵阳。中纪委调查组指示贵州省政法部门，抽调可靠人员，秘密看守金凯利，对外封锁有关消息，此举成为突破闫健宏和郭政民大案的关键一步。
调查组很快查实，深圳新王朝酒店的香港股东金凯利，持有秘鲁护照，说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继续查下去，他本名凌秉强，原来是专业坑蒙拐骗的假洋鬼子，劣迹斑斑，多次被公安机关收审，现在还有诈骗数百万元巨款的嫌疑在身。可是，这个黑道人物居然还持有贵州省公安厅的工作证，自称贵州省公安厅处级秘密侦查员，想要从他嘴里调查案情，真是难上加难。
几天审讯下来，假洋鬼子终于明白，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已经自身难保，再也不可能给他开后门，老实交代还有出路，顽抗下去死路一条，他终于狠下心来告诉调查人员：“请你们准备好录音机啦，我说啦，我要完全说啦！”
1992年9月，金凯利经闫健宏引荐结识郭政民，金凯利请求郭政民，异地办理其妻刘某及生意合伙人李某赴香港的单程通行证。郭政民将办妥的两份通行证交给金凯利，当晚金凯利宴请郭政民，饭后，金凯利拿出3万元人民币，以“厅长基金”的名义送给郭政民。
违规异地办证，又涉嫌权钱交易，中纪委调查组极其重视此事，领导办案的中纪委副书记王德瑛亲自找郭政民谈话。郭政民承认1992年给金凯利办妥往来港澳通行证后，金凯利向公安厅捐款100万元，用于资助公安厅招待所升级改造。
调查组查清，金凯利从深圳寄出110万元的汇票给郭政民，郭政民将汇票交公安厅招待所入账后，又按金凯利的要求将其中10万元转到他在贵阳的丽晶酒店。既然金凯利在贵阳有企业，用现金为什么还要跑去深圳汇过来？这笔钱绕圈子是不是为了郭政民？
据金凯利交代：1992年2月19日郭政民的大儿子去上海，20日返回贵阳，我给他带回了10万元。
线索虽然重要，必须核实才有价值。
办案人员花去一周时间，往返于贵阳上海之间，查遍所有售票窗口，也查不到郭政民长子的购票线索。后来商议怎么查证，一位肯于动脑的年轻人建议，我们查查民航的计算机吧，可能又全又快。当年常人很少接触计算机，当然也想不到计算机都有什么用途，亏得这位年轻人，很快从民航计算机里查到郭政民长子购买贵阳、上海往返机票的证据。由此可以反证金凯利的口供真实可靠。
1993年10月，中纪委调查组指示贵州省纪委、监察厅调查郭政民的问题。
亡羊补牢不补不放心
郭政民后来交代说，自从9月份中纪委领导找他谈话之后，他就没有睡过一夜好觉。偏偏11月12日又传来闫健宏被省检察院刑事拘留，19日被逮捕，这贵州省的“第一夫人”有靠山有背景，都不能逃过反腐风暴，他又何能躲得过灭顶之灾？只能靠自救了！
想想自己干了大半辈子公安，办理的案子也多到数不清，难道还应付不了非专业的纪检人员吗？
1993年12月2日，郭政民找到贵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樊某，他也是引荐自己结识金凯利的牵线人，两人密谋怎样处理金凯利送给郭政民的钱。他们乘坐郭政民的专车找到一处工地，郭政民要樊某赶快找从前的“特情”过来，商议把金凯利的钱用公安经费的名义拿走。
所谓“特情”就类似于外国警察使用的“线人”。
郭政民找到贵阳某公司经理，借款13万元，顶替金凯利送给他的贿赂款，然后准备让“特情”用公安经费名义领走。让人意外的是，金凯利贿赂的钱他就存在银行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他还宁肯去借钱，也舍不得动那笔贿赂款和利息。人为财死首先是死了心眼、死了理智，死于愚蠢。
郭政民带着借款回到办公室，将13万元现金交给公安厅党委秘书王某，仔细交代他：明天，我叫“特情”过来把钱领走，要是有人问起这件事，你就说，这笔钱是我今年3月份交给你的，3月26日，一定记住3月26日，“特情”当作公安经费领走了。
第二天中午，樊某带着“特情”来到郭政民办公室，“特情”从王秘书手里领走13万元，当场写下收条，将收款日期倒签为1993年3月26日。郭政民瞪圆眼睛守在旁边看着他们演戏。领钱之后，按照事先安排，“特情”离开贵阳。 郭政民又跟两个儿子和其他知情人员，统一了应付调查的说辞。
12月5日，郭政民再一次找来樊某，两人乘车直奔贵黄公路某立交桥，然后躲上小路，郭政民要司机下车，他和樊某在车里商量，要他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找到金凯利的合伙人李某，不落实金凯利在北京给他4万元的去处，他就没法安心。
樊某当晚用电话找到已在上海的李某，转告他：“郭厅长再三要我找你，问你在北京天桥宾馆给他的钱，是不是当时他就还给你了。”李某顿时明白，郭政民出事了，准备让他承认4万元钱早已经归还，是想自保，他马上答应，12月10日左右他会赶到贵阳再商量。
贿赂你的人必然是你的掘墓人
办案人员分析案情，认为除去金凯利，对郭政民最知情的应该是金凯利的合伙人李某，李某与郭政民的利害关系也低于金凯利，有可能成为案情的突破口。
李某最初不肯配合，但办案人员亮明办案决心，案子不结绝不收兵，并再三保证充分考虑他的处境，对于他的配合严格保密，绝不外传，还对他的人身安全采取了相应措施。李某才开口：“贵阳那10万元汇款，金凯利让我分作三份，两份3万元、一份4万元。12月4日当晚，我从饭店包间的玻璃窗里看到，金凯利把一份交给了郭政民。”
办案人员再找金凯利核对，他却死不承认。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吐口说：“1992年12月4日，公安厅招待所转给我10万元，我让李某将其中的3万装入牛皮纸袋子啦。当晚，我邀郭政民来丽晶酒店吃饭。吃完饭啦，等到陪侍小姐和李某都离开啦，我把纸袋交给郭政民，他推脱一番，最后装进皮夹克啦。”李某还按金凯利的吩咐，将其中4万元交给郭政民次子，以给郭政民妻子看病。
可是金凯利被问及此事，根本不承认，他讲得理直气壮：“10万元我都讲啦嘛，我为什么要瞒4万元啦？”
办案人员不相信他的理直气壮，再三追问下来，金凯利说要是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实话实说，原来他不是想保郭政民，他要讨价还价保自己。
最后查清，郭政民先后3次收受金凯利的贿赂款17万元。
没有民众监督必然失去民众的保护
办案人员群策群力，制定出妥善行动方案，成立由贵州省有关领导坐镇的指挥中心，对涉案的重要对象郭政民、郭妻、长子、次子等7人，分别由7个组控制审讯，另设一个机动组。哪个组有了线索立即报告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马上调动其他各组加紧验证核实。一旦需要外调核实证据，则由机动组出马。
1993年12月7日上午10点左右，郭政民被叫到省监察厅，刚刚坐下，他左右两边立刻坐满了人。省纪委书记夏国华当即向他宣布：“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并征求了公安部的意见，决定马上停止你的职务，由省纪委对你立案调查。”
夏国华还说：“你的事情组织上是掌握的，你想一想，有什么需要向组织上讲清楚的，待会吃了饭，先把情况写一写。”
下午，郭政民大笔一挥全盘写出，承认收受金凯利从上海托儿子带回的10万元，丽晶饭店吃饭收到的3万元，全都交给党委秘书王凯利保管，几天后这笔钱就被“特情”领走。至于在北京爱人看病收到的4万元，由于看病没用上，当时就还给了李某。然后又写下自我批评：为金凯利之妻等二人异地办照，违反规定极其错误;将金凯利发展为密干，发给证件，使其到处招摇撞骗，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中纪委领导找我谈话，许多问题没讲清楚，错过了机会，是我自己误了自己。
等夏国华看完，郭政民说：“老夏，就是这么回事，该说的说了，该写的写了，大家都是搞案子的嘛，我可以等你们去查。”
夏国华笑起来：“据我们调查，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因为你是领导干部，组织上想挽救你，一再给你机会。中纪委领导找你谈话你没讲，上个月初我找你谈话你也没有讲，现在是第三次。凡事都要有个限度，事不过三嘛！希望你端正态度，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
凌晨两点钟，贵阳市检察院宣布对郭政民实施刑事拘留。
贵阳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分析郭政民的状态，认为他一向从事公安工作，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必须出其不意，先挫其锐气，打乱他的设想。
显然，他已经拉开架势，等着你审讯他17万元的下落，好解脱自己。可是，办案人员把他送进看守所，居然一天一夜没理他，这让他大感意外，急得竟然找看守催促起来：“按法律规定，拘留24小时就应该提审，现在他们怎么还不来？”
直到最后期限，办案人员出现在他面前，知道他急于想表白自己无罪，偏偏不让他讲已经烂熟于心的说辞，拦住他急于想说的东西，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更让他意外的是，还没有谈过任何实质性问题，办案人员又突然对他宣布予以逮捕。之后办案人员告诉他，对你郭厅长这样有身份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拿到充分的证据，怎么会对你采取逮捕措施？郭政民虽然干了一辈子公安，也没遇到过如此办案的，他不能不想，自己要怎么说已经没有用了。
郭政民对看守比画他自己的头，意思要被砍头，性命难保。通过监控观察到，他已经处于恍惚状态，显然精神防线近于崩溃。办案人员又找到他在北京的姐姐，请她给郭政民写信劝说他争取宽大处理。
郭政民终于主动交代问题。
执政者在权力的宝座上坐得久了，前呼后拥，呼风唤雨，必然会越来越威风，越来越喜欢发号施令，以至于失去正常人的理智，常常高估自己的智力能力，常常误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无所不能，无所不成。正因为这种变态导致郭政民已经理解不了组织对他的关爱，居然把组织给他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的体谅，当作组织的无能无奈，把组织规劝当作诱骗他自投罗网，到头来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
1995年1月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二审期间郭政民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故判绝郭政民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執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赃款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伊索寓言里说，有只贪心的大狗，从肉店里偷到一块大骨头，躲到大桥上去偷着啃，一低头却看见河水里有只大狗，叼着一块比自己还大的骨头，忍不住扔掉自己的骨头，跳进河水去抢那块大骨头。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宝贵都失掉了。
栏目主持人：夏春晖
当时，郭政民成为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公安厅厅长。
听到死刑宣判，郭政民木然失态，审判长一再问他是否上诉，他已经失去反应，后来勉强回应道：“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要求会见律师。”最后郭政民表示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打掉大老虎露出二虎尾巴
1993年7月底，中纪委调查组飞赴贵州，调查贵州省政协常委、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董事长闫健宏的犯罪问题（已于1995年1月12日被执行死刑）。8月下旬，查证闫健宏与金凯利之间的经济往来时，发现贵州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曾经为金凯利非法异地办理两张赴港单程证，立即引起办案人员的警觉。
办案人员随即找郭政民谈话，郭政民承认为金凯利办过两张单程证，为此金凯利向公安厅捐赠100万元，还因工作需要，吸收金凯利加入公安厅为“密干”。
调查组在省公安厅招待所的账面上查到：金凯利由深圳银行汇进公安厅招待所110万元，其中10万元已转到由金凯利担任董事长的贵阳丽晶饭店账上。金凯利提供的证词称：10万元是饭店付给省公安厅的“挂靠费”。既是“挂靠费”，郭政民为什么不向组织说明？为什么公安厅其他领导都不知道此事？公安厅财务部门为什么没有进账？10万元最后落在谁手里？
调查组进一步查证，发现其中疑点很多，极有可能是权钱交易，与郭政民谈话时他也表現反常。调查组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老办法，静观其变。
9月中旬，金凯利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抓获，从深圳押回贵阳。中纪委调查组指示贵州省政法部门，抽调可靠人员，秘密看守金凯利，对外封锁有关消息，此举成为突破闫健宏和郭政民大案的关键一步。
调查组很快查实，深圳新王朝酒店的香港股东金凯利，持有秘鲁护照，说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继续查下去，他本名凌秉强，原来是专业坑蒙拐骗的假洋鬼子，劣迹斑斑，多次被公安机关收审，现在还有诈骗数百万元巨款的嫌疑在身。可是，这个黑道人物居然还持有贵州省公安厅的工作证，自称贵州省公安厅处级秘密侦查员，想要从他嘴里调查案情，真是难上加难。
几天审讯下来，假洋鬼子终于明白，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已经自身难保，再也不可能给他开后门，老实交代还有出路，顽抗下去死路一条，他终于狠下心来告诉调查人员：“请你们准备好录音机啦，我说啦，我要完全说啦！”
1992年9月，金凯利经闫健宏引荐结识郭政民，金凯利请求郭政民，异地办理其妻刘某及生意合伙人李某赴香港的单程通行证。郭政民将办妥的两份通行证交给金凯利，当晚金凯利宴请郭政民，饭后，金凯利拿出3万元人民币，以“厅长基金”的名义送给郭政民。
违规异地办证，又涉嫌权钱交易，中纪委调查组极其重视此事，领导办案的中纪委副书记王德瑛亲自找郭政民谈话。郭政民承认1992年给金凯利办妥往来港澳通行证后，金凯利向公安厅捐款100万元，用于资助公安厅招待所升级改造。
调查组查清，金凯利从深圳寄出110万元的汇票给郭政民，郭政民将汇票交公安厅招待所入账后，又按金凯利的要求将其中10万元转到他在贵阳的丽晶酒店。既然金凯利在贵阳有企业，用现金为什么还要跑去深圳汇过来？这笔钱绕圈子是不是为了郭政民？
据金凯利交代：1992年2月19日郭政民的大儿子去上海，20日返回贵阳，我给他带回了10万元。
线索虽然重要，必须核实才有价值。
办案人员花去一周时间，往返于贵阳上海之间，查遍所有售票窗口，也查不到郭政民长子的购票线索。后来商议怎么查证，一位肯于动脑的年轻人建议，我们查查民航的计算机吧，可能又全又快。当年常人很少接触计算机，当然也想不到计算机都有什么用途，亏得这位年轻人，很快从民航计算机里查到郭政民长子购买贵阳、上海往返机票的证据。由此可以反证金凯利的口供真实可靠。
1993年10月，中纪委调查组指示贵州省纪委、监察厅调查郭政民的问题。
亡羊补牢不补不放心
郭政民后来交代说，自从9月份中纪委领导找他谈话之后，他就没有睡过一夜好觉。偏偏11月12日又传来闫健宏被省检察院刑事拘留，19日被逮捕，这贵州省的“第一夫人”有靠山有背景，都不能逃过反腐风暴，他又何能躲得过灭顶之灾？只能靠自救了！
想想自己干了大半辈子公安，办理的案子也多到数不清，难道还应付不了非专业的纪检人员吗？
1993年12月2日，郭政民找到贵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樊某，他也是引荐自己结识金凯利的牵线人，两人密谋怎样处理金凯利送给郭政民的钱。他们乘坐郭政民的专车找到一处工地，郭政民要樊某赶快找从前的“特情”过来，商议把金凯利的钱用公安经费的名义拿走。
所谓“特情”就类似于外国警察使用的“线人”。
郭政民找到贵阳某公司经理，借款13万元，顶替金凯利送给他的贿赂款，然后准备让“特情”用公安经费名义领走。让人意外的是，金凯利贿赂的钱他就存在银行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他还宁肯去借钱，也舍不得动那笔贿赂款和利息。人为财死首先是死了心眼、死了理智，死于愚蠢。
郭政民带着借款回到办公室，将13万元现金交给公安厅党委秘书王某，仔细交代他：明天，我叫“特情”过来把钱领走，要是有人问起这件事，你就说，这笔钱是我今年3月份交给你的，3月26日，一定记住3月26日，“特情”当作公安经费领走了。
第二天中午，樊某带着“特情”来到郭政民办公室，“特情”从王秘书手里领走13万元，当场写下收条，将收款日期倒签为1993年3月26日。郭政民瞪圆眼睛守在旁边看着他们演戏。领钱之后，按照事先安排，“特情”离开贵阳。 郭政民又跟两个儿子和其他知情人员，统一了应付调查的说辞。
12月5日，郭政民再一次找来樊某，两人乘车直奔贵黄公路某立交桥，然后躲上小路，郭政民要司机下车，他和樊某在车里商量，要他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找到金凯利的合伙人李某，不落实金凯利在北京给他4万元的去处，他就没法安心。
樊某当晚用电话找到已在上海的李某，转告他：“郭厅长再三要我找你，问你在北京天桥宾馆给他的钱，是不是当时他就还给你了。”李某顿时明白，郭政民出事了，准备让他承认4万元钱早已经归还，是想自保，他马上答应，12月10日左右他会赶到贵阳再商量。
贿赂你的人必然是你的掘墓人
办案人员分析案情，认为除去金凯利，对郭政民最知情的应该是金凯利的合伙人李某，李某与郭政民的利害关系也低于金凯利，有可能成为案情的突破口。
李某最初不肯配合，但办案人员亮明办案决心，案子不结绝不收兵，并再三保证充分考虑他的处境，对于他的配合严格保密，绝不外传，还对他的人身安全采取了相应措施。李某才开口：“贵阳那10万元汇款，金凯利让我分作三份，两份3万元、一份4万元。12月4日当晚，我从饭店包间的玻璃窗里看到，金凯利把一份交给了郭政民。”
办案人员再找金凯利核对，他却死不承认。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吐口说：“1992年12月4日，公安厅招待所转给我10万元，我让李某将其中的3万装入牛皮纸袋子啦。当晚，我邀郭政民来丽晶酒店吃饭。吃完饭啦，等到陪侍小姐和李某都离开啦，我把纸袋交给郭政民，他推脱一番，最后装进皮夹克啦。”李某还按金凯利的吩咐，将其中4万元交给郭政民次子，以给郭政民妻子看病。
可是金凯利被问及此事，根本不承认，他讲得理直气壮：“10万元我都讲啦嘛，我为什么要瞒4万元啦？”
办案人员不相信他的理直气壮，再三追问下来，金凯利说要是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实话实说，原来他不是想保郭政民，他要讨价还价保自己。
最后查清，郭政民先后3次收受金凯利的贿赂款17万元。
没有民众监督必然失去民众的保护
办案人员群策群力，制定出妥善行动方案，成立由贵州省有关领导坐镇的指挥中心，对涉案的重要对象郭政民、郭妻、长子、次子等7人，分别由7个组控制审讯，另设一个机动组。哪个组有了线索立即报告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马上调动其他各组加紧验证核实。一旦需要外调核实证据，则由机动组出马。
1993年12月7日上午10点左右，郭政民被叫到省监察厅，刚刚坐下，他左右两边立刻坐满了人。省纪委书记夏国华当即向他宣布：“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并征求了公安部的意见，决定马上停止你的职务，由省纪委对你立案调查。”
夏国华还说：“你的事情组织上是掌握的，你想一想，有什么需要向组织上讲清楚的，待会吃了饭，先把情况写一写。”
下午，郭政民大笔一挥全盘写出，承认收受金凯利从上海托儿子带回的10万元，丽晶饭店吃饭收到的3万元，全都交给党委秘书王凯利保管，几天后这笔钱就被“特情”领走。至于在北京爱人看病收到的4万元，由于看病没用上，当时就还给了李某。然后又写下自我批评：为金凯利之妻等二人异地办照，违反规定极其错误;将金凯利发展为密干，发给证件，使其到处招摇撞骗，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中纪委领导找我谈话，许多问题没讲清楚，错过了机会，是我自己误了自己。
等夏国华看完，郭政民说：“老夏，就是这么回事，该说的说了，该写的写了，大家都是搞案子的嘛，我可以等你们去查。”
夏国华笑起来：“据我们调查，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因为你是领导干部，组织上想挽救你，一再给你机会。中纪委领导找你谈话你没讲，上个月初我找你谈话你也没有讲，现在是第三次。凡事都要有个限度，事不过三嘛！希望你端正态度，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
凌晨两点钟，贵阳市检察院宣布对郭政民实施刑事拘留。
贵阳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分析郭政民的状态，认为他一向从事公安工作，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必须出其不意，先挫其锐气，打乱他的设想。
显然，他已经拉开架势，等着你审讯他17万元的下落，好解脱自己。可是，办案人员把他送进看守所，居然一天一夜没理他，这让他大感意外，急得竟然找看守催促起来：“按法律规定，拘留24小时就应该提审，现在他们怎么还不来？”
直到最后期限，办案人员出现在他面前，知道他急于想表白自己无罪，偏偏不让他讲已经烂熟于心的说辞，拦住他急于想说的东西，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更让他意外的是，还没有谈过任何实质性问题，办案人员又突然对他宣布予以逮捕。之后办案人员告诉他，对你郭厅长这样有身份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拿到充分的证据，怎么会对你采取逮捕措施？郭政民虽然干了一辈子公安，也没遇到过如此办案的，他不能不想，自己要怎么说已经没有用了。
郭政民对看守比画他自己的头，意思要被砍头，性命难保。通过监控观察到，他已经处于恍惚状态，显然精神防线近于崩溃。办案人员又找到他在北京的姐姐，请她给郭政民写信劝说他争取宽大处理。
郭政民终于主动交代问题。
执政者在权力的宝座上坐得久了，前呼后拥，呼风唤雨，必然会越来越威风，越来越喜欢发号施令，以至于失去正常人的理智，常常高估自己的智力能力，常常误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无所不能，无所不成。正因为这种变态导致郭政民已经理解不了组织对他的关爱，居然把组织给他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的体谅，当作组织的无能无奈，把组织规劝当作诱骗他自投罗网，到头来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
1995年1月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二审期间郭政民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故判绝郭政民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執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赃款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伊索寓言里说，有只贪心的大狗，从肉店里偷到一块大骨头，躲到大桥上去偷着啃，一低头却看见河水里有只大狗，叼着一块比自己还大的骨头，忍不住扔掉自己的骨头，跳进河水去抢那块大骨头。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宝贵都失掉了。
栏目主持人：夏春晖